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1-18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苏联儿童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
陈伯吹
苏联儿童文学是世界上最有思想、最先进的一种文学，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科学的原则、以及对儿童和对儿童理解事物的特性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四十年来，它的光辉的成就，在现代世界文坛上是无与伦比的，是插在世界文化高峰上的一面美丽的旗帜。
苏联的作家们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而战斗的这条总的路线上付出了艰苦的艺术劳动，把“培养新人的任务”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任务，才获得了异常珍贵的收获。那上百种好作品固然是文学战线上的胜利的果实，也是政治思想教育上巨大胜利的果实。
然而，从苏联儿童文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道路上看来，如果没有党的关怀和党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地作出指示，是不可能设想有这么样的成就的。
联共（布）于1922年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出版物的决议，就认为对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的文学教育作用是极其重要的；1923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1924年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党的缜密的监督和领导下，着手建立儿童文学，以期加强这种文学中的阶级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的因素。”（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本：“儿童文学、儿童影片、儿童音乐”9页，人民出版社）
党之所以要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它看到了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文学作品来影响劳动群众，影响最容易影响的年轻一代；并且已经出现了歪曲现实生活的、在小读者中间引起不健康的思想和情绪的、类似西欧的“侦探小说”的书籍。
党的决定立刻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开始为儿童写诗，1926年法捷耶夫为儿童写短篇小说，而盖达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同年出版了。苏联儿童文学在党所指示的前进的道路上发出了良好的起步以后，才能逐渐在作品中贯彻党性原则，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
这在作家们的优秀作品中有了新的体现这点上得到了证明。作品写的是人民，并且是为人民而写的，不是写给贵族孩子看的，而是写给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解放拯救出来免于遭受他们父辈的命运的孩子看的。作品还描写了、塑造了儿童革命者的形象。
这又在爱宾写的“盖达尔的创作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所说的“苏联的现实生活是他的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的真正的鼓舞者。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是他的创作的组织者，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情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这几句话上得到了证明。虽然所说的只是盖达尔一人，但是这个共产党员、战士、作家的创作道路，实实在在是苏联的儿童文学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这是不难理解的，只有作家真正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才能够畅饮甘露、沁入肺腑般地接受党的教育，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和训练的科学，体会党的文艺方针和文教政策，站在革命原则的高度上、首先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来考虑问题、选择题材、观察现象、分析本质，然后运用熟练的艺术技巧写出为儿童所喜见乐闻的好作品来完成政治任务。
苏联优秀作家之一的卡达耶夫对于这点有十分深切的体会。他说：“要想写出一部像样的、对人民有益的作品，必须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当这种党性的感情在我身上减弱时，我就写不好；当党性的感情在我身上加强时，我就写得好些。”（“苏联人民的文学”下册八十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作家总结自己创作的经验之谈，但是对于正在苦闷着写不出或者写不好作品的作家来说，无异一剂特效良药。
1928年，联共（布）中央所颁布的关于“改进青年和儿童出版物的办法”的特别决议认为：“儿童读物最大的缺点，仍然在于对社会主题的阐明不够和公然规避社会主题的作风。”党是伟大英明的，对这一思想教育武器的文艺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正因为要求得愈严格，走的方向才愈正确，才愈能使高度的原则性、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以及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和涵藏巨大教育意义，成为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也就使苏联儿童文学成为全世界最先进、最新颖、最优美的一种极其辉煌灿烂的儿童文化的原动力。苏联的作家们以革命文艺的战士身份，站在党的旗帜下，严肃认真地防止、并且坚决反对文学脱离政治的倾向。
“谁要同人民在一起，谁就要永远同党在一起。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1957年文艺报二十四期十五页）正是这样：谁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谁就有最深广最丰富的生活积累。谁有了来自人民生活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品才能够写得像千年老树般地扎根在土壤的最深处——人民的心的深处，永远不被忘却。在这样不朽的杰作里，是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鲜明的党性。
1941年，盖达尔发表了“一块烫石头”（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篇不上两千字的小童话。在那样素朴简练的作品中，蕴藏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一个想偷摘几个苹果的孩子依瓦史卡在守园人把他放走以后，无意间碰到了能使人幸福的一块烫石头，立刻奔回去告诉那个须发全白的可怜的老头儿，想让他能回复青春，重过幸福的童年。可是这个集体农庄的守园人并不希望另一种的幸福，他爱惜他所度过的生活，爱惜他为人民的幸福而在战斗时所受的创伤，爱惜他自己贡献出一分力量来所赢得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所以他对这个好心肠的孩子说：“自然，你心里想我老了，跛了脚，有残疾，很不幸。可是，实际上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自己的经历虽然不容易，却过得不含糊，过得很诚实，我还要别的作什么呢？”
作家刻划了一个淳朴敦厚的老农民的形象，揭露了他的精神世界——把他的生活的智慧和纯洁高尚的心灵绘声绘影地描画出来。这个可爱的老人所有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呢？就是他把自己一生献给了为人民的幸福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活着为人民”，这是善良的俄罗斯人民的“人同此心”的心灵的呼声，而这也就是伟大的人民性的具体表现。
杜勃罗留波夫曾经对儿童文学提出了一个任务——要实现“教育里的人民性”的理想，主张重视描写生活的儿童读物，特别是描写人民生活的真实的短篇小说。而盖达尔很好地用自己的作品实现了它。
1946年，奥谢耶娃写了“爸爸的短外套”（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篇字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它描叙了要上前线去作战的父亲，把一件黑丝绒的短外套给了四年级小学生的长子廖尼卡，要他在家里当家，照顾母亲和弟妹。这件露出一排银钮扣的柔软的外套还不合他的身材，然而他使自己有资格穿起来。每逢休假日在码头上工作，带回全部工资交给母亲。工作影响了学习，可是老师和同学帮助他念好了书。小说的结尾写得那么感人而有意义。爸爸空着一只袖管在轮船上跨下来，廖尼卡从人群中挤过去迎接他，一见面就性急地把自己的生活告诉他，可是给痛苦的辛酸的回忆哽住了，不得不说一会儿停一会儿。微风迎面吹来，吹起了爸爸灰色军大衣的下摆，也揭开了廖尼卡披在肩上的、爸爸的黑丝绒的短外套。
作家以廖尼卡的光辉形象，反映了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好几百万少年儿童在学习技术上、在劳动生产上、在日常生活上，竭尽全力来代替上前线去的父亲和上工厂、医院去的母亲。这件短外套是父亲加在孩子身上的一种真挚的关怀，加在他身上的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鼓励。而廖尼卡既无愧于爸爸的短外套，又无愧于学校的奖状，因为他是党、团所领导的少先队培养出来的新少年，也是党的教育方针所教导出来的好学生。
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我们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读物”中明白地说：“一个新的人的形成，……不应当是自发的，……有计划的感化是必需的，……”而奥谢耶娃就把这一新教育的原则生动地形象化了。
苏联作家们不论在国内战争、经济建设、卫国战争以及战后建设时期，总是写那些能够帮助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他们的一切事物；总是把他们带上广阔生活的道路、走向广大的天地中去打开眼界。写的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红军、英雄、战士，写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厂、矿山、集体农庄的沸腾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写的是科学和技术上的惊人的发明和成就，写的是教师、医生、各种职业的优秀人物，写的是还有祖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些，当然都是儿童文学前所未有的现象，明明白白的政治，明明白白的党性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贯彻了儿童文学内容的思想性和党性的原则。在十月革命以前，“没有而且从来也未曾有一种文学，它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来作为自己作品选题的基础。”（“苏联文学艺术问题”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在十月革命以后，“把整个儿童文学在全新的、为着形象的科学——艺术的思维开辟最广阔的前途的原则上建立起来”（高尔基：“论主题”）了。
我们绝对不同意儿童文学作品不可能加强政治性和毋须具有党性和人民性的那种不正确的说法。作家面临着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正在进行生死存亡剧烈斗争的大时代，必须写出能够教育挽起袖口、积极行动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备军——千百万孩子们的动人的好作品。作家的作品愈能激动读者的心灵，就愈能正确地说明问题，也就愈能鼓动读者向作品所指着的道路挺起胸脯来向前走，把个人全部的力量和热情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
这，只有要求儿童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作家多种多样的天才风格及其特点才得充分发展。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使现实本身在革命发展中所带来的一切新东西得以表达出来。这在苏联儿童文学的卓越的成就上，得到了无可辩驳的事实的证明。
如果谁还担心着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和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会给作品带来公式化和概念化，那么，摆在我们面前丰富多采的上百种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恰恰是个有力的反证。而在这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衷心地感谢苏联的作家们给我们创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观摩和学习的示范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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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音乐的光辉成就
喻宜萱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史的新纪元，首先表明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伟大变改和革命文化的开始。伟大的马列主义思想指导着苏联音乐家忠实地为祖国利益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民事业服务，坚决地走向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苏联音乐在今天，正属于全世界进步音乐文化的最前列的领导地位。
四十年来，在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苏联音乐一方面继承了俄罗斯古典音乐学派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更为推陈出新地获得了新的发展。老一辈的作曲家，如：伊波里托夫、伊凡诺夫、格拉祖诺夫、格里埃尔、瓦西连科等人都参加了苏联现代音乐的建设，他们的创作力在苏维埃时代显示得更加旺盛。格里埃尔的著名舞剧音乐“红罂粟”、“青铜骑士”和“达拉斯·布尔巴”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作品，对于苏联舞剧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年代里成长起来的苏联音乐家则数以百计，他们的成就更超过了老一辈。其中米雅科夫斯基、沙波林、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列乌茨基、达维琴科、赫连尼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优秀的作曲家们则高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旗帜，有力地领导着苏联音乐创作的道路，奠定了苏联音乐的基础。
苏联音乐的创作体裁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在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典范作品，开出了金光闪闪的艺术之花。在最近三十多年来，苏联成功地发展了交响乐，忠实地继承并发扬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艺术的伟大成就，丰富了全世界的乐坛。米雅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和第五、和1941年在受法西斯匪徒们包围的列宁格勒城所创作的爱国主义的第七交响曲，以及近年来所创作的第十交响曲，哈恰图良的第二交响曲、卡巴列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等优秀作品，只是苏联成功的交响乐作品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深刻地体现了苏维埃人民的思想情绪，深深地激起了人民热爱祖国的共鸣。这些卓越的交响乐作品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被经常采用为音乐会的节目，带给了人们最珍贵的精神食粮。
苏联音乐都深深地蕴藏着一种伟大感情的真实性，打动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心弦。通过各种体裁的苏联音乐作品，广泛地反映了苏维埃时代的精神实质，普遍地反映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优秀的苏联歌剧，如：沙波林的“十二月党人”、卡巴列夫斯基的“塔拉斯一家”、梅伊杜斯的“青年近卫军”和赫连尼科夫的“暴风雨”，都真实地体现了人民的精神面貌，指导着人民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而舞剧音乐，如上面所提到过的格里埃尔的“红罂粟”、“青铜骑士”和“达拉斯·布尔巴”，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灰姑娘”、“罗米欧与朱丽叶”和“宝石花”，阿萨菲耶夫的“巴黎的火焰”、“巴赫契萨莱城的喷泉”、“高加索的囚徒”和“农村姑娘”，哈恰图良的新舞剧“斯巴达人”，以及其他许多舞剧音乐都集中地表现了人民热爱自由和建设幸福生活的愿望。这些音乐在思想内容上，技术方法上，风格和曲调性等方面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使人愈益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可爱，加强了人们对生活的信念。
苏联的音乐文化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的、人民的基础上的。苏联音乐联系着广大的群众，深入到人民的工作与生活，因而苏联艺术的大众性正是苏联音乐的崇高的特征。苏联群众歌曲是极其丰富多采的，而且流传得非常广泛，全国各个角落到处是歌声。这些歌曲已经渗透到千千万万人的日常生活里，变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力地证明苏联音乐创作的正确道路。苏联歌曲不但为苏联人民所热爱，而且受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并给我们以深遽的影响。我只须稍微提起几首曲名，如：“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莫斯科—北京”、“喀秋莎”、“祖国进行曲”，大家就会立刻想起许多我们十分喜爱的苏联群众歌曲，另一方面，苏联音乐家们在独唱歌曲的创作上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如：沙波林的由八首悲歌组成的歌曲集，及改编的古今民歌，格里埃尔的声乐协奏曲等在世界声乐文献的宝库中都占着重要的地位。
苏联音乐的大众性还表现在业余音乐活动的蓬勃发展，业余音乐家和歌唱家的队伍已扩展到几百万人。在创作上，愈来愈多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成为音乐创作的直接参加者。在业余音乐活动的无比繁荣的情况下，和学校音乐教育的有力保证下，四十年来涌现了大批的拥有世界声誉的专业表演家，他们在技术上和艺术表现上，都达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峰，超越了前人的成就。我所指的是那些大师，如：涅日达诺娃、索比诺夫、奥布霍娃、伊古姆诺夫、果洛伐诺夫、姆拉文斯基、伊凡诺夫、奥伯林、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索夫罗尼茨基、罗斯特罗波维奇、沙夫朗、科冈、李赫特尔、尼科拉耶娃、古谢娃等，他们的表演水平居世界的第一位，获得历次国际竞赛的最高奖章，这证明苏联表演学派的无比优越性；他们光芒四射地高举着社会主义艺术的鲜明旗帜。总之，苏联音乐的如此发达，如此繁荣，正说明马列主义学说，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的一种表现！我兴奋地为苏联的伟大成就欢呼！我以最崇高的心意向“伟大的四十周年”致敬！我祝贺十月革命的巨炬将照亮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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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战线上的中苏战斗友谊
——回忆“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工作
林陵
苏联向来是无微不至地帮助中国人民的。从1941年到解放，在我们工作最艰难的敌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苏联同志用“苏商”的名义帮助我们经营时代出版社出版报刊书籍，是表现中苏战斗友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争发生后不久，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和汉奸伪军包围了形同孤岛的上海租界。中国报刊（除了汉奸经办的之外）为了能够维持出版，都借用英、美、法等国的招牌。但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却不得不避免和苏联同志有什么往来。
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英、美和苏联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反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这就产生了可以由苏联人出面出版中文刊物的条件。因为当时给我们做发行人的英国人被日伪收买过去，党所领导的许多刊物都被迫停刊了，我们就和当时在上海主持苏联宣传工作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商量此事。就用当时在上海已经创刊的俄文“时代”杂志的名称，自8月20日起出版一份中文的“时代”周刊。虽然“时代”杂志的内容，偏于苏联情况的报道，但对于扩大读者，这样的刊物还是很需要的。
就这样，“时代”周刊作为一个开端，开始了苏联帮助我们在最艰难的岁月，即租界、敌伪统治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进行革命的文化宣传工作。
由“时代”周刊发展成为时代出版社，除出中文的“时代”周刊外，还从1942年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起出版“苏联文艺”月刊，1945年起出版“时代日报”和“苏联医药”月刊。另外还出版俄文的“时代”半月刊，英文的“每日战讯”。在战争时期还出版英、德、日文的小册子。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出版了大量苏联文艺作品和介绍苏联各方面情况的书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开入租界，结束了上海的租界时期，所有过去用外国人名义出版的中文报刊，一律停刊。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证南侵和没有后顾之忧，暂时对苏联采取了友好政策，最不为日帝所喜欢的时代出版社仍能在这个缝隙里存在下去。
中文“时代”杂志的继续出版，在敌伪刊物独霸上海、上海人民无法知道世界真实情况的时候，给广大读者发挥了极为有益的精神食粮的作用。“时代”杂志上所报道的，不仅是苏德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并通过文艺作品、特写、通讯等形式详尽地反映了苏联人民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前后方各个角落里所展开的“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的英勇斗争。“时代”杂志和“苏联文艺”在日伪封锁消息、实行血腥统治的上海以及整个东南沦陷区里，像开了一个窗户，把真实的情况报道给中国人民。
苏联同志为了保证这些中文刊物的出版，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一切由苏联同志出面同日本和汪伪方面进行交涉，中国同志只管做内部的编译工作。后来日伪要检查全部中文出版物，也由苏联同志亲自把稿子送去检查，同日伪检查官“蘑菇”。中国工作同志被迫害或逮捕时，苏联同志就出面去交涉，竭力设法营救。
在敌伪压迫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像“时代”这样的刊物是无法依靠社会组稿来维持的，一般人也不敢和受到敌伪监视的时代社编辑部往来。
“时代”的大部分稿子要从俄文翻译，而上海当时懂俄文的人很少，这就一方面必须尽量搜罗能够译俄文的人，另一方面要下决心在工作中培养新的翻译力量。自己必须有一个编译的班子，才能应付当时的环境。
一般印刷所不敢排印时代社的刊物，而且环境复杂，我们也不敢随便依赖社会上的印刷所。装订工作也是如此。
发行工作，当时在上海是被一种帮会的势力控制着的，非但发行折扣很高，而且政治上很不可靠。一般书店不敢或不愿代售时代社的书刊。这些情况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己来安排一套发行机构，并开设自己的书店。这些情况都加重了当时在上海出版红色刊物的困难。
纸张的困难，也是一个严重问题。1945年之后，苏联轮船可以开到上海，纸张主要是从苏联直接运来的，在这以前是用各种方法到市面上去收购。
“时代”等刊物是公开发行的，上海全市各报摊都有出售，每出一期，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方面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固定的定户并不多，读者大多数是在报摊上零买的。因为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之下，读者犹如惊弓之鸟，不愿意把自己的姓名地址留在危险的红色机关里，以免一旦变成黑名单。读者宁可临时在报摊上买，看过之后转送给别人看，尽可能自己不保留在家里，以免发生意外。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一份刊物辗转传阅，读者范围愈扩愈大。
“时代”不仅销售在上海市，也远销到当时敌伪统治下的许多其他城市。不仅在敌伪地区里传布，也销售到苏北、浙东等解放区里。
时代社门口新挂的苏德战时地图，上面用红丝线和小红旗表示战线，每天移动，吸引了无数关心时局的人，特别是早晨，出版社的门口，总集结着一大堆人，这是出版社所起的另外一种宣传作用。
在日伪报纸无耻地登满皇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赫赫战果”的日子里，想要知道实情的读者，只有到这里来看到一点可靠的消息。而且一个极其简单但也是极其有力的逻辑支配了当时上海的市民：日本是德意的同盟者，看到德意的失败，也就是看到日军的败绩。
就在1944年2月，苏军节节胜利，中国人被胜利的消息鼓舞得隐隐高兴的时候，日帝指使它的傀儡勒令“时代”、“苏联文艺”、“每日战讯”停刊，只留下俄文刊物继续出版。理由是苏联人只能在外国出版俄文刊物，不能出版其他文字的报刊。
被胜利的消息鼓舞着的时代社的苏联同志和中国同志，眼看庆祝胜利的欢乐的日子就在面前，虽然不能出版书刊，但每天仍旧照常工作，编译苏联文艺作品，积累稿子，等候天亮。
1945年4月，当苏联已经攻入德国境内并进迫柏林的时候，“时代”和“苏联文艺”等都自动复刊了。并且还增出了“苏联医药”月刊。
8月，日军投降，上海开始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我们仍旧在苏联旗帜的保护之下，立即出版了“时代日报”，从此，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志的帮助，已从报道苏联的消息转入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和国际的消息了。也正因为日报必须接触现实，同国民党当局的冲突就增加起来了，因而由苏联同志出面折冲交涉的事情也更加多起来了。在上海所有进步的报刊如“联合晚报”、“文萃”杂志等被封之后，“时代日报”仍能在“苏商”的特殊关系下坚持一个时期。当上海展开工人学生“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等大规模斗争时，“时代日报”进行了真实的报道，在群众中起了有力的宣传作用。解放战争开始后，报上的“半周军事述评”，报道战况，分析战局，在使广大读者了解解放战争真实情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1948年6月间“时代日报”被国民党当局以“歪曲军情、煽动工潮学潮、破坏金融”等罪名勒令停刊了。
日报被封后，“时代”杂志和“苏联文艺”等刊物仍继续出版，直到解放。“时代”杂志在日寇投降后改成半月刊，以介绍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情况为主，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问题刊物。“苏联文艺”是中国最早的一份专门译载苏联文学艺术作品的刊物，前后八年，一共出版了三十七期，几乎发表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非但鼓舞了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而且苏联作家艺术家的那种各自拿出自己擅长的武器来真正做到“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而服务的战斗精神，使中国文艺工作者得到了鲜明的学习的榜样。
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时代社在十年的时期中，培养出一大批直接由俄文翻译文艺作品的优秀翻译，现在正分散在各个文艺刊物和文艺出版社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工作。
1952年底，时代出版社在完成了自己光荣的战斗任务之后，由苏联方面移交给中国人民，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出版机构，大量翻译和出版介绍苏联情况的书籍。现在时代出版社虽然改变了工作方针，但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做的工作，苏联人民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苏两国人民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友谊，将永久不可磨灭地留在广大中国读者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