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4-02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
专栏：

也论悲剧
彭鼎
老舍先生在“论悲剧”（见3月18日人民日报）中提出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的问题，对此，我想讲一点意见。
我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然还有悲剧现实。老舍先生所举的“一个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至激起民愤，闹出乱子”，是悲剧，或者“干部不关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是悲剧；而斯大林同志的事情，也是一出大悲剧。
我不知道悲剧的古典定义是什么。但从读过的悲剧作品看来，似乎构成悲剧的，是这样一些情况：人物的主观动机始终是正义的、但主观的认识犯了错误，因而造成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其结果，他的正义的主观动机被客观的现实所否定了，而且无可挽回。这样，一方面，我们感到这人物的崇高或伟大，另一方面，感到客观现实的严酷，从而引起同情和畏惧之情——对人物的同情和对现实畏惧的痛苦的悲剧感情。
在这里，人物的正义性是首要的。恶人的毁灭决不会使人发生悲剧感。项羽在乌江自刎时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最后连主观的战略的错误也不肯承认，但我们还是同情他，把他的结局看作悲剧。该撒被勃鲁脱斯所刺时，说：“你也在内么？那么倒下吧，该撒！”发觉自己过去看错了朋友。我们以为这也是悲剧。这是因为，我们承认两人始终是正义的。但是，有谁说希特勒的自杀和墨索里尼的上绞架是悲剧呢？同样，林黛玉之死，是悲剧；但王熙凤之死，却不是悲剧。恶人得恶报，老百姓从来不以为是悲剧。
为了伟大目的的自觉的牺牲，不是悲剧，如刘胡兰、董存瑞的结局。只有主观上犯了错误而被客观所否定，而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时，才成为悲剧。法捷耶夫的名作“毁灭”所反映的一支游击队的毁灭不是悲剧，石达开在大渡河边的复灭，才是悲剧。而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将存在。那么，悲剧总是要产生的，尽管数量要减少，尽管性质会不同，但那深刻性反会增强。因为，对客观完全盲目以及基本上不知道如何认识客观，因而根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那悲剧，较之现在的，已经基本上知道如何掌握命运却还不免陷于毁灭的人们的悲剧，是不深刻的。
斯大林的事情，许多人都说是悲剧。但我看，只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得正确；那里面说，“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然而，斯大林死了，他没有机会由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了，这是深刻的悲剧。但若如有些人所说，是他的“愚蠢”的结果，那么，斯大林的事情也就不成其为悲剧了。
古代的、希腊的和亚洲的悲剧，使人们感到不可知的宿命的不可抵抗。那是人类认识幼稚的产物。现在的悲剧，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却教导人们去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使自己的主观完全符合于客观，从而征服客观。所以，如果创造出这样的悲剧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是有益的。
历史上还有一种悲剧，那是，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如历史上每次条件未成熟的革命运动之失败：太平天国、巴黎公社……等等。在这里，错误的责任是较小的。
但是，历史上也有另外一种悲剧，就是自己毫无过失但遭到灭亡的人们的悲剧，例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里面的德斯德蒙娜之死。她的死，完全是雅戈的卑劣的狡计所造成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这类的悲剧是仅有的了，但还不能说绝无。
但是，今天的社会里，有些人，在看到最后一类悲剧时，却为了“全面”，总也要对那遭到毁灭的人物责备几句，说什么“他主观上也应负责任呵！”对于这，我只好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答复；他说过，要从这样的人物中找过失？“那么，甚至寓言中所讲的小羔羊，它到有狼的河边饮水，也有过失了？为什么它偏要到可能遇着狼的小河去呀，而且，主要的，为什么它不自备一副利牙来吃掉狼呀？我们认为：要在每个灭亡者身上找出过失来的这种思想，是十分牵强的思想，而且是残忍到使人愤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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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白猿传”的故事
杨宪益
前些日子，在报上看到广西发现南方巨猿头骨的消息。这是人类学上一个较重要的发现，解决了很久时间没有能够解决的这些古代动物究竟是人是猿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谈人类学，但看了这则消息后，曾联想到古代广西也曾有过巨猿的传说。唐代的传奇小说里很著名的一篇叫作“白猿传”，就是讲一个广西民间故事。关于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时代，一般都认为是在中唐以后，但关于这篇小说，也有不少人说，就描写技术来看，应该是初唐作品。十三世纪南宋末年陈振孙的“直齐书录解题”里又说，唐代人觉得当时的著名学者欧阳询貌类獮猴，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遂因其嘲谑而作为小说；实际上，这故事原来同作过广州刺史的欧阳纥和他的儿子欧阳询并没有关系；它的来源应该还在民间传说里去寻找。
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里有一条是关于“桂林猴妖”的；这一段故事显然就是“白猿传”小说的所本；原文是这样，“静江府叠彩岩下，昔日有猴，寿数百年，有神力变化，不可得制，多窃美妇人，欧阳都护之妻亦与焉；欧阳设方略杀之，取妻以归，余妇人悉为尼。猴骨葬洞中，犹能为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飞石，惟姓欧阳人来则寂然，是知为猴也。张安国改为仰山庙，相传洞中猴骨宛然，人或见，眼忽微动，遂惊去矣”。这个传说里的欧阳都护并不是欧阳纥，我们可以引唐末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为证据。莫休符书里说这个欧阳都护是唐代灵川地方人，叫作欧阳普赞；莫休符的书写成于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他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他的书也提到桂林城郊有岩洞，附近民居“往往见灵精，居者少宁，前政张侍郎废毁焉”；由此可见，桂林猴妖的故事在唐代当地是很流行的。
这个唐初安南都护欧阳普赞的时代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来的；因为唐初当地只有交州都督府，调露初年才改名安南都护府，至德初又改名镇南都护府，所以欧阳普赞的时代总在公元七世纪末左右。故事起源既在这时，白猿传传奇小说的写成当然更要晚了，所以这篇传奇的时代不会早于中唐以前。根据描写技术而认为白猿传是初唐作品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唐代传奇产生时代问题是我国文学史上较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写下这点材料，供文学史家们参考。桂林附近岩洞过去既有巨猿传说，而且唐代人还说曾看见过它的骨骸，在广西的山洞里发见过巨猿头骨之后，这一点线索似乎也值得人类学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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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起义的伤员
傅连暲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正在福建西南汀州城内的福音医院当院长。
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城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我也激于民族义愤，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时，英国医生被人民的声威吓跑了，群众就推举我当了院长。
我曾经侥幸地读到瞿秋白同志著作的“新社会观”，这本书使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敌人，而国内反动的统治阶级却是劳苦大众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通过我国的统治阶级，加重民族压迫；而统治阶级也依靠帝国主义的实力，加重阶级压迫。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当我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起义原因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这支革命武装的进展情况。
8月中旬听说叶贺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叶贺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说好。
9月初，起义军和追击部队在江西的会昌和壬田市，先后打了两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替三百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高得很，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可是每个人心中却还有一点小矛盾。因为这时战斗结束，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那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去听报告。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并且嘱咐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讲！
那天天气很好，满街是耀眼的阳光。我冒着暑热，慢慢步行着，贪婪地注视街上的一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墙上的标语、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巷口墙角，人们东一群西一簇，在听宣传队员演讲。许多景象都使我感到新鲜、亲切。
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约坐着三、四百人。这次我听到了郭沫若和恽代英同志的报告。郭沫若同志第一句话说，三百年前他也是汀州人，接着他以和蔼可亲的姿态，用同乡的话来鼓动青年参加革命，的确他的话鼓舞了许多青年的革命心情。恽代英同志身材瘦小，精神却十分饱满，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颈项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充满感情，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们的情绪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愤、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医院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全部告诉了其他医生和护士们。他们也很激动。护理人员大多是年青的男女教员、学生，他们不但没有经验，许多人一看见血就发抖，一看见脓就要呕吐，可是现在都抢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饭。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阙宝兴放暑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连几夜不睡，眼睛熬得血红。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轻的伤员就时常讲起义故事给大家听，有的讲得入了神，不禁眉飞色舞。护士们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员也忘记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静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起义军团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子弹打断了，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有钵头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看他的年青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位年青、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的前途。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那时，起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层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徐特立同志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
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以后也终于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断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都离开了我。他们都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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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河畔（外一首）
陈残云
深圳河畔的彼岸，
一个年轻的英国兵，
常常寂寞地歌唱。
那声调是悲伤的，
在思念迢迢万里的亲人，
和久别的田庄！
有时候，他的枪杆，
挂上酒瓶、女人的袜子；
显然，他学会了颓唐！
显然，他是个庄稼汉，
对枪杆没有兴趣，
但不容许他自由挑选。
他日盼夜盼归故乡，
不愿意钉在别人的国土上，
但不容他自由挑选！
那末，小伙子呵，你唱吧！
你的歌声并不孤单，
地中海上同样有你的同伴。
无题
深圳河畔的彼岸，
夜夜都有探照灯。
我们村庄上守夜的民兵，
都懂得，这灯光
是神经衰弱的象征！
深圳河畔的彼岸，
七年如一日，
经常都有作战式的炮声！
我们村庄上的种田人，
都懂得，这炮声
是神经衰弱的象征！
是呀，我们一切人都懂得，
在灯光与炮声的后面有阴影，
有罪恶的政治亡魂，
进行着黑暗的买卖，
绝望的破坏和暗算！

第8版()
专栏：

晒网　（水印套色木刻）　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