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1-13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坚决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康濯
早在十五年前，毛主席就向我们指出了工人阶级作家的生活道路，应该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我们也看到为十月革命所培养的苏联作家队伍，更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这些年我们也执行了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汲取了苏联的经验，因此我们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我们队伍中也拥进了从劳动人民中和斗争锻炼中出现的文学天才。不过，已有的成就和我们队伍的情况，却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近党提出了壮大和发展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学队伍的任务，党的三中全会更号召我们深入基层参加工作和劳动；陆定一同志和周扬同志在作家协会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了我们同劳动人民结合的具体途径。我认为，党的这一系列措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或一时的工作指示，而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给我们安排的一条新的革命的战斗的道路；这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坚决贯彻十五年前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我们已有的和将要大量出现的工人阶级作家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生活道路。
当然，我们队伍中已有了一批经验和修养都相当丰富的老作家，他们一直都在刻苦地劳动着，他们是我国作家的榜样。我们也有一些中年一代的作家，十多年来已大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上了正确的生活道路。但我也痛切感到我们队伍中的不小一部分，这些年来的生活方式确有问题。我们对十五年前毛主席指示的体会还并不都很深刻，执行也并不彻底。先说青年一代。全国解放后，从劳动人民中出现的青年作者，甚至是知识分子出身而很少经受过斗争锻炼的青年作者，往往刚写了几个短篇就赶紧脱离了基层或生产岗位，而采取下去“体验生活”然后回来写作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已导致了某些青年作者的堕落和其它不好的后果。关于中年一代，除了少数始终在斗争生活中坚持岗位的，其它虽也有一些在战争时期曾经正确解决过同群众结合的生活道路，但他们当中真正是劳动人民“科班”出身的却还很少，他们在全国解放以后又大多改变了过去战争环境中的生活方式，有的是由于工作需要而住在大城市；也有一些专业写作的同志，他们斗争生活的根据地并不在城市，却也远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只在必要时到所谓“生活”中去短期看看，然后又回来写作；甚至有的同志并无固定的生活根据地，却也如此这般地在大城市呆了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影响了上述青年作家。而这种方式虽然对有些中年以上的作家是合适的，对另外一些则可以肯定是不合适的，比如对我这样的就不合适；因为这不是彻底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作家的生活道路的办法。而最近党的号召，就正是针对这些情况所提出的适时的、英明的措施。
我是无条件地响应最近党的号召，准备去农村参加工作的。并且我过去也并非完全没考虑上述这些问题。甚至还在一年以前，我就提出了离开北京去河北省深入生活与进行创作的要求，党并在今年春天就批准了我这个要求。然而，我过去的想法与现在的决心和要求，却有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别。原来我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创作计划，而又感到完成那个计划的生活积累还不够，同时也由于自己在北京作了多年的工作，感到大城市的某些环境甚至会要影响创作，所以决心去我曾经工作过并且也是我计划要描写的地区，一面短期下去接触生活和补充材料，一面以主要力量进行写作。现在看来，我这个打算显然还并没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甚至还和住在北京的差别并不太大；因为仅仅一个住在哪里，有时并不能决定主要问题。
我是主张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自己主要的生活根据地的。过去战争时期，我曾在河北山西农村作过几年群众工作，近年来也去那一带的农业社里短期工作过；那里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给了我一些锻炼改造，那里也自然成了我主要的生活根据地；而那里人民的英雄事迹和过去一同战斗过的同志也时时强烈地督促着我，使我感到不写下他们就安不下心。然而，我是不是能够比较无愧于他们地写出作品来呢？按照原来的打算，我似乎颇有信心，似乎一切都差不太多，只要短期下去补充点什么，呼吸一点新的生活气息就够了。现在，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却不能不对自己发生怀疑。我并非出身于劳动阶层，过去那段群众工作也是坐机关多，真正从事基层工作和参加劳动较少，自己主观努力也不够，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城市生活中又滋长了一些错误思想；因而我在整风中深深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党和工人阶级的坚强战士，我甚至觉得被称为作家都于心有愧。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我原来的打算，那恰恰是没有有意识地强调在劳动斗争中锻炼改造这个根本问题，好像我在过去那段群众工作中已经好好地锻炼改造了一次，并已解决了根本问题似的，而忘记了党要我们天天洗脸、照镜子的教导。这种想法本身也正好说明了我锻炼改造不够，说明了为什么进城以后还会滋长错误思想。因此，我现在的决心，首先必须是到基层工作和劳动中去进一步改造自己，不这样就任何创作计划都将不可能保证完成。
由于我生长在南方的城市而又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我对家乡并不熟悉，感情也不及我曾工作和战斗过的河北，我的主要生活根据地的选择应该说是合适的。但是，我对河北农村和一般的农村情况，难道就是很熟悉么？我想起了三四年前，我和赵树理同志一道在河北农村短期工作的情景。从那一段日子中鲜明地看到，我是下乡去“参加”工作和“了解”生活，虽然“了解”起来还不太困难，“参加”工作也还能插上手，甚至在具体工作中我和老赵同志也并非没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赵却不是下乡去“参加”和“了解”什么，而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尽管他的家乡不在河北而在山西。这就是说，我和赵树理同志实打实地较量起来，无论在对社会知识、生产知识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总之一句话，在对这些同知识分子的锻炼和写作都是运命攸关的基础知识的了解上，我比他还差了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在同劳动人民的结合上，我还有着明显的距离，他则甚至都不必提起结合不结合。且不说他在战争时期和更早以前的地下工作当中的斗争经历，他年轻时候就种过地，干过泥木瓦活儿，赶过脚，对家乡的上党梆子也有一套把式，甚至还具备着农村的土发明家的才能。他在农村碰到具体问题，不仅能结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并且还善于联系种种亲族关系和风俗习惯而加以考虑。他拿起一般的农具就跟拿起笔一样；也许河北的农具和山西的农具有些不同，或者竟是新式农具，那他也不过像碰见了特殊式样的钢笔似的，几句懂行的话语一问就能掌握。他甚至对油坊粉坊，对渠道水井和山坡野地，举凡一般的农副业技术和药材果木，也能和当地的行家对答如流。而我则不要说什么“行”，就是过去学习过和了解过的事物，几年后乍一见面也往往只是似曾相识，需要从头来过才能勉强应付。提起和劳动人民结合，真是谈何容易！这里来不得任何虚假而全凭扎扎实实的工夫。因而我感到目前党的号召对我说来真是对症下药，我必须毫无犹豫地深入基层工作和劳动中去进一步锻炼改造，我并且认为这就是我创作实践的第一步。
况且我过去参加的只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群众斗争，这些年虽也短期地下乡办过社，但并没亲身经历过一个合作社发展当中的较全面的过程，以及从春到冬一年间的全部生产过程；参加集体劳动就更少，集体化以后农村各方面生活的锻炼自然也不够。而目前的社会主义农村，人民一日千里，生活瞬息万变；我的笔将要触及的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离开了对现在的体会就将是离开了人民当前的脉搏，就将使任何生花之笔变成秃笔。因而我决不能只在一时的行动上响应目前党的号召，我将彻底改变过去的打算，认真地走上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和劳动人民结合的路途。
那末，今后的具体安排将是怎样？因为我将成为河北省的干部，我自然要服从省里的分配。但我将争取到我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个乡去参加具体工作。我感到目前地方党政机关对文艺工作者常要考虑各种照顾，而我们自己在今后却决不能要求任何特殊。分配作什么工作，就是什么干部。责任要全部担负，工作要积极努力。又要完成任务，又要联系群众而不强迫命令。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迎接风险考验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作到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与血脉相通，作到同人民的感情交流，同党的思想一致；并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下，求得自己进一步的改造。
这自然不是说要放下文艺武器，甚至也不能消极地暂时放下。不过，由于我们同劳动人民的结合决不是仅仅为了完成写作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就责无旁贷地必须首先并且永远同人民一起战斗；而这个战斗本身也就包含了创作实践。比如，我就准备在基层工作期间，同时争取在党委的帮助下了解一些较全面的情况；并将在一定时期以后可能转移到另外的县和乡去工作，以便从多方面作到点的深入和面的开阔相结合。我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而重点了解某些材料，还可以对民间文艺加以注意。在整个工作中也有必要挤出时间，给省里的和外地的报刊写些特写和报道。一定时期以后也必然会专门写作，但在写作中还要争取短期参加工作，遇到群众性的运动就暂停写作而去参加运动。我这样设想：若干年内，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了解农村情况乃至其它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重点则放在参加两三个乡的工作，参加他们的长期规划，并在这个长时期中对那个规划的完成负责，即使离开了那里，也要把规划的完成当作自己的经常工作而不断去参与、检查和总结，或许在以后还要再参加他们第二个规划的制订和实现……总之，绝不把基层工作和文学创作当作截然无关的两件事。基层工作是一个普通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份内的战斗责任，同时也是创作实践的一部分；文学创作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文学工作者份内的战斗责任，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什么“下去、上来”或“出去、回来”，这是一条永远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的生活道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同人民结合和为人民战斗的生活道路。这是不论把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放在工厂、部队或大城市的任何岗位，尽管各人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会有差别，但在总的方面却应该步伐一致的生活道路。
要通过这条道路，自然还得有政治理论的武装，并且也不能脱离文艺活动，不能不参加和支持文艺界和作家协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广阔祖国的各个省市都不能没有自己的文艺队伍；而整个工人阶级的坚强雄厚的文学队伍，也只有在国家各个角落不断涌现出新人并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成宏大的支队以后，才能汇合起来。这也正是作家不能过分集中于大城市而必须适当分散的主要根据之一，因为这样也许可以影响和帮助各地文艺创作和文学队伍的迅速发展。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去到省市以后，还得作为省市文学队伍的一员并参加当地的活动，同时也应为当地文学新人的成长尽到必要的责任。你既然是工人阶级的文艺战士，就不能想像可以离开集体而只让集体为你服务，为你解决困难、发表作品和出书……
我激动地写下这些，我突然感到我们将要走的是一条多么复杂纷繁的道路！而这条路上可以想到的其它许多艰苦我还并没都写下来。但是，这条路在今天和在战争当中我们有些同志都走得很好，而我们的阶级和人民又从来就是最能自觉自豪地战胜任何艰苦去迎接光荣和欢乐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有志气，有社会主义的志气。毛主席在指示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同人民结合的时候，曾把我们称呼为“有出息的”。我还又一次想起了为十月革命培养的苏联作家，他们甚至仅仅在卫国战争中就牺牲了二百五十个作家的生命。而我们今天能够按照党的安排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争取作一个有志气的和有出息的文学工作者，并争取更快更早地壮大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坚强雄厚的文艺队伍，让我们的文艺把社会主义的祖国造成一个百花齐放的花园，我们文学工作者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在创作里缺少了什么？
起先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几年自己并没有完全脱离生活，差不多每年总要抽几个月时间到乡下去，和群众的联系并没有割断。实际上和群众的联系是断了。如果说还有点联系的话，也只不过是一种藕断丝连罢了。单靠几条细丝是连接不到一起的。即使每年抽更多的时间下去生活，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相同了。我在到北京之前，是一个业余作者，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岗位，担负着一定的任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参加土地改革就是参加土地改革。我只是激流中的一滴水，和其余的水滴一样。和广大群众的情感是相一致的，天旱了，农民们很焦急，我也一样焦急；丰收了，大家很高兴，我也一样高兴。工作做好了受表扬，工作做坏了受批评，和别的干部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体验生活”这一说，因为自己本来就是置身于“生活”之中的。而现在却不同了，下乡去只是“体验体验”别人的生活。别人把事情办完了，自己去看一看。就像去看娶媳妇、埋死人一样，只是站到旁边观察别人的欢乐或悲哀，自己并没有产生同样的真实的情感。有兴趣就多看一阵，没兴趣就少看一阵。合则来，不合则去。反正是别人家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
我这近年来所写的一些作品中，究竟缺少点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一种饱满的真实的情感；缺少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样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和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必然要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作品中的这些致命的缺陷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再这样“混”下去，其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经过很长时间的苦恼，我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在去年春天离开了北京。现在虽然还没有真正深入下去，但我有这样的决心，决心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参加实际工作。即使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也可做点对群众有益的事情。比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要好的多。　（摘自文艺学习1957、11期马烽：“一点体会”）

第7版()
专栏：

生活的札记
雷加
很久以前，一位炼钢厂厂长对我这样说道：
“同志，我说的是你们——作家们，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见了我就掏出本子来，仿佛我是……有一天，平炉要热修，掉下四块砖。先掉下三块，我爬进去的时候，又掉下一块，差点砸在我的头上。我的衣裳，里面被汗湿透了，外面又几乎烤焦了。我刚爬出来，呃，就有这么一位作家，向我问道：‘厂长同志，你有什么感觉？’我怎么说呢？我答道：‘第一，掉下来的砖不要打了我，第二，要赶快把四块硅砖送进去，砌好，还有第三，工具预备好了没有？第四，我要准确地知道几点钟可以修好，第五……’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匆匆地走开了，这当然有点不礼貌。如果他尽这样缠着我，我就要气破肚子，还怎么完成任务呢？”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我常以此为戒，并且这种采访式的生活态度，也早已受到了批判。
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像这位厂长所指出的，首先要与群众相结合。
站在平炉跟前的那些炼钢工人，在这位作家眼中也许是粗野无知的；但他们却是先为厂长的行动所感动，又因此增加了修理平炉的信心。只有当他们之中有一位成为作家，并且又要创造一个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时，他才会写出那样一句没有修养的问话的。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和感情。
假如这位作家，能够跟在厂长后面也钻进这座平炉，他对厂长的问话，不但成为不必要，当炼钢工人在高温下修砌炉顶时，他也就会体验到工人的劳动感情和它所具有的伟大意义。这样，他才能和工人心心相通，至少，他对工人群众这时才是可以理解的了。
参加基层工作，投入火热斗争中去，对我们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即与群众结合的过程中，群众路线四个字，不再是讨论会上的术语，而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最基本的原则。
1945年，党叫我去接收一个工厂。当时是战争环境，我们的政权还刚刚建立，工厂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工人群众在“保管委员会”（其中有工头，有翻译，成份非常复杂）把持之下，至于我，一不懂技术，二不懂工厂管理；但命令我尽速开工，因为这个工厂必需负担在战争中的极大的财政任务。我一个人到那个工厂去了。基本群众是谁呢？干部从哪里来呢？技术问题又怎样解决呢？我知道必需依靠军队，依靠政府，尤其要依靠党教给我的政策和原则。但是，我在机器面前，显得极其渺小，我对这个艰巨的任务，没有充分信心，同样，我站在工人面前时，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同时它又给了我一个多么重要的启示，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力量这样对我说：“依靠我，紧紧地依靠着我！”而这也就是党教育我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我懂得了复工与群众运动必需同时进行，我懂得了只有通过群众路线，才能解决我认为不易解决的一切问题。
像上面说的，群众路线这四个字，过去对我来说，只是学习文件上的一个名词，我对它并没有实践的经验。
我感谢党给了我实践的机会。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第一课。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提拔了第一个干部的。我到工厂后，受到了“保管委员会”的冷淡；可是第二天我就找他们开会，直接提出复工和分工的问题。我对工人还不熟悉，我不能成立另一个组织来代替这个组织，我可以根据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表现，来分配他们较重要或不重要的工作，主要的是即将开展的群众运动，不但可以监督他们目前的工作，还要清算他们的过去。谈话中我发现了蹲在门口的一个中年人。他抱着肩，下巴上有很长的胡须，面孔清瘦，而且双眼发红，一副既缺乏营养又劳累的样子。他很少发言，也不是“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他到底是谁呢？我问：“你是谁？”他答：“自卫队长！”我又问：“哪个车间的？”“抄纸工人。”有文化吗？”“读过高小。”“你要担个什么工作吧？”“我？哼……”他不说了。只是这几句对话也就很够了。自卫队长原是个吃苦的差事，又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我想他一定是被那些委员们瞧不起而又被群众所拥护的一个人。从他最后一句话的口气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好像说：“你把他们都安插了，还要我干什么呢？”他没有想到我真正需要的正是他，他这个反对那些委员的人。当时我分配他做秘书。一切工作岗位分配完了之后，这是唯一的办法。
显然，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我随时随地观察他和关心他。他通过了一切考验；完成了各项工作，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是和新生的事物一同生长起来的。当他在群众心目中真正成为领袖时，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被压迫的工人，变成了工厂的主人，而是一个体现党的政策与群众血肉相关的人了。
在现实生活中生长着的这个人物，是客观需要所规定的。他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才又给予他以无限的发展前途。脱离这个具体环境去了解他，就会非常困难。　　我对他的期待，先不是我要描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我要通过他完成党交给我的复工、生产和继之而来的撤退的准备工作。　　从党的工作来看，他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一根纽带，从我个人来说，他是我不可少的工作助手。我要通过他和所有的工人干部，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进行阶级教育，树立主人翁思想，同时加强劳动纪律。实际上，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工厂里的奖惩制度，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现；劳动模范，就是工人阶级树立起来的前进的旗帜。换一句话说，这一切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不但要从以上各个方面来描写这些工人英雄，作为作家之前，作家们必需先成为一个群众工作的能手，先和这些英雄们一起生活，一起生长。
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给那个抄纸工人的考验，也就是给我自己的考验。我怎样要求他，也就怎样要求自己。我长久地把他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我自己更要如此。否则，我的话对他就会失去说服力。
我依靠他，我和他又必需依靠群众，群众路线这个方针执行得如何，要看群众发动的怎样，要看从群众中提拔了多少工人干部，要看生产成绩，要看撤退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每月超额完成了任务，在撤退时运走了机器，保存了大批干部。我们是在撤退的头一天才停止生产的，而他，在这以前，当他视察了根据地的准备工作由鸭绿江上游归来时，就由省政府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他是那个地区当时由工人提升为副厂长的两个之中的一个。
不用说：“保管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垮台了。有的在反工头斗争中被群众清算了；有的在生产中消极怠工，最后在撤退时动摇了；甚至有的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还向敌人投降了。其中一个，就是这样。他原是一个把头，向工人低头认罪之后又得到了工作机会。他自动报名愿意跟着撤退；但撤退的头一天，他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对我说，他的家口太多，实在不能跟着民主政府走；同时又以同样的借口，要求多发一些粮食给他。的确，他比别人多得了一倍粮食，想不到国民党一来，他就做了搜查队长，向没有跟着撤退的工人要回民主政府临撤退时发给他们的粮食。七个月之后，我们又第二次解放了这个城市，这个叛徒，又流着虚伪的眼泪，见面第一句话对我假惺惺地说道：“厂长呵！你们晚回来三个月多好，那时他们（指国民党）就会把工厂修好了！”
当时，我不太懂他的话。用这样的话欢迎我们，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如果说一个人衷心希望我们回来得到一个开工的工厂，能说不好吗？但这句话终究有些刺耳，不是具有共同语言的人所能理解的。当反奸运动一步一步深入，他的罪状一件一件揭露之后，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本质的东西。这是他的罪恶思想行为的最集中的表现，这是一句多么逼真，多么深刻的自供状呵！
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我访问工人家庭看到了国民党所造成的悲惨生活时，想起了这句话。我听见工人在群众大会上诉苦时，又想起了这句话。当时，与我刚接收工厂时同样，反奸和第二次复工是同时进行的。在反奸大会上，这句话给我给工人群众以极大的仇恨，以后在更艰巨的复工组织工作中，我和工人群众由于提高了觉悟，才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在这一段实际工作中，我只是开始懂得了一点点群众运动的规律，一点点工厂管理的基本知识，开始认识了工人群众，开始认识了生活。不怕少，就怕一点没有，既然这是第一步，就会走第二步的，走向长期锻炼的那条越走越宽的自我改造的道路。
一个工人阶级的作家，必需首先经过共产党员式的思想锻炼。一个共产党员，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必需首先通过实践。这已经是创作道路中合乎“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要求的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
“百花齐放”是党根据客观现实提出来的，因为今天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就是有色有香的大花园。
新社会中人与人的新的关系，新的工作方法，已为作家们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例如：我们在工作中常常开会，当我们不能一一探索每个人的历史、工作时，在任何一个工作会议上，都可以截取一个断面，育林人员可以根据年轮来研究树木的生长，一个有经验的作家也可以在会议中来研究人、人和人的关系的。又如，我们常常把一项工作，分做布置、试点、推广等步骤，这又是给作家们了解和研究典型环境有利的条件，其总结也是作家们归纳各种现象时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忘了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鉴定会，它按照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对人进行分析和鉴定，一位作家观察和研究人时，这里又提供了多少人物描写素材。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不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的事迹是我们塑造英雄人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只要我们肯做一个工人阶级的作家，决心投身于现实生活，生活的洪流所要湮没的是那些有沉重包袱的人，而决不是想要戴上工人阶级作家这个光荣称号的人。
生活是我们的学校。认真下工夫和作假是决不相容的。要不就做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要不就永远只会提出“厂长同志，你有什么感觉”这类愚蠢的问话。即使你装做有修养的样子，小心地没有这样问，当你和那个钻过平炉的厂长同志并肩走出车间，厂长身上那件出了汗的衣服冷冰冰地使他发抖时，你也许会说：“不，厂长同志，你莫不是病了？”你看，这又是一个使人发笑的同样愚蠢的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