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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第7版()
专栏:

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 陶大镛
不能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
从首都到各大城市,各种学术和创作活动都比过去显得活跃,知识界已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
但是,要贯彻这个方针,要开辟一个文艺和科学的繁荣时代,还须扫清一些思想障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谈论得比较多,我不想再重复了。为了消除种种顾虑,我认为对今天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是有必要的。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教授为什么要把写成的东西“藏之名山”?他面带苦笑地对我说:“别人一看到我的名字,总认为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东西发表了,就难保不给我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这几句话,流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要求社会上不要低估了他们的进步,不要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厌恶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扣帽子。
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就整个知识界来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的,毕竟还只占少数;多数人虽愿意或开始学习了,但是学得还很少,还不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还应该进一步改造自己:一面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一面要更多地与工农群众接触。
我认为,如果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能弭除成见,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能尊重他们的才学并在政治上给予更大的信任,对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不会再阳奉阴违,就不致于再说“放”而不肯“放”。同时,如果我们知识分子能平心静气地反躬自问,能深切体会到“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能承认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很高,那就会欢迎别人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当然,我们只欢迎同志式的、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的批评,坚决反对“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使我们通过“齐放”和“争鸣”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样,我们才会有勇气来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才不会再想“放”、想“鸣”而不敢“放”、不敢“鸣”。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关键在于放手得不够。
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重要的关键仍在于放手得不够,在于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还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要把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我们就得团结、动员一切可能团结、动员的力量。我个人感觉,今天我国的知识界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好好地挖掘出来,就能化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物质力量;只要有关方面进一步放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能使他们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调动知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才谈得到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
在我们社会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不要一定的组织领导,并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从这方面看,自然科学界的情况,要比社会科学界好得多。很明显,各种自然科学学会所举行的学术论文报告会,对“放”和“鸣”是多少起着推动作用的。很遗憾,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还看不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有位朋友说得很幽默:“农业和手工业都合作化了,我们搞经济学的还都是单干户。”我相信,如果把经济科学战线上的“散兵游勇”收聚拢来,决不难编成一支向科学进军的生力军。不久前,我跟好多位经济学界的老友一起晚餐,大家都深深感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复杂,必须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加以解决。可是,我们原有的“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早已名存实亡了。我记得在解放初期,“新经济学会”还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发表的座谈记录(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曾引起各方的重视。我们都殷切地希望:“新经济学会”能在短期内复活或重建起来,并且继中国哲学会、史学会和政法学会之后,积极地组织科学讨论。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但要百花盛开,还得快把园门大打开,让园丁进去育苗。
为了广开言路和畅所欲言,许多人认为对“百家争鸣”不应该画圈圈。我在原则上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要“放”、要“鸣”,总不能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目标,应该是在一定时期内,把我国落后的学术文化,达到甚至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我们的“放”和“鸣”,如能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进行,那就会一举两得,对人民、对国家将作出更大的贡献。事实上,有好些“争鸣”的对象,都是包括在科学规划之中的。拿经济学界来说,目前争论的中心问题有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定息的性质、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它们也都是政治经济学远景规划中所列的主要研究项目;然而,另有更多的理论问题,至今还无人问津。去年要我们拟制科学规划的时候,真可谓“急如星火”;但长期规划订出以后,又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在这方面,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没有把全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团结、动员起来,有关门研究的倾向。一年过去了,许多空白点还是空白,我们又怎么能在预定时期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呢?还必须附带说一句:我主张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放”和“鸣”,并没有把它作为圈圈,来限制大家的自由研究和讨论;如果有科学规划以外的东西要“放”和“鸣”,当然也是值得欢迎的。
今天,我们应该说:与解放前相比,我国知识分子是生活在春天里,春天总是可爱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更给知识界带来了新的温暖和生气。现在可以说是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天一暖,花就会开。但要百花盛开,也少不了园丁的辛勤栽培。快把园门大大地打开吧,让园丁们跑进去育苗施肥,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片秀丽的祖国大地上,随处都会开遍着鲜艳夺目的文艺和学术之花。

读“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同费孝通先生交换几点意见

第7版()
专栏:

读“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同费孝通先生交换几点意见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 倪鹤笙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反映了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情。
尽管已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了,但读了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仍不禁有丝丝凉意。费先生文章写得很含蓄,确乎反映了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情。文中某些弦外之音,好像漠野上吹来了一股冷风,乍听之下,颇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觉。然而,放眼看看周围景色,又觉得这股风和“流水无情草自春”的真实境界有点不调协,因就鄙见所及,提出来向费先生请教。
费先生代表某些老专家要“一间房、二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毫无疑问,是合理的。有些老专家希望“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这些愿望也是好的。事实摆在眼前,近两年来我国的学术界显然是日益活跃了,今后自会逐渐有更多人的愿望得到满足。
使我不大理解的,是费先生谈到去年“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以致有些教师感到“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
问题提出来了,教条主义应不应该继续反下去?我以为,某些教师之所以感到书难教,正由于长期受到各种各样教条主义束缚的结果。特别是过去醉心于“全盘西化”的人,从前盲目抄袭英美,解放后,新思潮汹涌澎湃,大有排山倒海而来之势,习惯于在静水的小池里游泳的人,自会感到又惊又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陌生的东西。如果我们抱着“你要我学我就学吧”的态度,或是拿过去的老法子来学习这类新东西,就难免处处搁浅;抬头看到前进的队伍“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内心怎能不油然紧张起来?“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是无补于事的。要免除业务上的紧张,恐怕还是先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把书架子和大社会结合在一起。
就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大学教授,解放以来,业务情况已有很大的提高。有力无处使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位搞动力的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我学的东西,比过去几十年学的要多的多。”他说:
“在教学改革的每个阶段,一开头我总是反对的,思想是逐步搞通的,现在回头看看,如果没有教学改革,我的业务仍旧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那能有我今天?”这类朋友很多,他们的方向比较明确,经常下工厂,也常常“不到午夜不上床”,但内心安定,没有什么空虚之感。
有个农学院,去年在正副院长亲自领导下,好几个教研组联合组织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联系小组”,具体帮助七个合作社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他们从农民那里学来了不少好东西,丰富了科学研究的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农民对他们也很感激。最近有一个合作社写了封信给他们,信上说:
亲爱的××农学院全体同志:
当我们齐集了二百七十五个先进生产者和二十一个先进生产单位庆祝建社一周年的今天,我们代表全体社员向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您们一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援。例如,你们具体帮助我们培育山芋苗,使我们的山芋能够得到丰收。去年自己培育的山芋苗,一般的每亩收到一千五百斤,最高的收到二千斤;从外地买来的山芋苗,每亩只收到六百——七百斤;产量相差一倍以上。当然由于您们大力支援,使我们在生产上所获的成就,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我们全体生产者一致认为“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今后还要虚心向您们学习。最后,
敬祝
身体健康!
南京市栖霞区十月农业
生产合作社全体先进生
产者敬上。
农民给予知识分子的启发与教育也是笔墨难形容的。现在这个农学院的教授们劲头更大了,2月28日,他们在党政领导下,召开了支援农业合作化工作会议,决定成立“综合工作组”,对各个农业合作社除了进行重点项目支援外,另选一个重点社,进行全面的技术指导。
搞社会科学的老知识分子走向实际的道路是否畅行无阻?我想,可能要多一些曲折,只要下真功夫,总会有收获。事实上,费先生文章提到的李景汉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做学问的甘苦,李先生一定体会得很深刻。
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位搞政法的老知识分子,过去教书有年,写过一本厚厚的“大学丛书”。按说,他是有些“本钱”的。解放后,这位朋友立志要写本新的行政学,提纲拟了好几遍,很虚心地到处找人提意见。大家劝他不要光在人民日报和杂志上找材料,最好先到土地改革中去,到居民委员会中去,到基层普选工作中去,体验体验生活,把写书的基本观点搞清楚再动笔。可是,要这位朋友走出自己静静的书房是比较困难的。据我所知,直到他去年病故之前,他的提纲并未变成手稿。
这问题似乎已涉及学术和政治有无矛盾了。前几天,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九三学社和民盟就地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一部分到会的同志和朋友。这次会上,从北京来的古生物学家对南京安宁的工作环境,是感到满意的,同时,他们也有意见,认为“这个环境太静了,静得有点像古庙”。他们希望南京和北京的古生物界朋友要互相学习。就是说,既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安静。现在很多老知识分子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搬上了书架,这是好现象。我想,如果把书架子和大社会结合在一起,是否更有现实意义呢?
向科学进军,主要靠各显身手。
目前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没有很好开展,是否仅仅由于具体领导不够?个人粗浅看法,不能一概而论。领导的作用在任何工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它究竟只是问题的一面。向科学进军,毕竟不同于军事上的进军。军事上的进军,只要号令一出、三军用命,就不难冲锋陷阵的。科学进军可就复杂了,各个人的具体条件不同,爱好各异,领导工作只可能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指出总的方向、原则和精神上的支援;至于攀登哪一个山峰?如何攀登?又如何在攀登中把教学质量逐步提高?主要靠各显身手。在同一个领导的大学里,甲系搞得很好,乙系可能搞得不太好。有一位搞机械制造的系主任告诉我,在他的系里,一个教研组搞得热火朝天,另一个教研组却无声无息。这位系主任有相当才干,很重视研究工作,想了很多推动研究、提高教学的办法。为什么另一个教研组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开展呢?据了解,教研组里一位主要的老教授希望一下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又感到自己理论基础不够,需要补课,于是从高中数学补起,他已埋头做了一千八百多个习题,习题不是完全不会做,为的是熟练、熟练、再熟练,好在两年后见分晓。大伙觉得他的想法和做法有问题,很为他操了一番心,无奈说服不了,只好暂时随他去,可是整个系和教研组都要受影响。
举出这类例子,我绝没有丝毫意思说大学教授不应该强调科学研究。大学教授不从事研究,不仅谈不到创造发明,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就连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很难提高,教学也很难叫座。但是,如果教授脱离教学而研究,教学行政人员——这个管家婆子就为难了。学生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乳总得有人喂,问题是十分现实的。碰到这类问题就“大叫教学和研究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那是粗暴的、错误的。但作为一个教师,如果真的“轻教重研”,我认为这问题仍然值得研究。
关于“百家争鸣”中的某些思想情况,我基本上同意费先生的分析。但有另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我们的国家里,争鸣是缺乏历史传统和习惯的。春秋时代的争鸣只是昙花一现,秦汉而后直到清代,文人学士命途多舛,是尽人皆知的。五四时代也曾一度争鸣,但紧跟着就是军阀混战、反动统治。鲁迅的作品里就能看到:很多追求真理的青年被悬首示众;今天中年以上的某些知识分子,对此当然记忆犹新。这个几千年来的历史趋势和生活习惯,自然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全扭转过来的。而况,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还很生疏,争鸣也确非容易!所以,对于贯彻争鸣的方针,不宜操之过急。目前没有很好地争鸣起来(事实上已开始争鸣了),也不必怨天怨地。我看,还是积极破除顾虑、培养习惯、创造条件、加紧学习要紧。水到自然渠成。
老知识分子纵论国家大事的风气,近几年刚开始,习惯有待于进一步培养。
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老知识分子一般持稳健态度,其原因和百家争鸣有共同之处。在旧中国,茶馆酒店墙上常贴“莫谈国事”。就在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搞得很像样子了。巴力门开会时互相抨击的激烈辩论场面,曾引起中国留英学生的爱慕(费先生去年夏天在“新观察”写文章评述过。)。在中国,缺少这么一个阶段。在大庭广众之中,老知识分子纵论国家大事的风气,近几年刚开始,习惯有待于进一步培养。至于老知识分子是不是就不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呢?我觉得,费先生在文章中估计过低。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一般是敏锐的。混乱思想不是完全没有,多数人主要有两重心情:一是惊讶,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问题?匈牙利的公安人员平时干什么去了?二是自幸,幸而苏军帮了忙,暴乱很快平伏了;更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党领导的平稳,几年来,我们国内暴风雨般的改革运动和繁重的建设工作,加上抗美援朝,幸而没出什么乱子。青年人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估计老知识分子比某些青年人要沉着稳健得多。
这种反映能不能说是老知识分子都“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呢?我看,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老知识分子阅历多了,不仅知道今天,更清楚地知道昨天;他们记得昨天的鬼影幢幢,懂得革命事业缔造的艰难、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尽管“一间房、二本书”的小康局面未尽如意,但比之“八年离乱”却有天壤之别。
当然,诚如费先生所说,某些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依照个人粗浅的看法,加强具体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方面;老知识分子,特别是代表性人物的积极带头,宣传和贯彻政策,也是一方面。两者的密切结合,积极性就会很快地发挥出来。
能不能说,现在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呢?我看,红杏已出墙头了。

我们为什么要办“争鸣”?

第7版()
专栏:

我们为什么要办“争鸣”?
千家驹
“争鸣”月刊是为响应党和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在去年10月创办的,当初只在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发行,现在为了扩大读者影响,决定自今年4月份起公开发行了。
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办这一个刊物呢?我国刊物的种类还不够多吗?学术研究方面有各种“××研究”和大学学报,给青年们看的有“中国青年”,给妇女们看的有“中国妇女”,辅导干部学习的有“学习”半月刊,综合性的学术杂志有“新建设”等等,甚至“象棋”,“集邮”都有专门性刊物,你们的“争鸣”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呢?读者的对象是些什么人呢?
的确,“争鸣”是不属于上述性质中任何一类的。我们所以要办“争鸣”,理由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多一“争鸣”的园地。自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我国思想界还不能说已经毫无顾虑,尽量地“放”,尽情地“鸣”起来了,在半年以前,尤其如此。要“鸣”,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供给他们以“鸣”的园地。一般的刊物总有它一定的风格,为一定的读者对象服务,同时也就负有对这一部分读者宣传教育的使命。有些文章,它们是不适宜于刊登的。这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话不敢说,写成文章不敢往外拿,即令拿了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的情况还不能说是个别的。“争鸣”月刊,顾名思义,就是要鼓励大家来争鸣,它是一种综合性月刊,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服务,内容包括哲学、史学、经济、政法、教育、文艺、自然科学各个方面,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来争鸣一番。我们不要求每篇文章的观点、立场都正确,我们的目的只在提倡一种自由争辩的风气,使学术界思想界活跃起来,即使野草闲花,我们也欢迎到这儿来放一放,里面也许可以放出香花来。过去几期,我们就是本着这种方针办事的。即使在试办时期,虽未公开发行,里面许多文章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向我们索阅的很多。例如我们曾经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国画、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不是有矛盾等问题的争鸣文章。又如2月号我们发表了胡敦元同志“战后美国经济危机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大可讨论的,但是他列举许多材料,提出他自己对美国经济危机的看法,他基本上反对把1946年和1948年美国生产减退视为经济危机的看法,并对今后美国经济提出比较乐观的估计。像这样一篇文章,在一般刊物上就不见得有机会发表。这篇文章也已经引起了我国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者的注意,认为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问题。此外,我们还通过了民盟的组织,利用了座谈会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高教文化界对当前一些重要的文教问题进行座谈。当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我们约集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座谈如何展开学术界的争鸣问题,参加的有沈志远、吴景超、陈达、邓初民、彭迪先、潘光旦、孙毓棠、岳齋恒、范朴斋等十多位同志,他们之中就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座谈记录已发表在4月号“争鸣”上)。又如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我们也邀请了一部分科学家举行座谈,参加的有钱学森、钱伟长、曾昭抡、童第周、张景钺、李宗恩、褚圣麟、马大猷、陈士骅、张维、钱端升、翦伯赞、吴景超、费孝通、孙渠诸同志,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之间、科学院与中央各业务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占比重等问题(座谈记录在“争鸣”5月号中全文发表)。他们的意见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其中一定有正确的,也有部分不正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的争鸣,由争鸣中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发大家对当前重大的科学文化政策的讨论。此后我们并拟继续举行关于文教措施、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座谈。据我们这两次座谈的经验,科学界高教界朋友对国家文教措施不是没有意见的,而且也愿意说出来,但还不能说已经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这自然还要经过一个过程。像这样一些座谈会,比之于由政府来召开也许要敞开一些,自由一些。这对于党的制定政策,考虑问题是会有帮助的。
此外,我们办这个刊物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那就是想提倡一种新的文风: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实事求是,少说废话。我们在征稿简约中要求来稿文长一般不超过三千字(虽然目前我们还未达到这要求)。我们认为,一个作者如果肯对读者的时间负责,有明确的思想和主题,文字写得简练些,有三、四千字一般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的。自然,对某些学术讨论是不能限于三、四千字的。“争鸣”月刊既不是一个专门学术性的学报,同时也不是一个政论刊物,它既不想指导思想,也不希望变成政治论文的讲坛。但希望通过“争鸣”,活跃学术界的空气,并且通过“争鸣”,逐步地提高我们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其次我们还想提倡一个素朴的作风,有人说,我们的封面太“寒怆”。不错,我们是有意这样“寒怆”的。难道目前出版界用道林纸印套色画的刊物还不够多吗?素朴一些,大方一些,又有什么不好呢!
以上是我们办“争鸣”的一点简单的动机。自然,过去几期我们的缺点是太多了,文章质量既不高,校对错字又多。这是由于最初几期还在试办阶段,经验不多,稿源不丰。既未公开发售,一般读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刊物,因此,我借此机会把我们办“争鸣”的目的说明一下,并且希望全国读者来支持,全国知识分子来争鸣。我们的园地是公开的,芝兰芳草,我们固然欢迎,即使是野草闲花,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放一放,我们编辑部只守住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就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