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2-12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扫除执行社会主义侨务路线的障碍
引导侨眷归侨过好社会主义关
侨委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当前侨务工作
新华社11日讯　华侨事务委员会最近举行了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八年来侨务工作的成绩，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侨务路线，批驳了破坏侨务政策的右派言行，检查了侨务部门在执行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并且根据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基本方针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精神，讨论了如何发动侨眷、归侨积极参加大规模生产运动，积极参加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对他们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坚决引导他们过好社会主义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开幕的时候，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主任就当前侨务工作问题作了报告，方方副主任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历次有关侨务工作方针的指示。委员们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同意何香凝主任的报告。在会议结束以前，廖承志副主任就当前侨务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报告；方方副主任作了总结报告，回答了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
会议认为，八年来，侨务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在国内各项的改革、改造运动中，国家坚持了侨眷、归侨和全体人民一齐发动、适当照顾其特点的方针，使绝大部分的侨眷、归侨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目前已有95％以上的侨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约有80％以上加入高级社。入社侨户一般有65％到70％增加收入；办得好的社有90％以上的侨户增加收入。国内侨资工商业也基本上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手工业侨户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技能得到发挥，生活得到适当安排。随着所有制的改变，也使他们的思想得到相应的改造。侨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已经在逐渐消除，劳动光荣和勤俭持家的新风气已逐渐形成。国家还在侨务工作中贯彻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鼓励和引导侨眷、归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后陆续回国的二十多万归侨，都得到适当安排。历年回国升学的华侨学生，政府辅导他们进入各级学校学习，现在已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从高等学校毕业，走上建设祖国的光荣岗位。华侨回国投资额逐年有所增长，1956年为1952年的五倍左右。
会议指出，在国外，绝大多数的华侨日益紧密地团结在祖国的周围。蒋帮特务分子日益孤立。华侨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也有了很大的增进，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
会议严肃地批判了违反社会主义侨务路线的一些右派言论和行为。会议一致肯定了在侨乡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并强调侨眷、归侨对粮食等统购统销物资的特殊需求，必须在遵守统购统销政策之下，才能适当照顾。会议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赎买政策同样适用于归侨私营工商业，并肯定国家安置归侨“按籍安置，主要面向农村，对有技能者量才录用”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指出少数侨眷、归侨和归国华侨学生中的借口“特殊”而无视国家法律，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合作化，结伙走私套汇，不遵守劳动纪律及流氓行为等，都是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
会议根据整风的精神，结合在鸣放高潮中对侨务部门所提的意见，着重检查了国内侨务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在某些工作中表现得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缺乏瞻前顾后和左顾右盼，积极教育不够，片面强调照顾；引导侨眷归侨参加劳动生产的工作做得不够，尤其是对依靠侨汇为生的侨眷归侨，曾经没有很好地按照他们的特点来安排劳动生产，缺乏有计划地把侨眷归侨和华侨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在贯彻执行社会主义侨务政策的过程中，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有时表现不够坚决；对侨眷归侨较少的地区，少作调查研究工作，也缺乏具体指导。以上这些，都曾经使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必须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坚决加以整顿和克服。
会议认为，要教育侨眷归侨热爱劳动，同农民一起，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而积极生产，争取在五年内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在今冬明春，要发动侨眷归侨投入新的农业生产高潮。
会议确定，要积极发动侨眷、归侨参加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过好社会主义关，使侨眷归侨在运动中人人受到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大变革中，必须坚决改造自己，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要更加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大辩论中，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必须严肃批判处理；对落后的思想和言论，要耐心地进行教育；对各项侨务政策的措施，应该向干部、农民解释清楚，使侨务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
会议认为，国内侨务工作必须根据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侨眷、归侨的特殊问题，在党、政、合作社和有关单位统一安排之下进行。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问题，处理的方针是：既不能闹特殊化，也不能对能解决的问题不替他们解决。必须将“勤俭建国”的精神贯彻到侨务工作和侨眷、归侨的生活中去。对侨眷、归侨的工作，必须坚持勤劳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原则。侨务部门要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充实下层。
关于当前国外侨务工作，会议提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增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国外华侨大约90％侨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也从便利华侨在当地长远居留着想，国外华侨工作首先是妥善地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主张让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侨居国国籍，效忠于所选择的国家；其次，对于部分保留中国国籍的人，除了必须遵守侨居国的政策法令、尊重侨居国的风俗习惯以外，主要是鼓励华侨商业资本和当地资本合作经营，或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发展有利于当地民族独立的经济；再次是要鼓励华侨子女接受当地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和谋生技术的教育，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教育制度，同时保留一定时间的华文课程。对华侨内部的关系还应贯彻“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贵”、“相见以诚”的精神，表扬华侨兴办福利的传统，广泛开展互助互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孤立蒋帮特务罪魁，粉碎他们祸侨害侨的阴谋罪行。
会议还指出，华侨生活在国外，他们和国内人民的处境完全不同，因此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在国外没有必要，更不能抄袭。
会议决定，要坚决地领导侨眷、归侨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业，使他们增加收入。会议还对1958年度归国华侨团结教育和接待、安置工作，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的若干问题，今后辅导华侨投资工作问题，关于侨汇政策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且拟定了具体的方案。
这次会是11月21日到27日在北京举行的。
云南、广西、山东、湖北、浙江、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四个省、市侨务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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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碎右派篡改法院性质的迷梦
高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大胜
彻底揭露刑事审判庭庭长、副庭长、研究室主任的反动言行
据新华社11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最近连续举行了十五次反右派斗争大会，在人民司法战线上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坚决斗争，彻底揭发和批判了贾潜（刑事审判庭庭长、共产党员）、鲁明健（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朱耀堂（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共产党员）、林亨元（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民盟盟员）等四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这个斗争大大有利于使人民法院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进一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通过这一斗争，更集中暴露了这四个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审判工作和企图篡改人民法院性质的反动面貌。
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 抗拒高院党组有关审判工作决定
这四个右派分子首先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贾潜等人片面强调“法院工作特殊”，借口“审判独立”，极力反抗共产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贾潜认为党对人民法院只能在制定法律时进行领导，不能具体过问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否则就是“干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就是“违法”，甚至说是“对司法工作的污辱”。林亨元认为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具体领导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正常的。”鲁明健也叫嚣党的领导“对三机关（公安、检察、法院）相互制约和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的积极性，起了某些抑制作用”。贾潜等人还故意把审判工作搞得很神秘，把法律知识说得很玄妙，诬蔑“党委不懂得法律，不了解情况，领导不一定正确。”
贾潜还把法律和政治、政策割裂并对立起来，叫喊什么“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并且把党对审判工作所指出的今后从严、分别对待等政策原则诋毁为“空洞的政治口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严重的是：贾潜、朱耀堂竟对中央有关人民法院工作的指示阳奉阴违，并利用他们所窃取的领导职位，煽动刑事审判庭的一部分干部抗拒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根据中央指示所作的有关审判工作的决定。
散布阶级斗争熄灭的反动观点 主张改变人民法院的基本性质
在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这一根本问题上，鲁明健的反动言论最为突出。他从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一反动观点出发，把目前我们国家的职能篡改为“主要是组织经济和文化生活”，“再强调镇压（职能）就不对了”，这实际上就是要我们的国家放弃专政的职能，要改变作为国家专政武器之一的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鲁明健对犯罪分子离开了惩罚的前提来谈教育改造，不承认“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同时他曲解党对反革命分子历来所采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说什么“从宽是主要面”、“严厉惩办，是原则上不对了”。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刑事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犯罪的阶级基础不同了，专政的范围不同了”。他把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流氓、阿飞、强奸犯、杀人犯等）都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张对他们不要强调惩罚，而要着重教育改造。他这样散布毒素，实际上使人民法院在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面前，丧失警惕，解除武装；是要人民放松阶级斗争，取消人民民主专政。
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 为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辩护
贾潜、朱耀堂、林亨元同样从实际工作方面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贾潜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例如对历史上有严重罪行，解放后在墙壁夹缝里藏匿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张纲权，他们认为被告藏匿在墙壁夹缝之内，就不能进行破坏活动了，来为这个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减轻罪责。再如对一个长期隐瞒历史罪恶，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持刀杀伤革命干部的反革命分子谢志兴，他们认为：“被告怕自己的历史罪恶被揭发，才对革命干部进行杀害，罪行固然严重，动机却是出于怀疑”，来为这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开脱死罪。又如平焕奎强奸幼女一案，平犯曾因强奸冯姓幼女，被判处徒刑六个月，出狱后，再次强奸冯姓幼女，并且咬掉幼女的舌尖，最后企图用砖头砸死幼女，幸而被人发现，这个幼女才获救。原审判处被告死刑。贾潜竟认为：“被告还不是一贯淫恶成性”，“幼女后果并不严重”，甚至极其荒谬地认为平犯的罪行未达“顶点”。朱跃堂也替平犯辩护说“不是蓄意杀人”。他们就这样极力为这个凶恶的罪犯开脱了死刑。
不顾反革命活动抬头的事实 反对中共中央的反右倾方针
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前夕，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新的抬头，当时在对敌斗争中有些人严重存在右倾偏向，表现在人民法院工作上出现了不少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等右倾偏差。中共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顺利开展肃反运动，正确地提出了反对右倾的方针。鲁明健却无视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反而诬蔑领导“事先不了解情况”，不该“一股劲反右倾”。鲁明健甚至诋毁反对右倾是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他反对反右倾的正确方针，实际上是反对肃反运动。不仅如此，鲁明健还极力反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措施。今年春天，刑事犯罪分子在一些城市的犯罪活动相当猖獗，而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又严重存在束手束脚、打击不力的右倾偏差。当时中央政法机关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在一些重点城市发动群众开展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而鲁明健竟认为“用这种精神作指导思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歪曲事实说：刑事犯罪是在“逐季下降”，“法院判处刑事罪犯是过重而不是过轻”，由于他认为刑事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就坚决反对用惩办的方法打击刑事犯罪，并且提出要用“新观点”去解决刑事犯罪问题。
1955年肃反运动时，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上发现刑事审判庭有右倾错误，指示贾潜进行检查，他竟以“不感到有右倾，没有什么可以检查的”来进行抵抗。朱耀堂、林亨元也叫嚷“反右倾的压力很大”，还攻击领导对他们右倾错误的批判是“过苛责备”。
蔑视党和国家废除伪法统指示 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
贾潜一贯坚持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蔑视和对抗党和国家早在1949年颁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伪法统的指示，他说：“旧法是几十年的经验，怎么能一下子就否定呢？”他还在日常工作中参考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寻找
“根据”，例如连茂反革命案，连犯曾任日寇、伪军的警察、谍报组长等达十年之久，曾讹诈勒索群众大量财物，1941年12月连犯率领伪军两个营“清剿”大町村，捉去群众十多名，并且将这个村的贫农团长送交伪军师部。1949年3月，连犯经人民政府捕获后，在解押途中又夺去解押人员张红茂的枪支，向张开枪射击，连发三枪未中，最后将张按入水中，企图淹死张红茂，幸遇群众发现，张才获救。原审人民法院判处连犯死刑，连犯提起上诉。贾潜却认为“上诉人虽作恶多端，但非首要。……连犯被捕后在押解途中夺枪与在河中屡图杀害解送人未遂，然亦与积极主动杀人已遂者不同，原审遽判处死刑，尚嫌过重”，像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贾潜竟极力为之开脱死罪，改判连犯十二年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对贾潜这种严重的旧法观点，曾于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时进行过群众性的批判。在此以后，贾潜曾几度企图为他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受批判一事打翻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不断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尽管这样，可是贾潜一直死硬地坚持旧法观点，拒绝改造，竟说什么“理是直的，路是弯的，将来历史会作结论”。
贾潜、林亨元还长期利用他们的领导职位，在刑事审判庭像传播瘟疫一样随时随地散布他们的旧法毒素和反党情绪。而朱耀堂对于贾潜的反党言行是积极支持的，常到处煽风点火，造谣诬蔑，破坏领导威信，分裂党的团结。在这次整风中，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充当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贾潜、鲁明健、朱耀堂、林亨元的反党行为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贾潜、鲁明健、朱耀堂一贯狂妄自大，严重脱离群众，几年来他们滋长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伸手向党要地位要待遇，当其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怨恨党，反对党，一直发展到今天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多月以来，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坚持说理斗争，这四个右派分子在揭发的大量罪恶事实面前，已表示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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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广州起义三十周年
广东三万多人举行大会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大会11日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参加纪念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士和外国来宾总共三万多人。
纪念大会在奏国际歌和国歌的庄严的乐声中开始；参加大会的党、政、军、人民团体的代表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波兰等国驻广州领事馆负责人，向广州起义烈士墓献了花圈。
在广州市长朱光致开会词以后，曾经参加三十年前广州起义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相继讲话。
陶铸在讲话中指出，广州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为主力军，决心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残酷统治的一次英勇的行动。它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但这次起义在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十分深厚、军阀统治还很强大的南方心脏举行，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失败。这就教育了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困难局势下，革命力量应该向农村进军，建立武装根据地，借以积蓄和发展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的确定了中国革命所应走的道路和整套的战略、策略，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转向胜利。
陶铸说，纪念广州起义，我们必须十分珍惜革命先烈以头颅换来的革命果实，坚决维护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学习革命先烈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勤勤恳恳的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必须效法革命先烈那样仇恨一切反革命派的坚定的阶级立场，毫不留情地镇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反攻复辟的反革命分子，把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
陈郁在讲话中指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虽然只存在了三天，当时它的政纲没有来得及全部实现，但是，它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彻底解放。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民政权，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权。
陈郁还说，在广州起义中，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苏联人民给了我们诚挚的无私的援助，许多苏联同志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流在一起。纪念广州起义三十周年，我们向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苏联同志致以最大的感激和最深切的悼念。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领事鄂洛夫也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三十年前，广州的工人阶级举起了斗争的旗帜，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国内的反动派和他们国外的庇护者——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把广州工农民主政权溺杀在劳动人民的血泊中。在这次屠杀中，暴露了它们对于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中国工人阶级有了野兽般的仇恨。只有苏联，才怀着热烈的同情，来理解广州劳动人民的革命举动以及他们最初的胜利。
鄂洛夫最后说，为了纪念广州起义失败后被反革命势力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而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建立了中苏血谊亭，这是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国际主义感情和对苏联深切尊敬的情谊的表现，我在这里代表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鄂洛夫在讲话结束时，代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向大会献了一面写有“献给光荣的广州工人阶级”字样的红旗。
参加纪念大会的人们最后参谒了广州起义烈士墓，并瞻仰了中苏血谊亭。
在举行纪念大会的同时，大会的实况由广播电台向广州广大市民转播，并且由飞机向市民散发了纪念大会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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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起义简况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前夕，“广州日报”从12月1日到4日连续刊载了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写的题为“广州起义”的文章，对广州起义作了扼要的介绍。文章说，为了挽救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成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1927年12月11日，广州工人、革命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举行了有名的广州起义。起义开始便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权，提出了革命的政纲。反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反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到12月13日，起义便不幸失败了。从起义开始到失败，英勇起义的广州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与反革命势力一连血战了三天。
文章在详细叙述了广东工人阶级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中进行英勇斗争及其成果后说，正当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之下，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的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继蒋介石叛变之后，4月15日广东的反革命派也在广州进行了反革命的政变。为了反抗叛变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恐怖，打退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其追随者向工人的猖狂进攻，广州的革命工人们提出了武装起义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在8月7日召集了紧急会议，党在这个会议上为了挽救革命，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党中央在1927年11月17日便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要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1月26日广东省委通过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在28日发表了公开号召起义的宣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广州工人阶级这一英勇的要求和行动。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之后，立即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担任总指挥。
很快，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改编为统一领导的赤卫队。起义的时间原定在12月13日。但是，当时在上海的汪精卫风闻广州工人准备起义的消息，立即作了紧急的部署。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起义总指挥部便决定把时间提前在12月11日。
1927年12月11日上午三时三十分，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广州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起义是从教导团开始，警卫团的士兵也参加了起义。由于起义群众的英勇果敢和起义队伍的调动迅速，两小时后，即占领了全城大部分地区。白色恐怖的广州变成红色的革命的广州了！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11日上午六时，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即被称为“广州公社”的政权）马上建立起来了。工农民主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发布告全国工农兵群众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
全市工人和一部分青年学生纷纷参加起义。天亮以后，参加人数已达二万余人。从11日晚上起，几千个武装的工人和起义士兵，一方面继续扫荡残敌，进攻第四军军部等未攻下的敌军据点；一方面则打击反革命各种力量对河北残敌的支援。
起义的第二天——12月12日，反革命的各种力量（帝国主义海陆军，原来互相仇视的各派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震惊于工农兵起义的胜利，已经联合起来，拼命的向革命的广州市实行反扑。当天，英国军队二千名、法国水兵四百名和日本水兵三百余名，在沙面布防，而美、英、法、日各国军舰则游弋珠江江上向起义队伍示威。日本军舰更向起义队伍射击。这个时候，起义的武装力量便开始处在严重困难的境地。
12日下午二时，张太雷同志出席西瓜园工农兵大会后，乘车返起义总指挥部，受到从大北门窜来一队敌兵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张太雷同志之死使全盘军事失却领导中心。当天敌军虽屡次反扑不成，但他们的各地援兵纷纷应调而来，有增无已，起义队伍虽拚死竟日激战，到当天夜间已经四面受敌。
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起义总指挥部当天晚上决定起义武装的主力十时后分批向东山方面撤退。自起义武装的主力撤走后，留在市内的赤卫队与其他起义群众便单独和反革命势力作殊死战。
起义的第三天，12月13日，反革命的大批援军纷纷到达，从四方八面向革命的广州市大举反扑。这时未曾退出广州的一部分赤卫队和革命工人群众虽已处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局面，仍坚决分途应战。至此，轰轰烈烈的广州武装起义和建立只有三天的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就在数倍于己的各种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联合进攻下遭受失败。广州人民又重新堕入反革命恐怖的暗无天日的深渊里了。
反革命势力重占广州，立即就对广州人民进行了极端野蛮的屠杀。据国民党反动派自己承认，仅在起义失败后几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难者便达到五千七百人。在这次反革命大屠杀中，一向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受到反革命军队的袭击，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和其他馆员多人，也被强加以同起义有关的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起来并公开枪杀。当时，大街小巷到处尸体纵横，血肉模糊，稍有良心者也目不忍睹，广州全市竟变成劳动人民的血海了。就这样，广州起义的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替中国革命史写上了非常壮烈动人，可歌可泣的一章。
文章最后指出，广州起义本身是失败了，但没有完全失败，起义队伍的一部分转移到农村里去，帮助和发展了农民革命。广州起义及其失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密切的联盟。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加，没有广泛的农民革命，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州起义是在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下举行的。当时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整个党的组织需要的是正确的退却，而不是继续的进攻；局部的武装斗争，暂时也只能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防御。”（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因此当时，在中国革命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者空前英勇和坚决斗争，但要长期占领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结果也就不能不陷于失败。广州起义及其失败，又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证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采取和平的形式，必须是武装斗争；证明了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广州起义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了，但是三十年前参加广州起义的英雄们的战斗精神和死难烈士的壮烈事迹，仍然鼓舞着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广州人民和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
伟大的广州起义的事迹和起义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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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德副主席接见三个参观团
新华社11日讯　朱德副主席11日下午接见了回族参观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参观团和四川省民族地区干部参观团的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场的，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副委员长，贺龙、陈毅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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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巴瑞副总理游览故宫
新华社11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代表团全体人员，11日上午游览了故宫。
贵宾们首先在太和殿参观了陈列在这里的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然后参观了交泰殿和钟表陈列室。在钟表陈列室，吴巴瑞副总理对远在十七世纪时候中国自制的钟表很感兴趣。这些钟表机械坚固，记时准确，而且装饰华美。游览以后，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向贵宾们赠送了宋人画册等礼物。
陪同贵宾游览的有郑振铎、马振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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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在东北参观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11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的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人员，由我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和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陪同在东北参观结束后，11日上午乘飞机从旅大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贵宾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人。10日到达北京的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他的夫人以及缅甸友好代表团全体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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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巴瑞、吴觉迎观看话剧“万水千山”
新华社11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11日晚上由贺龙副总理和夫人陪同观看了话剧“万水千山”。
吴巴瑞副总理所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吴觉迎副总理所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也应邀观看了话剧。
陪同观剧的，还有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中国驻缅甸联邦大使姚仲明。
这个话剧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演出的。演出结束以后，吴巴瑞副总理和吴觉迎副总理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两位副总理的夫人分别向演员赠送了鲜花。贵宾们并由贺龙副总理等陪同，登台和演员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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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由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义男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三人，11日早晨离广州回国。
使节团在我国的两个多星期里，曾到北京、沈阳、鞍山、抚顺、天津和上海市进行参观、访问。客人们是10日下午由上海乘飞机到广州的。当晚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设宴为客人们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