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1-18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协举行的宴会上
宋庆龄的讲话
亲爱的波波娃同志，同志们，兄弟姊妹们：
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全体中国同志，对于苏联苏中友好协会和对外文化协会的热忱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荣幸地来到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同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伟大的苏联人民一同欢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这对于我自己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中国同志来说，都是毕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四十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现在正在为着实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光荣任务，胜利地向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今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11月3日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更大和装备得更好的人造卫星，从此就开辟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新纪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呼。这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光荣。强大的苏联一直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和被压迫民族的忠实朋友，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永远是最伟大的鼓舞力量。
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我国的革命事业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四十年来，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给予了全面的伟大的援助。
我们这次到苏联访问，又亲眼看到苏联人民为帮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极其辛勤的劳动。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老大哥对于我们的这种伟大支持和援助。我们衷心感谢一贯支援我们的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
我们两国已经结成了最亲密的同盟，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正在不断地巩固发展。我们这几天在苏联时时刻刻都浸沉在友好欢乐的气氛中，时时刻刻都感到伟大的、兄弟般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巨大力量。我们两国间的这种伟大的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中苏两国人民深深地懂得这种团结的重要性，并且像保护自己生命一般地来保护这种团结。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组织即中苏友好协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曾经为此进行过巨大的工作。我们相信：由于苏中友好协会的成立，必将使我们的共同工作，更加大大前进。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永远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在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中国人民一定永远同苏联人民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胜利前进！
请诸位，为了苏中友好协会的工作获得伟大的成就，为了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胜利，为了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中苏友好合作，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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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过半单位转入整风第三阶段
针对重要方针政策问题进行整改
新华社16日讯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单位转入整风第三阶段。许多单位都确定，要针对党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下决心进行整改，坚决克服党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缺点。
中共中央组织部整风领导小组在研究了群众提出的意见以后确定，要着重解决干部工作方面的问题，如关于干部管理的体制；关于干部工作路线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今后如何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干部工作路线；关于干部的稳定提高问题，包括训练干部问题；关于干部的退职退休问题。另外，还要讨论关于接收新党员的工作等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初步打算，着重研究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问题，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如何形成问题，宣传工作方面主要政策的检查问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确定，着重检查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合作化、农业生产、山区生产、造林、水利以及国营农场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整风第三阶段一般的做法是：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充分发动群众，自始至终贯彻大鸣大放精神，采用大字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大辩论。
许多单位在转入整风第三阶段以后，立即采取了坚决迅速的整改行动，能够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围绕工作人员下放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张贴了许多大字报，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同时讨论了许多有关下放的具体问题。例如，下乡、上山后有什么困难，如何解决。目前，怕下放后进步慢、怕生活苦等思想问题已大体解决。大家认为，下放后和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养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所必须具备的艰苦朴素作风。同时，可以接触实际，向群众学习生产知识和劳动本领，进步会更快。现在这个部已有一百五十多人准备到基层和农村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连日来也在召开会议，讨论紧缩机构和工作人员下放问题，目前已有一百九十三个工作人员表示决心到基层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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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医院整改中的重大改革
实行门诊三班应诊制
新华社17日讯　北京医院为了便利病人就医，决定从18日开始在门诊部试行上午、下午、晚间三班应诊制。这是北京医院在整风运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以后，在工作制度上所采取的一次重大改革。
北京医院过去门诊的时间和其它机关的办公时间相同，对病人就医有很多不便。在整风中，根据很多病人的要求，并经过全院各科室工作人员的讨论，医院领导上决定试行门诊三班应诊制。病人随时可以到医院门诊部挂号看病，复诊病人还可以通过电话预约，以减少候诊时间。并决定取消过去每星期三、六下午因照顾工作人员学习而停诊的规定，星期日上下午也照常应诊。
全院工作人员通过对这一项重大改革的讨论，都进一步明确了医院工作要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的观念，并纷纷表示要继续改进医院其它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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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文艺界举行数十次辩论会
彻底揭穿黄源反党面目
新华社杭州17日电　浙江省文艺界在最近两个月内连续举行了数十次辩论大会，揭露和批驳了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浙江省文化局局长、文化局党组书记黄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很多人在会上揭露，黄源一贯敌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篡改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如在去年剧场、剧团调配会议上，他公开提倡剧团演出要“门当户对”、“层层下降”，其意思就是艺术水平较高的剧团和大剧团要在大城市演出，不要到工厂和农村里去；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是艺术水平较低的剧团和小剧团的事。中央文化部指示群众文化工作机构要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力量下厂下乡，黄源认为这个方针不对，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的干部用三分之二的力量去搞创作，他说“搞组织工作能搞出什么名堂？”黄源看不起配合宣传政治任务的演唱材料，往往以“文艺性不高”为理由，一棍子打死。在黄源的这种文艺思想影响下，有些剧团不愿下厂下乡演出；“大众演唱”刊物停了刊；许多县的文化馆改变了方向，文化工作者不下乡，不下厂，关起门来创作，办大型刊物，刊载了很多令人恶心的标榜个人的毒草，不再去作宣传员和鼓动员。黄源反对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把提高与普及正确结合的方针，却以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普及和绝口不谈作家的思想改造去空谈提高，空谈创作，把文艺创作引导到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方向。
近几年来，黄源一直是对党不满的，并且发展到反党的地步。从他在1955年到浙江后，就一口否定浙江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说省委对文艺“既不重视又外行”，去年3月发生的所谓
“狮子龙灯事件”，就是黄源和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有意制造的，当时省委批评民间歌舞团不配合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整个省文化局都存在；但黄源不但不接受，还以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攻击省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解散省民间歌舞团和在狮子龙灯上面贴标语，然后到处宣传说是省委下命令解散的，甚至通过文汇报发表捏造事实的文章，企图嫁祸于省委，反掉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特别到了大鸣大放时期，他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今年5月间，黄源在右派头目宋云彬主持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自称是“百花齐放派”；他硬说自己几年来受到了省委的“教条主义的排挤”，并且当场哭了一场。以后，黄源纵容右派分子、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在“东海”月刊上大量发表攻击党的文章。他还利用文化局机关干部划船游湖的机会，在湖上煽动他们向省委进攻，并诬蔑省委负责同志是“以解放区宣传科长的领导方法来领导今天的文艺”，是“教条主义者”。也是今年5月，在全省文化行政会议上，黄源还利用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分科的问题放了火。文教分科原是黄源所不同意的，但他煽动各地代表说：“如果这次会议省委不解决文教分科的问题，我要带头上街。”他还威胁别的同志：“你们去不去？”
在辩论大会上还揭露了黄源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常常向文艺工作者宣传“一个”主义的论调。他说：要出名，就要演好一出戏，吹响一支曲子，写好一个剧本。昆曲“十五贯”闻名全国后，黄源更以“十五贯”作为吹嘘自己的资本，当浙江越剧团准备到北京演出时，他曾叫剧团停演好几个月，来关门排练一个剧目，务使这个剧目达到“一鸣惊人”；后来看见排得不合他的意，黄源发脾气说：“我这个部长要去跳西湖，”坚决不许剧团到北京去。黄源就是这样引导人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地去追逐名利。
黄源为了要在文艺领域排除党的领导，他这几年来在浙江文艺界已经形成一个反党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黄源自己外，还有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曹湘渠、王参如等。他们曾经操纵了省文联和“东海”编辑部，并利用这两个阵地向党疯狂进攻。另外，黄源还搜罗和重用了十多个与他气味相投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些还被安插到文艺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他赶走了浙江越剧团的党员团长吕家振，却委任右派分子姚水娟和已开除党籍的坏分子任贤璋为正副团长。他还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静，不要他参加肃反运动，却叫他专门整理剧本，等到剧本写好，黄源拍着陈静的肩膀说：“老兄，老兄，你的功劳不小呀！”并说：“没有陈静，越剧团下半年没有饭吃！”
经过这两个月的揭露和辩论，黄源的真面目已彻底暴露。他本人在大量事实面前只好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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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城市建设部
群众提出两万多条批评和建议
新华社讯　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城市建设部三个部出现了整改的鸣放高潮。这三个部的工作人员，已经通过大字报、座谈会等方式，分别对本部门的各项工作和领导作风等方面提出了共两万多条的批评和建议。
工作人员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批评了各级领导上贯彻执行业务方针和重大措施方面的缺点。建筑材料工业部的一张大字报，批评部的领导上对水泥的生产和需要情况缺乏调查研究，生产计划左右摇摆，造成企业生产上的很大损失。另一张大字报提出，今年的石棉资源不足，但是领导上要求石棉增产，结果使有些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低，废品增多。城市建设部规划局有些大字报提出，1955年中央关于降低非生产性建筑造价的指示，以及建设用地定额、住宅标准、房屋层数等重大措施，局里都没有认真研究。这个部公用局的一些大字报提出，1956年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以后，国务院曾经发布了加强计划工作、加强建筑工业和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等的决定，这些决定和公用局的业务有很大关系，但是局长并没有组织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认真研究，后来国务院进行检查时，才临时抽人拼凑了一些情况。建筑工程部财务司有些大字报，也批评了部的领导上对贯彻
“经济活动分析和班组经济核算”等先进的管理制度不重视。
许多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并且要求他们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认真地加以改正。城市建设部的给排水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曾经贴出几十张大字报，批评一个副院长“自高自大”、“缺乏集体观念”等缺点。建筑工程部有些大字报，批评一些司局长对派出的工作组事先不提具体要求、工作进行中不给具体指示、工作做完了也不好好听取汇报的官僚主义作风。
许多大字报还揭发了组织机构、机关工作制度、劳动工资和生活福利制度等方面的缺点。建筑材料工业部有些大字报提出，这个部成立后，企业数量并未增加，但机构和人员却增加了近一倍。由于机构庞大，某些部门的工作形成重复，影响工作效率的提高。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以“为什么我们处配备这样多的科长”为题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处共十七人，科长就占七人，几乎一长领导一员。如计供科去年有五个半人工作，科长就有三人，有问题请示科长，往往推来推去。城市建设部一些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提出，由于机关内文件、资料的收发和保管制度不健全，许多文件在转送处理过程中发现积压、拖拉、互不负责、丢失、错分、错发等现象。有些大字报提出，由于机关行政管理工作上的混乱，一年多以来共损坏玻璃二千七百多块，打破和丢失食具四千多件，丢失锁钥二百四十把。建筑材料工业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写大字报批评使用和提拔干部工作上的缺点，认为有些不该提拔的干部被提拔了，有些不应该提级的提级了。这些大字报的一个特点，是批评劳动工资和生活福利制度不合理的意见多，要求提高生活福利待遇的意见极少。
最近，这三个部都分别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发动群众鸣放，并且组织力量着手研究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准备逐步分批地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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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贸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接受群众批评提出改革机构方案
新华社讯　对外贸易部的工作人员在最近一周的大鸣大放中，集中地揭发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现象，对如何改革机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个部的工作人员对机构问题提出的意见中，不少是批评机构设置重复的现象，如主管机械进口这项业务，就有机械进口和运输机械进口两个公司。最初确定机械进口公司是经营“重型机械”，运输机械进口公司是经营运输机械，但是几年来实际工作说明不可能分得这样清楚，机械公司除经营重型机械以外还经营多种细小的工具，运输机械公司也经营食品、纺织等机械，由于两个公司分工不清，工作中经常相互扯皮，以至造成人力物力的损失。运输局和运输公司工作中也存在许多重复和矛盾。各公司内部组织分工也常常发生互相交叉牵扯不清的现象。如中国矿产公司是一处管货源，二处负责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三处负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一个品种分成三部分，工作重复，有时发生问题时便互相推诿。
工作人员还对层次重叠，人浮于事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中国杂品公司行政处小组揭发了该公司的经理、处长过多，由于经理、副经理多，一件文件或一件事几经传阅或洽商，延长了处理时间。中国矿产公司四个干部揭发了这个公司领导上盲目增添人员的错误作法。这个公司在1956年初已有人员一百五十七人，当时就感到人多，准备紧缩，原来批准调走的三十人，结果只调走了十七个，但到去年第三季度又添了人。除了经理亲自到外地要来了六个干部以外，还向劳动局要来了十九人，现在全公司已增加到二百零三人，但是另一位经理还向外贸专修班要了二十人，准备再加人。丝绸公司许多职工写大字报揭发一件因人设事的典型事件。去年公司领导上为照顾一个干部，把他的爱人录用下来，现在这人没有合适的工作做，就叫她每天拆旧信封，据说这样可以节约新信封，但是她每月的薪金是三十多元，即使全公司每月都用新信封也用不了这么多钱，职工们问，“这究竟是节约呢还是浪费呢？”
工作人员们不仅揭发了上述问题，而且认真地计算工作量，提出了改革机构的方案和可以紧缩的人数，有的公司职工提出了三、四种甚至七、八种方案，并且展开了辩论。中国茶叶出口公司的职工们就茶叶出口公司总公司的机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提出了八个方案。杂品出口公司对按商品设处还是按国别设处以及进出口工作是否合一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机械进口公司和运输机械进口公司不少干部建议把这两个公司合并，他们还提出了如何合并的方案，按照他们的初步计算，两个公司合并后可以紧缩二百五十六人，占目前两公司总人数的44．83％。许多公司群众要求紧缩的人数超过了领导上的估计，土产出口公司现有二百四十人，领导上最初估计约可紧缩六十人至七十人，但是群众要求紧缩八十多人甚至一百人。对于紧缩人员中的保守思想，职工们也展开了相互批评。土产出口公司药材处原有十六人，这次他们提出只能减一人，土产处的职工批评他们减得太少了。一位干部批评了这种保守现象，他批评的理由是药材处的商品在口岸，本身并不掌握商品；经常看到药材处干部没事看报纸，为什么只能减少一人呢！
目前对外贸易部的党组已经吸收群众意见提出了一个改革机构的方案将逐步交给群众讨论。结合讨论紧缩机构，一部分党员和共青团员和群众已开始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农村中去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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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右倾思想　改判反革命案件
罗继魁卢秉林被判死刑
本报讯　曾杀害过中共前中央委员陈潭秋和我党的高级干部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的反革命分子罗继魁，于1956年6月29日被捕。经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罗犯二十年徒刑后，罗犯不服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但判决后，罗犯毫不认罪服法，拒绝改造。与此同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各地群众纷纷来信，一致认为对此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罗继魁判处太轻，要求予以严厉镇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各地人民群众的意见，按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了原判决，重新审理，于今年10月25日改判罗犯继魁死刑，并经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1月6日执行枪决。
反革命分子罗继魁，从1941年到1944年间，曾充任新疆督办公署公安管理处第二监狱少尉监狱官、上尉监狱长等反动职务。1943年秋，罗继魁充任监狱长期间，在特务分子、公安管理处长李英奇等的指挥下，和监狱官卢秉林（又名卢庆福）等刽子手，乘深夜秘密用绳子将中共前中央委员陈潭秋和我党的高级干部毛泽民、林基路同志勒死。反革命分子罗继魁在任反动职务期间，曾先后参与秘密杀害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十八次，有二百五十多人被害。罗继魁在每次杀人活动中除亲手用绳子勒人外，并积极参加掩埋被害人尸体或用汽油烧尸灭迹等活动。其次，罗继魁在监狱内对被押人员进行虐待，经常用木板子或鞭子拷打，并有时强逼被押人员跪煤渣举树棍。解放后罗继魁逃回原籍黑龙江省龙江县匿居，1951年混入我基本建设部门当打石工人，1953年3月被调到鞍山钢铁公司土建公司当瓦工。这个杀害革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法网而受到应有的制裁。
新华社兰州17日电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6日联合举行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判处惨杀中共前中央委员陈潭秋和党的高级干部毛泽民、林基路等的反革命分子卢秉林（原名卢庆福）以死刑，并已执行。
杀人刽子手卢秉林是死心塌地、一贯为反动政府效忠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1943年8、9月间，卢犯在任伪新疆省监狱官期间，和其他刽子手一道亲手用绳索勒死中共前中央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和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并杀害进步人士、无辜群众等共三百多人。
解放后，卢犯曾混入甘肃省商业厅干部训练班当炊事员，以后又经私人介绍钻进兰州市工人电影院作对号员，妄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经群众检举和我公安部门多方侦察，终于把他清查出来，依法逮捕归案。可是，由于政法部门一度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6月只给卢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当这个消息公布后，引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义愤，他们纷纷写信给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评对该犯过于宽大，要求重判。人民法院接受群众意见，在整风中严厉批判了右倾思想，将这一案件严肃地作了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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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生产或从事家务劳动
山西七百多名女干部退职回家
新华社太原17日电　山西省已经有七百多名妇女干部退职回家参加生产或家务劳动。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召集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住在太原市的十二名原机关妇女干部座谈，了解她们回家后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
原来在山西省公安厅工程队工作的邓通兰，在1947年参加革命，党龄将近十年。她因为感到自己文化水平较低，工作有困难，同时因为有孩子拖累，家务又需要人照管，因此申请退职。她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她集中精力处理家务，过得比以前更愉快了。
另一个妇女干部原玉花患有结核病，过去她一面工作，一面还要帮助保姆照顾六个孩子，每个月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请假。全家开支很大，入不敷出，不得不每月都申请救济。她退职参加家务劳动后，半年来身体比以前好些了，她爱人不再由于家庭生活安排不好而烦恼，收入每月除开支外还能节余十五元。
退职的妇女干部们在座谈会上还谈到，由于她们直接料理家务，不仅节省开支，而且照管好了孩子，减少了丈夫的负担，有的人回去后还在街道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卫逢祺在座谈中勉励她们用勤俭持家的精神来管理好家务，把孩子教育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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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大字报的积极效果
电力工业部基建总局大鸣大放高潮中，有一张大字报的建议，为国家节约一百一十万元。
这个局过去对基建用的施工机械，每年向国内外订货过多，造成积压。这一张大字报针对这一情况，建议重新审查明年的施工计划。这一建议立即被领导接受，在局长亲自带动下，四天之内，审查了全部订货计划，为国家节约了价值一百一十万元的施工机械。　新华社记者　袁克忠摄（附图片）
11月10日贴出的一张建议重新审核1958年施工机械预算的大字报。
局长刘秉智（左第一人）亲自带领各单位领导人逐条审核预算。
11月14日，在“边整边改”栏内公布了审查结果，为国家节约了百多万元。职工们都兴奋观看这份大字报。
局长刘秉智（左）和基建总局党委书记王玉甫（中）当面表扬了大字报的作者邹名荣，鼓励他继续鸣放，大力帮助领导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