1957-12-31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勤俭持家
朱德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勤俭持家的口号，作为勤俭建国这个方针的重要补充。这个号召，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它对每个家庭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但也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为了改变我国这种落后状态，几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作了极大的努力，使生产和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国家还是落后和贫穷的。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建成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争取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依靠全中国六亿多人的一致努力，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切实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才能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
我国人民向来是勤劳节俭的，“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广大干部和军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正因为如此，我党以及我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能够在敌人重重包围和进攻的严重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战胜了敌人。在我们由乡村进入城市以后，一方面大大地改变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城市所遗留下来的奢侈风气；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在和平建设环境中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并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某些人中间，又滋长起一种奢侈浪费的风气，衣食追求华美，居住要求阔气，在婚丧嫁娶、送往迎来等方面讲究排场，以为这样才够“面子”。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不良的风气。这种不良风气，在1952年展开的“三反”运动中，曾经受到过批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但是这几年来，这种风气又有所发展。我们要彻底地把它纠正过来。
在旧社会生活过的劳苦群众和经过斗争锻炼的革命干部，对于艰苦奋斗和勤俭持家的号召，是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在旧时代受过艰难困苦，拿今天的生活同过去的生活相比较，他们就知道今天的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广大的青年群众也都懂得，祖国的美好将来和人民幸福的生活，只能靠艰苦的劳动来创造，他们生气勃勃地为新社会的建设而努力劳动。但是对于一些青年特别是对一些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年说来，他们既不知道过去的艰苦，也就比不出今天的幸福。他们甚至说：“你们是生活在旧时代，应该受苦；我们是生活在新社会，应该享福。”于是有些人就斤斤计较工资待遇的高低，专门考虑个人的狭隘的利益，而对于我们国家还在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以及生活的改善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来逐步提高等重大的事情，反而置诸脑后了。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
勤俭持家包括勤和俭两个方面。“勤”就是要多方面增产。凡家庭成员中稍有时间的就必须让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大的如参加农业生产，小的如搞副业生产、饲养家畜家禽以及必要的家务劳动等。“俭”就是要多方面节约。在衣、食、住、行以及日用等方面，无论是现金和物资，凡是可以不花的，就尽量不花；凡是可以少花的，就尽量少花；节省下来的现金和物资，都应当储蓄起来。这样日积月累，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俗话说得好：“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自己家庭红白喜事、医药卫生等临时开支的需要，还可以为国家积累建设的资金。总之，在贯彻执行勤俭持家方针的时候，主要应当从勤劳生产、厉行节约和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等三方面来努力。勤俭持家，人人有责，妇女是家务的主持者，在这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每个妇女都能勤俭持家，就可以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后，由于我们宣传教育不够，不少人往往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既然进入社会主义了，一切困难都可以靠国家和集体来解决。他们说：“生产听锣响，吃穿找社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取酬”的原则，并不是什么“吃大锅饭”。我们应该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日常生活、一切婚丧嫁娶和人情往来都要力求简朴和节约，同时提倡积粮防荒、积钱备用，提倡互助互济，发扬我国劳动人民的“乡邻相帮”的美德。这些对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利益，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国家有六万万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负有一种不可推辞的光荣的养老养小的责任。可是有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把养老养小的光荣任务，看成是一个额外负担，不正当地把这个责任推给公家和集体，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做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但是只要我们全国六亿多人和一亿多个家庭都觉悟和团结起来，实行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那么，我们建设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前仍然是比较落后和比较贫穷的中国，一定能变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
（为“中国妇女”杂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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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埋头建设山区的老红军
胡坚
湖南平江县幕阜山的杨泗农业社里，有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业老红军陈发启。他已经在这里种了四年地，和群众一道克勤克俭地建设着山区。
陈发启今年五十六岁，1927年8月1日参加红军，1931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等甲级残废军人，红军的连级干部，1953年7月从湖南省荣军学校转业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一个初冬的早上，我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里，在田间找到了这位革命老人，那时，他正赤着脚和社员们一道锄油菜。
陈发启的须发已经斑白，但身体很结实。手上的茧磨得很厚，脚上有着一道道的裂痕。
我问他：
“生活好么？”
“很好！很好！”他说：“我今年作了一千多个工分；加上我妻子的，共有一千四百多工分。可惜年老了，一天只能做四、五分工。”
一天做四分工，做一千个工分就要整整出工二百五十天。我问他：“那不每天要出工？”
“当然啰！”他满不在乎地说：“现在的日子，比起我们从前闹革命，经常雪里爬，雨里淋，住岩洞，嚼草根的生活来说，太享福了，多作点工夫算什么！”
陈发启的家里有不大的三间住房，屋檐下挂满了一提提金黄色的包谷，房里到处堆着红薯和刚晒干的红薯丝，墙上挂着各种式样的农具，完全是一个山村农家。
陈发启的妻子叫童清莲，有三十多岁，她是1943年参加革命、1946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她每天带着六个小孩，弄茶饭，锄园，种菜，养猪，在社里出工，还担任社的出纳员。我们去时，她正背着小孩在收红薯丝。今年他家收获两千多斤红薯，都是她一个个刨成丝、晒干收藏的。
陈发启家种菜养猪是全社最出色的，四年里养了六头出栏大肥猪。今年养了一头母猪，春天养了八个小猪，都借给了比较贫困的社员饲养。在他家带动下，全社一百六十二户养的猪由1954年的二十多头发展到现在的二百五十多头。
陈发启家的生活非常俭朴。陈发启身上穿的黄军服已经穿了十一年、棉衣也穿了五个冬天，到处都补过了。他妻子穿的也是这样。四年前，他夫妇复员回家时，国家曾给他们五千多元的转业生产补助费和安家费。几年来，除了添置农具、整修房屋和在农业社投资花去几百元外，现在银行里还存有近四千元，作为将来子女的教育经费。目前，他们主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过活。好些社员都劝陈发启：“干革命，吃尽了苦，现在，该吃好点、穿好点，不要太节省了。”陈发启总是向这些人解释：“我们过的生活很好啦！把钱节下来，有困难就不向国家要，这样，国家的建设就搞得快些，大家的生活也会改善得快些。”
平江县党、政府的负责干部和附近学校里的师生，经常来访问这位革命老人。去冬，中共平江县委财贸部长带访问团来到他家时，发现当时农村食油、猪肉供应比较紧张，就给他写了一封优待买食油、猪肉的证明信，希望当地供应部门加以照顾，买肉也不要让这位革命老人排队。后来，社干部拿这封信买了三斤食油，陈发启马上收回了这封证明信，劝阻社干部不要这样做。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能享受特权。”从此，他仍旧按当地群众食油供应标准购买食油，买猪肉也同群众一道去排队。
全国解放后，陈发启就考虑到自己年老了，文化水平又不高，搞机关工作还不如回家生产对国家帮助大些。1953年他们回到平江县后，一位副县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劝他们住在县城里方便些。陈发启婉言谢绝了。回到家里，当地政府给他房屋、田地，并且准备给他代耕。他也谢绝了。自己整修好房屋，还买了耕牛、农具，安家落户搞生产。
当时乡里的工作比较落后，没有建党，也没有互助合作组织。他在上级党委协助下，那年冬天就办民校，宣传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培养贫农骨干、组织变工互助。他首先和九户贫农、下中农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跟着全乡就发展到三十二个。从1954年春天乡里建立共产党支部到1956年撤区并乡时止，他一直担任乡支部书记。1955年冬天他在乡里建立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全乡已实现高级合作化了。
去年他担任乡支书作了八百多个劳动工分，而且经常在生产中起带头作用。1953年冬天他第一个带头车干一口塘，挑了一千五百多担塘泥下到他的四亩田里，第二年这几亩田就成了全乡的高额丰产田，改变了当地群众认为塘泥不肥的保守思想，使全乡找到了大量的肥源。1955年他又第一个带头在山区试种双季稻和推广均匀密植获得丰收，当地政府组织全乡的农民来参观，使得这个历史上从没有种过双季稻的地区现在有60％的稻田种上了双季稻，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每亩三百斤增加到今年的六百八十多斤。明年这个社可能达到每亩一千斤。现在，他每天和群众一道起早贪黑地积肥，全社平均每亩已有土肥一百多担，比去年同期多一倍。
我随陈发启在这山村里走了一周。这个社只有几百亩小秃山，陈发启回家以后就自己拿钱买了十三万多株树苗，发动群众普遍造林，现在新植的松树已有半个人高了。山坡上一小块块的荒地都被开垦出来种上了麦子。在临河的小山上安装了两部抽水机，河水翻过山坳，灌溉着两千多亩农田，这个十年九旱的地方，现已水旱无忧。陈发启说，明年他们要把河里的潮沙挑到粘泥田里，改良土壤；要在山坡上建立起新式的茶园和果园。要逐年把这贫瘠山区变成富饶的地方。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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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行本质改造　成为服务社会主义的政党
民进中央机关辩论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下月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推动全会整风运动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机关的整风运动，已形成一个群众性的鸣放高潮。从10月底到12月30日，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提出了一千零九十一条意见，平均每个干部贴了六张大字报。群众提出的意见内容非常广泛，有些批评了民进中央在执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要求深入检查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帮助党整风期间的一些工作布置；有些指名指姓地对领导同志及干部在鸣放初期发表的错误言论，提出质问和批评，要求检查政治立场；还有许多人对领导作风、工作制度、组织机构、干部政策、行政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批评和改进意见。
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对群众的意见十分重视。中央副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领导人都到会仔细地观看了大字报，并深入小组听取群众鸣放。秘书长杨东蓴、副秘书长徐伯昕、冯宾符、葛志成也贴出大字报，表示欢迎群众提出批评，并要深入检查改造自己。
近两个月来，整风领导小组已召开三次全体干部大会，作了整风的动员报告，逐步解除了群众思想顾虑，使运动得以深入展开。在最近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整风办公室主任杨东蓴作了前一阶段整风的小结。杨东蓴说，整风一个多月来已有很大成绩。群众提出的大量意见基本上是好的，对改造我们立场，检查领导思想，克服工作缺点大有好处。民进中央过去缺乏批评空气，现在能面对面、背对背地提出意见，这是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鸣放还不够深入，还要求放得更广更深。杨东蓴表示民进中央有决心把整风搞好搞透，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彻底改造民进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杨东蓴指出下一阶段民进中央机关的整风和中央领导层的一般整风结合进行。中央领导人分别参加机关的学习小组，并将就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资产阶级性政党及知识分子改造等重大问题，展开专题大辩论。杨东蓴并宣布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三个专门小组，按问题性质来处理群众的意见，做到边整边改。现在已根据“先拣芝麻，后抱西瓜”的精神，及时解决了群众提出的九十四条意见。对牵涉较大，需要进行慎重研究的问题，如机构体制、工作制度、人事安排等，准备进行专题鸣放，辩论后解决。
目前，民进中央机关的整改已转入专题鸣放和大辩论阶段。从12月28日起，已结合鸣放中揭发出来的实际问题，先就民进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大辩论。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958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将讨论民进中央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经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等问题，并将交流开展一般整风的经验，以进一步推动全会整风运动。会议还将就有关民进本质改造问题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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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罢免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
并撤销一批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
新华社杭州30日电　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今天开幕。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全体代表根据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建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罢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的浙江省省长、副省长的职务；罢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王国松等九人的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撤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沙文汉等七人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全体代表一致认为：根据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揭发的材料，沙文汉、杨思一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浙江全省人民决不容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继续担任省长、副省长职务；根据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材料，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姜震中、俞子夷、姚顺甫、胡海秋、陈学昭、彭瑞林九人，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不能容许他们继续担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决定予以罢免。全体代表一致认为：根据浙江省及北京有关机关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材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和冯雪峰七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能容许他们继续充任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决定撤销他们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今天下午，全体代表听取了浙江省副省长霍士廉代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今天大会开幕以前，举行过三天半的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和列席人员分组座谈和讨论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一致认为浙江全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致认为：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不仅是浙江党组织的大胜利，也是全省人民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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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参观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
据新华社30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今天下午在北京参观了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同副总理一起去参观的，还有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副团长吴拉茂大使和代表团团员吴昂钦。
吴觉迎副总理在结束参观时为展览会题词。他写道：“水力既能成为人类的朋友，也能成为人类的敌人。看到你们在曾经屡次泛滥成灾危害人类的各条大河上建设水坝和水力发电站的计划，感到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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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医学科学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30日电　应邀来我国进行了访问的埃及医学科学代表团，已在29日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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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路透社总编辑柯尔到北京
新华社30日讯　英国路透社总编辑柯尔应新华通讯社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在12月30日到达北京。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邓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卢鸣谷等到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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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电唁努舍克逝世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9日致电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努舍克的逝世表示哀悼。电文如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及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会：
惊悉努舍克副总理归天，谨代表中国基督徒致以深切哀悼。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5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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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和右派分子共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罗青反党面目被彻底揭穿
本报讯　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前校长罗青，经过该校党内外同志两个多月来的揭露，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党、反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观点，向党进攻并积极参与右派分子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党内右派分子。
揭发的材料证明，罗青首先抬出反动学者陈达，为章罗联盟树立起了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旗帜”。罗青曾到处为陈达吹嘘并参与陈达的反动的人口论文的准备工作。他于2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到会的有费孝通、李景汉、潘光旦、吴文藻等右派分子，会上，右派分子们大肆攻击党，散播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的观点。罗青大加支持，认为这是“宝贵的收获”。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为章罗联盟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聚集了政治力量。
罗青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策划工作。陈达、吴景超等右派分子进行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阵地的阴谋活动罗青都积极参加意见。
罗青担任北京劳动干校校长的一年内，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始终和党采取对抗态度。如干校办学方针的问题，劳动部党组多次派人检查，作过明确的指示和结论，但罗青拒不执行，还在群众中散播流言，污蔑“劳动部对干校工作不懂行”。而他自己则坚持一贯主张的“为教学服务，实际上就是为教员服务”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学观点。他并发动与组织教员在黑板报上写文章，支持他的谬论，企图造成群众舆论，强迫党接受他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也极力加以歪曲，他在教员中散播“教员高人一等，工农干部半瓶子醋”的思想，并要工农出身的干部为青年知识分子服务，无原则地迁就某些教员的不合理要求，谁反对他的做法，谁就是“不懂办学方针”，从而达到他拉拢一批亲信，排挤工农老干部，在学校中推行其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目的。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青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他向全校人员公开宣布“干校还未发现右派分子”，并散播“资产阶级思想不一定完全是反动的”论调，以此混淆群众视听，削弱群众斗志。他还给黑板报写社论，给反右派斗争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有人对这篇社论提出了批评，罗青便在全校人员大会上辱骂他们是“有背景的”，“有意挑剔是非，掀风作浪，攻击领导”。企图压制和阻挠干校的反右派斗争。
罗青堕落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现已查明，他出身于富农家庭，担任过江苏省江都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省党部的科长、江苏省伪警官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改组派江苏省会特委书记以及石友三部第三军十一师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期间，罗青于1927年写过“在显微镜下的共产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污蔑共产党的反动文章。1938年罗青到解放区后，伪造历史，骗取了党的信任，1942年混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十多年来，虽然对他进行了长期的教育，但他始终坚持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同党离心离德，特别是1947年他因犯了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以后，竟公开拒绝党对他的教育。
在大量事实面前，右派分子罗青现在已开始低头认罪。
　　　（马维才）

第4版()
专栏：

如何在街道居民中开展大辩论
本报记者　宜勤
如何根据街道居民特点，在他们中间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北京市东四区人民委员会在试点工作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东四区从8月下旬即已在瓦岔胡同办事处慧照寺居民委员会和魏家胡同办事处西廊下居民委员会开始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试点工作，几个月来，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居民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普遍认识到“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的道理，进一步树立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思想，许多过去叫嚷粮食偏紧的人自动提出节约粮食。许多埋怨商品供应紧张的人现在不再埋怨了。
在街道居民当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究竟依靠什么人？这是东四区街道试点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街道辩论和一切工作一样，首先要依靠积极分子，因为积极分子生活在群众当中，熟悉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开始时，工作组部分干部对这个问题曾存在一些错误看法，他们认为：“辩论，就是要靠嘴巴，要依靠能说会道的”。因此，有些地方把没有经过改造的资本家、伪保安队队长都当作了积极分子。但是，这些人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骨子里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西廊下居民委员会中有个委员是资本家，外运粮食，侵吞粮票，可是工作组有的干部却叫他去领导粮食大辩论。辩论会怎么能开的好呢？
那么，在街道大辩论中，究竟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呢？应该依靠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城市居民，在这些人当中，许多人由于文化水平限制，不一定能说会道，但是，一经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他们便能分清大是大非，积极领导群众大鸣大放和大争。慧照寺侧门十五号郭德元，在解放前，穷得吃不上饭，借债度日，有一次借了钱去买混合面，钱被国民党大兵抢去，当时警察不但不出来保护，反而把郭德元打了一顿。农村贫农出身的李淑兰，解放前，也是个没饭吃的人，现在每月都能吃到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工作组紧紧依靠这些人。这些人不仅在辩论会上能够据理驳斥种种错误的言论，而且积极地对政府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郭德元一家有三人，在辩论会上，通过回忆对比，说明：共产党来了，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商品计划供应，劳动人民生活就有了保障。大鸣大放中，郭德元想尽各种办法，不分白天黑夜到居民家中进行个别访问，设法消除群众思想顾虑，许多居民也就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不仅如此，郭德元的爱人，在郭德元带动下，也成为一个骨干力量，在节约粮食时，她也挨户访问，帮助大家算清四笔账：一、浪费账；二、客人吃粮食的账；三、实际用粮账；四、余粮账和节约粮食账。许多人经她帮助一算，原来节约二斤、三斤的，可以节约四斤、五斤了。
所谓依靠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城市居民，并不等于说一切事情就都由这些人包办起来，要开展大辩论，还得要依靠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情况比较复杂，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也还有极少数坏分子，蓄意破坏大辩论。因此一定要做好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慧照寺第六居民小组对这个工作做的较好。这个小组在组织训练辩论队伍时，注意吸收中间群众参加，中间群众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积极地参加辩论。张老太太、赵太太就是这样的人，在鸣放会上，曾有人说：“养几只鸡，吃点粮食，有什么了不起！”赵老太太就给算了一笔账：她自己养了几只鸡，一年要吃十八斤粮食，如果有一百家像她这样养鸡，一年就要吃一千八百斤粮食，一千八百斤粮食，可供五个妇女吃一年。她说：“谁说鸡吃点粮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家不多，十家就多了，对个人对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二天，她就把两只鸡送到城外去了，她院里有三户养鸡的也都把鸡送走了。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同时，还应该正确发挥机关干部、职工的作用。慧照寺有些人在鸣、放会上不敢发言，有一个工人就在会上生动地介绍了工厂大鸣大放的情况，鼓励大家鸣放。群众说：原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咱们就说说吧！有些机关干部回家后，积极启发、引导家属鸣放，起了很大作用。
在辩论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大家思想顾虑，鼓励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是东四区街道试点工作中的另一个问题。在鸣放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再提什么意见，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有人说：“解放以后，吃饱穿暖，还叫人家怎么啦。”有些人有意见，但是不敢讲。
针对以上情况，工作组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来消除居民的思想顾虑，首先由工作组、办事处出面说清楚大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团结，改进工作。接着，工作组又深入家庭访问，个别谈心，针对各人具体情况进行说服教育。这样有些人敢于说话了，西廊下有一个姓侯的，原来什么话也不说，经过说服教育后，就提了三条意见。
即使经过大会动员，个别访问，仍有少数人不愿说话。这主要是有少数家庭妇女，第一，她们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讲话；第二，为家务劳动的牵连，开会时间一长，就惦念起“丈夫快下班了，要烧饭了！”、“孩子睡觉要醒来了！”也就没心思说话。针对这一情况，东四区试点工作中注意改进鸣放形式。由原来召开大型座谈会改变成召开院落座谈会，这种座谈会的人数不超过十人，时间短，离家近，不妨碍家务劳动，孩子哭了，还可以回去抱来再开会，同时，参加会议的人都互相了解，说话方便。西廊下居民委员会，在鸣放开始时，是开大型的座谈会，发言人数寥寥无几，一再动员，许多人仍不讲话，后来开这样的小型座谈会，个个争先恐后发言，有些人发言两三次。对于个别在小型座谈会上仍不愿发言的人，他们又采取个别访问的办法，西廊下方玉珍对街道治安工作的意见怎么也不肯说，后来在个别访问中谈出来了。
有人说：过多采用院落座谈会及个别访问的形式，意见不能通气，相互间不能有所启发，东四区试点工作中是采取编发油印小报的办法来弥补这个缺陷。油印小报把各个院落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重要意见，及时介绍给大家。一次小报上登着西廊下有人提出：有些不务正业的人，在街道上拉人赌博，影响不好。别的组有的居民看到了，就提出他们那里也有这种情况。
另外，在鸣放中认真贯彻边整边改精神，也是消除群众顾虑推动群众鸣放的有效方法。东四区两个试点居民委员会的居民，在鸣放中提出了八百二十四条意见，涉及商品供应、商店工作人员作风，城市就业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区人民委员会对于这些意见及时逐件进行了研究，根据具体条件和轻重缓急作了处理，特别是抓紧解决群众要求比较迫切，意见比较集中和目前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西廊下许多居民提出：这条胡同附近有两家煤铺，划片供应的范围不够明确，两家煤铺互推，有些户已经两个月没有得到机制煤球。这个问题提出以后，煤建公司区店在三天之内就作了处理。区副食品零售管理处根据群众的意见，召开了有关业务人员的会议，进行了教育，改进了工作。群众说：提意见真管事，真是人民当家做了主。又继续提出了四百二十七条意见。
在街道辩论中，应该首先通过新、旧回忆对比，启发、提高居民的阶级觉悟，在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再继续进行本家本户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的教育。这是东四区街道试点工作中的又一个问题。一般街道居民过去都参加了“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思想觉悟有显著提高，但是，由于许多家庭妇女没有像工人、农民那样亲身参加阶级斗争，因此，在这次运动中还必须首先提高阶级觉悟。西廊下有些居民小组一开始就辩论国家供应的粮食够不够吃？统购统销方便不方便？群众说：人的肚子有大有小，没有办法讨论。经过工作组研究后，决定通过新旧对比方法来讨论。提出：解放前吃多少粮食？解放后吃多少粮食？解放前买粮食方便？还是解放后方便？这样一提，大家就辩论开了。李凤英说：“解放前，我父亲辛辛苦苦种菜卖点钱，钱存银行时，能买七袋面粉，不几天拿出来时，只能买到七十斤面粉，父亲气得抱着面袋哭。解放以后，特别是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物价稳定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去买粮食，真是最大的方便”。更多的人说：“解放前，对有些人是方便，那就是资本家、地主，他们有钱有势，坐在家里，电话一打，粮食就送到家里了，可是穷人呢？根本没钱买粮食，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在大家明确这个问题以后，再引导到：既然粮食统购统销对劳动人民是最大的方便，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帮助政府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实际上也就是进行“生活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的教育。慧照寺第六居民小组在经过回忆、对比以后，根据群众在鸣、放中提出来的：“粮食反正是我拿钱买的，存在自己的
‘小仓库’里总比存在国家的大仓库里要方便些”的意见，提出：究竟存在大仓库好？还是存在小仓库好？陈曲氏生动地说：拿我自己的家庭来比：我一家四口，有儿子、儿媳，如果儿媳们对我都存私心，口袋里都装一点钱，我这个老太太就没有法子当家过日子了。咱们国家就好像许多小家庭合起来的大家庭，政府好比是个当家人，如果每个小家庭都对政府存点私心，咱们的政府怎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