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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2-25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一个达到五百斤指标的黄县

第2版()
专栏:

第一个达到五百斤指标的黄县
本报记者 向村 肖彦
山东省黄县,1956年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达到了五百九十九斤,远远超过了全省每亩平均产量二百六十三斤的水平,提前并超额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五百斤粮食产量指标,成为全省一百多县学习的丰产榜样。
黄县今年虽遭受了百年来未有的大旱,可是粮食年产量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丰收,平均每亩产量达五百斤以上(不包括大豆)。全县三百四十七个农业社中,平均每亩产粮五百斤以上的有八十四个,六百斤以上的有四十二个,七百斤以上的十八个。仲村乡大姚家农业社每亩产量高达九百三十斤。
黄县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山区、丘陵区约占40%,平原占60%(全省耕地面积山区、丘陵约占30%,平原约占70%),加上十年九旱和春旱秋涝、晚秋又旱的特点,原来的粮食生产水平不高。1944年全县平均每亩产量只有二百二十斤。由于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六分地(全省每人平均二亩六分二)。可是,合作化以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改变自然条件,使生产跃进了一大步。
抓紧兴修农田水利
黄县的领导机关,突出地抓紧了兴修农田水利这一增产关键,用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战胜干旱。全县普遍打井,不管井深三丈、五丈,也要把地下水引上来。在1944年以前,全县只有三万三千五百眼水井,水浇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8%。可是在前冬去春的生产高潮中,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县即打新井一万三千多眼,新修了八十座塘坝和水库,使水浇地面积迅速增加到55%,使占全县播种面积最大的小麦和玉米,达到了水浇四次与三次。
今年水井已发展到近十万眼,全县平均七亩多地就有一眼井。
大力发展了农田水利,使黄县今年能在旱灾的严重威胁下,保持了较高的产量。今年黄县的降雨量仅二百八十四公厘,比去年降雨量减少三分之二。而且降雨既分散又不适时,最需要雨水的8、9月份,仅仅降雨五十五点三公厘。有三十二万亩玉米,从播种到收获,就没有得过一次透雨,全凭七万多个辘轳、水车和其他提水工具,一亩一亩、一遍一遍地进行浇灌。其中二十九万二千亩秋玉米浇了三遍水,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四百三十斤,估计比旱玉米平均每亩能增产近一倍半。当种麦季节到来的时候,由于已有六、七十天久旱未雨,半数的水库、水井已枯竭,大小河流也都干了。全县农民又不分昼夜地利用和挖掘一切水源,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突击抗旱种麦运动。终于在旱灾严重威胁之下完成了四十六万亩小麦的播种任务。
大胆改革耕作制度
黄县大胆地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变二年三作三收为一年二作二收和一年三作三收,使土地的利用率空前提高了。今年全县的复种指数达到169.9%,一亩地发挥了一亩七分地的作用。去年全县有五十万零五千亩耕地实行了一年二作二收,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七百六十三斤,而二年三作三收的耕地,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三十二斤。同样一亩地,产量相差二百三十一斤。仲村乡大姚家社农业社,今年的复种指数达到了202.3%,全社除80%的耕地是二作二收,平均每亩产量达八百八十三斤外,其余的耕地实行了三作三收(拔了小麦种黍子,拔了黍子栽大白菜),平均每亩产粮食六百九十二斤,大白菜五千六百五十六斤。
黄县在耕作技术方面,还坚持了小麦和玉米的合理密植,并大力推广了最适于当地种植的黄县大粒半芒和碧玛四号等小麦良种及大马牙等玉米良种。这些,都是获得高额丰产的有效措施。
今年的大旱,虽使黄县较去年少收了七千多万斤粮食,但是自然灾害并没有成为黄县生产前进的阻力,相反的,它却使全县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兴修农田水利的巨大作用,坚定了大兴水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努力解决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等问题。他们已决定要争取生产的再一次大跃进,要把明年的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七百零七斤,比今年增产40%。全县人民对实现这个雄伟的计划充满了信心,而且已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全县四十六万亩小麦正在普遍浇灌第二遍水。经过贯彻“五水三肥”的措施和加强麦田管理,全县要争取三十万亩小麦成为每亩产三百五十斤以上的丰产田。经过今冬明春的生产高潮,到明年年底,全县将打新井一万五千眼,在山区修建中、小型水库、塘坝二百三十六座,修渠道五条,闸山沟八千个,使全县水浇地面积扩大到80%以上,达到全县基本上水利化。针对过去养猪积肥不够发达的弱点,要大力开展养猪积肥事业,要求明年生猪达到十二万头,每亩施土肥量增加到四千八百斤。此外,对继续改革耕作制度,改良耕作技术等方面,也制定了具体规划。
目前,一个规模壮阔、轰轰烈烈的冬季生产高潮,已在黄县全面展开。他们今后十年内的奋斗目标,已经不是一般地超过平均亩产五百斤的水平,而是达到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粮食一千八百八十二斤的伟大计划。

我国第一个八百斤专区

第2版()
专栏:

我国第一个八百斤专区
本报记者 黄向青
并不是风调雨顺
广东省汕头专区,早在1956年就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八百斤粮食的专区。全区十五个县两个市郊区五百六十四万亩粮食耕地,平均产量八百十一点六斤。
1955年这个专区的潮安、澄海、潮阳成了粮食千斤县。1956年,又有揭阳、普宁、南澳三县和汕头、潮州两市郊区突破千斤水平。这样,韩江下游约二百万亩耕地的潮汕平原,就成为一个亩产千斤的平原了。
现在全区晚稻仍未收刈完毕,但胜利消息已陆续传来。各个千斤县已普遍达到高产地区首先要求稳定产量的目的,有些县在稳定中继续提高。其中澄海县比1956年每亩增产二十四斤,比它成为“千斤县”的1955年提高二百四十八斤,以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七斤居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首位。潮安县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三十三斤。今年,其他产量较低的县也紧紧地追赶上来。
汕头专区为什么在粮食生产上取得这样优异的成就?是否有得天独厚的特殊优越条件呢?这几乎是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代表团都十分注意的问题。我国中南部十二省水稻参观团的一位团员,曾在潮阳县南门乡进行过一次试验,他从一块亩产一千二百斤以上的田里抓了一把泥土,拿去用水冲洗,泥土冲净以后,手里留下了半把砂粒。土质并不怎样好。
不但土质并不优良,其他自然条件也不算很好。潮汕平原各县,高地怕旱,低地受涝,沿海沿江台风、咸潮、洪水为患,这里雨量虽多,但是却集中5至7月,其他季节常受旱灾。
最近几年来,也少有风调雨顺的年景,1953、1954两年秋天就有十级左右的猛台风。以后连年都有灾害。汕头专区就是在这灾害不断的年月里,在农业战线上取得了胜利。
紧紧抓住关键措施
汕头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很早就认识到:“没有水利建设,就没有农业生产”。1955年冬实现合作化,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水利建设运动,地委书记亲自到工地上去指挥、领导施工。对于一些彻底消灭水旱灾害的联县联区的工程,也依靠群众出力,地方、农业社自筹款项,本着“能吃下的坚决吃下”的原则坚决去做。如1956年间完成的引榕(江)灌溉工程,渠道延长达一百八十多公里,一举解决了普宁、潮阳两县四十五万亩的灌溉,消灭了海潮上涌的威胁。全区五百三十一万亩水田,抗旱能力在六十天以上的有三百五十二万亩,约占66%;全区九百十三公里防洪堤,都能保证普通洪水不溃决,四百公里长的海堤,也能抵御十级左右台风海潮的冲击。总之,水利条件的根本改变,是汕头能成为“八百斤专区”的保证。
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这个地区,特别是粮食高产的潮汕平原几县的农民,历史上一贯依赖化学肥料,很多地方的农民,从来就没有积肥的习惯。如潮安、揭阳县,过去使用商品肥化学肥占了肥料总量的80%以上,许多耕地变成了
“日出如火石、雨来似膏药”的状态。在目前无法大量供应化学肥料的情况下,积肥就成为解决肥料缺乏和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几年来,在党提出的“靠山向山,靠海向海,平原向土”的号召下,采刈绿肥、挖海泥、塘泥、河泥和地下“海泥”,形成了热烈的运动。为了挖肥泥,许多地方车干了小河,车干了几十年未干过的水塘,农民自豪地宣称:“要挖到海龙王的屋角去”。群众也不断找到了许多肥源,如韩江下游沿岸发现和开采隐藏地底下的“海泥”,这种“海泥”含有40%的半腐熟有机质,氮磷钾俱全,打破了“平原无肥可积”的说法。合作化以后,真正实现了“五勤、六有”的积肥方法。(“五勤”是勤拾、勤扫、勤采、勤挖、勤种;“六有”是猪有圈、牛有栏、灰有屋、粪有池、人有厕所、鸡鸭有埘。)许多地方的农民,连洗脚水、尿缸渍、烟囱灰等等一草一屑都收集起来沤肥。
汕头地区在改进耕作方法提高技术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全省农民所称赞的。在广东,有人说潮汕地区农民耕田的细致“像绣花一样”。过去这一带的最高产量是五百斤,这是全省最高的产量。几年来的生产运动中,总结出的耕作方法就有:精细整地、培育壮秧、适时插秧、查苗补缺、中耕除草、合理施肥、合理排灌等等。其他地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优良谷种,也被引进和推广了。如几年来全区已实现了两个“化”:一是“小科密植化”,一是“早造谷种南特化(南特十六号稻种)”。小科密植的田比老办法增产10%以上。在各种耕作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早造采用南特十六号比一般种子多收一百零一斤。最近又新引进了江南一二二四号种子,个别试验测定,比南特种每亩又可增产三十斤。
归根到底是一个“干”字
为什么汕头地区能依靠这些措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呢?记者曾就这问题跟汕头地委第一书记罗天、副书记郑希和其他一些地委委员谈过,他们都说:看来就是一个“干”字吧!这个“干”字表现在:党委一贯重视领导农业生产,一贯强调党委深入生产,亲自抓生产。
汕头地委无论什么时候,都强调各级党委以第一把手抓生产。当其他任务繁重时,领导上就实行统一安排适当分工,从地委、县委到区委、乡村支部委员和积极分子,都始终分成两套人马,使两方面工作穿插进行,互相推动,一齐做好。突击任务过去后,各级党委都保持70%的力量放在生产上。
由于党委亲自抓生产工作,决心大、站得高、看得全面,各项生产工作就比单靠一般业务部门去做收效大得多。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水利工作上面。例如:兴宁县的宁西排灌沟渠工程,需要越山过岭,穿过十二条河流,延长数十公里,使十二万亩田消除水旱灾害,连省水利厅个别负责人也认为困难重重,但在地委支持、县委亲自掌握指挥之下,集中了几十名干部到工地去领导,发动了五万多各乡村群众,在短短的二十天内就开挖成功了。
值得提起的是1955年5月战胜百年不遇的旱灾奇迹。当时,延续九个月的大旱,使所有水利工程和抗旱办法都几乎等于“杯水车薪”。地委马上召集有关五县的紧急会议,决定了不仅把韩江,而且把全区所有河流封锁起来。十多天的奋斗,就使全区河流一滴水也流不进海,灌溉了龟裂的田土,挽救了垂死的稻禾。
增产措施普及得又广又快
几乎所有前来参观的各地代表都认为,汕头专区对于本地的或是外地的先进生产经验、生产技术,推广得很快和很普遍,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如南特十六号是从江西省引进的,却先在这里普及了。以小科密植为中心的一系列栽培技术,不是这里首先试验成功,而却又在这里先普遍推广起来。能够这样,除了因为领导重视以外,还因为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上能做到有阵地有队伍。
几年来,每一个县、每一个区,都建立和培养了生产工作的重点乡、重点社,各县都努力经营示范农场。这些,就成为研究推广耕作技术的前进阵地。几年来,每年都利用农闲吸收各乡、社的积极分子和青年,集中施以短期训练,总结生产经验,传授一定的农业科学知识和新的技术,现在,全区已拥有这种农民技术员十三万名,每一个乡都建立了技术推广站,每一个社都建立了技术研究小组,这样就使全区拥有一个庞大的密布的技术推广网了。每一项新的生产技术经验,都首先在重点乡、社、农场或农业模范的丰产田上进行慎重的试验和总结,确定了可在本区普遍推广或在某种条件下可推广的原则,这样推广起来,就不是一点一点地介绍,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广,而是采取观摩、评比、座谈、训练等方式,有领导有组织地大规模地推广。在合作化以后,推广先进经验的计划普遍地同农业社制订劳动定额的工作结合起来。例如小科密植插秧,不合规格就算达不到劳动定额。所以,就能很迅速普遍地推广开去并且有贯彻实施的保证。这种做法,是既稳又快,不致陷于自流,又不致产生行政命令,可以说:是一种大规模的工作方法。
向千斤专区前进
现在,汕头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新的决心是:“向千斤专区前进”!争取在1962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每亩平均一千斤,1967年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十七个县市在1967年都成为“千斤县”,潮安澄海两县还提出成为“双千斤县”。
新的战斗目标是经过全区各县干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批判“生产到顶”的右倾思想,认真摸清增产潜力的基础上订出来的。他们认为:全区增产潜力还很大。比如各地各社产量很不平衡,光水稻一项,湖北平原不少农业社已超过亩产千斤,红光、红旗、云光三个社的丰产田超过了二千斤,但却还有许多地方尚未达到八百斤,有一部分低产田才二百至三百斤。番薯产量高的每亩一千七百斤,低的只有三百斤。仅仅使这些低产区、低产田向高产区、高产田看齐,就能使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另外,高产地区也还可以继续前进。(附图表)
粮食亩产量达到四、五、八指标的县、市

三类地区粮食增产潜力调查

第2版()
专栏:

三类地区粮食增产潜力调查
农业部调查组
农业部为了深入了解某些地区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粮食生产指标的经验,并探求今后粮食增产的途径,组织了四个工作组,分别在四、五、八三种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共调查了十一个县七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四百斤地区,选择了河南孟县和河北藁城、抚宁、河间、昌黎五个县;在五百斤地区,选择了山东的黄县、莒南、滋阳和寿张等四个县;在八百斤地区,选择了湖北孝感县和江西上饶县。调查组在已经达到指标的县,着重总结了实现四、五、八的增产经验;在没有达到指标的县,着重分析研究了农业增产潜力,寻找实现指标的可能性。
这次调查的结果,总的认为,已经达到四、五、八指标的县份,自然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的,原来的生产水平也不高。河北抚宁县位于长城边上,大部是山区、旱地,无霜期较短,一年中多半只种一季作物;雨量虽然不少,但分布不匀,常有旱涝威胁。在解放前,每亩耕地粮食产量还不到一百五十斤,近年来,由于党委亲自动手,深入下层,加强具体领导,特别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抓住养猪积肥、兴修水利、扩大高产作物、推行挖堰、深耕、全面改进农业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全县养猪自1955年的九万多头发展到1957年养猪二十四万头;灌溉面积由一点六万多亩发展到十二万多亩;高产作物由1952年的二十三万多亩,发展到三十九万多亩。1957年虽然遇到严重旱灾,由于积极领导农民抗旱斗争,全县每亩粮食耕地产量仍达到四百零一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的黄县,自然条件也不算好,山区丘陵面积占41.2%,比全省平均数多11.2%;年雨量为六百多公厘,无霜期只一百八十天到二百一十天。1944年,该县每亩粮食耕地产量为二百二十斤,水浇地只占耕地18%,而1956年建立高级合作化后,水浇地达耕地的54.7%,全县复种指数达167.7%,并增施了肥料,推广了良种,防治了病虫害,因而每亩粮食耕地产量,由1955年的四百四十三斤,一跃而为五百九十九斤。1957年在遭受几十年来未有的严重干旱情况下,每亩产量仍达到五百斤以上(不包括大豆)。
淮河以南地区的孝感县,位于长江以北,旱地占25%多,常发生南涝北旱灾害。解放以前,每亩粮食耕地产量还不到四百斤。过去该县双季稻除南部滨湖地区有种植习惯外,大部地区是中稻为主的稻麦两熟制。但是,1956年,双季稻向县的北部发展,全县种植十七万亩;1957年又增加到二十八万多亩。过去常有水旱灾害,由于兴修了各种小型水利,目前基本上达到了旱涝保收。过去有一半左右的田不施肥,1956年每亩施自然肥料即达二百多担(包括塘泥)。因此,结合全面技术改革,1956年的每亩粮食耕地产量,由1955年的五百四十五斤跃升到八百一十七斤。1957年每亩可达一千零二十斤。
虽然如此,这些县的粮食增产潜力还很大。如抚宁、黄县、孝感等县的水利资源还没有充分发挥;目前这些县的养猪头数除抚宁外,每户平均还不到一头;黄县的土壤改良还未大规模进行;孝感县的复种指数还只有181%等,只要继续努力,产量就能进一步提高。
昌黎、河间、莒南、滋阳、寿张及上饶等县,近年来粮食产量虽然逐年增长,但是因种种原因生产发展还是很不平衡。比如1956年,河间县水灾面积达60%以上,上饶县常年不能保收的面积占31.5%;河间、滋阳的施肥水平每亩不到一千五百斤,上饶县也不过四千斤。如果从这些方面努力挖掘增产潜力,这些地区的生产成绩肯定还要大得多。
根据已得经验,实现四、五、八指标的主要增产措施,首先要开展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一面有计划地修筑土埂畦田、沟洫台田、固堤防洪、兴修山塘水库、改造洼地,达到基本上消除旱涝灾害;一面积极扩大水田和水浇地,争取宜浇地面积全部水利化,达到旱涝保收。尤其在五百斤地区,低洼地的面积相当大,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定丰收。其次是开辟肥源,多施肥料。充分利用人畜粪尿,大力养猪积肥,切实提高粪肥质量。要求每亩施粪水平,在四百斤地区达到六千斤以上,五百斤地区达到七千五百斤,八百斤地区达到一万斤。第三是积极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面积。在南方着重发展双季稻,在北方着重发展高产作物。第四是改良土壤,实行秋耕、深耕,推广良种,提高农业技术。
调查组认为: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是好的,农村的劳动力很充足,广大农民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和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只要依靠合作化的力量,大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战胜自然,因地制宜推行技术改革,到1967年,分期分批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三种地区的自然条件

第2版()
专栏:小资料

三种地区的自然条件
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土地辽阔,耕地总面积有七亿三千多万亩,并有大面积可垦荒地。全区气候一般不坏,长城以北地区,全年生长期一百二十天至一百七十天,基本上一年一熟;辽东半岛和长城以南地区,生长期二百天左右,一般两年三熟。这个地区年降雨量:东北地区约六百毫米(公厘),河北东部约六百三十毫米,新疆不到二百毫米,其他地区平均四百毫米左右。
全区耕地绝大部分种植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部分种植棉花、亚麻、甜菜等。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这个地区是黄河、淮河之间的平原地带,耕地面积两亿九千多万亩。全区气候温暖,雨量较多,全年生长期在二百二十天以上,年降雨量六百毫米左右。基本上是两年三熟,部分地区三年五熟和一年二熟。
这个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和四百斤地区大致一样,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和烤烟。这里的烤烟产量占全国烤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这个地区耕地约六亿两千多万亩。它是全国气温最高、雨量最多的地方。长江流域年生长期二百五十天到三百天,降雨量约一千毫米,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五岭以南地区几乎终年无霜,年雨量一千五百毫米到二千毫米,基本上是一年三熟。
这个地区农作物种类丰富,除主要作物水稻以外还有玉米、薯类、小麦等;黄麻、苎麻、甘蔗、棉花、烤烟、油菜籽、茶叶、蚕丝等这里也都出产。此外,这里还生产橡胶、木棉、番麻、咖啡、香茅、椰子和许多热带果品等。

平原为什么不如山区?

第2版()
专栏:

平原为什么不如山区?
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第一书记 周振华
河北省唐山专区,是一个半平原半山区的地区。全区共十个县,即乐亭、丰润、滦县、昌黎、玉田等五个平原县,遵化、抚宁、卢龙、迁安、迁西等五个山区县。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粮食生产逐年提高。从195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如果除去受水灾严重减产的1953年,则平均每年增长13%。今年全区普遍丰收,粮食亩产达到三百六十七斤,比去年增长13.75%,比1952年增长55.11%。全区90.36%的社比去年增产,77.2%的社赶上或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但是,唐山专区各地区之间,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山区发展速度较快,平原发展速度较慢。山区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三十八斤,今年提高到三百八十六斤,增长了66%;平原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四十一斤,今年提高到三百五十四斤,增长了46.88%。特别是高级合作化以后,山区、平原发展速度的差别更为明显。山区五个县1956年比1955年生产增长19.62%,而平原五个县则只增长0.68%。今年山区的遵化、抚宁、卢龙三个县已经达到亩产四百斤以上,提前十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黄河以北的地区产量指标,平原只有乐亭一个县达到了这个指标。
按自然条件来说,平原比山区优越得多,为什么山区增产速度快,平原增产速度却慢呢?从几个对增产带有关键性的措施上作对比,就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从施肥上看,山区施肥量比平原多。这又跟养猪多少有着重大关系。根据到今年10月底的统计,山区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四十五万四千八百七十五头,发展到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二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增长了84.2%,平原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一头,发展到七十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仅增长了24.14%。由于山区养猪多,平原养猪少,因而施肥量有显著的不同。遵化养猪发展到平均每户四头猪,三亩二分地一头猪,施肥量1951年不足二千斤,1957年达到六千多斤。玉田县养猪每户平均才一头多,平均十一亩七分地一头猪,施肥量两千到三千斤。施肥量多少,对于增产速度快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遵化范家岭,1953年养猪八十六头,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地最多两千斤,平均亩产一百六十斤;今年养猪八百三十六头,平均每人一头半猪,一亩地一头猪,每亩施肥八千斤,亩产提高到四百四十五斤。丰润、滦县的沿海及玉田的低洼地区,很少养猪,甚至连厕所也不修建,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才一千斤左右,产量不过一、二百斤。
其次,从作物配置上看,高产作物(玉米、白薯、稻谷等)在山区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比平原大。山区五个县今年高产作物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54.07%,其产量占总产量的75.05%;而平原五个县高产作物面积只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48.43%,产量占总产量的70.19%。如果平原的高产作物赶上山区的比重,则能增产一亿六千万斤粮食。
第三,从水利建设上看,山区比平原开展的较好,也较多。两年来,山区五个县水浇地扩大到七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亩,占宜浇地面积的43.6%;而平原五个县扩大到一百零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亩,只占宜浇地面积的24%。同时,山区几年来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共控制流域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这也是促使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遵化县西四十里铺乡建明社,近年来积极兴修水利,凡能用水浇的旱地,都变成了水浇地;还修筑水土保持工程,使一千多亩地免受山洪冲刷,保证了连年丰收。去年粮食平均亩产四百四十斤,今年又提高到五百十七斤,比建社前增长了五倍。
为什么山区在几个关键性的增产措施方面都做得比平原好呢?当然,山区人民在历史上除了同样受着阶级压迫,还受着自然条件给予的深重灾难,因此,他们艰苦奋斗,向自然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比较容易发扬起来。同时,唐山专区的山区又多是老解放区,在党和人民政府多年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已经积累了不少向自然斗争的经验。可是,平原的生产不如山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领导方面。
在领导思想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遵化、抚宁、卢龙等县的领导思想是对头的。因此,领导干部有决心,有魄力,能够因地制宜地挖掘潜力,能够虚心学习外地经验。而丰润等县某些领导干部则有程度不同的右倾保守思想,看不到本地区的有利条件,片面强调困难条件,更看不到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认为不能打破历史常规,事事只往后看,不往前看。这样,自然不能积极挖掘增产潜力;对外地的成绩和经验,往往抱怀疑和否定态度,甚至存有嫉妒思想,更谈不到虚心学习,钻研创造。他们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不承认实现的可能性;在核定实产量的时候,也不承认既成的事实。结果,丢了一部分粮食(不积极挖掘潜力),埋了一部分粮食(部分乡、社瞒产私分、压低实产)。乐亭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县土质条件较好,产量在历史上始终占全专区第一位,有中国的“乌克兰”之称。但近几年来由于县委领导思想严重的右倾保守,生产发展很慢,甚至有倒退现象,去年他们竟甘心承认已经不是“乌克兰”了。今年进入大秋的时候,照他们估计,全县平均亩产不超过三百四十斤;地委三次扩大会议以后,县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结果粮食亩产由去年的三百三十二斤,一跃而达到四百零七斤,又恢复了“乌克兰”的名誉。这倒不是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用精收细打的办法,使一亩地增加了几十斤粮食,而是因为思想上开了门,放出了很多粮食。该县县委第二书记李健同志在11月召开的地委四级干部会上的检讨发言中说的对:没有思想上的大跃进,就不可能有生产上的大跃进。
在领导方法上,遵化、抚宁、卢龙等县始终注意培养重点,树立旗帜,运用重点经验指导全面。这三个县几年来培养了十一个重点社,除派县委委员或其它坚强干部长期驻社以外,县委书记经常深入重点,创造和总结经验。由于加强了对重点的领导,不仅树立了旗帜,而且可以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丰富了领导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面工作。遵化县经常组织到重点社去参观、“留学”、座谈的活动,仅今年就组织了九十四次,推广先进经验一百多项,这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抚宁推广了双岭乡青山口“等高撩壕”(挖堰)保持水土的经验,全县“等高撩壕”扩大到十八万亩,成为实现全县四百斤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有的县却没有很好的运用这一重要的领导方法。丰润县深港红旗社,滦县三里庄刘守成社,玉田县边家铺马瑞明社,都是全专区最早的合作社,也是全专区知名的旗帜社,由于领导上没有认识到培养重点的重要意义,放弃领导,使这些社没有发挥重点作用,领导也就流于一般化,有时工作很吃力很被动。
现在各县都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在接受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1958年的农业增产计划。综合各县计划,全专区保证平均亩产四百二十六斤,争取四百五十八斤,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对黄河以北地区的产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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