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4-0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湖南两千多万亩春收作物生长良好
云南玉溪、曲靖等专区小麦、油菜、蚕豆获得丰收
新华社长沙7日电　湖南省两千五百七十多万亩春收作物大部分生长良好。据湖南省农业厅负责人说，如果这些春收作物在生长后期不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产量将不会低于去年。
现在，春收作物中的三百多万亩油菜已经普遍开花。据反映：播种油菜较多的黔阳、邵阳等专区，许多地方都可能比去年增产。慈利县可能出现油菜“万亩万担”的大面积丰收。全省五百多万亩小麦，大部分已经长到一尺多高，一般麦苗整齐、茁壮。
今年湖南省春收作物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四百四十多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4％。去冬播种以来，这些春收作物曾经先后遭到冬旱和春冻。各地农业社大多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抢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本报讯　本报记者陈勇进报道：云南省玉溪、曲靖、楚雄、文山、大理、昭通、临沧和蒙自等专区的广大的平坝和河谷地带，都传来了丰收的喜讯。在这些地区，小麦一片金黄，蚕豆叶已经焦黑，油菜高过人头、结籽稠密。有些地方小春作物已经开始收割了。江川县大街农业社社长告诉记者：七十多岁的老农方家恩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年这样好的油菜。今年高产地的油菜每亩可以收到五百四十斤，仅仅油菜一项，大街农业社就可收获二十二万多斤；七百八十亩蚕豆也可收到三十七万斤左右。这个县海浒乡农业社的蚕豆，每亩平均却收到五百二十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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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仔猪调剂　交流养猪经验
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养猪生产
本报讯　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和提高生猪收购价格以后，各地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养猪生产。今年，国家原定的养猪计划是一亿一千万头，而各省、市的计划大都超过了国家的计划指标。以生产火腿著称的浙江省金华专区，确定到年底全区生猪发展到一百六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头，比去年增加60％—80％；湖南省常德专区，今年饲养的生猪要达到一百五十万头，比去年增加一倍；以养猪闻名的湖南望城县，原来确定今年养猪五十三万头，但当全县农民知道了中央的决定后，要求扩大计划为七十四万头。黑龙江省到今年年底要求达到四百万头，全省平均每户农民将养猪二头以上。河北省号召各级领导积极培养“户户养猪社”和“全年无病猪社”来保证完成今年全省养猪六百万头，争取达到七百万头的计划。
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正在郊区建立生猪生产基地，保证城市猪肉正常供应。北京市和河北省共同研究决定把北京郊区和河北省的通县专区十三个县划为首都的生猪生产基地，争取在三几年内基本上可以满足首都人民的肉食需要；中共哈尔滨市委决定把郊区生猪生产放在郊区工作的首要地位，并成立了生猪生产领导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工作。
各地机关、部队等集体伙食单位也普遍利用泔水等进行养猪。解放军驻兰州的部队去年杀肉三十五万斤，今年决定养猪杀肉五十三万斤。海南岛驻军提出每十个人养一头猪的指标。福建前线各部队积极增养生猪，按照计划今年的肉食可以50％自给。
在发展生猪生产中，很多地方加强了仔猪的调剂和供应工作。各地农业社还广泛的进行技术交流，学习先进的养猪经验。
由于当前正处在发展养猪生产的初期，各地现有的猪群中要有很大一部分猪被留为种公猪和种母猪，用以扩大繁殖，这就相对的减少了肥猪出圈比例，同时，去年年末圈存仔猪有不少一部分要在下半年才能育成肥猪，因此在今年，特别是上半年各地的猪肉供应，预计还不会很快的增多。　（周崇光、陈德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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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采取各种措施
使备耕工作深入一步
本报讯　目前正处在冰化雪消前夕的黑龙江省，在扭转了备耕生产迟缓和进度不平衡的局面后，全省的备耕工作已大大推进了一步。一般农业社的出勤率，已由先前的50％提高到70％—80％；送到地里的粪肥，更由3月初的15％增加到39％。其中，有一部分社，由于去年秋收打场迅速，在整党、整社中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工作，教育了干部，鼓舞了社员，因而群众出勤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积的肥多，送的也快，这些社的妇女，也积极参加了生产——搓草绳、织草袋、选种、拣粪，有的抽空儿为男社员做了好几双鞋。她们说：“省得春耕开始，为那些小事拖累。”
但是，目前尚有少数农业社的劲头还不太足。除因去年降雪量大、今年气温比往年同期低一至二度，闰八月，霜期推迟，群众存在着：“春脖子长，不着忙”的思想外，有些社的整顿工作粗糙，没有和备耕生产结合起来进行，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为改变这种状况，全省各级领导机关除发了若干指示和召开了有关会议外，又下派干部两千多名，大大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力量，从而大大推进了一些薄弱社的整社和备耕工作的进度。为使备耕工作深入一步，这个省将全面开展群众性的备耕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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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华佛手将增产
新华社杭州8日电　著名的金华佛手，今年计划生产五万多盆。
金华县安狮乡盛产佛手。佛手除了可以供人欣赏外，还是一种中药材。近年来，由于忽视佛手的生产，产量由原来的六万多盆减少到三万盆左右，以致市场上一度脱销。去年，金华县人民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采取措施，最近又调拨了四万斤饼肥，供应农民培育佛手苗木，因此提高了种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正在积极地培育佛手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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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珍闻
四百年的茶树
据新华社讯　一株生长了大约四百年的大茶树，今年仍发出茂盛的嫩叶。这株茶树种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南糯山上，树干直径有八十八公分，一个人伸出双手还抱不拢，枝叶张开像一个屋顶。它是西双版纳目前被发现的最大茶树，当地人都叫它“茶王”。
这株茶树的主人是南糯山半坡下寨的哈尼族农民测康。他说，茶王树已经传了六、七代人，推算到现在大约四百年左右。过去每年可采茶叶五十斤，解放前因为茶价太低，无人爱护茶树，有三只熊在树上做了窝。
西双版纳是我国大叶种茶的主要产区，最大的茶叶长约一市尺，现有茶树大都在五十年以上。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普洱茶”，就是用这种茶叶制成的。
七尺四寸高的烟
本报讯　云南泸西县拉保村农民李光汉家的菜地边上，生长着一棵七尺四寸高的烟。这棵烟，是1943年种下的，到现在已经有十四年了。
这棵烟，不开花，也不结籽，当地人叫它宿根烟或公烟。它每年生一尺六寸到一尺八寸长的烟叶二百多片。它的叶色和香味与烤烟相同。　（云南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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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未发表的来信的效果
高级党校学员假期回家旅费应由本人负责
编者按　今年1月间，本报读者姚长璋来信，对财政部批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1956年寒假回家路费由公家开支提出批评。本报接到此信后，即转给财政部处理。最近，财政部已对此事作了检讨。
财政部来信：我部接到姚长璋同志的来信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来信，他们都提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1956年寒假回家旅费不应当由公家发给。我们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按照过去几年来财政制度上的规定，干部在学校学习期间的回家旅费都由本人负责解决，公家并不负担此项开支。但是1956年12月间我部却允许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1956年寒假回家的旅费由地方预算内解决，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不仅违反了过去的财政制度，并且也不符合厉行节约的精神。这种草率的做法是错误的。我部除了接受姚同志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批评，并向国务院承认错误外，已经通知各省、自治区、市，今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在学习期间的回家旅费仍执行过去的规定，一律由本人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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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对农作物病虫害的斗争 要由被动变为主动
防治病虫害是争取农业大丰收的重要措施之一。如果放松了这个工作，其他的增产措施做得再好，一场病虫灾害，就会给原订的增产指标打个大折扣。
防治病虫害工作开展得好还是坏，首先决定于农业社是否把这一工作列入了生产计划。这是去年各地同病虫害作斗争中得到的一项主要经验。
有人以为防治病虫害很简单，等到病虫发生以后，发动群众连打几次药就行了，不需要订入计划。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防治病虫害要考虑成本、计算效果。有效地防治病虫害不能单靠打药；打药也要打得及时适量，才能有利无损。
问题很清楚，防治病虫害需要一定的劳力，需要药械，需要社干部和社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如果把这一工作放在计划之外，事先在劳力安排上和投资上没有做准备，等到病虫害发生严重以后才临时张罗，突击除治，就会误了有利的时机，给生产上带来损失。
有不少人认为别的生产措施都好订计划，只有病虫害捉摸不定，有的年份轻，有的年份重，防治工作不能订入计划，订入计划也无法执行。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显然不是的。问题在于是不是采取了适当的办法。河北省武安县曙光农业社去年拟订了防治计划，用定亩、定遍、定工、定时、定药、定效的包治棉蚜。最初，多数生产队不敢接受，恐怕包了以后，棉蚜严重，治不下去时要赔工。后来社里规定每亩给两个治蚜工，一般情况下不变动；如果蚜害确实比往年严重，各队都治不了，社里再另加治蚜工；若是治得及时，彻底，节省下来的包治工分由生产队自己处理，作为奖励。这样，社员防治病虫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指定专人检查虫情，清除田边杂草，下地做活时也带着药袋，随时挑治。结果，全社四万九千多亩棉田基本上未因蚜害而卷叶，保障了丰收。该社原订治蚜包工九万八千个，包药三十万斤，由于有了计划，又实行了定额包活，实际上只用了五万九千个工，十三万斤药。
事实证明，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根据当地各种病虫害发生的规律，是可以预计的。可以根据配药、喷药、拌种、捉虫等不同的工种，确定合理的工作定额和报酬标准，把防治病虫害所需的工分包到生产队或是生产组里去。这样才能鼓舞社员防治病虫害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去年有不少农业社只是规定了防治一亩地的虫害给多少工分，而在质量上没作明确要求，加以对社员的思想教育不够，结果许多社员贪多图快，马马虎虎治一遍，劳动日和药物没少用，而收效不大。这是因为制定包工计划和工作定额的工作有毛病，应该改进；决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毛病，就认为防治病虫害不该列入包工计划。
为了在物质上保证防治工作的及时进行，农业社在制定财务计划的时候，给防治病虫害分配一定的资金；还要把修理现有的器械的工作列入防治季节以前的工作计划。这样，才可以避免到时有钱无药、有药无械，影响防治。
在把防治病虫害列入计划的时候，首先要根据当地主要病虫害的常年为害情况，结合农业社的可能条件，抓住防治重点，提出具体要求；然后，还要根据发生病虫害的规律，把防治的具体工作列入季节的或小段的计划。这样，才能把防治病虫害变成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防治病虫害的紧张季节就要到来了。希望正在修订今年生产计划的农业社，把防治病虫害列入计划。
（农作物鸟兽害严重的地区，也应当把鸟兽害的防除工作列入计划。）已经把计划修订好了的农业社，如果仍然没有把防害工作列入计划，也应该补上这一项。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改变对病虫害作斗争的被动局面，主动地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对病虫灾害进行斗争，力求农作物不因病虫灾害而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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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捂”着好？公开好？
陆灏
在辽宁省的农村里，有些农业社由于去年原订的秋收分配计划中预计的劳动日价值过高，到实际分配的时候，就分过了头。结果，有的社员多领了社里的钱；有的社反而欠了社员一笔空头账。据昌图县一百三十个社的调查，有两万零三百一十八户社员，多领了社里五十二万三千多元；另有两万零九百多户社员，社里还欠他们五十一万九千多元。春耕将到，这些账目如果不赶快清理，对于农民们的生产情绪势必发生极为不好的影响。如果处理得好，问题也不是很难解决的。
昌图县民主乡民主第三农业社，最初计划一个劳动日可分二元九角；到挂锄的时候，估计可分一元五角；秋收预分按一元三角算的；实际上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元一角八分。全社五百二十三户，其中有二百多户少领了一万来元。冒分的结果，欠了社员一笔空头账，最多的欠每户一百多元，最少的也欠几十元。民主三社的干部们在这种情况的面前，把全社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开地向社员们作了详细的交代，并把每一笔账目说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还作了自我批评，欢迎社员们提出批评。社员们在没有知道全部底细前，本来对于社干部是有很多顾虑的，多领了的怕社里追着要钱；少领的怕领不到钱自己吃亏，猜神疑鬼，议论纷纷。但当社干部把全部情形讲明白以后，大家的思想都沟通了。社员们说：头一年办社，谁也没有经验，没有关系。多领了钱的和少领钱的社员之间，采取了自愿转账的办法。由于他们相互之间不是亲戚就是近邻，于是你为他做一点工，他给我送一点东西，这样多领了钱的社员也算还了钱；少领了钱的社员也得到了实惠。用这种转账的方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最后，农业社只欠十五户社员的钱，因为社员们了解了自己的家底，其中有的社员就愿意把这笔钱算作自己的投资存在社里，有的不愿投资的也表示很放心，同意社里将来归还他们。至于社干部们，也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轻松了。人们在消除了顾虑以后，都一心一意地准备春耕生产了。
同昌图县民主三社相反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有些地方的农业社冒分以后，社干部采取了“捂”的办法。他们觉得自己许下愿了，现在达不到，不好向社员交代；他们害怕社员不满意，害怕暴露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于是躲躲闪闪、东补西借，拉了一屁股账，结果事情还是不能解决。像凤城县白旗乡的民主农业社，实际上一个劳动日只能分七角钱，但他们是按七角五分钱分的。分到最后，有二百一十五户多分了七千多元钱；而另外一部分社员，社里还欠他们一万余元。这个社的社干部没有能够向社员及时地说清楚，而是向这个生产队借上钱还给那个生产队，又向那个生产队借钱付给另外一部分社员。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向信用社借了六千多元钱，结果还是不够，他们又想卖掉社内剩下的木炭、烟末和几百套缸来清付社员们的劳动报酬。尽管他们是一片好心，可是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这种做法，不但使社干部们精疲力尽，情绪不安，同时社员们也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们多分多少，少分多少，谁也没有个底。他们担心账目不清，是不是其中有鬼？更担心今年生产的劳动成果会不会像去年那样陷入混乱的局面？在这样的农业社里，农民们的情绪波动，他们常向社干部要账，社干部也非常头疼。这就成为目前备耕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事实说明，农业社的财政收支上出了问题，社干部只有像昌图县向社员公开说明底细，才能取得社员群众的谅解和帮助。相反的，采取“捂”的办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越“捂”越被动。纸是包不住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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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社会储蓄的两点意见
韩宏泰
看了3月4日人民日报“积极参加社会储蓄”的社论以后，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一）关于日常待用的钱是否需要银行大力组织吸收的问题。社论说：“如果一个人月初储蓄三十元，每天取一元零用，三十天取完，这样，他每天在银行的存款平均就有十五元五角，国家就可以把这笔钱投入建设。”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国家银行为了应付这种日常的频繁支付工作，将会造成人力物力上的巨大负荷。如以上海一百二十万职工为例，每人每天都向银行支付一元零用，每天就要增加一百二十万笔的交易量，这样，银行就需要再增设许多机构、干部、帐页传票来应付这种浩繁的工作，这在经济核算上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或阻碍长期储蓄业务的开展。因此我认为银行对职工或居民日常必需要用的钱，没有必要去大力组织吸收。如果一定要吸收日常待用资金，最好的办法是把工资由一月发放一次改为一月分二次或三次发放。
（二）关于社会储蓄或集体储蓄的问题，社论中介绍了天津某街每户每天节约五分钱的经验。这种作法对培养人民节约习惯，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储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有固定收入的职工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对象，完全不需要采取这种方式。同时，这种储蓄方式将造成里弄干部极其繁重的工作负担，并且易于发生强迫命令和错款舞弊等现象。我认为这种储蓄方式虽是居民自愿组织，但不宜普遍推广。对那些无固定收入或收入极微的劳动人民，采用上述做法，有其一定作用。同时也只能作为培养节约储蓄习惯的一种过渡形式，一定时期以后，应诱导他们径向银行开户，单独存储。
当然，我并不是说银行可以忽视集零为整的储蓄作用。恰恰相反，在我国今天生活水平一般还不高，国家正号召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宣传集零为整合理安排生活，勤俭节约，参加储蓄，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应采取最合理最节约的办法来吸取储蓄。
编者按：韩宏泰同志的意见，我们基本同意。关于第一个问题，社论所举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聚零为整的原则，告诉大家不要看不起少量的钱。并不是真要大家每天到银行取一元。事实上人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如果群众真正完全自愿这样做，并且公推出人来办理，银行应该接受，不应阻挠。群众如果要求里弄干部帮助做，也可以帮助一下。但领导上不必过分强调集体储蓄，更不可有丝毫勉强。至于街道上收入较多的户，更应着重鼓励他们单独存储，不要盲目提倡集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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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棉花播种工作做得更好些
本报记者　朱波
陕西临潼县在3月29日左右，组织全县区、乡干部汇报了棉田播种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这次汇报情况来看，全县二十七万七千多亩棉田，基本上都进行了细耙细磨工作，有的还耙磨了两遍以上；从施肥方面来看，全县在棉田施肥上已达到74％（去年施肥面积60％）；全县今年所有的棉子全部经过了精选，大部分棉子也都进行了曝晒；拌种用的药剂，多数都已准备好了。无论从那一项准备工作看，都比去年做的好。
但是，县委并不满足这些成绩。他们到农业社去又进行了检查，发现城关镇还有个别的棉田仍有不少的土块；棉子虽按播种数量准备好了（经过精选，曝晒），但是后备棉种还不够。他们又了解到，由于今年棉田播种准备工作做的好，在某些干部中自满情绪也开始露头，有的干部说：“今年的庄稼活路可真做到顶啦！”根据这种情况，县委认为有必要在棉田播种前，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
检查首先是从雨金区开始的，然后在全县各区各乡逐渐展开。雨金区是临潼县主要产棉区，棉田播种面积约占全县棉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这个区在县委副书记亲自领导下，提出对棉田播种准备进行“五查”。“五查”的内容是：查整地保墒和施肥工作，查种子的准备和拌种药剂准备是否够，查播种技术——各个生产队是否有三、四人能全面掌握播种、拌种、闷种等技术，查播种期间的劳力组织是否已经安排好了（如人力按技术条件进行分工、畜力按强弱进行搭配等）以及农具准备的情况，查播种棉田的面积是否完成了县里分配的计划等。检查的方法是由区到社的生产小组，一层一层查到底。具体的做法是驻社的县、区干部和社主任、生产队长（组长）、有经验的农民组成检查组，深入田间普遍进行检查，并且发现问题后及时地提出解决的办法。
检查提纲订出后，全区很快地开始了大检查。他们在盐店农业社检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盐店社是个一般社，今年共有棉田一千三百四十五亩，播种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完成的都比去年好（拿种子来说，都经过精选和曝晒，质量很高，发芽率达到85％以上），面积也比去年扩大了三十多亩。但经过深入田间检查，发现整地最好的有八百一十三亩，整地较差（主要指地里还有些土块）但不影响播种的有四百八十亩，整地较差而影响播种的有五十二亩；在施肥工作上，已施基肥的棉田有八百七十八亩，其它未施肥的棉田也都准备好了肥料（主要是油渣和化肥）；在技术方面，经过检查组口试的结果，有些生产队全面懂技术的人还达不到原来提出的要求……。在这个县的其它地区，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经过这次检查，无论是干部，或者是社员群众，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那些认为“今年庄稼作务到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因为，实际检查的结果表明：今年的棉田准备工作做的是比往年好，但并不是“到顶”了。从这以后，社干部和社员都非常积极地组织力量使棉田播种准备工作做的更加细致和完善。
对播种准备工作进行检查之后，各级领导同志的工作也更加深入了。他们亲自走向田间、社员的家庭和饲养室里，打破了过去只听听社干部的汇报就做决定的一般化的领导方法。同时，很多领导人员，都是在发现了问题以后，一直坚持到把问题解决后才离开。例如中共雨金区委书记刘怀礼，深入检查了泾兴一社的播种准备工作后，又分别访问了社员、饲养员，并亲自跑到田间、饲养室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这个社最严重的问题是畜力不够，全社三千六百四十七亩棉田全部播种完，需要十一天的时间；而实际上棉田播种期只有六、七天的时间。这样，有一部分棉田播种就会推迟，而影响棉花的产量。刘怀礼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又分别和社干部、社员、饲养员交换了意见。他和社员——特别是和那些有经验的老社员商量的结果，找出了很多办法。有的提议买条播机（一部条播机每天可播二十亩棉花），有的建议对半套的牲畜搭配上人力拉耧，把社员吃的面提前磨出来，把副业停了。这样，就可以在播种的时候腾出牲畜来播种。刘怀礼同志还和青壮年社员研究，用一部分人力来播种。采用这些办法，基本上可以把畜力紧张的问题解决了，全部棉田只用五天多的时间就可以播种完毕。如果用过去的一般化的领导方法，泾兴一社的畜力问题就不会解决的这样及时，这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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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谚
苏克勤
我国农民在世世代代的生产劳动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这些经验，在农民中多用口头的形式加以传授和推广。农谚就是农民记录和传播农业生产经验的一种方式。它用通俗简练、活泼生动的群众语言，采用格言的形式，表达农民的生产经验，听起来易懂易记，念起来脍炙人口，因此它为群众所喜见乐闻，很容易流传和推广。从文学角度来看，有些农谚也是优美的民间文学。
农谚是农民的集体创作，随着农民生产经验的提高，农谚也在发展变化。旧的农谚有的过时了，新的农谚不断地创造出来。农谚的内容是朴素的，其中有一些不科学的成分，但大多数都是有用的、合乎科学道理的，它和农民的全部的生产经验，都是农业科学的泉源，是我们祖国的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旧社会里，农民没有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机会，农民的生产经验的传播也是自发和自流的。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向农民传授近代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推进了农业的技术改革。尤其在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村掀起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高潮以来，在大规模地推行各项增产措施中，农民的生产技术更有了显著的提高。
党和政府领导推行的各项增产措施是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和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而制定出来的。经验证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努力学习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学习和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并把这两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学习了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才能指导农业的技术改革；学习和总结了农民的生产经验，更能丰富农业科学的内容，而且可以使农业的技术改革适应各个地区的不同条件。目前，还有一些农业工作同志对于学习和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不够重视，有的在推广先进的技术经验的时候，不顾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农民的生产经验，发生了强搬硬套的毛病，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当然，对于农民的生产经验，也不能全部搬用，而应该批判地接受。前几年在华北某些棉产区曾有些干部援用“要发家，种棉花”的农谚，作为动员农民多种棉花的口号。但这句农谚里讲的道理是不全面的，它没有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统一起来，曾引起了农民的思想混乱，后经领导机关把它修正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才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的工作中，开展关于农谚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国的农业科学家和各地的农业工作者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国的文学、民俗学、方志和地理学者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结合着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今后应该继续进行并加强起来。
我对于农谚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工作，但对学习农谚则颇感兴趣。现在把我在河北省完县一带收集到的农谚摘录出一部分，介绍给同志们，供作参考资料。
（按：农谚中的月份都是指阴历的月份。）
一、关于勤俭生产的
“人养地（指培养地力），地养人”。“人勤地不懒，大囤小囤满；人勤地就忙，打的粮食没处藏”。“人懒地生痞”。“春不种，秋不收，秋不种，春不接”。“节气不饶人”。“闲时不必去赌钱，收拾犁耙好种田”。“东奔西跑，不如拾粪弄草”。
“种地积肥办法高，雨大勤锄不妄劳”。“春天不到地里走，秋后饿的满街走”。“要想庄稼长的好，地里多鼓捣（鼓捣是劳作的意思）。”“秋天弯弯腰，胜过冬天转十遭”。“要吃饭，大家干”。“人多得做活”。“妯娌和美家不散，哥们和美做的欢”。“要想吃饱饭，还得汗珠换”。“有做的就有吃的”。“血汗钱，万万年”。“勤谨，勤谨，一定把准；懒，懒，打了碗”。“不怕慢，就怕站”。“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早起三天顶一工”。“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得就受穷”。“大河里有，小河里宽，大河里没有，小河里干”（这句比喻家庭和个人的经济关系，现在有引伸比喻合作社和社员的经济关系的）。“要省省在囤尖上，省到囤底着了慌”（指节约应早做打算）。“能吃稀溜溜，不断溜溜”（指吃饭要节约的意思）。“年年防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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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三月果农忙”的季节到来了。浙江省黄岩县汇江农业社的社员正为蜜橘树整枝、施肥，争取今年黄岩蜜橘大丰收。　新华社记者　章耕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