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1-11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
专栏：

一千万个普通人送来的
千峰
走进北京市的失物招领处，真像到了一所种类齐全的百货店。贴墙两面玻璃橱，一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小皮包，另一面悬挂着上百副眼镜。屋子正中几只书架也被占满了，那是成捆的五颜六色的毛衣、绒衣、围巾、手套……。我们听到在一只柜子里发出嘈嘈??的细响，原来里面放着四百多块正在走动着的手表。还有一只柜子放着自来水笔，光牌号就有十几种，支数约在六千以上。其实这些陈列在外面的东西只不过是招领物的一小部分，招领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正在等待招领的物品概括地分为四十大类。如果以失主为单位计算，它们大约属于三万个粗心大意的主人。
这样多的遗失物品是从哪里汇集来的？回答是：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民手里。人们最初先把它送到各个街道或是公共场所的失物招领部门，如果在十天内没有人领取，然后就转送到这个总的招领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过去有的人把拾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意外收获，而今天就能够主动地去送还别人？回答很简单，这是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个普通的三轮车夫，他可以把乘客丢在车上的几百元钞票自觉地送到附近公安派出所；一个普通的电车（或汽车）售票员，他可以自觉地把乘客遗失的金饰品送到电车（或汽车）公司；一个刚入小学的儿童，他可以把在马路上拾到的自来水笔交给站岗的警察叔叔……。而这些拣拾者往往连名字都不愿留，以致失主要想向他们表示谢意都不可能。这就是一般人们的风尚。
四面八方的失物被送到招领处里，它们给负责招领工作的人员带来了繁重的责任。为了使得有些衣物不被虫蛀，就要经常翻晒；为了避免钟表生锈，就要天天上弦；有些器械还需要经常擦洗。然而这些都还容易办到，最困难的是要为这些失物一一找到原主。
如果失主能够主动去查找，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否则，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就只有根据拣拾的时间、地点以及物品的特征，一层一层艰苦地探求那个失主的踪迹了。正是因为这样，在招领处里，你可以看到有的工作人员在电话机旁喊哑了嗓子，你可以看到他们为推敲一件物品的失主的所在地区而愁眉不展。也正因为这样，你也可以看到当他们把一件失物归还原主的时候是多么高兴！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今年4月间，一个外县小商人王林，在前门失落了一只装着二百多元现金的口袋。失主的焦急心情自然不必细说。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负责失物招领的工作人员马荣秀也正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急。因为他打开的这个钱袋，发现里边装的尽是一捆捆的小票，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乡下小商贩丢的。于是他在担心地追问着自己：“一个乡下人到了城里人地生疏，如果不知道查找怎么办呢？如果他已经失去信心而绝望地离开了北京又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才能找到这个失主呢？”结果当然是那个失主找到了失物招领处，马荣秀才卸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
也有许多失主是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寻找，而由招领处把遗失的东西送还给他的。北京基本化学设计院设计员苗延秀就是这样的。这个女技术员丢掉了刚刚领到的一份薪金。薪金袋上只有职务和姓名，而没有机关名称。招领处收到这笔钱以后，只好到所有临近的工业机关的户籍单位去查访，最后终于找到了女技术员的住址。因此当她重新拿到自己的薪金袋的时候，口口称道招领处的工作，使她又感激又惊奇。（附图片）
图为失物招领处的一部分物品和失主领取失物的情形。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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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乡村医疗机构加强技术指导
各省医院和专区医院做出许多成绩
本报讯　自从卫生部门明确规定了以省医院和专区医院为地方医疗预防技术指导的中心，负有帮助下级医疗机构提高技术水平的责任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医疗机构逐级技术指导工作。
为了培养提高乡村医疗机构的干部，许多省医院和专区医院、市医院，采取短期临床进修的方式。如山西省安邑县医院（原晋南专区运城人民医院），几年来为各县培养了一百二十六名医士、二百六十八名护理员、三十三名化验人员和二百名妇幼保健员。这些人员经过短期临床进修，医学理论基础和实际工作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原运城专区十七个县卫生院，在1952年以前大都不能作腹部手术，经派人到原运城人民医院和其他医院学习后，现在各县都可作腹部手术了。
有的医院采取定期组织有经验的医师、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参加下级医院工作，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或者是针对当地的流行病和多发病，结合医院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召开技术座谈会、报告会、病历讨论会，实行技术指导。如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组在绵阳、内江两个专区医院近二十天内，共进行大查房二十三次，施行各种手术十八人次，进行了十次学术报告，听讲人数约三千五百人次，并召开医疗、护理方面的座谈会十九次。医院工作人员的信心大为提高，病人热烈欢迎。
许多医院帮助下级医疗机构提高传染病预防治疗技术取得显著成绩。如江西省南昌专区医院抽调院长和医务主任下去指导各县治疗血吸虫病和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使多数医务人员基本上掌握了锑剂治疗的理论与实际技能，以及脑膜炎的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法。
目前，在各级医疗机构之间还较普遍地建立了会诊制度。当专区医院或县医院遇有不能处理的疑难病人时，将书面病历送给上级医院的医师提出指导性意见，必要时可以转院治疗。遇有急重病人，可以请上级医院医师出诊，同时协助作一些疑难病人的会诊和治疗工作。在一般较大医院中举行的学术报告会或病历讨论会，也经常吸收附近地区乡村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参加。
此外，江西、福建等省计划实行各级医疗机构间的干部短期轮换，或由上级医院抽调有经验的医师到乡村医疗机构去工作。在干部分配上的这种措施，将大大有助于乡村医疗质量的迅速提高。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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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芒市基本上消灭疟疾
云南省亚热带地区的边疆名镇——芒市，已基本上消灭了疟疾。七年前，当第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国境边上的时候，芒市街头和附近的村庄里，可以看见有许多人面黄肌瘦、肚子很大，因为疟疾发作而抱着火炉蹲在盛夏的阳光下发抖。据防疫人员的调查，这里过去有五十多种蚊子，疟疾的种类也很多，其中的脑性疟疾，几小时内就使患者死亡。疟疾的严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直到1953年，发病率仍占60％。可是，现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因为脾脏肿大而凸起肚子的人了，今年全市发疟疾的人只有七个，没有一个患者死亡。现在带疟原虫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正在继续诊治。
芒市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现在，全州基本上扑灭了疟疾的还有怒江坝、畹町等几个亚热带小平原和集镇。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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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甲级足球队联赛继续举行
一机、北京队战和，“八一”队胜沈阳部队队
本报讯　全国甲级足球队联赛，10日在北京举行了两场比赛。第一机械体协队以○比○战和北京队；“八一”队以二比一胜沈阳部队队。
一机队和北京队在比赛中，全都采用了四前锋三后卫制。一机队早就知道北京队的前锋方纫秋、张宏根射门脚头厉害，因此他们在前卫的位置上安排了两个跑得最快的队员。方纫秋和张宏根一进入中场，就被他们紧紧地看住了。北京队在射手不能开弓的情况底下，失去了进攻的威力。一机队虽然挡住了北京队的进攻，但也未敢轻进，他们只有在后卫的压阵底下，才敢长驱直入，可是他们攻不破北京队门前布下的“铜墙铁壁”。就这样，双方在场上，你来我往酣战不休，直至九十分钟完了，场上的比分仍是○比○。
“八一”队在战沈阳部队队时，上半场左翼崔亨燮踢进一球暂告领先。下半场“八一”队左锋冼迪雄，沈阳部队队左锋崔培吉各射入一球。全场以二比一告终，“八一”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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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用肉眼观察人造卫星
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人们都可以用肉眼看到它们在天空飞行。
看人造卫星，最好先知道四件事情：一、它从那里飞来，往那儿飞去；二、什么时候飞过本地或本地附近上空；三、飞在天空那一方；四、飞在什么高度的天空。知道了这些情况，就容易看到人造卫星。关于人造卫星经过各城市上空的时间、方位和高度，我们可以从报纸的报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种节目
（每日中午十二时到十二时一刻和晚上十时半到十时四十五分）、第二种节目
（中午十二时半到十二时三刻）广播中知道。知道了卫星经过各城市上空的时间的先后，根据各城市所在方位，就可以推算出卫星经过本地的来路和去向。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方位、高度的度数是怎样划分的。在地面上划一个圆圈，把它平分为三百六十度。圆圈的正南方管它叫零度，正西方就是九十度，正北方就是一百八十度，正东方就是二百七十度，三百六十度又回到正南方，和零度重叠。高度是这样表示的：从地平线到天顶（头顶上的天空）是一个直角，把这个直角平分为九十度，天顶的高度就是九十度，地平线的高度就是零度。在天顶和地平线的中间，就是四十五度。
如果预告消息中说某时卫星经过北京，那就是说它要经过北京上空，高度是比较高的，但不一定经过天顶。如果没有预告卫星出现的具体方位和高度，我们不容易守望得很正确。
看人造卫星只能在日出以前和日落不久的时候。天空有云或浓雾的时候，也是看不见的。
（摘自新华社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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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狗道主义
　阮延顺
由于第二颗人造卫星上带有一只“探明人类作火箭旅行是否安全”的狗，据说已引起“从纽约到那不勒斯，从旧金山到新嘉坡”的“人道主义”者的“愤怒”。他们唾沫四溅，大骂苏联人“残忍”、“狠毒”、“可怕”、“卑鄙”、“不人道”、“令人憎厌”、“魔王”……总之，能想得起的恶毒字眼都喷射到苏联人头上去了；骂还不算，还要“抗议”，“游行示威”，而且要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也发动起来。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是同苏联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西方的和西方式的东方绅士、夫人、小姐们发神经，西方的各大通讯社也不愧为他们忠实的传声筒，一齐连续地大发电讯，好像这是当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结果，使我们借此饱看了一场“国际大马戏团”最滑稽的演出。
发笑之后，不禁也想一想：西方的“人道主义”者，为什么要这样大发作？据他们自己说，是为了“代表全世界无防御能力的动物谴责这种暴行”。美国的“人道主义”者恩津格夫人说：“俄国人说这只狗还活着。那不是很可怕吗？它可能在哀叫，很孤独和由于惧怕黑暗而失神。”据合众社说，“全世界都听到的俄国狗的吠声”使美国的泰勒小姐也发出了“可怕呀”的评论。有些人还如丧考妣一般地为那只健在的狗预作一分钟的“静默”志哀。他们的这种“体上天好生之德”和代狗仗义的精神，大概应算作是一种正统的“人道主义”的高度表现吧。
然而我却怀疑。据路透社说：“新嘉坡小狗福利协会”致电苏联，建议把“苏联英雄”送入高空，而不要拿“无助的哑吧动物作实验”。不管西方式的“人道主义”者怎样痛恨
“苏联英雄”，但总不能不承认“苏联英雄”也是人。为了小狗的“福利”，建议用人去作实验，还要把这归之“人道”二字。这“人道”究竟是什么？据合众社说：住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恩津格夫人，也主张把人送去作试验，反对用狗作试验。理由是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前去，而狗“毕竟没有机会来说出它们是否愿意”。但我们都还没有忘记：这位恩津格夫人的住处，正是为了虐杀黑人闹得满城风雨尽世皆知的地方，在美国，那些被打杀，被吊死的黑人，不知在死前曾否表示过他们愿意被吊死？谁也没有听到过这位“仁慈”的夫人出来抗议，那末“人道”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据说，他们所热爱和保护的只是“世上一切不会说话的动物”，至于会说话的动物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因此就连美帝国主义用活人作细菌战的实验，他们也是不抗议的。“狗重于人”，“不会说话的动物重于会说话的动物”正是西方“人道主义”者的真正公式，这其实是只能叫作“狗道主义”的。
然而，我对这“狗道主义”也还有怀疑。百多年来，西方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也是用不会说话的动物作实验的（用活人作试验只是帝国主义者的创举），却也没听到什么示威和抗议，为什么，苏联送了一只狗上天旅行，就变得使这些“狗道主义”者不能容忍了呢？
这答案也不难找。“狗道主义”者虽然是科学上的外行，却是政治上的内行。当第二颗卫星里的狗，使得美国总统、官员、将军们，连“本世纪中最愚蠢的话”也说不出的时候“狗道主义”者却找到了大作文章的新题目，来一显身手了。然而“狗道主义”者的战线拉得这么长，却也证明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境的不妙。
前此，我在一篇短文里（见10月18日人民日报）曾断言：美国总统、官员、将军们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扯淡”，是武装干涉和原子讹诈破产后的新手段，而且这新手段也还要破产。还不到一个月，第二颗卫星，就促使那些“扯淡”彻底破产了。但是，我预言“扯淡”破产之后，便只剩下了祷告上帝，却是错了。当时我并没有看到西方的和西方式的人中，还有着这么一批宝贝“爷”们和宝贝“娘”们，能耍出比总统的“扯淡”更为卑鄙下贱的把戏来。
“扯淡”破产以后是“狗道主义”，但狗道主义者——恩津格夫人也已断言，“狗道主义”也要破产，“这将是想像用大叫来使天下雨”一样。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将来还会有更新的花样耍出来，我虽然不知这花样将是什么，但越来越卑鄙、下流总是肯定了的。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维系于“狗道主义”上，已是十分可悲的了，何况还要比这更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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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新一代
——苏联故事片“天职”观后感
贺宜
在燃烧的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上，在倒卧在血泊中的母亲身畔，幼小的阿略沙的惊恐绝望的啼哭声，是向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对罪恶的侵略战争提出的悲愤控诉！
罪恶的战争制造了多少的孤儿啊！这些不幸的小生命，无论在帝国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或附属国里，只能委转沟壑，或者流落街头，成为惹人憎恶的社会的赘疣，成为盗贼、骗子、流氓、妓女的候补者。但是，阿略沙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却幸而是生长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祖国抚育了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培养他，使他成长为健壮的有教养的好少年。同样是孤儿，旧时代在伏尔加河畔度过流浪的童年生活，而后来在苏维埃政权下被教养成为音乐家的国家功勋艺术家多布雷宁，正是走在他前面的榜样。
在苏联，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全社会把抚养爱护子女的责任从死去的父母手里接了过来。孤儿是并不“孤苦无告”的。阿略沙在孤儿院中的生活说明了这一点。
孤儿们在玛沙妈妈（就是把阿略沙从炮火中抢救出来的院长玛丽亚）和教师们的爱抚教育下，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丝毫也不感到因失去父母之爱的痛苦。当多布雷宁建议带阿略沙到莫斯科进音乐学校去培养的时候，玛丽亚又喜又愁地说：“这件事太突然了！不，多布雷宁同志，我还不能这样就决定，我得想一想。”寥寥数语，不仅表现了作为孤儿院院长的对孩子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而且，这又是何等慈爱的母亲的声音！后来阿略沙到了莫斯科，他和孤儿院院长和同学们亲如骨肉的关系也丝毫没有冲淡。人们惦记着阿略沙，阿略沙惦记着孤儿院。当阿略沙作第一次正式演奏的时候，玛丽亚还亲自赶到莫斯科来出席音乐会，为自己抚养长大的孩子的成就而高兴得流泪。玛丽亚正是一切热爱儿童，把所有的孩子都视同骨肉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和责任心的苏联妇女的典型。
不仅在孤儿院里，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那怕走到天南地北，孤儿也和别的孩子一样得到温暖和爱护。阿略沙在陌生的莫斯科，也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关怀，虽然还有像多布雷宁的妻子伊丽娜那样的人，存在着自私的打算，并且错误地认为孤儿院里的全是些没教养的野孩子，害怕把阿略沙留在家里会带坏自己的儿子。但是她立刻受到丈夫温婉的教训。她的儿子波里亚在音乐学校中侮辱了阿略沙的时候，对自己的人格高度自尊的阿略沙不再回到波里亚家中。莫斯科的每一个家庭的门都对孤儿开着的。而波里亚也受到同学、教师和父亲的谴责，并且认识了这种思想和行为是错误的、可耻的。
苏联的儿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切孩子，包括孤儿，都得到国家和社会最好的关怀和培养。但是在培养和儿童的工作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多布雷宁和尼阔里斯基教授的方法，他们不仅尽力为孩子们准备最好的学习条件，不断循循善诱，而且更注意到道德品质的培养。他们要把孩子们首先教养成多布雷宁所说的“诚实而正直的人”。这是正确的方法。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方法，那是伊丽娜的方法。她认为波里亚是个天才，需要“特殊照顾”，除了弹钢琴，不让波里亚干什么事，连整理卧室和书包也要为他代劳，怕“弄坏”了孩子的手指头；天冷就不让儿子上学，儿子得了两分，就向老师据“理”力争；……慢慢地波里亚就成为一个懒惰、自私、而又骄傲任性的孩子。这是错误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跟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它不能培养出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教养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只能把孩子（不管他是不是天才）培养成一种“除了自己谁也不爱，谁也不尊重”（多布雷宁批评波里亚的话）的新式“小少爷”。影片“天职”在正面赞扬了那种正确的教育方法的同时，善意地批判了伊丽娜的错误。
具有音乐天才的阿略沙在玛沙妈妈和多布雷宁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在尼阔里斯基教授的循循善诱之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音乐会上初露头角，影片完全使人相信：阿略沙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同样的，波里亚也一定能改正他的错误，并且有充分发展他的天才的机会。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主义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保证了孩子们幸福健康的生长，而且也提供了滋长巨大道德力量和充分发展天才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优越的明证之一。
保卫孩子！时刻关心孩子，正确地爱护和教导孩子，为孩子们的发展前途准备最好的条件！这已经是全体苏联公民对社会主义祖国应尽的天职！同样的，这也应该是我们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对祖国应尽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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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
俯拾（为美国强迫国际红十字大会让蒋帮出席，十七国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作）走！让你美国心爱的“中华民国”给你磕头！你的“实力”好像还压的吱吱响，可是，今天一笔勾！“可鄙”！中国吐口唾沫，“辞职”！印度做主席的气的发抖，苏联等国手一挥：和“政治僵尸”开会？！谁还能再忍受！从今后，要你美国负破坏责任的不仅是红十字会，凡有你表决机器开动的地方，烂摊子都由你收！

第8版()
专栏：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罗大冈
一一位国外的友人给我讲这一段故事：从前，在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监狱里，锁禁着一位顽强的革命志士。他和世界隔绝，经过了数不清的岁月。长期在阴暗的囚笼里打发日子，加上难免的焦虑和恶劣的饮食，使他双目失明，心里可并不阴沉。多年的沉思在他心中发光；好像有盏灯照亮他的思想。可苦了他的妻子：始终不能去探望。多少年来，她到处呼吁、求恳，想去探一次监，始终没有获准。可是有那么一回，统治者异想天开，说：“让她去见一面，倒可以考虑，只不过，见面交谈，话只许说三句。”好吧，能见面就行，少说两句话不要紧。隔着铁栅栏，夫妻俩说不出一句话，紧紧地拉着手，多么激动的沉默！盲人的嘴唇在哆嗦，他有话，你听他说：
“告诉我，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是不是一直在放射灿烂的光明？”妻子说：“是的，你放心，红星一直在发光！”“那就行，”盲人说，“别的不用多问，别的不用多问……我多么高兴！”
二是的，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你也许听人讲过。但是它引起我深思，一次又一次，用热情教育了我。它使我明白二万五千里长征，多少先烈和英雄，眼光坚定地盯着他们的带路人，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鼓舞、带动几十亿革命的人民，你十月革命的红星！你照亮艰苦的历程和最终的胜利，你照亮最崇高的决心。多少人从绝望的边缘，从困难深处，一想起你光芒四射，马上就昂起头，挺起胸，继续前进；你照亮英雄们的脚印。你使我从一条自私
可耻的寄生虫，变成为崇高理想而
战斗的兵士。我有时还发生慵懒
和消极的情绪，但愿你的光芒对于
我是鞭子。

第8版()
专栏：

米沙和小癞
杨杰
勘探队里苏联专家的爱人、儿子也来了。是黄昏时分，我刚做完倍差问题的演算。隔壁吴小癞从村口一路嚷进来：“快来看苏联小孩，红头发，进村来了。”我忙出来。那个小孩就是米沙。碧蓝的眼睛，淡红的头发，个子很高却系条红领巾。他一手拿些盒儿，一手拉着妈妈。看到我们，就一面走一面笑着招手，用中国话说：“中国朋友，你们好！”院子所有的小孩都挤挤碰碰地围在路旁，好奇地瞅他，却没一个上前去跟他招呼。米沙就这么跟着妈妈，由农业社社长李伯伯陪着，上勘探队住的李家大院去了。
整个晚上，院里的小孩都像平常一样聚在我家。大家兴致勃勃地谈他。“多精神啊！走路壳壳壳的。”“还很有礼貌哪！”“是呀，我们为啥不也向他问好呢？”只有吴小癞一个人，在旁边抹着鼻涕说：“有啥了不起？哼，一头红毛！”小癞是有名的“胡捣蛋”，专和人抬杠。这次可激起了众怒。“侮辱苏联朋友，岂有此理！”人们一窝蜂围了上去，有的指着他鼻子，有的就扯他衣襟，非逼他认罪不可。小癞唰的红了脸。支吾两句，挣脱包围，就慌慌张张地回屋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米沙一个人到我们院子来玩。使大家惊奇的是，他竟懂很多中国话，虽然不太熟练。孩子们又自然地把他围到我家里，问这问那。他说他十三岁，读七年级，1949年就随爸爸来到中国。为了帮助中国建设，他爸爸一再推迟了回国的日期。他又跟我们讲苏联的学校生活，中国话夹着苏联话，还不住地比手势。屋里响着他爽朗的笑声，有趣极了。后来，我指着傍门站着的小癞跟他说：“昨晚，他骂你红毛呢！”米沙没听懂，小癞却恨恨地白我一眼，走了。
有一天，我带米沙参观农业社的牲畜棚，回家路上，突然从一棵枣树后对着我飞来块石子，险些打中我的头。定睛一看，一个人影一晃就从枣树后溜进菜园了。那不正是“胡捣蛋”吗！我气极了，怂恿米沙说：“快追，那就是常常骂你的小癞。”米沙笑了笑，追上去。我就绕向另一边，恰好把小癞堵在菜园的鱼塘塍上。“看你朝哪儿跑，你个胡捣蛋！”米沙也笑着嚷：“你的透（投）降，透降！”
小癞站在塘塍中间，却不吱声，僵持了一忽儿，他一个猛劲就朝我这儿冲。不想一脚踩到塘边草上，脚一滑，一跟斗栽倒，并且顺着塘塍滚下去。我吓慌了，米沙也惊呆了。这时节塘水正深，小癞沉下去又浮上来，哭一声，喝口水，又沉下去了。我连忙大声喊：“快来救啊，小癞掉到塘里了。”可是周围没一个大人。米沙看看我又看看小癞，毅然说：“不忙，不忙！”连衣服也不脱，纵身一跳，就到了水里。我吓得傻瓜似的，呆呆看着他三划两划划近小癞，又看着他把小癞拖到岸边。好久，我才清醒过来，拢去帮着把小癞拉上塘塍。
小癞上来吐了几口水，就一股劲“哇哇”地哭，还夹杂着骂我。我看米沙一身水直往下淋，嘴唇冻乌了，脸也冻白了。他却只顾安慰小癞：“不哭，你大大好的……”
送小癞回家，我自然挨妈妈一顿骂。我又送米沙回去。他妈看到他湿漉漉一身，很惊讶。米沙把这事一说，她却笑了。
下一天，米沙又活蹦活跳地跑来，还拉我去看小癞。小癞回来挨了顿骂，睡一宿，也就没事了。我问小癞：“你为啥要骂米沙？你看米沙多好，没有他，你早淹死了。”他涨红了脸，低着头只顾卷衣角。
从这天起，米沙来院子里玩时，也总要到小癞家转一转。他看小癞一头癞疮，又从妈妈那儿拿些药膏、纱布，每天给他换药，细心得像他的亲哥哥。这样一直到11月初，米沙要跟妈妈回广州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现在在我的家乡，从来无人知晓的钨矿、煤层，已经被大量挖出来。这常使我感激地想起米沙的爸爸。吴小癞呢，癞疮治好了，正和我在一个学校念书，我读高中一，他读初中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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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剪纸　张鹤鸣　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