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1-21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
冯至
8月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一篇以“戏剧界的一个凶恶女将”为标题的报道，里边揭露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孙家琇是一向以“莎士比亚专家”自命的，她在一篇杀气腾腾、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叫嚣的反党宣言里引用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里大意说：纯洁的信仰被破坏，荣誉放错了地位，贞洁遭到强奸，邪恶侮辱了正义的完善，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愚蠢控制着学术，单纯的真理被唤作呆笨，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诗人面对着这些现象感到疲倦，哭求安息的死，要离开人间。孙家琇用这首莎士比亚对于当时社会充满愤懑的诗来污蔑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自下注解，“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充分说明这位教授不是旁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另外一个右派分子萧乾，却和孙教授异曲同工，摆出一副笑面虎的“正义”面孔，在一篇标题“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见6月1日人民日报）里引用了一句西欧的所谓“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据说，这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服尔德说的。这句话，我们抽象地听来，它的引用者是多么主持“公正”，多么善于“容忍”，但是一联系到具体事实，我们就不难看出，萧乾先生是在教我们情愿牺牲我们的性命，来“维护”储安平、葛佩琦一类人物，以及一些反革命分子说出他们的“看法”的“权利”。事实上，我们为了社会主义，谁也不会中他的诡计，变得那样愚蠢，甚至用自己的性命来维护这种“权利”。
孙家琇和萧乾，真不愧是右派分子中的两员悍将，各有千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窃取欧洲资产阶级进步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话作为他们的“武器”。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也罢，服尔德时代的法国也罢，和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没有共同之点的，莎士比亚的那首诗和服尔德的那句话都是对他们的时代而发的，对于我们现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孙家琇和萧乾为什么要引用它们来污蔑我们现在呢？回答起来很简单。孙家琇和萧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读过几本外国书，脑子里杂乱地装了一些外国知识，他们在旧社会里曾经给反动统治阶级的魔王厉鬼们粉饰“太平”，分享他们牙缝儿中间的一些齿秽，他们在黑暗中生活，如鱼得水，不曾感到过任何不满，如今走入新社会，看见广大的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当家作主，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但和他们联系不起来，而且在灵魂深处对他们还怀敌意，社会越向前发展，他们越格格不入，于是趁着党的整风运动，认为是良好时机，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原形毕露。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使用的武器是各种各样的，从外国书里摘引一些诗句或警句，也成为他们一种自以为很“聪明”、很“巧妙”的手法。这样作，他们以为既可以夸耀他们的“才学”，又可以加强他们的炮弹的火力。
不只右派的大知识分子是这样，就是学生中间的右派分子也惯于这种手法。我见闻不广，仅就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上来看，把西方文学中的一些诗句和警句作为他们的武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这一小撮垂死的剥削阶级的执迷不悟的孤臣孽子爱把自己装扮成民主自由的“战士”，真理的“殉道者”，摇旗呐喊，兴风作浪，以眩惑少数立场不稳的人们。在他们“进军”时，我看见大字报上有的写着海涅的“我是剑，我是火焰”，有的写着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击时，一张大字报上写出布鲁诺被火刑前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另一张上抄下拜伦的诗句，“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在他们被打得溃不成军，濒于灭亡的时刻，有的引用了雪莱的诗来表示他的“希望”：“冬天如果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也有人引用莱蒙托夫的诗以表示他们的绝望情绪，“回顾以往，过去是使人胆战心惊，展望将来，那也没有亲切的心灵”。这里举的不过是一部分的例子，不约而同，几乎都是欧洲资产阶级初期或上升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的诗句和警句。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窃取武器的，则非常稀少。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们之所以采用这种“武器”，除了前边指出的孙家琇和萧乾的狠毒的用心以外，他们还共同有下边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些名句对于目前学校里的一部分青年具有一定的迷惑的力量，尤其因为它们都出自我们现在基本上给以肯定的评价的诗人和思想家的笔下。这些欧洲资产阶级进步的诗人和思想家在他们的时代都起过积极作用，他们对于日趋灭亡的封建制度表示反抗，对于逐渐形成或发展的资本主义表示不满，他们写过一些具有革命精神的作品，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正在继承他们优良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很显然，他们的作品里表现的反抗精神是针对当时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制度，绝不是针对任何新生的事物。但右派分子恰恰和他们相反，他们窃取他们的名句，而矛头所向并不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却是我们的新生事物，他们狠毒的用心是要使新的事物死亡，让腐朽的东西复辟。可是他们这种恶毒的手法在大鸣大放时期竟迷惑过一小部分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嗅觉不灵的青年。——至于苏联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他们一向是敌视的，中国古典文学里也缺少这种迷惑的力量，所以其中没有什么“武器”可以供他们窃取。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学校里少数一度被迷惑的青年都觉醒过来了，英勇地投入斗争。他们回想起当时被迷惑的情形，真像是一场噩梦。他们之所以陷入这场噩梦，例如阶级的出身，政治学习的不够努力，缺乏革命锻炼等，都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欧洲资产阶级某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对他们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曾经调查过几个这样的同学，他们中间有的是热爱拜伦的诗，有的曾沉醉于梅里曼的“嘉尔曼”，更多的是受过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启发”。这些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爱、倡导超人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以它们艺术上的成功和感人的形象无形中影响了这些青年的思想行动，致使他们有一个时期竟忘记了自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而一度丧失了立场。如今他们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满怀悔恨地说，“我们看错了时代”。他们好像是一度充当了卢那察尔斯基写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这个现象，也许并不很普遍，但是对于文艺工作者，尤其对于西方文学的介绍者是值得从中吸取教训的。我们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十七年前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予我们的明确指示，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贯彻这句话的精神。
近几年来，出版社在大量地出版了苏联的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外，也印行了不少的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使我们感到缺陷的是这些译本都短少一篇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读者而写的序文。例如前边提到的“嘉尔曼”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两部书，译文都比较成功，在青年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读者群，但无论是译者或出版者，都不曾在书前或书后告诉读者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读这些书。有些译本的译者写过前言或后记一类的文章，但往往是停留在一般的介绍上边，只说一说这部作品如何进步，不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这对于中国今天的读者应该怎样接受这本书仍然是很少有什么帮助。在欧洲文学的教学上，也有同样的情形。目前教师多半初步做到根据历史的时代背景来阐述某些文学流派和某些重要作品之所以产生，但是对于某一时代文学上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批判也是同样不够。我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到底应该从中吸收什么，排泄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是很少展开讨论的。这样就容易使青年读者在读一部名著时，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只陶醉于艺术的技巧，或是受书中人物形象的感染，以至于进行仿效，正如前边所说的“看错了时代”。
人们说，理论水平低，不能正确地分析批判，与其分析批判错了，倒不如把作品翻译出来，不加可否，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现在，通过反右派的斗争，我却认为对待文学遗产（包括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在内）应该放弃这种缩手缩脚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了。若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就应该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不能再那样继续地以待将来了。
欧洲的资产阶级从它的开端到现在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在上升时期曾经高高地举起“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个人反抗”等等的旗帜以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这些精神曾经光辉地反映在它的文学里。但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不管它怎样反抗封建制度，怎样对现状不满，可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认识得到。过去资产阶级进步作家所提出的那些“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等的口号，对于摧毁封建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我们的现在，它们在某些方面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同时在另些方面更可以通向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个人主义。例如歌德的浮士德在临死前说出他的愿望，“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人民”，可以说明是诗人的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浮士德一生永久无厌的追求又可以成为个人主义者的“榜样”。我们若是发现前者，则对我们有崇高的教育意义，若是强调后者，则会流于“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的个人主义，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极端有害的。——这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也正是利用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的一些空洞名词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方面，从而起一些迷惑作用，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如今全国正在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文学部门内，我们应该怎样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于世界文学的遗产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将是文学研究者当前的一个不能再忽略的主要任务。

第7版()
专栏：

悼念希腊名作家卡桑萨基
萧三
今年7月初一个炎热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剧作家夏衍、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和我，围坐在北京和平宾馆的客厅里，等待着客人。
几位从希腊来的远客，同时也可说是“稀客”，由招待和翻译的同志陪同进来了。我们起立迎接、让坐。只见一位年长的客人，个子高高的，体格不算胖，但精神很好。他身穿一件短袖的衬衣，一点也不怕电扇的风从许多方面袭来。这就是当代著名的希腊作家尼科斯·卡桑萨基先生。这次他和他的夫人同来中国访问。此外还有两位希腊客人——经济学家艾威彼蒂和他的夫人。我们彼此寒喧了一番之后，谈话立即转入中国文学的状况和希腊文学在中国的介绍工作等等问题。
这个晚上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希腊（不仅在希腊）享有盛名的、多产的、文化修养很高、政治思想进步的现代老作家——卡桑萨基先生生于1885年，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在雅典学过法律，在巴黎攻过哲学。他一生旅行过许多地方，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到过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并且在很久以前就到过中国。1927年他去过苏联。
卡桑萨基先生自己的文学创作数量很多，种类也不少。他从事过所有的文学体裁：抒情诗和叙事诗、诗剧、小说、游记、哲学、论文和外国文学翻译。用诗的形式写的悲剧有：“主人”、“普罗米修斯悲剧三部曲”、“尤利塞斯”、“扬子江”、“哥伦布”、“蜜蜂”等十多部。叙事诗有“奥第赛”。小说有：“希腊人左尔巴”、“米查勒斯船长”、“希腊的热情”、“最后的考验”、“上帝的可怜人”、“他要自由，杀死他”……等书。他的作品具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和优美的风格。近年来他的作品曾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他自己也翻译过许多世界文学名著。他喜爱俄国文学，被公认为是对俄国文学有渊博知识的研究者之一。
在他所有最近的作品里，所有的文章和谈话里，卡桑萨基先生都表示出他对进步力量的信心。在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作家时说：“作家可以分成三类。有一些人代表和描述世界的腐朽，他们描写丑恶事物，乱伦，强奸等等。其次，有一批逃避现实的人，他们留恋过去……最后，还有一批作家，他们竭力想看出未来的文明的面目，并想了解未来社会的结构。使我感到兴趣的是第三类”。
细细玩味这些话语，不禁使人想起，在我们文艺界进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里，也看见了如同卡桑萨基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作家。而使他感到兴趣的第三类作家，他们如果要想看出未来文明的面目，并想了解未来社会的结构，我想只有“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在实际的革命发展里去描写实际”，才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卡桑萨基的说法不同，但他的领会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一致的。我想，这也就是卡桑萨基之所以成为现代希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缘故。
卡桑萨基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活动家与和平战士。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与他以国际和平奖金。在受奖的仪式会上卡桑萨基说道：
“……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我曾发奋为自由、和平与人类的尊严而斗争……毁灭性的手段已达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科学的锋刃早已将魔力置于人猿手中……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不至于遭到毁灭，我们必须将被困在人类心中的爱解脱出来，就像我们将事物的潜在力量释放出来一样。……自由与和平不断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时刻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保卫它们，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由与和平的一边。我们就是生在这样一个时候，一个世界在摇摇欲坠，另一个世界却正在欣欣向荣。我们在看着一个夹杂着毁灭和建设的万花筒。因此今天‘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知道一切人们，不分白、黄、黑色都站在一起。如果在地球的另一端的人在挨饿，那么我们就应负责。如果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人被奴役，那我们就不能获得自由……”
这些都是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呀！
卡桑萨基先生访问了我国之后，在回去的途中病倒了。10月初和月中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曾和他的夫人海伦女士几次函电往来，探询慰问。有一次来电说，“我们对于中国和平委员会的关注，十分感动。我们将永远不忘你们兄弟般的接待。健康在缓慢地但可靠地好转”。第二天，10月5日，他的夫人又来信说：“由于他不能够使用右手，我以他的名义给你们写信……他还要我告诉你们，他一点也没有闲过这些日子……正相反，他将尽力使自己接受新的东西。他只是觉得遗憾不能写出关于解放了的和永恒的中国的情况，这个中国今天成了我们大家新的祖国。”信中又说：“无论张开或闭上眼睛，我们的眼前都充满着中国的景象。从北京到广东，从重庆到昆明，我们到处、每时每刻都感到你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来没有一次旅行比它更美的了。临别的时刻，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这样悲戚欲裂的”。“请原谅我这封信还未能尽情地表达我们深切的感激和仰慕。卡桑萨基或许能更好地向你们表达，为什么我们觉得像对你们欠下了债似的。但是，他总要在两三个月以后才能重新握笔。请接受我们最良好的心意。海伦·卡桑萨基。1957年10月14日，弗莱堡大学医院”。
从这些热情诚挚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出，卡桑萨基先生和他的夫人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是怎样热爱的。也可看出，我们的朋友是如何地富有正义感。不料正当焦灼地盼望佳音之际，我们收到卡桑萨基夫人10月30日从法国戛纳来电称，卡桑萨基先生已经逝世，将于11月初在希腊克里特岛希拉克令——他的故乡——举行葬礼……这一噩耗使得我们异常沉痛！世界进步文化事业与和平事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战士。广大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朋友。我们只有努力保卫世界和平，继承并发扬他的进步文学事业，加强中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纪念卡桑萨基先生。卡桑萨基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第7版()
专栏：

冀中民间戏剧的花朵——丝弦戏
程砚秋
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以它丰富优秀的剧目和北京的观众见面了。从这几天演出的情况来看，它已经得到了北京观众的赞扬和一致的好评。
丝弦戏是流传在河北省民间的一个较为古老的剧种。它又分四个支派即中路、北东路、南路及西路；活动于河北省的中部、南部及西部的广大的城镇和农村。现在来北京公演的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是其中较大的支派之一的中路。
丝弦是河北省广大农民最喜爱的一种戏曲。农民们每当过年过节，或农忙过去以后，就要邀请丝弦剧团为他们演出。他们不仅喜欢看、喜欢听，而且自己会唱；据说很多村子里都有业余的剧团，他们自己都有衣箱，还有戏台，逢年过节时，农民们就打开衣箱自己上台唱戏。可见它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情谊多么深厚，它已经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一件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据说，由于丝弦戏拥有的广大的劳动群众基础以及它和他们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曾经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端的憎恨，他们以上演丝弦要“纳税”的办法来实行过变相的禁演、禁唱！
解放前，丝弦剧团也和其它剧种一样，一直遭受到日寇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的迫害和摧残，很多老艺人死的死了，转业的转业了，给丝弦戏带来极大的损失。直到解放后，在党的关怀及“百花齐放”的方针下，这朵雕零了的名花，才又恢复起来，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当我去年到河北省视察时，我才第一次接触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剧种。当时在我周围和我一道看戏的几乎都是在头上包着白布的纯朴的农民兄弟。我欣赏着这个为农民群众所创造并为他们所热爱的戏曲艺术时，不禁深深地被它所具有的强烈的生活气息，纯朴而健康的情调所吸引；同时更对这样一个长期在农村和小城镇中演出的剧团能有这样好的表演、功底和丰富的音乐感到非常惊讶，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就非常喜欢它。
还记得那一次我看了何凤翔老先生的“扯伞”。他有着很好的唱工，在做派上、身段上都表演得非常优美和入情入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演员。特别是他撑伞后在雨中行走的步法、舞蹈与很多剧种的步法和舞蹈都不同，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在雨地里行走的姿态。他的表演是非常难得的。
在“空印盒”中，饰老家人周能的老生演员张永甲是一个唱做俱佳的演员，他的声音宽而洪亮，可以称得起是“实大声洪”了。饰按院大人何文秀的小生演员王永春、饰花脸孙龙的演员李铁山，他们都有很好的功架和身段，做派也非常好。
从这些演员身上可以看出来一个共同的特点：表演真实、纯质而不过火。这一个特点在“小二姐做梦”中，饰小二姐的青年演员袁雪屏身上，也是突出的。袁雪屏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演员，她在这出戏中，表现一个未出嫁的姑娘怎样幻想着未来生活的幸福时，表现了不同的六、七个角色，动作都相当熟练而不浮夸，如果她能继续不断的努力，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丝弦不仅有很多优秀的剧目，而且音乐也极其丰富，共有曲牌五百个（据说现在整理了的已有二百支，其余已经失散的，还必须到农村中找老艺人挖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很快地进行）；其中有很多如“山坡羊”、“黄莺儿”、“驻云飞”、“驻马听”、“醉花阴”等曲牌都与昆曲的曲牌相同，可见丝弦和昆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此外丝弦和老调梆子的关系也非常深，丝弦和老调就曾经有过一段同台合作演出的历史：还在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前身“隆顺合丝弦剧社”时，这个社的创办人刘魁显先生就曾经请过昆曲、山西梆子、京剧等的师傅教过艺，所以无论在表演上或音乐上，丝弦都接受了昆曲、老调梆子，京戏等的影响，使它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起来，成为一个有着丰富、深厚传统的剧种！
丝弦对唱工是很重视的，演员们的演唱都能做到字正腔圆，咬字真切。丝弦的演唱是大、小嗓混合运用，一般开始用大嗓，到句尾就以小嗓作六度或七度音的跳进，丝弦称这种小嗓为“二音”。这种明音（大嗓）与二音的参和使用和六、七度音的大跳，增加了演唱上的困难，但如果上下音衔接非常自然、统一，就会产生非常高亢和优美的效果。我去年观摩时还感到有很多演员的声音，衔接得比较生硬，因此乍听起来有些突然。现在经过他们一年多来的努力和改革，在这一点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改进是应该肯定的。我觉得今后还可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使它连接得更好。
此外，在乐队上进行的改革也值得在此一提。以前丝弦的乐器，主要是琵琶和三弦，以后受了梆子的影响，增加了板胡等乐器，使音响较前丰富了些；但我去年听戏时，仍感到文场的乐器，音量太单薄，显得有些贫弱；这一次他们来京演出，不仅用了板胡、三弦、二胡、横笛和笙，而且还增加了中胡、大提琴、小提琴；这就使它的音量丰富了很多，同时音色的变化也增加了。在武场方面也适当地恢复了原有的大锣大钹，如“空印盒”中“书房定计”一场，就恢复了大锣大钹的使用，这个使用是恰当的，因此也很有效果。
在旧社会，“丝弦”虽然被广大的农民所热爱，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一直在农村里自生自灭，所以丝弦剧团也从未到北京及较大的城市演出过，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观众对这个老剧种也非常生疏；这一次石家庄丝弦剧团能到北京上演，就不仅是丝弦剧种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首都观众极感高兴的事。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这样丰富优秀的剧目，让我们预祝他们在这次演出中得到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