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2-20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最高人民检察院彻底揭发右派分子
不许刘惠之王立中颠倒专政的矛头
新华社19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刘惠之和王立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破坏人民民主法制的言行。
刘惠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王立中是一厅厅长。长期以来，他们反对中共中央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妄图篡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企图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矛头指向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两个右派分子的被彻底揭露，是国家检察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右派分子刘惠之狂妄地反对中央关于检察机关的任务主要是办理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的指示，说什么“这样一来就把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改变了，就不成为法律监督机关了”。他别有用心地说：“同犯罪作斗争不是检察机关的专有任务”。他还反对中共中央对检察机关一般监督工作的指示。中央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曾指示：国家机关干部是积极拥护和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国家干部的违法现象是个别的。另一方面，国内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因此，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集中力量实现对敌专政，把一般监督工作放在主要位置上是不适当的。而刘惠之却片面夸大和渲染国家机关干部的违法现象，说什么“一般监督是社会主义检察工作区别于资本主义检察工作的根本标志”，他要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并且歪曲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他违反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把铁路部门的党委列为铁路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说什么“被监督的领导监督机关不合适”。刘惠之也不信任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检查监督工作，认为“这些机关在监督违法中还会发生违法，必须由检察机关再对它们加以监督”，他把这种监督称为“最高的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线的监督”。关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他不协同公安机关一致对敌，也不强调互相制约，而只片面强调检察机关应以“监督者”的身分监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主张把“保护被告权利”作为主要任务，而在实际上抛弃检察机关揭发犯罪的作用。
刘惠之为了给他的“最高监督论”制造根据，一方面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方面夸大国家干部的违法情况。早在1948年东北解放时，他就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了”。1956年以来，他更高唱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调。他主持制定的1957年运输检察院工作计划，对于对敌斗争只字未提，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干部的违法情况却片面地夸大，他把铁路运输系统中的“违法”现象说成是“普遍的”“严重的”；把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处理的违章作业、工伤事故、职工违反纪律以及劳保福利等问题都夸大成为违法行为，并说：“以中国情况而论，我国基层组织的违反决议、命令就比较多了，干部的违法乱纪情况就更多了”。
刘惠之在办理案件中，站在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为罪犯开脱罪责。例如，在肃反运动中，广州铁路局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来斐成，杀死了肃反积极分子（小组长）唐福秋。这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案件，但是刘惠之却说：“来斐成只恨唐福秋一人，杀死了他，而没有恨所有肃反干部”。因此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杀人，他甚至说：“如果一定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他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而对被杀的积极分子则说是“笨蛋”。这充分说明了他站在反革命立场公开地包庇反革命分子并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地主恶霸分子沈东为土地纠纷杀死中农沈之敬一案，刘惠之认为二人没有剥削和从属关系，因而不是阶级仇杀，而是一般仇杀，主张减刑。
刘惠之反对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广泛散布党不应该和不能领导检察工作的谬论，并以各种方法反对企业党委和地方党委对运输检察院的领导。他说，党委“不熟悉法律”，“不懂业务”，“企业党委领导检察机关不合法”。他还说：“党委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属于纯业务性质的问题党委不应干涉，否则会影响干部积极性，就是党政不分”。他企图把党的领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许党委过问业务。刘惠之不仅散布上述反党谬论，而且曾经提出要在济南铁路运输检察院“试验”不要党委领导的“经验”。
刘惠之对于右派分子黄绍竑对党的诬蔑和攻击则积极加以支持。1956年12月运输检察院召开的九个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座谈会上，他把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诬蔑肃反运动的发言照样宣读，并积极布置在实际工作中贯彻黄绍竑的意见。
刘惠之为了摆脱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还企图把全国运输检察院变成垂直领导的独立系统。他强调运输检察院的“特殊性”，不同意由省市检察院领导各地运输检察院，并擅自改变省、市检察院对当地运输检察院的工作指示和决定。他还准备垂直管理运输检察院的干部，强调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是一个独立单位。
右派分子王立中长期以来抗拒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指示，全面否定中央关于检察工作各项方针政策的规定，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作一个独立王国。他同刘惠之一样反对中央关于不应把一般监督工作放在主要的位置上的指示，并且狂妄地说：“要不要一般监督工作，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检察工作的标志”。他认为：“这是涉及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问题，必须慎重对待。”他诬蔑中央的指示是改变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央指示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应该是指向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而王立中却主张把锋芒指向那些犯有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的国家干部的身上。王立中在侦查监督、劳动改造监督等工作上，也积极反对中央的指示。
王立中的这些反动主张，同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是一致的，即是要以监督国家干部的违法代替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从而改变检察机关的专政职能。
王立中对于中央对检察机关一般监督工作的历次指示，从未在厅内认真研究和组织贯彻执行，甚至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歪曲中央的指示。在向下面干部传达中央指示时，他歪曲中央的指示精神说：“中央指示一般监督要当作武器掌握好，去年怎样做，今年还是怎样做”。这就是说，一般监督工作还是要摆在主要的位置上。尤其严重的是，王立中不经领导上审查批准，擅自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身份在1957年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恶意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某地人民委员会“关于配设护林员以利开展护林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护林员有权制止或拘留盗伐、滥伐森林和引火烧林的不法分子送人民法院处理”的正确措施说成是“违法的”。他并且大肆宣扬当前开展一般监督工作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公然制造舆论，煽风点火，企图同中央对一般监督工作的指示相对抗。由于他这篇文章诬蔑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被香港反动报纸所登载，被台湾国民党制成传单散发。敌人利用王立中这篇文章来诬蔑和攻击我们党和政府，而王立中在看到敌人散发的传单和转载他的文章的反动报纸以后，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百家争鸣嘛”。
王立中不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进行反党活动，而且还到下级检察机关散布和煽惑对党对领导的不满情绪，争取下面干部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在1957年5月21日丰台区试点会议上和1957年7月20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业务会议上，他竟然将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说成是一般监督的“反对派”。他向做一般监督工作的干部煽动说：“一般监督工作没有支持，内外夹击，同行苦闷”。他还说：“一种新事物（即指一般监督放在主要位置上）出来是香花，还是毒草，值得研究”，示意下面干部不要听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上的话。王立中还“鼓舞”下面的干部按照他的意见坚持向领导上进行斗争。
刘惠之、王立中的反党活动长期以来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进行非组织活动。在整风即将开始的时候，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对检察工作指示期间，刘惠之和王立中到中山公园密商对中央指示的不同意见。以后，王立中和刘惠之即利用整风机会异口同声地发表了许多反党反领导的言论，企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制造混乱。
刘惠之、王立中的反党言行激起了全院干部的极大愤慨。到目前为止，已召开的大小批判斗争会四十八次，各单位的干部会议近百次，全院干部大会十九次，并贴出了大字报八百一十多篇。经过全院干部摆事实、讲道理的集中揭发和批判，他们的右派面貌已彻底暴露，在大量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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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粮食部开大会撕下章乃器的画皮
揭穿了章乃器坚持错误拒不悔改花言巧语掩饰罪行的手法
新华社19日讯　粮食部全体工作人员在今天下午举行大会，继续揭露和批判章乃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以及两个会的其他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粮食部副部长高锦纯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几个月来，虽然经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民主建国会中央、全国工商联、粮食部以及全国各地的揭发、批判，右派头子章乃器对自己的错误不仅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千方百计地抵赖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并且对党和人民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章乃器一直在肆口诬蔑批判他的人是“造谣专家”，诬蔑领导被“谣言蒙蔽”，诬蔑群众被“谣言欺骗”。直到昨天——12月18日，章乃器还把他抗拒改造的顽固态度，说成是“坚持真理”，把自己美化成是“党的最忠实的朋友”。
周伯萍、侯建中、郝成鸣和齐兴启的联合发言，着重揭露了章乃器从各方面施放毒箭，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罪行。他们指出：章乃器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他十分清楚“反社会主义必先反共”的道理，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他把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说成是“大党主义”，公然要共产党检查这种所谓“大党主义”。在党政关系上，他说党“以党代政”，“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公然要党不上“前台”。在党群关系上，他说党与非党之间已形成了“一道墙”“一条沟”，墙和沟的一边是三害俱全的党员，居功自傲，特殊自居；另一边是非党人士，消极自卑，深受三害之苦。章乃器就是这样全面地反对党的领导，他极力煽动人们同党进行斗争，希望在中国燃起反革命的邪火，以便造成如他所说的“一旦爆发起来也往往变成舌剑唇枪，难以收拾”的局面。
周伯萍等人还列举出许多事实说明章乃器三十年来，一贯为资本主义效忠，混身浸透了资本主义毒素，他仇恨党和党中央像惧怕光明的魔鬼仇恨太阳一样，因此，他的问题不只是思想问题，他的错误也不只是理论上的错误，乃是极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罪恶。
安法乾、张靖、林朗天和朱竟之在联合发言中指出，章乃器今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所谓“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文章，是章乃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是他对其他右派分子的动员令。在那篇文章中，章乃器诬蔑共产党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大党主义”，诽谤共产党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硬说党员“骄傲自满”“特殊自居”，实行对马列主义的“垄断”，以教条主义来吓唬人。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就是由于党的领导的所谓“教条主义”。
他们说，章乃器的这篇臭名远扬反动透顶的文章，正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他企图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一手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丑化我们党和党员，并加以大党主义的罪名来反对党的领导，挑拨共产党同广大群众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手拿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妄想从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瓦解党，以此来达到他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张佳、张赤炎、任凤台、徐友彝、陶鼎芬、周景星、彭华在联合发言中，彻底批驳了章乃器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根本区别”和“定息不是剥削”等一系列反动透顶的谬论。他们指出，章乃器通过一贯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的手法制造出来的阶级等同的谬论，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高明”的“隐语”，就是他一步一步地抬高资产阶级，蔑视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的实际步骤。这些谬论绝不是像章乃器所说的是一个什么脱离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而是章乃器的一种极为阴险恶毒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反党武器。他企图用它来模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界限，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从而使人们放弃阶级斗争，以便右派分子们篡夺党的领导，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拖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最后发言的是工程师孙时仲。他列举了大量事实，驳斥了章乃器所谓社会主义的效率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论。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中，章乃器曾恶毒地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又说“社会主义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不如现代的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孙时仲指出，四十年来苏联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过世界上任何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解放后八年来的工业发展速度，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联合国也不得不承认，全世界1956年比1955年的工业生产速度增长得最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孙时仲说，右派分子章乃器所以要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尽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只能说明他是在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制造所谓“理论基础”。
大会还要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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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举行千人大会
彻底批判谭惕吾的反动言行
据新华社19日讯　民革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最近联合举行将近千人的大会，对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作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在这次大会之前，许多机关、团体对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反动言行已经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可是谭惕吾在这次大会上所谓交代和检查中，仍然拒不交代她的重大罪行，没有真诚低头认罪，激起了到会群众普遍的愤怒。
谭惕吾是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谭惕吾不仅不低头认罪，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倒算”和“反攻”。她诬蔑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关于她反动言论的报道，都是对她的“政治陷害”。直到最近，她还把她穷凶极恶、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罪恶，说成只是一个“修正主义思想”问题，企图掩盖和缩小她的罪责。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刘则智，准备在这次大会上揭露谭惕吾毒害她的罪行，谭惕吾居然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对她进行威胁，引起了周围群众十分的不满和愤慨。以上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谭惕吾是资产阶级右派当中的一个顽固堡垒，对严正的反右派斗争，始终是采取抗拒的态度。
在大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的有熊克武、蒋光鼐、王昆仑、朱蕴山、楚溪春等十余人。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李逸飞、程晓霞揭露了谭惕吾、林希翎、黄绍竑三个右派分子互相勾结的大量事实。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刘则智愤怒地控诉了右派分子谭惕吾对她的种种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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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大雪两尺多还没有停
沈阳人民战胜少有的大风雪
新华社哈尔滨19日电　黑龙江省正降着几十年来未遇到过的大雪。从17日晚到19日早晨八点，降雪深度已达两市尺以上，合降水量三十公厘。现在，雪还没有停止。据哈尔滨气象台的气象资料记载：这是从190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比全年降雪量最高的1930年仅差七公厘。哈尔滨市全体职工和居民，正在积极清除积雪，保证市内交通畅通。
这场大雪对明年解决黑龙江省历年发生的春旱，提高地温，促进农作物的发育，有很大好处。
据新华社沈阳18日电　沈阳市人民经过两天的搏斗，战胜了几年来少有的大风雪。
从16日夜间开始，从蒙古地区向辽东半岛袭来的冷空气同从渤海和南方向北移动的暖空气在沈阳地区相遇，形成了大风雪。沈阳市内出现了无数的小雪山，各个交通要道的路口，积雪深达一公尺以上，市区交通受到阻碍，市内行人如在雾中，行进艰难。从沈阳通往关内和南北满的铁路线路全部停运，有不少旅客列车被堵塞在中途。从沈阳通往省内各地的公路运输线路也被稀有的大风雪阻塞。
从17日清晨起，沈阳市人民就同大风雪展开了搏斗。17日下午，市内各主要街道的积雪已被初步铲除。
在各个岗位上的人们，都想尽办法战胜风雪来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市内交通停顿，但各工厂的出勤率并未减少。沈阳冶炼厂的不少工人，都从距离工厂十到二十里的住处步行到工厂上班。电工万金蓝每天坐火车上班，17日晨两点钟他发现大风雪后，估计火车必定受阻，就步行走到工厂，并且没有迟到。
今天，沈阳市大雪已停，大风也已减弱，铁路和市内交通已经部分恢复运行。不少机关干部和居民，仍然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继续清扫着街道上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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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受过去苦，不知今日甜”
——记天津大直沽街居民关于粮食计划供应问题的辩论
新华社记者　朱泽民
“不受过去苦，不知今日甜”，这是天津市大直沽街的居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了一场对粮食计划供应的辩论以后得出的结论。
大直沽街的两个居民委员会一千一百多户人家，在鸣放中共提出一千四百多条有关计划供应方面的意见。这里有一些人叫喊粮食不够吃。居民委员郝淑珍说：“我家八口，一个月差两天的粮食，光节约不吃饭行吗？”家庭妇女张克茹说：“我上月到娘家住了半月，粮食才够吃了。”类似这样的说法不少。到底粮食够吃不够吃？干部们在闹不够吃最多的梁家胡同作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二十五户中有二十三户都够吃甚至有余。叫喊不够吃最凶的有四户：其中一户全家六口，定量一百六十二斤半，有四口人都超过了标准，是个余粮户；另一户九口人，大人四口，小孩五口，定量二百五十七斤，每月完全够吃。只有两家因为小孩长大了，粮食定量没有及时调整，所以每月差一两天。
经过大家算细账，首先明确了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人家粮食都够吃。但是，为什么还有小部分人叫嚷粮食不够吃呢？群众自己分析出有五个原因：第一是吃粮食没计划。马秀英有两个小孩，每次孩子一哭一闹，顺手就给一块饼，日子长了，小孩都成了习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第二是养鸡鸭。秦淑珍养了四、五只鸡，一月就要二十斤粮，有的甚至养十四只鸡也喊粮食不够吃。在城市中养鸡鸭，不但影响卫生和公共秩序，而且浪费粮食。第三是亲戚朋友来吃饭不收粮票。马英兰家来了一个亲戚，一住十个多月没有粮票，这家也喊粮食不够吃。第四是想留后手，多积点粮票换细粮吃，甚至想多存点粮票，这种思想也很普遍。第五是小孩长大了，粮食定量没有调整。
粮食够吃不够吃的问题明确以后，大家就围绕“计划供应好不好”问题展开了辩论。在鸣放的时候，由于有些人喊粮食不够吃，就认为计划供应不方便，有的说：“社会主义就应该买什么有什么，不限制数量，有钱就可以随便买。”有的甚至说：“好容易盼着过好日子，买东西又都有个数。”这些看法在辩论会上受到了人们的反对。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王振华十分激动地说：“旧社会饿的饿死，饱的饱死，大奸商大资本家吃好的穿好的，没有咱穷人的分，现在谁都有吃有穿，怎么能说计划供应不好呢？”王玉萍老大娘在会上提起旧社会里两个儿子饿死的事，止不住掉下眼泪，她说：“现在有了计划供应，大家都能买到粮食，都能吃饱饭了。”赵慧芬老大娘也提到，解放前有一次，她让女儿拿着四万元伪币去买玉米面，当时能买四斤，可是一排队的功夫就涨到两万元一斤，结果只买了两斤。她说：“过去东西一天八个价，现在成年也不涨钱，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哇！”有的人就说：“实行了计划供应，物价更稳定了。”老人们的痛苦回忆也教育了青年人，在会上一提起“不计划供应行不行？”青年妇女马英兰立刻说：“那可不行，奸商又要投机倒把了”。
“不受过去苦，不知今日甜”，经过了一场辩论，也是一场新旧社会两条不同道路的阶级教育。家庭妇女赵桂兰说：“国家是勤俭建国，咱们也要省吃俭用把日子过好，这也是咱家庭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作用。”苏润卿大娘和一个十五岁儿子，两人每月粮食定量是五十九斤，过去总嫌不够，现在她把每天吃的粮食订了个计划：多吃发面馒头，少吃死面烙饼，一天就能省十两面；每隔两天吃一次白菜熬咸饭，又好吃，又省米，这样一精打细算，粮食就够吃了。青年家庭妇女刘桂珍过去总羡慕别人吃穿好，嫌丈夫赚钱少，有时不免要和丈夫吵架拌嘴。她在辩论会上自己检讨说：“以前我总想吃什么有什么，这回我思想搞通了，不但不抱怨，还要好好节约，把日子过好。”马凤云一家三口人，收入多，可是大吃大喝，不会过日子，月月一个钱不剩。她在辩论会上也对邻居们表示，要下决心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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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埃及空军建军二十五周年
埃及驻华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日讯　埃及共和国驻华武官蒙大奇上校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空军节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即将去开罗参加亚非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副团长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上将以及张宗逊上将、萧向荣中将、王辉球空军中将等高级将领和陆海空军军官三十多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
蒙大奇上校在招待会上讲话说：埃及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奴役之苦，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赢得国家的独立和完整。他最后代表埃及武装部队，对中国人民在去年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时所给予的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援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上将在招待会上讲话，他代表解放军空军官兵向埃及空军祝贺。他说，中国人民和军队对埃及人民和武装部队在反帝国主义侵略中所表现的英勇行为深为钦佩。我们高兴地看到埃及人民和武装力量在反侵略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在保卫祖国独立和维护中东和平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接着说：在保卫和平和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埃及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两国永远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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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迎等在南京武汉参观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南京19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全体人员，今晨八时乘专机离开南京去武汉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和夫人、南京市市长彭冲和夫人，以及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
新华社武汉19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由南京到达武汉。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陪同前来。
贵宾们下飞机后，乘汽车前往武汉长江大桥参观。在大桥汉阳桥头堡二楼休息厅里，长江大桥桥工段负责人向吴觉迎副总理介绍了建桥经过。吴觉迎副总理详细询问了桥墩的管柱钻孔法的情形。接着，贵宾们在大桥的铁路桥面、公路桥面上观赏了这座壮观的桥梁和被它连接起来的武汉三镇景色。
贵宾们用过午餐后，于下午一时乘专机离开武汉飞往北京。
今天到机场欢迎欢送贵宾的，有湖北省副省长刘济荪，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和夫人，副市长唐午园、孙耀华，驻军首长潘寿才少将等多人。
新华社19日讯　以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为首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由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陪同结束在华东地区的访问后，从南京经武汉乘飞机在今天下午回到北京。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等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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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军事代表团去东北地区参观访问
新华社18日讯　以洛姆斯基上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萧华上将陪同下，18日下午四点五十分乘专机由广州经武汉回到北京。晚上九点四十分，改乘火车去沈阳、鞍山、旅大等地参观访问。
军事代表团在回到北京前，参观访问了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武汉等地。代表团在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队时，洛姆斯基上将向该部队的战士讲了话，并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模范战士奖章和伏契克奖章赠给该部队优秀射手李少福、王春孝等二十九名士兵。在南京参观访问时，代表团参谒了中山陵，凭吊了雨花台烈士墓，还参观了某军事学校的二十多名军官和士兵射击表演。在杭州时，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空军歼击机部队表演。由广州返回北京的路上，代表团在武汉参观了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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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赛扬等离北京回国
新华社19日讯　应邀参加中国工会“八大”的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及夫人、匈牙利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米·绍莫吉和苏联工会代表团部分代表，在19日乘飞机离北京回国。
在19日以前离北京回国的有黑非总工会总书记狄亚洛·赛依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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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帮助蒙古受地震灾害人民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在16日捐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人民币七万元，以帮助蒙古西部地区遭受地震灾害的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主席图蒙德格夫人在18日致电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表示感谢。又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曾在9日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慰问蒙古受地震灾害的人民。图蒙德格夫人已在12日复电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