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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04-01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听取访问六个兄弟国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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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听取访问六个兄弟国家的报告
新华社3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3月31日下午举行第五十四次会议扩大会议,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彭真团长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报告”(报告全文见第二版)。
会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副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胡子昂先后作了补充报告,畅述了这次出国访问的观感。
李济深副团长着重介绍了这些兄弟国家有关交通、林业、建筑等方面的情况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
程潜副团长说,在这些兄弟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的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说,他看到各兄弟国家都有着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因此,他相信世界和平确实是有保证的。
章伯钧副团长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和由各党派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受到各兄弟国家重视和欢迎的情况。
胡子昂副团长特别谈到了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受到各兄弟国家重视的情况。
会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这次出国访问工作和报告表示满意,并且认为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加深了兄弟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兄弟国家之间的深厚友谊,加强了兄弟国家之间的亲密团结,并且学习了兄弟国家的许多先进经验,对于顺利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都有重大的意义。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务院领导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代表,以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访问苏联等国代表团团员。

解放军大力帮助农民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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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大力帮助农民春耕生产
据新华社31日讯 从春暖花开的祖国南方到冰雪初融的内蒙古,到处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在支援农民的春耕生产。
驻在广东省各地的陆、海、空军部队,正在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兴修水利,当地许多大型的水利建设工程,都由部队官兵担任主力军。雷州半岛驻军在几个县境内,负责修建十四个水库和防洪排涝灌溉工程,如期在3月底竣工,这些工程可以使大约三十万亩农地受益。潮汕平原上的揭阳县水吼水库工程在驻军官兵参加修建以后,可以提前二十多天完成。在广东中部花树下水库、大洞水库、百花林水库等处工地上,官兵们热烈地展开了劳动竞赛。
在江苏、福建、湖南、云南等省,驻军官兵也在大力支援农业社进行水利建设。南京市驻军最近出动了一千二百多名官兵,帮助修建紫金山山沟改道工程,这一工程将使紫金山以南秦淮河畔的三千多亩农田不再受内涝灾害。在福建前线,驻在沿海地区的许多部队,最近抽调了大批官兵参加当地的水利建设,在雨天中也不停止劳动。炮兵某部出动汽车二十台,正在抢修南安县境内的一个水库,争取在插秧时节以前放水灌田。湖南省驻军某部由一千多名官兵组成的一支劳动大军,用半个多月时间修筑了一个大水库。
为了支援农民争取今年大丰收,各地驻军以大量人力、畜力支援农业社春耕生产。3月中旬以来,驻在天津市郊的部队抽调了八十匹军马帮助农业社耕地四千多亩,并且出动近七千名官兵分别帮助十五个农业社从事积肥、运肥、施肥、培土等农活。北京地区驻军某部在四十天中,帮助农业社运肥料四万二千多斤,拉草三十一万二千斤,送给农业社肥料五万八千多斤,并且派出兽医替农业社诊治牲口。山东省驻军某部在部队首长率领下,帮助驻地农业社耕地一百九十亩,抬粪十万八千斤。守卫在福建前线的炮兵某部替农业社从十多里外运回肥田粉十万多斤,另一支部队派出马车帮助三个高级社运送肥料二千多担。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还拨出二百匹军马,赠送给国营农场和农业社。
许多部队的领导机关要求所属各单位同驻地附近的农业社建立固定联系,经常提供各种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占用的一部分闲置的土地,也在春耕以前交给农业社耕种。(附图片)
两千多名解放军官兵帮助广东省揭阳县农民兴修水吼水库,争取大丰收。这是解放军在兴修水吼水库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

辽宁省省长杜者蘅 设宴欢送西罗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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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省长杜者蘅
设宴欢送西罗基总理
据新华社沈阳31日电 威廉·西罗基总理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从旅大乘专机到达沈阳,受到辽宁省和沈阳市各界三千多人热烈欢迎。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前来迎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副相朴成哲。
当天晚上,威廉·西罗基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团员们,出席了辽宁省省长杜者蘅举行的欢送宴会。
西罗基总理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在中国进行兄弟的友好访问,同中国各阶层人民见了面。在这些会见中,中国人民的完全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阵线的统一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巨大建设热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罗基总理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已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的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表现了深刻的创造性。中国共产党善于教育自己的干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善于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人民。西罗基总理说到这里,提议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干杯。
西罗基总理接着说,在你们这个地区,看到了中国已经发达的工业。经济力量的发展,国防力量的加强,是国家独立自由的保证。但是这种保证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一致。西罗基总理提议为中捷两国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进一步加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强大发展干杯。
杜者蘅在宴会开始时致欢送词,代表辽宁省人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对辽宁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援助。他指出,捷中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互相支援,将日益壮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利于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杜者蘅最后提议为中捷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为西罗基总理和代表团全体团员的健康,为萨波托斯基总统的健康干杯。

中华医学会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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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医学会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31日讯 今天,中华医学会总会会长傅连暲宣布中华医学会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中华医学会总会秘书长方石珊在成立会上说,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倡节育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协助节育技术的经验交流和宣传;对于节育技术的创造和发明提供意见。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由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妇产科、泌尿科等方面的中西医专家杨崇瑞、施锡恩、王历耕、严仁英、吴阶平、顾学勤、陈苏生、陈文珍。委员有北京、上海等各地中西医专家共四十九人。
在成立会上,各科医学专家就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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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代表会议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于3月26日到31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汉、藏、蒙古、傣等十一个民族的二百多位活佛、喇嘛、法师、僧、尼和居士。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致开幕词,副会长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会议邀请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萨空了作了时事报告。在闭幕会议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作了有关宗教政策的讲话。
这次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会议选举喜饶嘉错为会长,噶登赛特、应慈、静权、松榴·阿戛木尼亚(景洪)、能海、赵朴初、噶喇藏、阿旺嘉错、巨赞、周叔迦、伍古腊等十一人为副会长。会议并选出由二百二十名理事组成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会议收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贺电。

让电影艺术百花齐放 电影部门改进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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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电影艺术百花齐放
电影部门改进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
据新华社31日讯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向新华社记者说,电影事业管理局自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并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已经决定改进电影部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以繁荣我国的电影艺术。电影局制定的方案目前正在各制片厂及有关单位逐步实施中。
负责人说,解放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获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审查过严、管理过分集中,影片产量少、部分质量低等。在电影工作的改进方案中,规定今后在电影事业管理局加强方针政策领导的原则下,将由各制片厂和创作人员负起艺术创作的责任,以克服过去对艺术创作的过多干涉,使电影创作人员尽量发挥创作的积极性。今后所有的剧本和影片,均由制片厂(上海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批准摄制和发行,各制片厂将以主要创作人员为中心组成若干创作组织,由他们自己组织剧本、挑选演员,实行自由组合。拥有较好设备和较多创作人员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改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并将故事片部分分为三个小厂,充分发挥潜力,创作题材更广泛和各种不同风格的影片,在制片方面互相竞赛。
在电影艺术的创作领导方面,今后,电影局将着重方针政策和思想的领导,以及确定影片题材的比例;各制片厂(或公司)则主要掌握政治原则,并且努力使影片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今后将大大加强电影工作者的活动,使电影工作者经常能研究讨论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各种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
今后电影创作人员将实行基薪、酬金的工资制度,以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鼓舞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了使电影创作人员了解影片上映情况和观众的意见,今后还将改变现行的制片与发行的关系,以刺激影片生产和提高质量。

青年团定五月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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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团定五月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决定于1957年5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并讨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三、讨论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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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本完成,使我国工农联盟建立在更加强大、更加巩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我国工农联盟基础的这种伟大变革,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农联盟的新的发展。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我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同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更需要工农联盟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保证。
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是很少有人怀疑的。但是,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等等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了解,甚至还有某种误解。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和解释。
有人说,“农业劳动不如工业劳动重要。”“农民劳动重、报酬低,工人劳动轻、报酬高。所以,农民不安心农村工作,自由向城市流动,是有理由的。”这对不对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首先,应当肯定,工人和农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高涨,离不开同农业密切联系着的轻工业的高涨。没有农业和轻工业的继续高涨,没有农业和轻工业对国家的积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是不可设想的。目前我国全部工业产值中,用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90%左右,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左右。因此,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降低下来,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6%,执行结果将达到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准备提高到10%以上。与此相适应,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比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七点三比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考虑把轻工业投资再提高些。这样,我国的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就将获得全面的高涨。但是,反过来说,农业要更进一步地发展,也不能脱离工业而孤立地发展。否则,农民就得不到价廉物美的肥料、农业机械、水利设备和工业消费品。那样,农业也就不可能最终地进行技术改造,农民的生活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农业必须依靠工业的支援,工业也必须依靠农业的帮助。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和帮助,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特点。因此,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因此而贬低工业劳动的重要性,则是不正确的。说“农民劳动重、报酬低,工人劳动轻、报酬高”,也是一种误解。如果一定要说工农劳动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只能够这样说:第一,工人阶级的劳动在现代机器工业的条件下,是跟复杂的机器操作相结合的,因此,他们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紧张的。农民今天还没有或者很少有机器,因此,农民劳动的紧张程度,要比工人相对地低一些,但是他们也有较重的体力劳动。第二,工人阶级不分昼夜,每年至少要做三百个以上的工作日,每日要跟着机械的转动做八小时的紧张劳动;而农民的劳动,则因农业生产受季节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一定的间歇性。当然,农民并不愿意有这种间歇,因为它减低了农民的收入。但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一时间还难于改变。第三,工人阶级的劳动,因为一般是同现代大生产相结合的,因此,他们的劳动是比较复杂的;而农民的劳动,在目前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一般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工人比农民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工人所得的货币收入也较农民略高,这也是合理的。
有人说,“农民的负担多,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大;工人的负担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少。几年来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农民的粮食砌起来的。”这种说法也不合乎事实。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农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巨大贡献的。农民每年约把自己净收入的7%左右作为农业税,缴给国家。同时,农民在以自己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的时候,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一定的价差,通过这种价差,农民对国家的资金积累也有一定的贡献。如以1936年工农产品比价为基数(应当指出1936年工农产品比价也是有剪刀差的),农民通过价差,大约又要给国家积累约相当于自己净收入的5%左右。两项合计占农民净收入的12%左右。这是我国几年来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是,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五亿农民所缴的农业税约占10%左右;由于农业及其副业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约为40%左右。当然这里也包括了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店员等的加工所追加的价值在内,不容易分清楚农民有多大贡献,工人有多大贡献。由此说明,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我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净产值的主要部分,是交给国家支配的。同时,工人阶级在以自己的工资购入消费品时,同样也通过商品价格缴纳了商品税。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我国工人阶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卓越的贡献。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会犯严重的错误。可见,那种片面地认为农民负担多,国家建设资金都是使用农民的钱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同时,还应当指出:今天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如果同解放以前相比,是大大地减轻了。解放以前贫农和雇农一般要将自己净收入的70%左右交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统治机构,仅地租一项,每年即达六百亿斤粮食;而现在农民只将自己净收入的12%左右直接或间接地交给自己的政府为自己谋福利。同时,工农产品的差价,也在不断缩小。1955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比1950年提高了10%左右,而工业品的价格,则基本上没有变化,仅以1955年一年计算,农民即因此增加二十亿元左右的收入。这还没有把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增加的收入包括在内。大家知道,1949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二千二百亿斤,而1956年是三千六百八十亿斤。由于人民政府执行了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历年所增产的粮食,也都归农民所有。因此,今天农民的负担不能说是过多,而是大大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不是减少而是显著地增加了。
也有人说:“国家照顾工人多,帮助农民少。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工人生活改善得太多。”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正确的。事实是党和国家对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十分关怀的。解放以来,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1936年全国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六十一点二元,(都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全国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三十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一二倍。解放后,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七十二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五十一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零九七倍;1955年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七十八点九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六十四点六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零八六倍;1956年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八十一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七十九点六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二一七倍。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全国农民和职工的平均消费额数字,只是“平均”的,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但是,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解放以来我国工农生活对比的一般情况。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个比较吧:如果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在人口增殖率很高的条件下,1955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26%左右,农民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29%左右;到1956年前者提高38%左右,后者提高32%左右。可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比抗日战争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前几年农民生活提高的速度快于工人,1956年工人生活提高的速度又略快于农民,这主要是由于前两三年中,工人的工资增加较少,而在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后,职工工资较上年平均提高13%左右;而在同年农民则因灾情较重,生产较计划减少,收入增加较少。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改变的。
如上所说,以货币计算,工人每人的工资收入大约高于农民的收入一倍多一点。但是,以实际消费水平计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例如,根据对湖南攸县大兴农业合作社社员李裕芳(解放前是雇工,现在是富裕中农)生活情况的调查,1955年李裕芳全家六口人全年消费的实物折价是三百零一元,而以同样的实物折为北京的价格则为七百二十八元八角六分,折为上海的价格则为七百四十三元八角六分,相差也是一倍多。这是由于我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目前还带有很大的自给经济的性质(目前农民自给性消费约占其全部消费额的60%左右),而工人阶级的消费,则全部是靠货币收入来支付的。在城市生活的职工,无论吃饭、吃菜、喝水、烧柴、住房子等等……一举一动都要花钱;而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则不完全是这样。所以,工人按货币计算的收入比农民高一些,也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应当认识,工人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某些差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虽然这种差别将随着我国生产的不断发展、工农生活的不断改善而日益缩小,但是要消灭这种差别,则需要经过长期奋斗,在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应该看到,我国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生活上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党和政府对农民的一贯关怀和援助分不开的。党和政府曾经领导农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把农民引导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还在继续领导农民进一步巩固合作社和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国家还给了农民一系列的物质援助,例如,从1950—1956年七年中,国家投入水利建设的经费即达二十六亿余元,发放救灾和救济农民的经费即达十三亿一千万元,用于推广农业的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即达十二亿七千万元,仅此三项共达五十一亿八千万元,等于农民七年中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三分之一左右。除此之外,国家还累计贷给农民八十余亿元的低利贷款,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我国农民在以往任何朝代和任何制度之下,都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利益。
自然,由于过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长期罪恶统治的结果,我国的经济还是十分落后的。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落后状态,已在开始改变。但是,如果和其它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工人和农民今天的生活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而要充分发展我国工业和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消除工农之间的任何错觉,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条件。只有工农联盟不断发展和巩固,工人和农民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劳动,相互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迅速地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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