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4-27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调动复员军人的积极因素　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彭德怀副总理4月20日在全国复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问题要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除了感谢你们的努力外，现在我还想趁着这个机会，就复员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要想作好复员工作，就要对这项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对复员军人也要有正确的看法。
复员工作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应当这样认识：复员工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一部分。自从全国胜利以后，复员工作就成为政府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后，这项工作更有了新的意义。积蓄强大的后备力量，它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役军人定期复员转入预备役，就是我们积蓄后备力量的重要措施。削减军政费用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而削减军政费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削减常备兵员，复员工作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时把经过长期教育、政治觉悟较高、组织纪律性较强的兵员，有计划地输送到各个生产战线上去，对于国家经济建设也正是有力的支援。因此，复员工作既关系到国防建设，又关系到经济建设，这项工作要做得好，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如果做不好，对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是不利的。
复员军人是国家的一批宝贵的积极力量。调动几百万复员军人的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党和国家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应根据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进行。如果对复员军人安置不当，或者是安置了，而不很好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做适当的解决，就可能会将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增加人民内部的矛盾。
复员军人的品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入伍前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入伍的时候都是经过挑选的，很多的父亲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入伍后又经过部队长期的教育和战争锻炼，政治觉悟提高了。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功臣模范，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学到了一定的技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都有一定的贡献。
对于这批人，我们应当按照中央指示所提出的：“不但在和平建设中应该很好地依靠和使用他们，而且在国家一旦有事的时候更需要依靠他们作骨干，以便迅速壮大国防力量。”
但有的同志，对复员军人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而只是片面的强调复员军人“业务生疏”；甚至错误的认为复员军人“好提意见，不好领导”；因而有的单位对复员军人不是采取欢迎态度，而是把安置复员军人当做一个“包袱”，不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不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主动热情地团结他们，甚至对他们加以歧视、打击或排斥。这些现象在每一地区、每一企业、每一工厂来说虽然是个别的，但是复员军人是几百万，如果集中起来数目也不小，有的很严重，必须注意纠正。
复员军人中也有个别违法乱纪、无理取闹的，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对这些人要特别加强管理教育，对情节严重的应作适当处理，对于违法的应依法惩办。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一方面教育他们，团结他们，把他们教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另方面，对个别坏分子，应该分别情节轻重，依法办理。这样作，才能分清是非，伸张正气。
几年以来，复员、转业人员有五百多万人，加上今年复员的人员，全国将有六百万人员复员到农村、城市和各厂矿企业等单位，分布的面很广，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随着义务兵役制度的实行，每年又将有一批义务兵由现役转入预备役。因而今后复员退伍的人员将是愈来愈多。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就要加强复员、退伍人员的管理教育，检查对他们的安置情况。虽然义务兵退伍后对他们的安置比起志愿兵较容易些，但也仍然有些问题要做适当的解决。这就说明复员、退伍将成为一项经常性的长期工作。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经常地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干部的思想领导，提高干部对复员工作的认识，纠正不正确的看法，并及时解决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作，而是把这项繁重的工作完全推到业务部门，是难以作好的。这是几年来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不仅复员工作是如此，其他关系到群众的工作也是一样，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和领导是做不好的。
复员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生产是今后安排复员军人的主要方面，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但有一部分复员军人存在着不愿回农村，认为农村生活苦，回农村生产“没出息”等错误思想。对这一部分人应特别加强教育。既然我们能够动员他们参加军队，从事艰苦的战斗生活，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当然我们也能够动员他们回到农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不论参加战斗也好，参加生产也好，总的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的事业，祖国的事业。国家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能够说服他们。但他们离家较久，生产技术可能不够熟练，甚至在生活上也可能有些困难，如有的没有房子住，有的孤独无依等。这些问题在某些人看起来似乎不大，但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是大问题。因此，基层组织要经常注意帮助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这样对稳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安心农业生产是有很大作用的。此外，对复员军人在政治上、组织上也要适当的安置，尊重他们的政治荣誉。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应该像欢送他们参军一样地欢迎复员军人回到生产中来。参军的时候打锣敲鼓、骑马戴花，回去的时候也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表示欢迎，不要冷冷冰冰的。当复员军人回到农村的时候，可以举行适当会议表示欢迎，会上请复员军人谈一谈部队中学习和工作情况，请老复员军人和群众讲一讲安家和生产的经验，这对于作好安置工作，促进军民团结都有好处。还要吸收复员军人参加民兵，作为民兵中的骨干。
最近中央指示：“农村基层干部中，应当有一部分是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这对于作好农村工作和团结教育全体复员军人都有好处。各级党委应当把这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来执行。”这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军队方面对作好复员工作，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加强复员军人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是动员他们顺利回到生产中去的重要保证。这件工作，首先是要由军队来作的。军队在这方面，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有些部队，教育尚未成熟就急于遣送，抱着推出了事的态度，这就给工作增加了困难。今后在军队方面，必须坚决执行“教育不成熟不走”的规定，切实作好对复员军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复员军人的教育，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片面夸大复员后好的方面，缩小或隐蔽困难的方面。应当充分相信复员军人，经过适当地教育和动员，他们是能够愉快地回到生产中去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复员军人都热烈地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军队方面对于复员军人的遣送工作，应当派出得力的干部率领，一直做到妥善地把复员军人交给地方接收为止。军区、军分区、各级兵役机关和工厂的军事代表，也应当在各级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主动地协助地方专业机关作好复员军人的安置和管理教育工作，把它列为自己的经常工作，反对那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总之，军队方面必须积极协助地方作好复员工作，这是增强军队与地方、军队与人民群众团结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几百万复员军人的巨大力量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虽然工作中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在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依靠各级领导同志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军队方面的密切配合，这个重大的任务是可以胜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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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门里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
必须掌握中央大放的精神摆脱干部思想中教条主义的束缚
新华社26日讯 23日到25日，文化部召集本部和直属各司、局，各个协会负责人举行会议，结合文化系统的具体情况，讨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在此以前，文化部已经传达和讨论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但是还没有认真学习和切实贯彻，甚至有的人认为在文化部门里，人民内部矛盾不多。有的单位结合工作进行讨论时，群众对领导作风提出许多意见，但领导并没有正视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关系，反而批评有些人在算老账，不去放手发扬民主，发动大家讨论来解决矛盾。这次会议在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作了启发发言后，首先采取了情况排队的方法，由各司、局和各协会负责人把本单位存在的重要问题提出，然后经过讨论分析，明确这些问题中的矛盾关系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矛盾。
目前文化系统究竟存在着哪些人民内部矛盾？会议认为：矛盾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从会上初步提供出来的情况看，不仅有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事业单位之间的一些内部矛盾。还存在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化部门对中央与地方文化事业、国营和民间文化事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事业的统筹兼顾不够；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和吸收祖国文化传统的结合不够；文化艺术领导骨干的思想业务水平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等矛盾。其中，特别重要和突出的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干部思想中教条主义束缚的矛盾。
会议认为：文化系统的干部目前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情况，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能够比较正确地体会和掌握这个方针的还只是少数人；思想上对这个方针有抵触或不重视的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虽然原则上接受这个方针，也是逐步在思想上明确，但是由于思想上教条主义的束缚，顾虑很多，基本上还是敞不开，不敢大放。如有的人说：戏剧事业和别的事业不同，“放”“坏”了立即影响千千万万的观众，应该“谨谨慎慎地‘放’”；有的人提出：电影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力争香草、避免毒草，但也不怕毒草”；出版方面有人一提到“放”，就主观上先提出许多困难问题：“政策问题容许不容许争鸣？”“出的书有错误观点，出版社负什么责任？”会议认为，这些顾虑的实质，仍旧是怕“放”、怕“争”。
产生这些现象和顾虑的原因，会议认为主要的是这些干部对毛主席指出的目前国内新的形势认识不足，没有把“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在当前整个国内形势的背景上来考虑。因此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从新情况出发，采取新的办法来解决已经突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
会议指出：鉴于以上情况，文化部和各司、局，各协会负责人还必须把中央大放手的精神，反复地向全体干部宣传，召开干部动员会，由负责人作报告，组织全体干部再以一个月的时间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并把这一个学习放在一切工作之上。各单位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联系实际，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摸情况、到群众中去，采用发动党内外同志一起讨论的办法，解决本单位一、二个较突出的问题，以便在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文件精神，积累经验，教育干部。然后再学习、再实践，使全体干部能够真正深入地领会和掌握中央的政策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改进工作，繁荣文化艺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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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伏老在杭州游览参观
本报记者　刘时平
伏老不服老
伏老可真不服老，
将军总是爱将军。
艰辛击溃希特勒，
辗转扫荡白卫军。
自古名将多丰韵，
戎马关山识诗情；
杭州刺史今如在，
料当含笑接知音。
这首诗是一位住在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的陈广才为欢迎伏老写的。他是上海邮电供应处党支部的副书记。
昨天上午，当伏老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去参观工人疗养院时，周总理走过黑板报前，首先发现这首七言诗，随请翻译同志给伏老朗诵。当翻译同志把这首题为“在杭喜逢伏老”的诗句念给他听以后，他高兴地拉着贺龙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手，让他们也来欣赏这首诗。
周总理还把这位写诗的作者介绍给伏老。陈广才原来是上海邮局的邮递员，现在已被党培养成一位支部副书记。他因为神经衰弱住在疗养院。这座疗养院原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别墅。今天变成了上海工人的休养胜地了。
伏老参观了这个幽静的疗养院以后，对欢迎他的全体疗养员和职工讲了话。他认为我国在解放后只有七年，职工就可以有这样美丽舒适的疗养院，真是幸福。他希望在不久之后，所有的中国劳动人民都能得到同样的休养的机会。然后，伏老指着和他坐在一排的周总理、贺龙同志和彭真同志对休养员和职工们说，中国的国家领袖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以及在座的诸位都在为你们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着，你们是最幸福的人。
伏老又说：现在，你们在建设，我们也在建设，让我们像亲兄弟一般亲密地团结在一起，给全世界人民提出一个范例，告诉他们更美好的生活。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东方民族，我们和他们联合起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明前龙井赠贵宾
在到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参观以前，伏老和随行的客人，在周总理等陪同下，还参观了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社长杜官顺和副社长卢镇豪代表全社一千零五十三个社员赠给苏联贵宾们三斤明前龙井茶叶。据说这种茶叶是最名贵的特级茶。他们在全社六百五十亩茶园中，今年只采了明前茶十二斤。这种高级的龙井茶是在清明前二、三天茶树上发出第一芽时就摘下来的，所以特别清香可口。
这个社的生产，曾经受过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为了纪念中苏友谊和十月革命，这个合作社定名为“十月”茶叶合作社。现在是杭州近郊茶农中最好的一个社。
伏老很关心茶农的收入。他听说这个社的社员去年每家平均收入六百四十元，又问给他介绍情况的副社长说，在没入社前，个体农民每家收入多少。卢镇豪同志虽然没有立时答出一个具体数字，但他告诉伏老，在以前大家都靠砍柴为生，茶叶根本卖不出去。伏老听了有点惊奇。一定要追问过去茶农的收入。卢算了一遍，在没组织起来以前，一家人最多也不过收入一百五十元。然后卢镇豪同志给伏老讲了一个他们在解放前辛酸生活的故事：有一家人准备了一百元钱，要给儿子娶媳妇，结果只买了一件薄薄的袍料。他说，过去一斤茶只换一斤苞米粉，现在一斤茶可换二十斤大米。周总理接着补充说，过去商人垄断，把茶价压低，所以一斤茶只能换一斤粗粮，现在国家收购，茶价提高，一斤可换二十多斤细粮，相差很大。
在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伏老要追问的根由。他向站在他对面的副社长说，要让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比较他们今昔的生活。要不然，就会有人今天有这样的要求，明天又有那样的要求，他会不满足的。然后他又勉励他们，要不断改善，并要帮助附近的社，不要自满。周总理也嘱咐社长，不要骄傲，要向别人虚心学习。
后来伏老问卢镇豪是不是党员。他回答是。又问全社有多少党员。他回答说有十九个。伏老说党员不多，但又接着引证列宁说过的“宁缺毋滥”的名言，鼓励党员要起模范作用，帮助非党群众，搞好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因为党员是少数，群众是多数。最后他端起一杯刚刚泡好的新龙井茶，向社长和副社长碰杯，并谆谆嘱咐他们不要骄傲，并请他们代问全体社员好。
伏老在刚到这个社时，一进大礼堂知道了那是土地改革以前地主的房子，他就问地主跑到哪儿去了。周总理告诉他已换了小房子，副社长接着告诉他，地主改变成分以后已参加了合作社。伏老听说地主变成农民，资本家变成工人，马上告诉随同他来的苏联记者，要他们记录下来，报道出去。他并且要找一个已经改变了成分的地主和他握一握手。后来到茶园中，碰到一个采茶姑娘孙雪英，她的祖父就是地主，他的父亲现在做了茶厂的技术员。伏老不但和这位年轻的姑娘照了相，而且同她握了手。
新华社杭州26日电　杭州市市长吴宪今晚在西湖湖滨的楼外楼饭店举行便宴招待伏罗希洛夫主席。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作陪。
宴会后，伏罗希洛夫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神话剧“追鱼”。（附图片）
上海市四千多个少年儿童，4月24日在少年宫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最尊贵的客人——伏罗希洛夫主席。伏罗希洛夫主席紧紧拥抱向他献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宋源。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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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伏老演说四千字　组成一幅伏老像
老艺人刘声道两天三夜赶制一件象牙雕刻
新华社重庆26日电　重庆市金石雕刻艺人刘声道，把他最近刻好的一幅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肖像交给了有关部门，准备转寄给伏罗希洛夫主席。
刘声道刻的这幅肖像，经放大镜一照，才知道肖像是以伏罗希洛夫主席本月16日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长达四千多字的演说词组成的。
这幅肖像是刻在市尺二寸四分长、一寸六分宽的一块象牙上。刘声道说，要用肉眼看清楚肖像上的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演说词，肖像下面部分的字要放大十五倍，上面部分的字要放大四十五倍。
这件精致的艺术品，是刘声道花了两天三夜的功夫创作出来的。在伏罗希洛夫主席到达我国的第二天——本月16日晚上，他就开始画像，到20日才最后完成。在这几天里，刘声道精雕细琢，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四、五点钟才休息。
刘声道告诉记者，当他从报上看到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我国访问的消息后，就想到作为一个中国牙刻艺人应该怎样表示对苏联贵宾的尊敬和欢迎。因此，他决定用自己的劳动给伏罗希洛夫主席赠送这件礼品。
刘声道是重庆市一个著名的金石雕刻艺人。在5月1日，重庆市将举办“刘声道等五人文艺金石牙刻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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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毛礼锐
社会主义的社会，人民内部还是有矛盾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有了矛盾便需要解决，在矛盾的不断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社会便不断前进。
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毛主席已作了英明伟大的指示。我个人的体会，认为发扬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途径。
老实说，我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个人，经过学习，逐步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区别。但是讲到民主，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民主和集中应当怎样结合？
在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我参加学习的那个小组，似乎比较多数同志认为民主是手段，而对于一位同志认为民主是目的的观点则几乎一致加以否认了。但是我心中总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圆满解决。我拥护“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的说法。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发生“深合我心”之感。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很重大。因为如果仅仅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盲目追求民主，以致走向极端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如果反过来仅仅把民主当做手段，那就可能会产生漠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思想。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合起来说才是全面的，才是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
民主集中制也是不易正确理解的。这点和前面说的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有关系，民主目的论者易于偏向民主，而忽略集中，甚至对集中有反感；民主手段论者易于偏向集中而忽略民主，甚至可能变成专断。我认为集中，一面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面还应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的集中。这就是说，在集中时应根据群众的意见；但同时又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我感觉到有些领导同志，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往往不能恰如其分，有时在发扬民主时，为群众的分歧意见所迷惑，只是把群众的意见凑合起来做成结论，不能坚持原则，而成为群众的尾巴；但有时又对民主重视不足，先决定了一个主观的方案，只是征求征求群众的意见罢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
我说发扬民主，所指的就是“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的民主，就是合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
怎样发扬民主呢？我要说的，就是坚决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伟大的方针。这两个方针鼓励了各个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个人的心情是觉得“畅快”、“责任重”！这两个方针的提出的本身，就起了加强团结的作用。如果能很好地贯彻这两个方针，那末，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要贯彻这两大方针，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对这两大方针深信不疑，如果一见到民主就害怕，就想“收起来”，那就贯彻不好，那就会陷于形式，或竟淹没了民主。如果说“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那就只有创造条件，逐步扩大民主，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放”的道理就在于此。
有矛盾便要揭露，只有揭露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矛盾的揭露与解决，都有赖于充分发扬民主。我们应该承认，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可以减少和克服矛盾，但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依靠民主，没有民主的客观力量，官僚主义是不容易克服的。
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关心“百家争鸣”的问题。我对于“百家争鸣”寄了很大的期望，事实上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于这个方针的执行上是不够满意的。主张“收”固然不对，即使在执行中缩手缩脚，甚至发生妨害“百家争鸣”的错误，这些都应该认真检查和改进，否则徒然喊了一阵，而实际却并没有展开“争鸣”。
“争鸣”必须有地盘，讲坛和报刊杂志就是“争鸣”的地方。“争鸣”当然首先是“争鸣”者本人要有问题，有独立见解，然后才可争可鸣，要展开研究工作才争得起来；但是负责报刊杂志的同志，也应该极力设法来鼓励和争取大家起来争鸣。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有些报刊杂志要求作者根据编辑部的愿望提出问题来讨论，而不是根据作者研究的成果来提出问题。结果，编者与作者之间发生了矛盾。编者的主观计划不能实现，而作者的文章又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有人写过一篇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陶行知的教育遗产”的文章，送给一个报纸去发表。从去年7月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这个例子引起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朋友们常问到这篇文章的下落如何？作者只有说不知道。有人做了一篇争论性的文章，经过科学讨论会讨论过，把它送到一个教育刊物上去发表，回答说：“我们现在还不打算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无怪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仍然抱着“清高”的态度，不愿意写文章，以免自讨“没趣”。也有人慨然地说：“百家争鸣”很难！
由于编者和作者之间有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当这个方针初提出时，争论了一番什么是“家”，什么是“争”，什么是“鸣”等等问题而外，实际上争的问题并不多。现在似乎又在谈“放”的问题，我希望紧接着便应该拿出一些实际问题来争一争。我更希望“百家争鸣”不要一阵风就过去了，而要经常化。不要由报刊来决定争论什么问题，而要从作者提出问题，也不一定在一个时期集中争论某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就争论什么问题。只有长期贯彻这个方针，学术问题上的矛盾才能统一起来，学术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矛盾是发生在各个方面的，在思想上、学术上以及具体工作上，都不可免地会有矛盾。然而这些矛盾只有让大家讲出来，让大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的办法来。有些问题，在争论后，可以由领导方面根据群众的意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加以集中；但有些学术方面的不同意见却不能由领导上来集中，作出结论，只有经过长期、充分的自由讨论，从科学研究过程中来逐渐统一认识，获得解决。争论久了，真理自然会出来。有一些学术问题，限于目前的条件和水平，不能解决的，也就不一定要急于解决。
有些领导同志，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例如教育方针问题，采取比较简单的办法就很快地作出结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新的矛盾，而旧矛盾又并没有解决。有些同志似乎不大相信科学，把民主集中制简单化，在民主方面以为开几个座谈会就够了，不去组织科学家做科学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只是根据群众的常识或者感性认识，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为什么有些决定贯彻不下去，就是因为这些决定没有科学的根据。不是迁就了群众的意见，便是偏重了主观的意见。我以为民主集中制要行得好，有时还需要科学的帮助。
一谈到民主就难免有批评，怎样培养正确的批评态度，开展健康的批评风气，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首先应该注意团结，一切批评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如果采取的批评方法不合式，那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有些人对这个说法不一定同意，认为只要愿望好，方法问题不重要。这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的错误。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批评的方法不合适，结果是沉默、不说话，是表面的团结。过去在批评的方法上是有缺点的，有时几乎把斗争和批评混淆起来了。在人民内部，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批评方式，而且这种批评方式对于知识分子也是比较合式的，收效更大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任何一方打倒另外一方，而是“是”的一方说服“非”的一方，因此，“讲理”就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了。讲理就需要“治病救人”的和气与耐心，不要火气太大，不能急躁。高级知识分子对过去的批评，犹有戒心，所以缺乏争鸣的勇气和劲头。为了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不注意到这些方面，是会发生困难的。当然，被批评的应有“反求诸己”“闻过则喜”的精神，应迫切要求进步，一面能接受批评，一面还要能够自我批评。凡是坚持错误，不愿接受批评的人，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都可能遭遇狂风暴雨。高级知识分子固然是国家的财富，值得尊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首先应该自尊尊人，否则老是要别人尊重自己，愈受尊重反而愈拉起架子来了，这样的架子终于是会倒下去的。
毛主席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于民主是有信心的，为了使民主得到更健全的发展，全国人民的力量都能发挥出来，一心一德地来迅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我愿意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愿意向所有享受民主权利的公民，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忠告，就是个个人都要珍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并且要善于运用这个权利，为六亿人民服务，不是专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