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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2-30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不红的红色

第8版()
专栏:

不红的红色
若水
人们对于色彩所引起的联想和情感,不但非常复杂而且可以完全不同,这的确是值得心理学家来好好研究一下的。外国人做丧事戴黑纱,中国人做丧事(如果按照传统的习惯)披白麻。在现代语汇里,“黄色”包含着庸俗、低级、下流、色情这些意思,如“黄色歌曲”“黄色新闻”“黄色小说”等等;在中国历史上,黄色却曾是帝王的颜色,象征着庄严、高贵和尊荣。同样的感情,可以用相反的颜色来表示;相反的情状,却可以用同样的颜色来象征:这真是矛盾之至了。
关于这一点,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新证据。
这个发现是从“红与专”的辩论中得到的。我翻阅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看到在“先专后红”这一派里,有一个学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只要你能下苦功夫专,将来自然就红了。”
老实说,我当时看不懂这句话:不要学习政治,不要思想锻炼和实际锻炼,怎么会“自然”红起来呢?有的学生,还把这个意思进一步表达为“不专不红,越专越红”,——这个,当然我更加不懂。
这个谜,后来算是解开了。前几天我到一个大学去旁听“红与专”的辩论。会上有一个学生说:
“我们主张为科学而科学,因为这是最高尚的,不是为名利。……”
我心中暗想:又听到一句不好懂的话了,讨论的是要不要红的问题,跟名利有什么相干呢?但后来我把这句不好懂的话同先前那句不好懂的话加以对照,这才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学生说的“名利”,就是“红”,而那个学生说的“红”,就是“名利”!
我们所说的“红”,意思本来很明白。“红色专家”就是工人阶级的专家,“红色知识分子”就是左派知识分子。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我们用它来象征革命,象征共产主义,因为在为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是不能没有流血革命的,不过红色也可以有另外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红色是表示吉庆的,所以过年过节和办喜事都要用红色。一件作品很流行很受欢迎,叫做“走红”;一个人飞黄腾达,叫做“走红运”。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叫“红人”;如果是演员,就叫“红星”;不仅有名而且特别有名,就叫“大红特红”“红得发紫”。企业的盈余叫“红利”,大家分这笔盈余叫“分红”。总而言之,红色是幸运、名誉、地位、财富的象征,它代表了旧社会里想向上爬的人所追求的一切。那两个学生,一个追求“红”,因为他把“红”看作是名利,另一个否认“红”,也因为他把“红”看作是名利。一个由于把“红”当作名利,所以就把“专”当作“红”的资本,以为当了专家,“名”自然来了,“利”也自然来了,所以说“自然就红了”。另一个也由于把“红”当作名利,认为凡是参加政治活动,表现进步的人都不是真心搞科学,而是想出风头,向上爬,所以才用“高尚”和“不为名利”来为自己的不问政治作辩护,好像这是比“红”要好的地方。
把红色看作革命的象征,和把红色看作名利的象征,这本来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鄙视名利,一个追求名利的人必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可是,为什么这样简单的分别,竟然会被某些人混淆了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深思索的。
在解放前,这两种意义的“红”一般是不太可能混淆的。一个人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就要准备吃苦,坐牢,甚至杀头。这种红色作为鲜血的象征,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共产党叫做“赤党”,共产党员叫做“赤色分子”,革命叫做“赤祸”,解放叫做“赤化”;在这些名词里,“赤”字包含着他们的仇恨和恐怖的感情。革命的红色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包含着危险和可怕的意味。那时要追求红运(个人名利)的人,除了少数投机分子以外,是不会走这条道路的。在实际生活里这两种红色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语言里和思想里也很少有混淆的情形。说一个人是“红人”,决不会误会为“赤色分子”,而说一个电影演员是“红星”,也决不会使人联想起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那个东西或者八路军的帽徽。
解放以后就不同了。工人阶级成了领导的阶级,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革命的红色在人民心目中是最光荣的颜色。戴红花,上红榜,这都标志着革命者或者劳动者的光荣。现在参加革命,已经没有流血的危险了,相反,那些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还受到国家给予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酬报和奖励。这样,在有些人的心目中,革命的红色和名利的红色就渐渐分不清了。他们没有想到如何学习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的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是羡慕他们的名誉和地位。说起“红”,他们想到的不是革命,不是鲜血和劳动,而是想到这个称号那个头衔,想到大伙的羡慕的眼光,想到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接受鼓掌和献花,想到名字登在报上,想到新闻记者来访和拍照片,想到出席宴会,坐小汽车,……总而言之,“红”的内容完全走了样,变了质。的确,革命也是“红”、出名也是“红”,这两个“红”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可是字面上完全一样。“他红起来了”,这句话可以了解成“他政治上大大进步了”,也可以了解成“他出名了”。而在实际生活里,这两件事也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把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以出色的成绩或优秀的品质而受到表扬等等都看作是“出名”的话。这样,用旧的个人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很自然地把这两种“红”混淆起来。个人主义者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要想猎取名利,那就要“革命”,不过既然他们的动机只在名利,那当然不是真正想革命而是装得很“革命”。对他们说来,革命不过是形式或者手段,而它的内容或者目的是个人的名利。
所以,这些人心目中的“红”,不是真正的革命的红色,而是用名利的红色来冒充革命的红色,是不红的红色。
那末,他们能不能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呢?
决得不到。丁玲、冯雪峰、艾青这些人,难道不是“红极一时”吗?他们不都是显得很革命,不都是又有名又有利吗?他们之中的丁玲提倡过“一本书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说“有了书,自然就红了”,可是她现在到底红不红呢?
有真红,有假红。真红,就是做一个左派,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是做工人阶级的战士。这种人可以很有名,但也可以是无名英雄,而不管有名无名,荣誉都是属于他们的,无名英雄的荣誉并不因为他们的名字不为大家所知而减损丝毫。假红,就是借革命来猎取名利,就是皮红心不红。假红的人的名气也是假的,至少那种革命的名气是假的。这种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如果不真正转变,那么最后一定是身败名裂。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把红色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不过它所象征的应当是集体的荣誉、幸福和利益(而个人的福利是包括在其中的)。这样,革命的红色和幸福的红色,倒是可以溶合在一起的。“十一”和“五一”的红旗,既象征往日革命先烈者的流血斗争,也象征了今天的劳动、幸福和欢乐,又象征了未来的共产主义。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斗争,这是最高尚的事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抛开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口头上说是“为科学而科学”,实际上是使科学脱离人民,把科学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这是谈不上什么“高尚”的!

教孩子画画

第8版()
专栏:

教孩子画画
王蕴华
画画,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一项活动。做父母的通过这项活动,可以对孩子进行各种生动活泼的教育。当孩子们拿起笔来画画的时候,他们会想起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情,这样就会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才能,帮助孩子广泛地认识生活。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在纸上、地上、墙上画着许多大头的小人、没有门的房子和两条腿的小熊,等等。他们得意地把自己的“佳作”拿给爸爸妈妈看,希望得到父母的夸奖。可是,有些做父母的并不重视孩子这种求知欲的表现。他们认为小孩子随便画一画,不过是玩一玩罢了,因此不理会孩子的这种举动;有时,看到孩子画得乱七八糟,就皱起眉头,甚至还责骂孩子浪费了纸张。
孩子从小就有画画的要求,大人应当及时地指导他们,耐心地教孩子画画,不能漠不关心。有的家长好心好意地给孩子们买了彩色笔、纸和一些图画,对孩子说:“好孩子,学着画画吧!”结果,孩子在纸上胡乱涂抹起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把皮球画成圆的,树的叶子用什么颜色。只让孩子照图画临摹,而不加指导的办法,显然是不好的。这样,孩子只是照样本画,不能发展他们对事物丰富的想像。
怎样指导孩子画画呢?
最重要的是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年龄小的孩子,对一些物体和事物的认识还不完整、不正确,他们往往想不到房子还有门,弄不清楚小熊有四条腿,当然画得“四不像”。这就需要成人随时引导孩子观察周围常见的物体。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要启发孩子多看多想,使他对外界的事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引导孩子注意树是高大的,树干上长着树枝、树枝上长着叶子,叶子的颜色是绿的;房子有门、有窗,门和窗有什么不同,等等。还可以向孩子提出启发性的问题,如孩子画了一个没有耳朵的娃娃,你就对他说:“小红,你用什么听声音呀?”“你有几只耳朵呀?”孩子很自然地就会给自己画的娃娃添上两只耳朵。
孩子们开始画画的时候,常常是无意识的乱画。大人应当注意引导孩子从无意识的乱画到有意识的学画。例如,孩子在纸上随便画了一个圆圈,就对他说:“燕燕画得多像一个皮球啊!”当孩子用蜡笔画了一些曲线的时候,就说:“你看,这不是一座一座的小山吗?”这样,就可以启发孩子去想一些事物,并且增加了画画的兴趣。慢慢地,孩子就会有意识地画一个皮球、一棵树、一座房子和其他一些他所熟悉的东西了。
教孩子画画,应当根据孩子年龄的特点,从简单逐渐能到复杂。孩子画了一座没有门窗的房子,大人就可以让他观察一下房子的样子,然后告诉他:门应当画在什么地方,窗子应当画在什么地方;房子旁边画上棵树,远处画一些山,天空画一个太阳,……。从孩子们熟悉的事物中,逐渐提出适当的要求。要求过高,孩子不会画,容易减低画画的兴趣。
在绘画中,也反映着孩子对待事物的态度。大人要注意通过画画培养孩子优美的情绪和道德品质。孩子们画“狼和小兔”,总是把狼和小兔隔得很远,在孩子天真的心灵里,他耽心小兔被狼吃掉;他们画“妈妈”,总在妈妈身上涂得五颜六色,因为他们最爱妈妈,所以给妈妈穿上了美丽的服装……。大一点的孩子都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画出来,比如他们最爱画“人民警察指挥交通”、“少年先锋队员拿红旗”、“放风筝”等。我们要启发他们积极地去反映周围事物。
当孩子们经常重复地画一件东西的时候,父母应当引导他增加新鲜的内容。“画个娃娃吧!”“画只小兔吧!”于是孩子动手画起来了。也许他画得并不像、甚至画坏了,这不要紧。只要父母注意鼓励他,而不是耻笑他,孩子会乐意修改的。
在指导孩子画画时,还要注意孩子的姿式,让孩子坐端正;也要注意光线,不能在太强或太暗的光线下面画,那会损害孩子的眼睛。
画画,可以启发孩子的思维、发展孩子的观察力、创造力,培养孩子的艺术兴趣。在家庭里,我们不妨给孩子准备些纸、笔,让孩子们画画吧。(附图片)

找乡委书记

第8版()
专栏:

找乡委书记
袁小泉
社主任老匡叔一早便把会计找来,他要亲自查一笔账;一面还要打电话给乡里,向党委书记请示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第三生产队提出了要用步犁出花生。理由是:这一带都是砂地,花生又都是撮秧子的,只要用步犁一趟,花生都翻了出来,一个也不丢。这样比用镐头一撮撮去刨,又省工,收活又快。但是老匡叔认为这不可能,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出花生。所以,一清早就打电话找乡委书记,帮他处理这件复杂的事。可是电话里却总传来“书记不在”,这使他很恼火:
“这个新来的书记真怪!打了几次电话找他,就是找不到!”
“新来的书记什么样?”会计问。
“管他什么样,反正也是个官僚主义!要不,来了三天了,他怎么就不到咱们社里来!”
老匡叔看了看会计那脑瓜顶说:
“你快用算盘再打一遍,我给杨庄子社打个电话,书记也许在那里!”
这时,外面先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穿着一身黑的中年人。他看到屋里两个人都忙着,不声不响地坐在长凳上。一个是社里的五保户杨老大爷,他八十岁了,颤巍巍地走进来。
“呶,主任,事——怎么样啦?”
“什么事?噢,种菜的事?那怎么能成!”
“哈!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点钱。”老头很有风趣地说:“我这么大年纪,社里给我‘五保’,我感谢政府。可我闲着就不好受!收拾一下菜园子还干得了,何况咱社里吃菜还得进市去买。”
“杨大叔,不要叨咕啦!买菜子……喂,喂!杨庄子吗?书记在不在你那里?没有?这——他跑到那去啦,想必是上了天!”他没好气地扔下耳机,又向这老头解释:“是啊,买菜子,夹篱障子……这都得要钱哪!”
“看,我说是不是,你就舍不得……”
这时,突然进来个小伙子,楞头楞脑地冲着社主任嚷道:
“主任!人家三队出花生的办法就是好嘛。今天全部干完,明天人家就种秋麦了!可我们,再有五天也刨不完。”
社主任没等他说完,又拿起来电话
“你吵什么!我这不是在找乡党委书记商量吗?三队尽出花样,想外快!看党委书记不批评他们才怪!”
那个坐在长凳上的中年人站起来,向前去想说些什么,但被双手捧着耳机的老匡叔挡住了:
“同志,别忙,你有什么事情,先坐那等等再说!”
说完,他便又向着电话里嚷起来。那个中年人看了他一眼,笑了笑,便不再说什么,回头拉过刚进来的小伙子:
“走,我们到花生地里去看看。”
他们临出屋子,那中年人还回过身来向杨老头说:
“老大爷,种菜的事,晚上我们解决,我想不会有问题的。”
社主任一直在打电话,没有理会这个中年人。
一直到晚上,老匡叔也没有从电话里找到党委书记。直到接到乡里的电话,说是书记今天没有回来,他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耳机。这时上午来过的那个中年人回来了,老匡叔不高兴地向他摆摆手,让他再等一会。可是院子里传来的一阵青年和姑娘们的喊声:
“陈书记,你猜我们出了多少花生?”
这个中年人转过身来迎接他们。上午来的那个小伙子从人群里冒出来,喜气洋洋地说:
“陈书记,用步犁,明天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后天我们也可以翻地种麦了!”
这时,社主任老匡叔直呆呆地看着这个中年人,惊讶地估量着:难道这个就是乡党委书记吗?
陈书记走过去,亲热地握住他的手:
“匡保和同志,我们到五保户杨大爷家去吧,他年纪大,不好走路。关于种菜的事,咱们听听他的办法。要知道,这样一来,社员们冬天吃菜的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了!”

悼念画家张书旗先生

第8版()
专栏:

悼念画家张书旗先生
艾中信
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噩耗,国画家张书旗不幸于今年8月18日以胃癌不治,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书旗先生是我的老师,嘉陵江边,我们曾朝夕相处,十八年前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书旗先生,浙江浦江人,工花卉翎毛。在他的早年,宗法任伯年,每得真迹,必反复临摹研习,其临本几能乱真。从精心的临摹,他接受了前人的优秀技巧,同时他又刻苦写生,取法于自然,掌握了应物象形的能力,所以他的艺术能不落窠臼而有独到之处。造型宁趋平易,设色务求绚丽,论意境风味,其淡雅似觉稍逊,却别有新鲜活泼的气息;论者莫不以为憾,而观众莫不以为喜。他的艺术特征,与其说失之高古,还不如说接近人民,这种雅俗共赏的风格是使得作品广泛流传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
我最喜他所作蚕豆花,从来很少有人画蚕豆花;每当蚕豆花开,我就想起书旗先生。使我黯然的是别来从未得到消息;待消息传来,却说人已作古。自1941年至今,书旗先生长时期旅居美国,其艺术颇受当地侨胞欢迎。年来患病,自知不起,乃抱病编纂其历年画稿成翎毛一册,花卉册竟未能完成。他在去世前,曾致书国内友人说:“解放了的祖国繁荣旺盛,未能一睹,遗憾无穷”“所耿耿者,祖国前途无限光明,日臻富强,恐难目睹,又未能为人民祖国尽一分力量,未免死得太早耳”,可以概见他对祖国热烈的眷恋。
书旗先生没有及早回国,终于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蓬勃景象,而成为终身憾事。国内美术界的朋友们是完全能够了解他的悔恨的心境而寄与同情的。只有亲身参与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在解放了的祖国的愉快和兴奋,因此也能深刻的体会到书旗先生的无穷遗恨。
〔附图为张书旗作:“雁”〕(附图片)

“变不得”的制度

第8版()
专栏:大家谈

“变不得”的制度
北京霞公府食堂顾客 何华新
最近,据说是在北京市食品公司的指导下,有些食堂实行了一种新制度:服务员把饭端给顾客以后,立即收费。又据说,所以实行这种新制度,是由于过去有些顾客吃饭以后,趁混乱不开钱,就溜掉。这样,想溜的人自然是溜不掉了,这可说是新制度的唯一好处。然而,却发生了新的问题,服务员花在收费、算账、找账的时间,要比花在端饭上的时间多得多。顾客急得哇哇叫,厨房里的饭也都放冷了,就是端不出。于是顾客同服务员之间的争吵增多了,秩序更加混乱了。顾客建议他们改变这方法,服务员却说是食品公司要这样的,他们也并不愿意,然而变不得。
既然有过不开钱溜掉的人,我也就不敢奉劝食品公司盲目的信任顾客中的多数。因为少数确实也包含在多数之中的。然而,我却认为办法可以想出许多种,一种办法的实行,又该权衡其利害,是利大呢还是害大?倘不能求全,也该取其利大弊小者,依我看这种新制度是弊大利小的。
我又不反对为了找到正确的办法而试用任何新办法,即使经过试行证明它是有害的也好,正因为不知其利弊才作试行的呀!但一经试验证明其不好以后,便须立即设法改变,“变不得”的思想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是“人再没有出息,也不能叫尿蹩死”。难道那些食堂的同志以及食品公司的领导者,就真的要被这种坏办法限死吗?
我愿意看到这办法的改变,尤其是这“变不得”的思想的克服。

你知道吗?

第8版()
专栏:

你知道吗?
竹子,是地面上生长得最快的一种植物。它能在一昼夜内长五十至六十公分,而仙人掌在一年内只能长一至二公分。
地面上最小的鸟是蜂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译者注),重一点六至一点八克。
最大的鸟是鸵鸟,重九十公斤。
成熟了的桉树(产于澳洲——译者注)每年要蒸发出一万四千桶水。
亚马孙河的荷花只开三十分钟,而热带的兰花却能开八十天。
(复兴摘译自苏联“青年集体农庄庄员”)。

昨日灯谜答案

第8版()
专栏:

昨日灯谜答案:
1、万里长征人未还。
2、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3、一丈青。
4、何其芳。

羡慕(图片)

第8版()
专栏:

羡慕(农村速写)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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