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4-02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改进翻译工作
本报评论员
翻译是各国人民互通语言的手段。为了密切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科学文化的交流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吸收各国科学文化的优秀遗产和新的成就，了解各国建设的经验，以便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翻译工作必须不断地予以加强。
我国翻译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努力地介绍了世界近代文化和科学思潮，对推动我国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的党向来重视翻译工作，过去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就大力组织翻译工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作品翻译出版。全国解放后，翻译工作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许多专业性的翻译机构相继成立。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视，而他们也更加严肃认真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翻译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七年来从各国文字译成中文出版的书籍共达一万三千七百多种，印数共达二亿二千五百多万册。其中有很大部分的翻译质量是优良的。在许多基本建设、生产、科学单位译出的设计、产品、学术资料为数更大。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专家帮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在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的工作中，翻译人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翻译干部，特别是俄文干部的培养十分重视。除一般外语学校和训练班外，开办了八个外语学院和俄语院校，并在许多综合大学内设立了外语系。近六、七年来培养了好几万外语干部。新培养出来的外语干部和已有相当经验的翻译家一起，分布在全国各地建设事业的不同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光荣的劳动。
国家和人民需要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者也在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翻译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本国和外国语言，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翻译技能。一个优良的或成熟的翻译工作者，还须具备丰富的语文修养和专业知识，并且要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才能胜任愉快地担负起自己的工作。有一些人对于翻译工作缺乏正确的了解，以为懂了外文就可以做翻译，既然是翻译就什么都能翻。不知道懂外文和翻译外文，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同样是翻译，笔译与口译之间，中译外和外译中之间，又有很大的距离；一种专业与另一种专业之间更有许多差别。也有人以为翻译工作就是依葫芦画瓢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由于对翻译缺乏了解，往往容易发生轻视翻译工作的现象。有些有翻译工作的单位不注意对翻译业务的领导，不注意翻译干部的培养和进修，有些单位对翻译干部的待遇问题没有适当地加以解决，因而影响某些翻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些单位使用翻译干部不合理，造成积压浪费，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损失。
翻译人员中也有人对翻译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翻译工作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工作，不能像科学工作者那样获得自己研究的成果，因而轻视自己的业务，不安于位，甚至一心想改行，另找出路，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应该指出，翻译和其他任何学术性的工作一样，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发挥，并且经过刻苦钻研和长期实践，可以达到很高的造诣。摆在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迫切和艰巨的。无数基本建设、生产的资料和图纸，需要继续翻译，有浩如烟海的世界名著没有译成中文，我国有许多重要作品没有译成外文。需要翻译的作品是无穷的，可以钻研的翻译业务是没有止境的，结合翻译研究专门学术的领域更是很广阔的，因此翻译工作者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宽广的。
翻译人员应该重视自己的工作，把它看作自己的毕生事业，防止和克服尝试和自满的思想，不断提高语文水平和专业知识，以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为了改进翻译工作，目前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合理使用现有的翻译干部。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对于现有的翻译人员应该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要尽量使他们能做到学用一致，专材专用。纠正那些把外语毕业生派去做会计、体育教员等不合理的现象。外文修养较高，适于做翻译工作而分配在与语文工作无关的职位上的干部，可考虑适当调整，或分配给他们一定的翻译任务，使他们能发挥专长。拥有翻译干部过多的单位，应该调出一部分，分派到需要这种干部的岗位上去。有关部门应周密调查，仔细研究，作出妥善安排。
第二是提高现有翻译干部的业务水平。目前各种业务部门的翻译干部，特别是俄文干部，在数量上是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但是比较成熟的能独立工作的翻译干部并不很多，善于从中文译成外文的更少。为此，各有关单位必须创造条件，使在职的翻译干部一般都能在工作岗位上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有些单位翻译人数较多，可自行成立进修班，培养与专业相结合的翻译家，或采取其他办法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深造。有些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翻译人员的个人条件，让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或转送专业院校学习。这个问题也需要有关业务部门研究解决。
第三是加强培养外文干部的工作。今后要培养语种更多的外语干部，每种语文，根据实际需要，定出招生人数。这几年来，西方语文以及应用范围较广的一些东方语文干部培养得太少，应适当增加。语文干部的培养，不仅应注意数量，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一定的质量。外语院系的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并派一部分外语学生到各国去留学深造。外语院系今后要强调基础外语的教学，重视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训练，为培养师资和翻译人材而努力。应逐步提高中等学校外语基础，为大专院校外语专业准备条件。某些业务单位自办的外语学校和训练班，应该适当调整和合并，使外语教学人材得到合理使用，并提高教学质量。
第四是加强翻译出版工作。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与之有关的重要理论著作外，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方面，应该选择水平较高并对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极有裨益的外文作品来翻译。决不能不加选择地见到外文作品就翻，也不能不问译文质量好坏，收到了译稿就出版。某些出版社出书较滥、译文质量低劣的现象，必须纠正。现有的专业翻译机构应当加强和适当调整，吸收优秀的外文干部参加翻译，采取必要措施培养新生力量。有关的出版社现在已经注意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内世界名著的翻译出版，并正在制定较长期的规划，着手广泛地组织各方面的专家来翻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仅应该重视有计划地翻译古典的名著，而且应该重视当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的出版，而及时地加以介绍和翻译。应该鼓励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以及一切能够翻译这些著作的专家担任这种翻译工作。提倡翻译者对自己译文严格认真的风气，做到既忠实于原作，而译文又畅达易晓，使翻译书刊在读者中间获得更高的威信。
重视和加强翻译工作是我国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迅速合理地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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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电影的花朵开得更加美丽
浩若
为了向广大观众汇报1956年电影事业的成就，从4月1日起，先后在全国十三个城市举行1956年国产影片的“新片展览周”。除美术片准备单独展览外，其他各种影片都选择了一部分参加这次的展出。通过这次集中的展览，将使广大观众较为全面地看到去年制片情况，并将广泛征求观众意见，以改进电影事业。
1956年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较大的一年，各种影片的产量较1955年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故事片的产量增加达一倍。影片质量亦较前有所提高，影片题材较前广阔，样式亦较为多样了。1956年的出品中，就题材说，增加了表现知识分子的，历史人物的；就样式说，增加了喜剧的影片；特别是我们广大观众渴望已久的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故事片、从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刻划历史人物和反映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已经陆续出现了，这是去年电影工作者对全国人民的重要贡献。1956年出品中已上映的影片如“为了和平”、“祝福”、“上甘岭”、“母亲”，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在上海展览过的“李时珍”、“沙漠里的战斗”也都受到观众的称赞，特别是“上甘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时，形成了热潮，创造了观众数量的空前纪录。至于喜剧和批评性影片的摄制，民族风格的尝试，如电影中民族音乐的运用，彩色影片的数量增加，都说明了电影事业有了新的成绩。这一切都证明国产影片是在迈步前进。当然，我也想指出：我们的影片表现农民、工人生活的作品还大大落后于生活和不够丰富多采，纪录戏曲的影片在数量上比重较大了些，改编文学名著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些都是去年出品中的主要缺点，还需要我们电影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电影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是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具，从这一要求出发，我深感我们的电影还大大落后于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还远远没有反映出我们国家伟大建设的面貌和极其丰富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因此，我们期待着电影工作者摄制更多的和更好的影片，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
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电影工作者作了多次的讨论和研究，电影领导部门已定出了若干重大措施，以改进电影制片生产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如改变过去剧本、影片审查批准的制度，交由制片厂负责，将艺术责任下放，提倡艺术创作人员自由组合，培养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改变创作人员的工资制度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将迅速改变过去管理过分集中、对艺术创作干涉过多等缺点，更多地发挥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从组织和制度方面提供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条件。但是，我认为要摄制更多更好的影片，绝不能只靠改革组织制度就能办到，而必须要求电影领导部门、制片厂、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创作人员，在电影艺术创作上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它不仅是艺术品而且还是工业产品，它更富于集体创作的特性，它要国家给予大量的投资，它的观众对象的数目是很大的（在国内放映一般地也是几百万或几千万人），给观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此，在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改进电影制片工作。
电影艺术创作的繁荣，摄制更多更好的影片，有待于电影创作工作者的努力，在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希望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首先是希望我们 电影编剧、导演以及其他的创作工作者，更好地去了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滋养，更好地进行创作。其次，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有必要进一步地加强政治学习，钻研电影业务，提高电影技巧的水平，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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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课外学习　丰富儿童生活
天津市大部小学生组成家庭学习小组
本报讯　在市、区校外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天津市三十七万名小学生，大部分已在课外组成了家庭学习小组。
这些小组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孩子们自愿组成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孩子们课外学习得好。许多学校已经聘请了一些学生家长担任家庭辅导员，负责辅导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家长们对小组活动大多是积极支持的。不少家庭住房较挤，可是为了让孩子们学习好，也想办法腾出地方来。许多家长在孩子们来自己家里学习的时候，热心地为孩子烧开水、摆桌椅，有些家长还帮助孩子们温习功课、安排生活、解决各种问题。许多小组的学生为了学习好，自觉地订立了“小组公约”，规定了不迟到、不早退、按时完成作业等制度。
参加小组的学生，在不上课的半天里，在家长的照顾和帮助下，一般都能安心做作业、复习功课。南开区中心小学一个姓钱的小学生过去很贪玩，不爱念书，考试常得“二分”，参加小组以后，在大家的督促下，已能按时交作业，功课已经考到“四分”或“五分”了。
有些小组的孩子，不只在一起作功课，还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开展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丰富小组的生活。有些学校还根据孩子们的爱好和特长，建立了“兴趣小组”。在这些兴趣小组里，都是住得比较近的同学，而且兴趣相近，活动花样很多。城厢区中营小学六年级一些喜欢刺绣的女孩子，在家庭辅导员的辅导下，练习绣花和缝制衣物；三年级一些喜欢木偶的孩子已经做出了木偶人。
各校对于学生学习小组的领导一般都很重视，有专人负责。许多教师有计划地到各小组去帮助学生开展活动，并注意及时表扬好的小组，丰富活动内容，使小组巩固下来。同时，本学期以来，许多学校已注意加强家长工作，发挥了家长们的积极性，搞好家庭学习小组。（附图片）
上海成都中学校外活动小组之一、张积慧航空模型小组正在制造“飞机模型”。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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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说明
——答邓初民先生
关锋
我认真读了邓初民先生对拙作“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的意见。这里，我表示感谢。邓先生表示基本上同意我的论点；他提出的意见，依我看来，有的是出于对我的文章的误会，本来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有的是和我的论点基本上不同的。现在，大致按照邓先生的文章的顺序，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在邓先生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性质、它们的敌对性、斗争的尖锐性的论述中，有些地方不太明确。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单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反动统治者也是极严重的威胁，反动统治者会凭借政治力量对付唯物主义思想家，残酷地迫害他们，以至把他们烧死、杀死；那当然是对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不过，这在我的文章中是说到了的。拙作曾经谈到“梁武帝为什么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来解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这就是因为，无神论自身——就是还没有作出政治上的结论，对于反动统治者说来也是一种间接的但是极严重的威胁。”这里也就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是常常凭借政治力量对付先进思想和先进思想家的。拙作也说到“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因为不是以论述这个问题为主题，所以没有多说。邓先生就这方面作一些补充，自然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邓先生并没有把这层意思摆在适当的地位上；而企图由此引出应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尖锐性引向杀人流血，引向‘人的死活’上去”（正如邓先生所说，这是我“总不愿意”的）。这样“引申”就势必把哲学斗争——思想斗争跟政治斗争以至战争混同起来。邓先生说：“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实质上总归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这能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杀人的方式吗？”我以为，革命战争的革命一方和反动一方，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尖锐敌对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说，战争本身就是哲学斗争、思想斗争。邓先生还举了若干历史上的“砍头”的例子；但是“砍头”当然不是哲学斗争的方式，虽然有时哲学斗争会和砍头相关联。拙作一开头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其本身来说是思想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反动统治者说理不过，而要“砍头”，那已经不属于哲学斗争本身了。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一般是密切联系的，它还通过政治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又间接地和战争联系了起来。但绝对不能把“联系”看作等同。邓先生说：“把阶级斗争总结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方式，还只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实际上阶级斗争的方式没有这种区分。马克思正是根据历史上的、近代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总结出阶级斗争的几种方式的。为了反对贺麟先生的否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尖锐性、它们的敌对性的论点，如果所用的根据只是指出政治斗争、战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那是软弱无力的、不着边际的；如果为了反对贺麟先生的论点而把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战争混同起来，那我们自己就陷入了另外的思想混乱。邓先生认为：贺麟先生说哲学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用意“主要是在强调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不尖锐”。邓先生对贺先生这种说法的用意的猜测，大概是对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反过来硬要主张哲学斗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呢？
邓先生说“……任何政治上的错误，却都由于思想错误所产生，则是经常的，无条件的。把哲学观点和政治结论截然分开，把理论与实践分开，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相容的。”这当然是对的。我的论点是这样：“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相矛盾”，也不排斥“他们暂时还没有根据他们的哲学观点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这和邓先生的观点并不是不能相容的；这个“经常”（或通常）和“暂时”、“无条件”和“有条件”正是矛盾的辩证法。如果我们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那是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的。历史上某些唯物主义者（他们基本上限于唯物主义自然观；还应补充说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本身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正是基本上由于政治的关系。邓先生对张载的哲学观点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提出了疑议；这里不必讨论这个问题。历史上终归有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作朋友的事实。似乎邓先生只承认在新中国才有这样的情形；这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在理论斗争上，对方说是黑的，我偏说是白的，未必一定正确；而且人们常常从这里失足陷入另外的错误。我认为批评贺麟先生的观点，正是要摆脱如“哲学斗争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这类没有意义的问题，要正确说明历史上某些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所以能够作朋友的事实，不被这个现象所迷惑；而从哲学斗争本身，从它的实质阐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敌对性和它们间斗争的尖锐性。拙作论述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无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敌人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如果根据后者，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等同，当然是错误的。同样，用前者来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也是极端错误的。”正是在这个出发点的问题上，我和贺麟先生的意见有原则的分歧，和邓先生的看法也不一致。
邓先生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企图进一步探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问题。他提出要从“反映论”上考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我以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感谢邓先生这个意见对我的启发。但是，邓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毕竟有相同的地方”，我是不能同意的。邓先生所指的也许是这种情形：唯心主义哲学也是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个别片面和局部，虽然这种反映总是采取了颠倒的（或夸大的）形式；因而唯物主义者也就有可能从唯心主义体系中剥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把以颠倒的形式接近于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的东西纠正过来，加以改造，批判地吸取。但是，这种情形是一回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即关于认识的理论上有无相同之处，是另外一回事（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当然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不用说的）。绝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我再一次表示感谢邓先生对我的启发；并提议大家进一步从反映论这个角度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统一。
邓先生还用了许多笔墨来说明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自然科学前提，它的阶级性革命性等等，那都是正确的。但是，用以责备我忽视抹煞这一点，却不符合事实。我在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刺激，互相推移”时，在括弧内加了一条小注：“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在这里。”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在这里和邓先生没有任何分歧。正如邓先生所说，我不是论述这个问题，“不必把论述面牵涉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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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沫若文集”前四卷出版
据新华社讯　“沫若文集”的前四卷3月3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4月初将在北京发行。
全部文集约四百万字，收集郭沫若从1918年开始创作至今近四十年的文学著作。前四卷是诗歌、戏剧、小说、自传、散文、文艺论文、文艺性政论和学术著作等将陆续出版。文集共十多卷，预计可在明年出齐。作者的考古著作和翻译的外国作品将另行出版。
郭沫若从一年前就开始对文集的大部分作品亲自进行校阅，并将其中部分作品作了修改，还加了一些必要的注解。
继“沫若文集”出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要陆续编辑出版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老舍、巴金等作家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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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古农书的整理和出版
我国是世界古国之一，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获得了许多辉煌成就。但是记录这些宝贵经验的古农书，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失散了，即使流传到现在的，大多数也是传本很少，不容易看到。而且古书经过转辗传抄翻刻，往往颇有错字脱文，损害了原书的价值。古文辞和现代口语不同，又有古今方言和名物异同等问题，往往使一般读者不容易看懂，或不能正确了解。此外还有很多有关资料，散见在其他多种古书中，查看很困难。
因此，为了便于研究、利用和发扬祖国农业遗产，我们需要做三种准备工作：（1）整理出版古农书；（2）把散见群书的有关资料，尽量收集，分类集中，汇编为“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的各个专辑；（3）编纂“中国古农书及有关图书总目提要”。现在，这三种工作都已开始进行。去年6月，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组还特地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安排重印古农书的问题。半年多来，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十八种古农书和两种专辑。
这些古农书的选择，大多数是取其比较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少数是利用原有纸型。这些书大都经过或多或少的加工。最起码的是各书都加了点句或新式标点。有些还作了汇校，补正书中的错字和脱文。有些还进一步地作了注释、考证和探讨。遗憾的是，有些古书的汇校、注释和考证等工作，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的，只得在可能范围内作了一些整理，或者只得暂据普通版本印行，以应急需。这只是一个开端，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现在把这二十种书分别简单介绍如下：
1、“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战国末吕不韦等撰（公元前三世纪），夏纬英校释。我国在战国时代就有专门的农书，可惜都散失了，只保存下来一些鳞爪，其中较完整的是“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但是很难读。经过夏先生的校释，这四篇容易看懂了。夏先生的注释很谨严，除少数个别地方还待商讨外，基本上是正确的。
2、“泛胜之书辑释”，汉泛胜之撰（公元前一世纪后半），万国鼎辑释。这是汉朝最有名的农书，原书早佚，但常为后世农书所引用。清代有三种辑佚本，不好。这本“辑释”除作了广泛的辑佚和汇校外，并详加考证、注释和探讨，特别注重农业技术问题。它同石声汉先生的“泛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体例和见解颇有出入，可以比照着看。
3、“齐民要术”，后魏贾思勰撰（六世纪三十年代）。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完整农书，一向拥有很高的声誉。它有二十多种版本，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缺点，而且内容广博，有些地方不容易看懂。我们正在进行较彻底的汇校、考证（包括实地调查）和注释，但是短时间内不能完成。现在只得暂照通行本印行。
4、“陈旉农书”，宋陈旉撰（1149）。在古农书中，此书可为较多着重于理论性的代表。书中也确有经验之谈，特别是小小三卷书中有一卷说牛，很突出。唐宋时代农书大都散失了，这就更加显出此书的历史价值。书末附有宋楼璹的“耕织图诗”。
5、“王祯农书”，元王祯撰
（1313）。这是元朝的有名农书，前可同齐民要术，后可同农政全书媲美，农器图谱尤其是此书的特色。原书本作三十六集，清朝从永乐大典辑出，改作二十二卷。此书也需要加以汇校和整理。现在它的单行本很难买到，因此先利用现成纸型印出。
6、“农政全书”，明徐光启撰（1628），陈子龙修订（1636），邹树文等汇校。这是我国个人编写的字数最多的古农书。作者徐光启很博学，对农事也有心得，自己在上海家乡有一个试验场。书中引用很多古书，但也到处表现出有他自己的见解。这书已有六种版本。我们特别组织了邹树文老先生等八人进行了仔细的汇校。
7、“沈氏农书”，明末沈氏撰（十七世纪前半），清张履祥补（1658），陈恒力标点。此书亦称“补农书”。沈，湖州人，失名；张，桐乡人。所说主要是浙江湖州嘉兴一带的农事技术，篇幅虽小，但叙述扼要而又细致，很切实。
8、“养余月令”，明戴羲撰（1640）。此书大抵采辑诸书而成。把农事按月排列，所以称为月令，但后面又以养鱼、竹、牡丹、芍药、兰、菊别出为卷。
9、“授时通考”，清乾隆时官撰（1742）。这是清代采取多种古书资料编辑而成的，极少创见；但是把散见的资料汇编在一起，便于查阅，也有它的长处。
10、“农学合编”，清杨巩撰（十九世纪末）。此书也是采辑诸书而成的，有些像授时通考，但比较粗糙。
11、“花镜”，清陈淏子撰（1688），陈俊愉校勘。此书是讲花卉的；最后也附载畜养禽兽鱼介昆虫法，但以观赏为主。其中课花十八法是此书特色，很精到。
12、“湖蚕述”，清汪日桢撰（1874）。
13、“裨农最要”，清陈开沚撰（1897）。
14、“蚕桑萃编”，清卫杰撰（1900）。
这三种书是有代表性的清代蚕书。浙江湖州是我国有名的蚕区，“湖蚕述”详细记录了这一地区的养蚕技术。“裨农最要”是一个自己有养蚕经验的知识分子写的。“蚕桑萃编”是采辑群书而成的，幅篇最大。
15、“司牧安骥集”，失名（九世纪？），谢成侠校勘标点。
16、“元亨疗马集”，明喻本元、喻本亨撰（十六世纪），谢成侠、金重冶等校勘。
这两种书是兽医专书，现存司牧安骥集五卷完整的，只有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弘治重刊本一部，此次即据该本，由谢先生校订填补其中错字墨钉等排印。书前有刘豫阜昌五（1135）新刊校正序，可见成书至少在北宋以前。谢先生认为它是唐李石原著（九世纪前半），而经后人续有增订的。“元亨疗马集”是近四百年间普遍流传的书，至今仍是中兽医的经典；但一般版本很差，兹经仔细校勘，末附牛经和驼经。
17、“农候杂占”，清梁章巨撰（1873）。此书主要为据物象预测农事上的丰歉吉凶，包括预测天气在内，但也杂有同农候无关的记载。其中有合理的，也有迷信的说法，特别需要用批判的态度去看它。
18、“农雅”，清倪倬撰（1796）。此书可以说是一部农业辞典，收罗尚富，有参考价值。
19、“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陈祖椝编。
20、“中国农学遗产选集——麦（上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胡锡文编。
这一套“选集”的性质，已如上述。稻和麦二专辑，是其中甲类第一种和第二种。一共要出多少专辑，现在还不能决定，不过总在一百种以上。这些专辑粗分为四类：甲类，植物各论；乙类，动物各论；丙类，农事技术；丁类，农业经济。现在正在用大量人力投入采辑各省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资料，这些资料将分别按地域次序编为各个专辑的下编。所以现在出版的稻麦二专辑，只有上编。上编里的资料，是按照年代先后排列的，每一资料都注明作者姓名和写作年代，并尽可能查对原书，必要时附加编者按语。又棉和柑橘二专辑的上编，也已经交稿付印。今年另有十几个专辑在编辑中。（万国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