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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1-29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大学生怎样成为劳动者? 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始

第8版()
专栏:

大学生怎样成为劳动者?
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始
本报讯 清华大学整风进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阶段。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向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做报告,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这一辩论中去。
蒋南翔在报告中指出,党和国家在高等学校里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相当科学文化知识,体魄健全的劳动者。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首先要做一个劳动者。他分析了劳动者的根本品质,劳动者与经济上的剥削行为不相容,与政治上的特权不相容,与生产上无政府主义不相容,与脱离实际不相容,与脱离集体不相容。
蒋南翔谈到谁对社会贡献大?是科学家、知识分子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劳动者贡献大?他说: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者的贡献是最大的。
蒋南翔在谈到又红又专的问题时说,红与专的问题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国家需要的是精密的机床,业务上要有专门知识,在政治上只要“粉红色”就行了。他们认为有了科学就有了一切。蒋南翔指出,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青年学生应当关心政治,红就是关心政治。为什么要关心政治?因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还有。我们培养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为社会服务的。生产活动既不能离开社会和阶级,科学研究也不能离开社会和阶级,为生产服务的技术干部也不能脱离政治。
蒋南翔说,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干部,这就是阶级路线的干部政策,不这样做就要犯错误。如果一个人业务上是五分,政治上是糊涂的,这样的人能不能成为劳动者呢?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呢?如果不改造,就成了社会上的消极因素。他指出,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党和人民是信任的。信任是集体的。你信任集体,集体也信任你。但是,像那些只关心自己,政治上只是“粉红色”的人,是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国家当然要把建设任务交给又红又专的建设者。
蒋南翔的报告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许多同学说,红与专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关心政治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有的学生明确了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知道了劳动者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有的学生还批判了自己过去认为知识分子比劳动者贡献大的错误思想。许多学生认为,应该成为集体所需要的人,假若不被集体所需要的话,生活就没有意义。
清华大学广大同学,将开展热烈辩论,掀起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高潮。
(蕙萱)

北京业余机械学院在发展中

第8版()
专栏:

北京业余机械学院在发展中 虞辟
北京业余机械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工科夜大学。现在仅有三个办公人员和两间小办公室。教室分布在三个地方,借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工业管理学校、干部学校和北京农业机械厂的教室,预计到年底为止,学院仅用了所拨给经费的60%,但是,却负担了超过一倍的教学任务,原来计划学员是一百五十名,现在,包括即将开始的预备班和各班的旁听生在内已达到三百名。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在工厂区自办夜大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条件下,是完全有可能办好的。从上学期的学习情况来看,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或良好的占70%以上,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只占11%,最后经补考审查确因出差过多和成绩过差而退班者占全体学员人数5%。在出勤率方面达到94.9%,在缺勤时数中出差时数又占40%。在业余学习中,能达到这种出勤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在工厂区联合创办夜大学有其独特的优点。首先,它能结合工厂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组织教学。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工厂,在学员中80%以上的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绝大部分又都是直接做技术工作的。他们一般感性知识丰富,又有些实际工作锻炼,专业技术有一定基础,因此在教学计划安排上就有可能按照学员特点分班。
其次,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可由工厂中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能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些教师一般对工厂的生产过程有充分了解,而且对学员水平也有充分了解,因为有些学员就是教师在工厂中所领导的干部。对于学员那些方面的知识不足,需要补充提高,知道得最清楚,讲课中又能针对生产实践举出实例和提出问题,也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
第三,学院设在工厂区,能与工厂领导上取得密切联系,掌握学员学习情况,提高教学效果。学院对于学习情况不好的学员,即深入他所在的工厂了解情况,有时发现原单位未予照顾而给予学员过多社会工作时,就向工厂提出意见。对学习成绩不好或出差过多的学员,学院就组织老师补课。对学习纪律不好的同学,学院就通过工厂团委或人事教育部门进行了解和帮助。此外,学院还按工厂单位组织学习小组,推选厂代表以加强学员与工厂和学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复习。在教学工作方面,学院不断征求学员意见进行改进。学院设在工厂区内,地点适中,大大减少了学员往返时间,减少疲劳,也是学习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独立办好夜大学也有它困难的地方,比较突出的是缺乏教学经验、缺乏基础课(如数理化课程)方面的师资和教学设备等,要解决这些困难,就必须依靠高等学院的帮助和其他学校的密切配合。清华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对机械学院帮助很大。如清华大学供给全套的教学计划、教学日历以及教材等,甚至还供应印好的讲义。其他高等学院支援了高等教学的教师,而且是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夜大学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夜大学更能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专业人才,但是夜大学毕竟不同于正规的高等学校,学员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因此,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长期坚持下来。实际上,学员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体会到这些问题的,大多数的学员起初是凭着热情考进来的,其中有些碰到困难就停滞不前了。有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希望能有像清华大学那样的水平,有的把学习认为高于一切,因而和工作对立起来。也有一些学员,把上夜大学做为临时据点,总觉得夜校不如正规大学好,对待夜校课程采取轻率的态度。这些都应该纠正。
学员的学习工作负担都很重,每周要花费二十多小时业余时间来上课和复习,因此,也必须要求各工厂领导上给予适当的学习条件,如尽量减少业余活动,尽量减少出差,尽可能地给予较安静的学习环境。
为了进一步办好这所新型夜大学,今后,学院准备继续创办预备班,提高今后的学员入学水平。学院还准备全面修改教学计划,参考清华大学修改后的教学计划,结合自己的特点订出草案后广泛组织讨论,上课学时数将要适当减少,专业课程适当压缩,并增设选修课程,同时结合工厂需要,增设机器制造、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等专业。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业余机械学院将在各兄弟院校帮助下共同前进。

图片

第8版()
专栏:

11月24日,北京地质学院四百多个学生,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北京市海淀区前生农业社开引水沟,帮助农业社把一片旱田改变为水田。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学校、科学研究单位、业务部门如何密切合作 中共上海市委着手研究解决办法

第8版()
专栏:

学校、科学研究单位、业务部门如何密切合作
中共上海市委着手研究解决办法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开始研究并着手解决上海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有关企业、机关相互合作的问题。
在昨天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成立了化学化工、纺织、文学、新闻、经济、法学、机械电机、造船、土木建筑、医学、教育、历史图书资料、药学、外语等十四个协调小组。参加小组的有学校、科学研究单位、企业部门、党委、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等。各小组将在最近期间制定出初步的合作方案。
好几位教授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在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社会制度具备着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条件,但是过去学校和业务部门合作得还不够好,常常是各搞一套,有时候难免造成浪费;在教学上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也有些困难,这些已成为整风中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如上海财经机关有不少有经验的干部,但是上海财经学院师资缺乏,却长期不能解决。财经机关的干部需要提高,目前有一千七百多人在财经学院上夜校,但是财经学院则由于师资的缺乏,不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希望。上海高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中、小学联系得不够,因此许多学校的教学经验,还不能充分运用到师范教学中去。许多企业部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科学研究机关帮助他们解决。高等学校的实验设备希望业务部门加以利用,过去也都解决得不够。
这些协调小组成立后,将具体研究各单位存在的困难和协作的办法。
中共上海市委现在已经着手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中医学院,师资力量不足,基础课没有人教,整风中学生贴了很多大字报,对校方提出批评。现在已决定由上海第一、二医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共同设法支援中医学院,短期内即可加强中医学院的领导和师资力量。
会议上,市委的负责同志希望各部门克服本位主义,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使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业务部门密切合作。

全国足球甲级联赛 天津队北京队踢成平手

第8版()
专栏:

全国足球甲级联赛
天津队北京队踢成平手
本报讯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第二循环北京竞赛区,11月28日举行了一场比赛。天津队以一比一踢平北京队。
开球后北京队先行进攻,刚四分钟他们就获得发角球机会,左翼王陆将球高吊门前,却被天津队张水浩凌空击出。不到一分钟他们又卷土重来,右锋陈家亮带球直达底线,突然转身高吊,球正好落在大门右前方约十二公尺处,王陆赶上猛踢,可是由于慌张没有踢准,球只向前滚了约两公尺远就停下了,最后还是被对方后卫踢到中场。强敌当前,天津队也不示弱,他们同样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前锋孙元云、金昌吉、张水浩等都曾迫到对方禁区进行劲射,但是由于射门脚头欠准和对方防守严密,球不是被挡回就是越出界外。一来一往的激战,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双方都不能踢进一球。上半场最后只有二分钟时,天津队左翼孙元云发界外球,他将球掷给已跑到左路的右翼刘荫培,刘荫培不待球落地就高吊球门区,中锋金昌吉眼明脚快跳起用头将球顶入网内。上半场以一比○结束。
下半场北京队为了挽回败局,他们改变了上半场的打法,把侧翼打门改为中路打门,并且以善于远射的孙福成替下王陆,以增强他们的进攻威力。果然局势渐有改变,北京队左翼丛者余在靠近中场的左边,向对方门前高吊一球,孙福成赶至,把球踢飞网底。北京队扳回一球,比分形成一比一后,情势顿时紧张起来,双方跑动更为积极,抢球更为剧烈,谁都想再攻入一球,以获最后的胜利。可是一比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终场。
天津队在第一循环中积分最多,九场战斗七胜一败一和。在第二循环中,他们一直没败过,如果12月1日他们能够战胜“八一”队的话,将有获得冠军的希望。 (施毓忠)

八万人看了俄罗斯名画

第8版()
专栏:

八万人看了俄罗斯名画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十八—二十世纪俄罗斯绘画展览会”在26日闭幕。在为时三周的展出期间,有美术家、美术工作者和爱好美术的各界人士八万三千多人参观了展览会。其中有不少人来自东北、内蒙古和西安、济南等地。
很多参观者在意见簿上热烈赞颂展出的俄罗斯名画。
美术家吴作人说:通过原作,使我们了解到了油画的色调参差,笔踪来去等造型艺术的独特精神面貌,这绝非一帧复制品所能替代的。
展览会在展出期间接到了大批来信,要求延长展览时间和出版画册。
这个展览会即将到上海展出。

在学校里

第8版()
专栏:

在学校里
千余人参加劳动
南京大学一千五百多位师生员工分别于11月初,到南京陵园区高桥门、梅家廊、广洋等农业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他们参加了割稻、打稻、翻土、犁田、拔豆、浇水等各种农业劳动,情绪十分饱满。
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和团委书记带了一千多名学生从南园步行到农业社后,立即热情地投入劳动,帮助农民割稻子、打稻子。郭校长弯着腰,挥动镰刀带头割稻。在休息的时候,郭校长还为大家讲了两个战斗故事。
种子讲习班
本学期起,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和浙江农学院合办种子讲习班,由各省选派曾从事种子实际工作的技术干部到这里学习,学习期限暂定半年,课程内容包括种子学、种子检验、遗传选种、良种发育及种子病虫杂草等,学习期间,除讲课外并邀请校外专家举行专题报告,以充实学习内容。

徐懋庸贩的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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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懋庸贩的什么货色? 卜勇
反党分子徐懋庸以深通“世务”者自居,他既善于花言巧语,又善于指桑骂槐,但他真正的本色,却是善于用假商标偷运“毒品”的大“奸商”。徐懋庸曾向他的“小伙伴”诉苦,说他的货色卖不出是由于商标太坏:“我商标坏,货色好。”于是他便改用五花八门的商标。然而“货色”是换不掉的,解开包装一看,“奸商”的马脚便仍然露了出来。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见3月30日人民日报八版)是一个例子。虽然已用“弗先”的假“商标”换去了徐懋庸的“坏商标”,他却仍然觉得这商标也不可靠,于是又大写其货真价实的说明书,说他是“对真理负责”“联系实际,不死玩教条”的人;深通“世务”者也还考虑到顾客并不全按广告办事,于是又包上了一层真正名牌货的包装纸:把刘伯承、恩格斯和中国共产党都拉来作幌子。
为了便于大家品评,把他自认为“精彩”的“货色”摆一点在下边:
据他说,“曾听刘伯承同志讲过:‘理论是钱串绳,经验是钱;教条主义者有绳不去串钱,经验主义者有钱不用绳串,绳和钱结合起来就好了’。”于是他举例说:“恩格斯在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有一个理论观点:‘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过了四十七年,他自己检讨道:‘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恩格斯感觉到自己那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被机会主义运用的危险,所以说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了。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的那一个论断,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么?”
把徐懋庸的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确些,就是:资产阶级也把共产主义的看作是解放自己的学说。这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且中国共产党就是用恩格斯的这个“钱串绳”,“串”了“中国的钱”。
徐懋庸的理论联系实际,原来就是这样的联法。这就无怪乎高唱“红色资产阶级”论,认为“资产阶级无需再改造”的章乃器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徐懋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绝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还要把恩格斯早已认为用不得了的所谓“钱串绳”,拿来串钱。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并不难找到的,比如它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当然不对”,“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且“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均见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里就能谈得到资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者了呢?
“实际”又是怎样的呢?正是那主张资产阶级再不需要改造的人,那认为资产阶级已经“红”了的人,即章乃器、徐懋庸之流兴师动众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同与异”(见4月10日人民日报八版)又是一例。徐懋庸在这里换了一个“徐选牲”的假商标,加上几条“极客观的态度和极缜密的思想”、“了不起的聪明”和“很高的比较能力”的说明,包上一张“矛盾论”来作幌子。这才开始他的毒品的拍卖。他颇费“苦心”地分析出来了“我国现在”社会现象中的“同异”。这所谓的同,就是资产阶级同于工人阶级,据说理由是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而且质问:“为什么我们先前却看不出来呢”?这所谓的异就是定息异于剥削:“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的‘赎买’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他责备说:“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质问、责备了还不算,还要攻击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戴上了可怕的“宗派主义的眼镜”,“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对于异派的来求同,自然更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而且他暗示说党就要“缩小”成为“小集团的”。
原来徐懋庸要的是“与异派求同”,“与同派求异”。向资产阶级大慷工人阶级之慨以后,还要骂工人阶级是“假洋鬼子”“宗派小集团”。这就又无怪乎主张定息不是剥削的章乃器称赞,“中国只有徐懋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被徐懋庸骂作“宗派主义”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这正是全国人民的看法,也包括与资产阶级“同派”的一些人的看法。不管徐懋庸怎样恶语咒骂,这异还是要存的,而且坚持他们必须“脱胎换骨”。徐懋庸不是不愿与我们“同”吗?那就请“异”起来,毫不足惜。
我们不妨也来个“理论联系实际”,比较一下章乃器和徐懋庸之间的异同吧。他们的“同”:是都主张“红色资产阶级”不需再进行改造;定息不是剥削;还要改造资产阶级,说定息是剥削的,就是“宗派主义”、“小集团”、“假洋鬼”,必须反对打倒。所“异”的是,徐懋庸有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而且,为“红色资产阶级”论找到了一个恩格斯的幌子,为定息不是剥削罩上了所谓“哲学”的色彩。“同”和“异”虽然都有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同”是主要的。为了也照顾到“异”,且称徐懋庸为章记徐氏分号吧!

刘天华逝世25周年祭

第8版()
专栏:

刘天华逝世25周年祭 李元庆
昨天,首都音乐界纪念了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先生在1895年生在一个主张新学的知识分子家庭中。由于家境贫寒,十六岁时,便不得不离开中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活。他一方面当教员,一方面求教于民间艺人,刻苦钻研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边学边用,勤勤恳恳地过了二十年清贫的音乐教员生活。1932年因为得传染病,只三十七岁便死去了。他的作品集在死后依靠八个学校和团体的捐助,才得刊行于世。
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刘天华,立志要在“民穷财尽”的情形下兴建起“那唤醒一个民族灵魂的音乐”〔注一〕来。他反对“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注二〕,主张“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三〕中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选定了在当时被那些清高的音乐家们鄙视的二胡,作为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主要工具——虽然他最初是学习西洋乐器的,并且直到逝世前也没有停止过小提琴的进修。
他以二胡为中心,展开了演奏、创作、教学,研究各方面的活动。他首先向艺人虚心求教,透彻地掌握了传统的二胡演奏技法,总结了他们的经验,然后参考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和教学法,创立了一个新的二胡学派,培养了一批学生。可以说,目前各音乐院校所有的二胡教师,都是这个学派的继承者。
经过他的努力,使二胡无论在演技、制造、记谱法、教学法上都向前跨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他为二胡创作了十首优秀的独奏曲,用音乐的形象描绘了“五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那些既不满意当权者的统治、又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二胡曲“病中吟”(又名“安适?”)、“悲歌”(又名“处世难”)、“苦闷之歌”(又名“苦中乐”)“独弦操”(又名“忧心曲”)出色地、细致地、典型地刻划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而另一些作品如“光明行”、“空山鸟语”、“月夜”,又表达了对于美好的生活的憧憬。这十首二胡曲以及另外三首琵琶曲、一首合奏曲,是同时期音乐创作中最珍贵的收获。
他又是我国最早采用较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民族音乐的人。他编写的二胡及琵琶教材,他所写的“梅兰芳歌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和他的创作一样,为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优良传统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刘天华的艺术观和教育思想基本上并没有超越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受到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思想影响,其中包含了不少积极的、进步的因素。在刘天华等人组织的“国乐改进社”的“缘起”中,他们说:“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只是贵族式的,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当然,在他们心目中的“民众”,其实只是以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听众,和我们所说的群众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但和当时那些主张全盘西化,高唱音乐是“上界的语言”的音乐家们相比较,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民主的爱国的音乐家了。
他是国乐家,但反对那些主张复古、排斥西洋音乐文化的国粹派的主张。他认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他主张在提倡民族音乐的同时,也要介绍西洋音乐,学习别人的长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民族音乐的革新家,在发展民族器乐上作出光辉的贡献。
刘天华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五年中,中国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历史性的变化。刘天华等音乐先辈们认为“万分渺远”的事,都一一实现了,并且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想像。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不仅把音乐先辈的理想和人民的音乐生活结合起来了,并且完成了一件音乐史上未曾有过的大事——把音乐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交还给创造了祖国音乐文化的全体劳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起繁荣的民族音乐文化来。
〔注一〕见1928年“音乐杂志”发刊词。
〔注二〕“见音乐杂志”第2期“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注三〕见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刊”的“缘起”。(附图片)
刘天华先生遗像

葵向吟

第8版()
专栏:

葵向吟 欧阳予倩
年力显衰迈,予怀正沸扬——
我欲骑骏马,飞步向边疆;
我欲掌耒耜,万里辟农庄。
国有自制机,可以任翱翔。
铁道通广漠,大桥架长江。
处处树成行,村村稻麦香。
旱地通水利,梯田上山岗。
千灾万难国,逐年庆丰穰。
百家辩是非,百卉竞芬芳。
工农互支援,联盟坚似钢。
厂矿如林立,规模何堂皇!
万众同一心,高瞻气势昂,
为党固事基,为国增富强。
世界和平致,人间福德彰。
嗟予前半生,局促走彷徨,
何幸中年后,获见真理光!
人民得领导,共起逐虎狼,
腥膻洗涤净,建设日辉煌。
所贵无私心,公忠具热肠。
共产大家庭,为群“我”可忘。
大敌尚当前,危机伏四方。
勤俭以建国,勤俭整家乡,
蓄力无懈怠,临事免周张。
英明党召示,从以致乐康。
千秋万岁业,辛勤持以常。
我病卧斗室,读报字琳琅,
伟哉两宣言,万丈闪光芒!
胜会莫斯科,团结固金汤。
和平力壮大,人类免杀伤。
造福人胜天,仁义声洋洋。
帝国主义者,衰败徒忧惶。
人民向真理,其势不可当。
展望循大道,美好难衡量。
振臂欲起舞,长歌意更长!
(一九五七年冬病中作)

在公共汽车上

第8版()
专栏:

在公共汽车上 吴仲衡
在我家的大门外就是公共汽车站,这天虽然是假日,但等车的人并不多。一会儿,走过来一老一小两个人,老人说:
“我的眼睛花了,不管用,你看着点。”
那位老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岁了,那个小孩也不过十二、三岁。
远远的来了一辆挺漂亮的平头公共汽车。孩子连忙拉着他爷爷的手,指着说:
“快看,爷爷。来了,来了。”
老大爷用手遮着阳光朝汽车望着。汽车停妥以后,那小孩就嚷着:
“不是,爷爷,不是的。”
“不是?不是咱们就不坐。”
站在老大爷前面的人都上车了。可是,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后面的人说:
“同志,你们上车吧,我不坐这个。”
上车的人都上完了。售票员问:
“老大爷,上不上车?”
老大爷摇了摇头。
老大爷对他的孙子说:
“要看仔细,可别错过了。”
又有两辆汽车开走了,他们仍未上车。我奇怪起来,他们等人?不像。等车吗?更不像。
站了一会儿,老大爷好像有点累了。我把我坐的凳子搬过去。对他说:
“老大爷,累了,歇会儿吧!”
“谢谢你,同志。”他对我点了点头,就坐下了。
“您是等人吗?”
“不是。”他笑了笑:“等车。”
又一辆汽车来了,他们仍不上去,我更奇怪起来。
“老大爷,你说等车,干吗不上去?”
孩子说:“我爷爷他一定要坐……”
“别打岔。大人说话,你听着。”老大爷回过头来对我说:“是这么回事,同志。我听说,在这条路上有咱们中国自己造的公共汽车。叫解放牌。”老大爷满意地说,“我活了快七十年了,坐过各种各样的汽车,大的,小的。可就是没有坐过咱们中国自己造的汽车。”
前面又来了一辆汽车。看样子和已经开过去的一样,红黄色的车身,平平的车头。可是,车还没有停住,孩子就叫了起来:“爷爷,快看,这就是解放牌。”“是吗?”老大爷匆忙地站了起来。
我看过去,可不是,车头上有一块小圆牌,上面有两个金黄色的字:“解放”。这一下,我的兴趣也被引起来了。我说:
“老大爷,我也陪你去坐一回解放牌。”
在汽车上,人虽然不多,但坐位都已经坐满了。老大爷刚一上车,在靠司机座的位子上就有一个年青的姑娘站了起来,让座给老人。
车开动起来了。我站在老大爷的身边,他一会儿侧耳听听,一会儿又用手摸摸,后来,他两只眼睛又全神贯注地望着那个司机——这是一个挺年青的小伙子。看老人的神气,好像他是在检查工作似的。
“怎么样?”我笑着问他。
“好,好。”他伸着大拇指赞叹着:“我一听这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挺好的机器。”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是个内行。他轻轻地对我说:
“同志,你不知道,年青的时候,我也开过汽车,什么福特、道奇、奥斯汀我全都开过。整整地开了十多年……”“老大爷,我们到哪儿?”我一面掏钱买票一面问他。
“到哪儿?”他想了一想说:“到底!到了末站,咱们甭下车了,还坐这辆车回来,你看怎么样?”
解放牌的汽车在平滑的马路上飞驰着。一种满足的、几乎是带着骄傲的笑容出现在老大爷那布满了皱纹的脸上。

黄昏(图片)

第8版()
专栏:

黄昏(腐蚀铜版) 苏联 卡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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