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2-17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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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上海机场送别吴巴瑞副总理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亲爱的副总理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吴巴瑞副总理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来的其他缅甸朋友们快要离开中国了。我怀着无限的惜别之情，并且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再一次感谢你们的访问，请您们把中国人民对于缅甸人民的兄弟般的友情带回缅甸。
阁下，您虽然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长，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有机会同您和吴觉迎副总理就中国和缅甸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从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这对于发展中缅两国友谊和推进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阁下同我的约定，阁下将在明年春天再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上海的人民也一定会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让我们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一次重叙老朋友的情谊吧！
中缅友好万岁！
亚洲和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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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巴瑞副总理的讲话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和我的夫人和我率领的代表团就要离开中国了。在我们和大家分别的时候，虽然我们快要离开可爱的中国，但是我们的感情却仍然和你们在一起。
在我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就像亲戚一般地给我们非常温暖的欢迎和接待，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是到了外国，而完全好像到了亲戚和朋友家里一样。虽然中国的天气是寒冷的，但是由于中国人民亲切而温暖的接待，我们不但不感到寒冷，相反，却感到温暖。
从我们到达中国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离开为止，我们的老大哥，亲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给我们非常亲切的接待。同时，各地领导人也给我们温暖的亲戚般的接待，各地人民也像亲戚和“胞波”一样欢迎我们。对所有这些，我们是决不会忘记的。
从我们祖先开始，缅甸人民就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亲戚和“胞波”一样看待。在这次访问中，我们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同样的把我们看成是友好的亲戚和“胞波”。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是一般的友好关系，而是亲戚般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亲戚般的关系。这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是普通友好国家的关系，而是亲戚般的友好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还是建筑在五项原则和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就日益巩固。我们并正在并肩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这次我们到中国访问的时间很短，正当我们刚成为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了。我是很想在中国作一些访问和考察的。我希望再一次和诸位相见，那时你们不再是我的新朋友而将是我的老朋友了，那时，我也将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为此，我在不久后将再次来中国访问，并考察先进的中国的建设情况。
现在，我们就要离开了。这时候，我们心里充满着惜别的心情，我将把中国人民的情谊带回去。
我们两国的友谊是巩固的，我相信缅中两国将并肩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巩固而共同奋斗。（附图片）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12月16日由上海乘专机经广州返国。图为周恩来总理在机场的欢送仪式上讲话。右为吴巴瑞副总理。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上海无线电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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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在上海参观
新华社上海16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16日在上海着重了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吴觉迎副总理和部分团员由曹荻秋副市长陪同，在上午参观了公私合营申新九厂。荣毅仁和私方厂长吴中一向贵宾们介绍了这个工厂公私合营前后的情况。申新九厂是资本家荣毅仁家的申新纺织系统中的一个厂，1956年这个工厂的生产总值比1955年合营前提高了27％，成本降低13.15％。这个工厂的变化引起了吴觉迎副总理的兴趣。他还提出公私合营厂的生产管理、工资福利等问题，同荣毅仁在晚上继续交谈。
下午，吴觉迎副总理等同上海商业资本家郭琳爽等六人座谈了资本主义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具体了解了上海各种私营商业合营前后经营管理的情况。
吴觉迎副总理等今天还参观了去年曾为缅甸生产过精纺机的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受到工人们的夹道欢迎。
吴觉迎副总理的夫人参观了玉佛寺，一部分团员访问了复旦大学。
今晚，荣毅仁在他的家里设便宴招待吴觉迎副总理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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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甘肃省牧区各民族参观团
新华社上海16日电　周恩来总理15日晚十一时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正在上海参观访问的甘肃省牧区各民族参观团。接见时在座的有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许建国。
周总理在同参观团人员的交谈中，询问了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且鼓励各民族加强团结，共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
接见后，周总理还同全体团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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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全民整风批判右倾思想 组织生产大跃进全面开发山区
湖南、贵州两省分别举行党代表大会
新华社长沙15日电　11月26日开幕的中共湖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于12月12日闭幕。
会议决定动员全省党员和全省人民，奋发前进，连续组织几个农业生产大跃进，使全省在196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百五十四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元，比现在增加一倍。会议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须抓紧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尤其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明年要求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五亿斤到二百五十亿斤，全省要有三十个县、市的每亩平均产量分别达到六百、七百、八百、九百至一千斤，作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组织更大跃进的准备，以便在三、五年内使全省所有农业社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这次会议是运用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进行的，充分发扬民主，全面检查和总结了五年来的农业生产和全省工作。在会议期间，到会代表先后贴出了四千七百五十二张大字报，共提出批评和建议五千七百七十九条，省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都亲自到场逐条阅读并研究处理办法。据统计，省委各负责同志和省委各部门在会议期间共出了三百四十六张大字报，对提出的部分意见分别作了答复，有的还立刻进行了改进。经过充分辩论，到会代表分清了是非，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大家表示坚决完成湖南省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指标，并努力争取超过。
在讨论中，代表们都认为，这五年来湖南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在这期间，虽然遭受了两次百年来未有的洪水和大旱，粮食产量仍由二百零六亿斤增加到二百三十亿斤，生猪由六百八十三万头发展到今年9月底的九百多万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5％。但是发展的速度和湖南的主客观条件比较起来，还是不够快，这主要是工作上存在着许多缺点，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一度有了滋长，对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不够，对新鲜事物的支持和对先进经验的推广都不够，因而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上产生了松劲现象。会议分析了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认为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今年，有些农业社的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他们只愿自己私人生产，不愿参加社的集体劳动，农业社纪律松懈，扩大再生产的劲头不大。因此，要在农村中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批判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根据湖南常常发生严重水旱灾的情况，会议认为要保证粮食生产以较快速度增长，首先就要以移山填海的劲头，大力兴修水利，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水旱灾害。凡条件适合机械排灌的地方，应积极发展机械排灌，提早解决主要粮产区洞庭湖区的排渍问题和江河沿岸农田的灌溉问题，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使用机械排灌，腾出劳动力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彻底改变这些地区广种薄收的局面。
湖南山区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资源丰富，增产潜力很大，但劳力不足，交通不便。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今后要加强山区生产工作的具体领导，各有关部门也应从工业、交通运输、供销贸易、文教卫生等方面努力支援，积极领导和帮助山区人民发展山区生产。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中共贵州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2月3日至5日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历时二十天的全省党内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召开的。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省委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贵州省农业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纲要，向全省各族人民提出了十二年内的奋斗目标：全省粮食每亩平均产量由三百四十斤提高到八百斤；全省的森林面积由占土地面积的10％提高到35％；牛马的头数由三百二十五万头增加到六百六十多万头；猪的头数由四百四十万头增加到一千七百万头；各种农副业及土特产和矿业的生产也都要有迅速的发展；使所有的县、区、乡、社基本上完成道路网的建设；使所有的流域和河道基本上得到综合治理；在最近五年内要使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并力争在三年内达到。
会议认为，贵州省是个山区，根据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十七条发展山区经济的精神，确定要在做好水土保持、力争粮食和油料等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和土特产、矿产等多种经济的基本方针。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会议认为，为了实现农业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全党必须振作起来，团结和带领千百万群众，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因此，必须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方针，积极响应中央“面向山区，向山区进军，下乡上山”的伟大号召，大力紧缩行政机构，精减上层，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工作的领导。农村各级领导必须积极地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县、区、乡各级领导都要建立农业技术试验地，逐渐变成领导农业生产的内行。要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充分发挥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贯彻合作社自修自管自养的方针；大力作好水土保持工作；绿化一切可以绿化的荒山；利用丰富的草源和水源，大力发展畜牧业；积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改良土壤，变瘦田为肥田，改旱田为水田，改坡地为梯田，改单季为多季；大力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动员组织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开展除四害运动，为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最严重的疾病而斗争。发展山区生产是全党的长期的中心任务，工业、商业、交通、财经、文教、卫生等部门，都必须作出建设山区的具体规划，共同为促进山区生产发展而努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组织保证，必须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必须统筹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三者之间的利益，逐年增加公共积累，扩大基本建设，使合作社日益巩固。
会议认为，发展山区生产，改造山区落后面貌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和右倾保守思想及脱离实际的作法作斗争，而当前必须深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全党必须经常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好整党、整团和整社工作，并时刻警惕一切敌人的破坏。
此外，会议期间苗春亭同志代表省委作了“为争取我省整风运动的全胜而斗争”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贵州省的整风运动虽已取得巨大胜利，但只是初步的胜利，今后必须更加努力，为争取全民整风运动的全胜而斗争。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三百五十四人，其中有一百零六人在会议过程中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会议最后增选了两名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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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革命精神紧缩机构　参加劳动锻炼能上能下
江苏十五万下放干部将走上生产岗位
本报讯　江苏省省级和南京市党政机关、全省第一批开展鸣放和整风的厂矿和大部分高等学校，在转入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以后，首先把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加强劳动战线作为整改的重点，用打破常规的革命精神对待这一工作，因而推动全省迅速出现了一个干部参加劳动的高潮。据统计，从10月中旬到11月底，上述几个方面共下放干部一万一千多人，连同半年来整编中下放的干部已近七万人，其中有三万七千多人直接下放参加劳动。全省原定下放十三万人，从目前情况看，估计可能达到十五万人。
去年年底，江苏省紧缩机构和下放干部工作的进度比较迟缓。原因是领导机关虽然对机构臃肿庞大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早有认识，但是当时对中央指示的体会不深，因此对机构设置和编外人员的出路安排缺乏革命精神和打破常规的措施。经过这次大鸣大放，特别是经过学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大家对紧缩机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前一阶段的整编工作又已基本上摸清了机构和人员的情况。这就使领导机关深刻地体会到对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且认为大批地下放干部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不等机构编制确定，就按照省和市一级机关35％到50％，地委和专区机关40％，县15％到20％，企业和事业单位50％的比例下放干部。这样，就使这一工作不停留在编制、体制等问题的讨论上，而迅速地出现了一个跃进。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的热潮。
根据江苏省委的经验，为要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除必须首先统一领导干部的认识，下定决心以外，还必须有响亮的革命口号，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江苏省委首先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全体干部中作了传达和学习，并且提出了“参加劳动战线，加速实现我国由穷变富的技术文化革命”、“下乡上山，实现四十条”、“在劳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等响亮的动员口号。这就改变了人们把下放干部当作“被精简掉”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参加劳动对于建设国家、改造自己的重大意义，使党的意图迅速变成了广大干部本身的迫切要求，他们把参加劳动看作一种豪迈的光荣的举动。同时，对某些有代表性的“农村无前途”、“大材小用”等错误论调，展开了讨论和辩论，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轻视劳动的观点，批判了能上不能下、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个人患得患失的思想。这样，参加劳动锻炼的问题，就成了一方面是每个干部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英勇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同时也是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是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这样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不仅对于所有干部是必须的，而且在社会上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
江苏省这次大批下放干部，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深入动员、自下而上的申请报名和最后由领导批准的方式，采取了先进带动落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采取了决心书（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光荣榜、欢送会、家属座谈会等方式，因而迅速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且很快就使运动进入高潮。这种群众性的自觉运动，使领导上完全主动，也根本不存在编内编外的问题。并且这次还作到了从厅局长到省委书记都亲自动手，亲切而热情地找下放干部谈话，鼓舞他们向农村进军，锻炼改造自己，细致地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也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必须而又可能解决的实际困难。
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必须辅之以全面规划和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首先，省级机关和有关单位，对所有机构和人员全面排队，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对下放干部和保持机关骨干，对干部的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都作了统一的考虑，坚决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反对只重视干部的业务水平而忽视政治质量的偏向。对女干部与男干部一视同仁，防止排挤女干部。对有些方面，如文教战线和农村基层需要增加一批骨干，中小学教员清理以后需要补充缺额，也都统一考虑在内。在下放的次序上，先放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的，后放其他。凡家住农村、本人有劳动力者，一般都回乡参加劳动；有劳动力而家住城市或无家可归者，以小集体的方式（三五人为一组），尽量安排到地多人少地区的合作社参加劳动，并视可能组织一批到茶园、菜园、水产养殖企业和农场等地参加集体生产；对一部分工作条件很差而有家务牵累的女干部，动员她们从事家务劳动。对已经不能劳动的老干部的退职、退休问题，则按中央的规定办理。干部下放以后，必须大力注意巩固工作，上边不能采取“卸包袱”和“推出门了事”的错误态度，县、区、乡要像军队关心新战士那样，关心今天劳动战线上的新战士。下放干部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有些人可能思想“回潮”，有些人可能发生具体困难，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因此，省委还要县、区、乡做好迎送工作，要合作社帮助他们安排食宿和生产，还要在政治思想上经常关心他们。省委还准备在适当时机作一次全面检查，切实解决下放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据估计，江苏省下放干部的任务，省级机关在12月中旬就可以基本完成，全省在明年2月中旬以前可以基本完成。在这以后，整改的重点将转入改进体制，权力下放，机构设置，修订规章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展开深入的辩论和细致的研究，对不合理的部分要大胆地改，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要痛改前非，使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跃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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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刀阔斧紧缩机构
过半干部将下放参加劳动生产
本报乌鲁木齐电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决定抽调一万六千七百余名干部，去参加劳动生产或下放到基层工作岗位。
生产建设兵团本着勤俭建国，勤俭办场的精神，最近召开的党委会议决定大刀阔斧地紧缩机构，将62％的干部下放。当兵团副政治委员张仲瀚宣布这一革命的措施后，获得全兵团大多数干部热烈的拥护。基建处处长申玉昆、劳动工资处副处长张丹宜、工程处的设计处处长赵锐、党委监委办公室主任李毅等许多领导干部，纷纷带头申请去参加劳动生产。据统计，兵团工程处、运输处等单位，在几天内报名下放的干部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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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已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
　　本报记者　林沫
我们到白云布拉格牧场去参观，这地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那广阔似海的大草原的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国营牧场，方圆三、四百里，有两万多头牲畜。我们乘汽车这里、那里跑了一天，后来到了一个饲养杂种羊（新疆细毛羊同蒙古羊杂交所生）的分场。
从羊群那边走过一个小伙子，他足踏马靴，手里拿着套马杆子，脸孔黑红黑红，一望而知，这是长久在草原的野风和烈日下生活着的一个牧区青年。我们同来的一位蒙古族同志上去同他打招呼，他们就以蒙古话攀谈起来。他的话操着地道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口音，又满是牧民群众的语汇。起初我们以为他是当地牧民的子弟，当他用汉话说出，他原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汉族青年时，我们都十分惊讶。
这样，我们就更加注意起这个受人夸赞的青年，看他那红扑扑的脸，一身结实的肌肉，粗壮的臂膀；他朴实而有些腼腆，见了人只是笑；但心怀开朗而愉快，在他面前是无边的草原，满天的阳光，广阔的生活……。
“谈一谈吧，你是怎样学会蒙古话的？”走进他们在放牧地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我们这样问他。
张士铨对我们的问题沉思起来，他深深地回忆起往事，谈起他的学习课程。不过，他没有谈如何学习蒙古语文的发音和文法，他谈的是一个汉族青年，如何逐步地和兄弟民族接近起来，最后终于在草原上安家落户。
几辆牛车，在大雪后的草原上慢吞吞地行走着。车上的人，眉毛、狐皮帽子和皮大衣的领子都结着一层冰霜。这是张士铨第一次参加一个兽医防疫队到牧区去，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张士铨从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开办的畜牧兽医专修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来工作。他抱着一个青年团员的志愿和决心，要求领导上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在祖国边疆的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分力量。
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带着新奇的眼光走向生活，他要看看草原有多么大，蒙古包是什么样子，牧民怎么饲养大群的牲畜……
他和大家坐在牛车上，日夜不停地走着。四外全是白茫茫的雪野，看不到人家，也没有村落，蒙古包也被雪盖住了。对这种不平凡的景象，他感到兴奋，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胆怯。有时他想到这些牛车，像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有时又想到在苏联北极地区那饲养驯鹿的游牧生活……
在他的想像中，生活是美丽而动人的，但一接触到现实，又好像生活不是属于自己的，处处都感到生疏与不惯。他第一次到牧民家里，蒙古包该怎么进出，到里边该坐在什么地方，吃起“手扒肉”如何使用刀子……几乎事事都要人来教。睡觉要盖羊皮被，吃起饭来是每天两次奶茶一顿肉，他实在感到别扭。甚至牧民家里那些凶猛的狗，也成了他行动中最大的威胁。
下去之前，张士铨就听人说，由于吃食不习惯，初次到牧区很容易泻肚子，他就带了一大包止泻的药。后来，他怀疑说这话的是故意开他的玩笑，因为这些药是完全白带了。
谈到那时的生活，张士铨说：“当时觉得生活苦是苦，但心里却又感到很得意。”因为那时牧民家里如果来了兽医，真是如获至宝，特别又听说张士铨是从北京毛主席那地方来的，是个汉人，又是个能干的青年，那些蒙古老乡呀，互相争夺着把他拉到自己家里住。进蒙古包让他坐首座，吃饭的时候先把头一碗捧给他，睡觉的时候要把被子给他盖好。张士铨虽然不懂一句蒙古话，但他们彼此并不用语言表白自己的心，而是以实际行动。张士铨以紧张的工作回答大家，他整天弯着腰，不停地给牲畜注射，一天要注射两千只羊。
有一次张士铨病倒了，这可急坏了蒙古老妈妈：一会儿给下挂面，一会儿又去煮肉粥，另一家又给送来了奶油烙饼。老妈妈坐在旁边给他唱歌儿，让他不要想家……
张士铨在草原走过很多路，住过很多蒙古包，开始熟悉了牧区的生活，但领导上一个电报，又把他派到了农业区。
这次是张士铨一个人单独地活动了。他背着一个行李卷，在乡下串营子，到各家帮助农民防治牲畜的疫病。到每个村子里，他吃遍百家的饭，差不多顿顿都是：高粱米饭，大葱沾酱，或者是小白菜沾酱。他见农民吃得很香甜，自己慢慢也吃出味来了。离开了牧区的奶茶和“手扒肉”，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日子久了，他产生了厌倦情绪，思想动摇起来，他心想：这样一年四季在乡下转，啥也见不着，政治上、技术上怎么提高呵？他又想起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
年终的时候，他回到了机关。机关里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三反”“五反”运动。他当了“打虎队”员，一面向贪污分子作斗争，一面在内心责问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目的难道是追求生活的舒适和个人享受吗？你在乡下吃了点苦，刚开始受到些锻炼，就想逃避困难，你的年青的志愿、迎接生活的勇气和决心都到那里去了？
“三反、五反”运动帮他卸掉了思想上的包袱，当领导再次分配他到牧区工作的时候，他就轻松愉快地下去了。
1952年3月，草原上还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他们十来个人，骑着马从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去，全程一千五百来里，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不会骑马的张士铨一次又一次地被摔下来。有一次头冲下跌下来，给摔得昏迷过去了，但过了一阵清醒过来，也觉得没有啥，而且越摔胆子越大了，对骑马发生了兴趣。有时夜里也走，一夜跑一百多里。还学会了在草原上过夜，拿马鞍当枕头，马缠作褥子，把皮大衣往身上一裹，就睡开了。
到锡林郭勒盟不久，他就被分配到国营牧场去。那时牧场还是初建，牲畜不多，只有几个职工，两顶蒙古包，此外，就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
夜晚，张士铨在蒙古包里睡下来。
草原呵，是那样的安静。
一炉子牛粪火早已烧尽了。躺在他身边的几个蒙古族牧工，经过一天的劳累，都已入睡了。张士铨怎么也睡不着，他兴奋又有些不安：过去下牧区，下农村，还能回机关，到城市；现在，他第一次感觉到，要把蒙古包当作自己的家，要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
同几个蒙古族牧工生活在一起，张士铨下决心要学蒙古话了。他每天见到什么就问，一字一句地记到本子上。不知道是他过于心急呢，还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总之他感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那么难学，有些话他一遍又一遍地死死记下来，却转眼就又忘了。有时他把“羊被狼吃了”说成“狼被羊吃了”，就逗得牧工们抱着肚子笑呵，笑呵……
后来，有一件事情进一步帮助了他的学习：他叫牧工到马群里去抓一匹有病的马，但一连抓了几匹也不是他所要的。他越急越说不清，牧工已经累得满身大汗，最后把套马杆一撩，说什么也不抓了。两个人各用自己的语言，各说各的道理，吵了一通。
张士铨气得坐在地上，越想越伤心，工作中的困难、语言的不通、平时隐藏在内心的生活中的苦闷一下都涌上心头，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跑去找场长，吵着牧场的工作他干不了，要卷起行李回盟里去。
场长华·毕力格同志却是一个劲地安慰他，给他煮茶，取奶食品，做奶油烙饼，亲亲热热地给他闹了一顿饭。等他吃了，喝了，气也消了，老场长这才笑嘻嘻地同他闲扯起来：“小张呵，你看，我们这不是一家人吗？咱们天天在一个锅里吃喝，一块干活，一起说笑。要是我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到，你可以提呵，不要哭得那么伤心。”他燃起一锅烟，一手抱着小张的肩膀，从蒙古包里走出来，继续像一个老父亲那样亲切地谈着：“你是北京人，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你该知道，要不是新社会，咱们蒙、汉两家人像亲兄弟这样的生活在一起可不容易呵！你来了，来帮助我们搞建设，这很好，我们真是搭心眼里喜欢你呵！你要离开我们，难道你不喜欢我们吗？这里有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光荣任务，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牧场。我们共同伸出手来，好好在这里干吧！”
老场长对人的态度和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坏孩子，别人真心地爱自己，但自己却对他们不忠心。他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要想踏踏实实地在这里生活下来，光下决心吃苦是不行的，还必须对这里的生活发生兴趣，要爱大家，爱草原。
他从这里受到了教育和对生活的启示，再一次地摆脱自己的思想包袱。草原上的生活对他来说，逐渐成为自自然然的和轻松愉快的了。至于学习蒙古话，也和对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逐渐对这事有了喜好，自然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这有什么奥妙呢？”他说，“蒙古包就是你的家，这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有谁家的孩子还学不会说话呀！”
最后，张士铨这样描述了他同草原的关系：
“如今呢，语言也通了，生活也习惯了，思想上、生活上算是已经在草原上定居了。我在这里已经结了婚，现在连孩子也有了，一个人变成三个人了。来时算是一根小树苗子，现在已经长高，长大了。这地方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草原，风雪，对我都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望见每个山包啦，小河啦，都会想起在这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好像草原会说话，它会同我谈到很多东西。”（附图片）
刘勃舒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