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1-24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表达人民对解放军的关怀介绍祖国建设的成就
全国性慰问活动即将全面展开
新华社23日讯　春节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防、边防和施工部队的活动即将在全面展开，由河北、山西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共同组成的慰问团已经出发。云南、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江苏、浙江、辽宁、吉林等省和上海市也分别合组了六个慰问团，将分别在春节前后展开慰问活动。
这次慰问工作是根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各慰问团中包括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各界著名人士，烈属和军属代表，工业、农业劳动模范。他们在慰问期间，将代表全国人民向解放军驻守海防、边防部队和施工部队的官兵们表达关怀和敬意，并且介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各个慰问团都随有文艺团体和电影放映队，他们将为驻守海防、边防部队和施工部队的官兵们慰问演出或放映电影。各慰问团并且携带了一批慰问信和慰问品。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领导机关最近派出两个慰问团，分别前往广东、广西、贵州和东北地区，慰问辛勤筑路的铁道兵施工部队官兵和随军职工。
慰问团带有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及铁道部的一部分慰问金，转交给施工部队官兵和随军职工。随同慰问团前往的铁道兵文艺工作团，将向筑路官兵和职工作慰问演出。
（附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的一天起，就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战斗，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军队联系在一起，亲切地把人民军队看为自己的“子弟兵”。军队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人民结成血肉的联系。
左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们帮助群众收割庄稼。
右图：在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图为老乡们像看待家里亲人一样，护理八路军伤员。解放军画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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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金沙
机构大了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有人可能会说：这就不是一个问题。据记者了解，这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它正在阻碍着精简机构工作的进行。
河北省对某些机构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多，就有着不同的意见。举例说：有人说：河北第一、二工业厅不应该分设，也有人说：第一、二工业厅分设是对的，理由却都是：对工作有利。
河北第一、二工业厅分厅以前，正如某些人说的，既要管理重工业，又要管理轻工业，不免有顾此失彼的现象。分厅以后，一个厅管理重工业，一个厅管理轻工业，容易得多。也就如有的领导人员说的，开个厅务会议，也方便得多。在分厅以后，在领导工作上确有不小的改进。第二工业厅成立以后，更好地贯彻了专业管理、分类指导的工业管理方针。从去年6月到12月，第二工业厅先后召开了各种专业会议三十次。通过这些会议制订和修订了一些行业的工艺规程、操作规程、质量标准和其他一些技术措施，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同时，历年来没注意到或未很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由于加强了专业管理，半年来产品质量就不断地提高，在三十一种产品中，有70％有显著的提高或正在稳定。
还有个好处：领导人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钻研业务了。河北第一工业厅王以秩副厅长说：在分厅时，他是反对分厅的，但是现在他又反对合厅。他说：那时，他想到分厅以后，就会增加不少人员；现在他想分厅虽然增加了不少人员，但有不少好处。其中最大一个好处是领导人员可以进行比较深入具体的领导和钻研业务了。他以自己为例子。他是负责生产技术工作的，没有分厅以前，事务太多，这样也要管，那样也要管，就没有多少时间来钻研业务。分厅以后，情况就不同，有了钻研业务的时间。
对工程技术人员是如此，对一般领导人员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部门要比管理两个部门容易管理得好，钻研一个问题要比钻研两个问题容易钻研得深。
虽然有不少好处，但是仍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现在有许多机构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就超过了实际的需要。仍以河北第一、二工业厅为例。分厅以后是有不少的好处，但是也暴露出许多坏处。最近河北日报就揭发了这样一些情况：第一、二工业厅都分别设有统计、供销、人事、财务、劳动组织、教育等局处。在这些综合局、处以外，各专业局内又分别设有这类名称的科组小单位。如机械、矿务、纺织、食品等局都设有经理（供销和财务）、计统、秘书（资料）以及人事教育、劳动组织等科（组）或专职干部。这就是说，过去只有一套这样的组织，现在有几套这样的组织。结果，有些人当然会没有事情可做。第一厅地质处人事教育组王俊英说：“我们这组有两个人，一直没工作做。近三个月来只做了两件事：答复了一封群众来信，向地质队发了一张登记表。”刘瑞芬是由地质队借来的，被分配到秘书组做收发工作兼管图书借阅工作（图书共有一百来本）。本来工作量不大，但为了照顾组内另一个无事可干的同志的情绪，又把刘瑞芬管的图书工作分给他去做。这个组的另外三个工作人员，也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就看书、读报。
在商业系统，也因为片面地强调分工越细越好，盲目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结果，也出现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原来由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统一经营和代办的煤、烟酒、油脂、食品、文化用品、中药等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现在都分别成立了公司和设立了批发组、零售点单独经营。河北邢台专区采购局接收棉麻收购工作任务后，即在各县、乡建立采购组织。为此，这个局除了接收从供销社转来的一千八百个工作人员外，又增加了三千二百名。加上收购棉麻工作是有季节性，收购工作主要是在本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2月六个月内。3月到8月这六个月，没有事情可做，就像当地群众说的，他们“睡扁了头，压塌了床，打烂了扑克。”
各个商业公司的“下伸点”，也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建立的。定县就有这种情况。这个县本来有七个基层供销社，二百十六个分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可以担负起乡村的全部批发、零售等业务。但是各公司都要“下伸”，各镇、乡就增加了一批批发组、零售店、收购站等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人员却因此增加了五百多。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仅对工作不利，而且增加了国家大量开支。
谈到增加国家开支时，曾有一个商业工作人员这样说：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用事业费开支的。这意思是说：不会增加国家开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商业部门是为国家积累资金的。许多商业部门因为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不仅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而且赔了不少钱。邢台专区煤建公司“下伸”的一百五十八个售煤点，就赔了三万九千元。定县文化用品公司，去年10月份正式成立以来，第一个月赔一千二百元，第二个月赔二千七百元。
各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工作人员却又相对地分散，许多科室只有三、四个人。例如邯郸专署十七个科室中，有三个工作人员以下的就有一半。这个专区的各县人民委员会，同样有力量分散的现象。人员过于分散，就会出现忙闲不均的现象。在有了比较重大的工作任务时，有些机关不得不集中一批力量组织临时性的办公室来应付。邯郸专署去年一年就曾组织过十二个临时性的办公室。这里边有：工资改革办公室、撤区并乡办公室、生产竞赛办公室、扫除文盲办公室、增产油料作物办公室、农具生产办公室、交通运输办公室等。县的临时性办公室也是不少的。组织临时性办公室当然不完全因为各科、室人力不够，但是人力不够确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机关不得不向下级组织借用工作人员。
在商业系统中也有这种现象。定县东亭镇的全部商业工作原来由供销社担负，现在则分成好多摊子。工作人员虽然比前增多了，但是分散到各个摊子去了。
领导机关不断地扩大，就不断地从下级组织、从基层组织中抽调工作人员。河北省去年一年，调往中央（包括由中央分配到其他省份的）共五百一十九名干部，加上随爱人一起调动工作的三百四十六名，共八百六十五名。河北省级机关从专、县上调了一千七百三十二名干部。据已经知道的，其中有县级干部一百九十七名，区级干部六百七十八名。县当然也会从区、乡抽调一批干部，充实自己的机构。
工作人员经常上调，加上培养干部的工作不大好，基层的领导力量就逐渐减弱了。定县西建阳乡，虽然是三个乡合并的大乡，但是同撤区并乡以前情况比较，工作人员的质量并没有提高，除了原驻这个乡的指导员改任乡的党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外，其余都是原来小乡的工作人员。其他乡的情况也是如此。
机构一大，人员一多，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向外发一个公文，要经过许多道关口，由干事起草后，送组长、科长、处秘书、处长、局秘书、局长、厅长，传阅完毕，就得半个月时间。要有修改的话，则时间更长。河北财政厅、水利厅、工业厅对下边来的请示文件，有时得一两个月才能作出答复来。
机构大了多了，会议也多起来了。甲单位开了一个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乙单位也来开个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丙单位迎头赶上，丁单位也不落后。河北省去年就召开了不少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其他会议也多，专业会议、扩大会议……。据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统计：去年经省人民委员会和省长批准的大小会议共有三百二十次，每次参加会议的人从六十人到一千人。每个专区、市、县，每天都有四人至六人在省里开会。
县的会议也不少。记者在定县时，县里正召开四种不同性质的会议，西建阳乡就有五个工作人员在县里参加会议。
好处多呢还是坏处多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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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瑞金等县准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培养青年艰苦奋斗精神
新华社瑞金23日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革命老根据地——瑞金、兴国、宁都、雩都、寻邬、会昌、石城、广昌等八县共二十二个乡的青年团总支书记，18日到22日在毛主席故居——瑞金县沙洲坝村举行座谈会，讨论在农村青年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参加座谈的人员分析了当前农村青年的思想情况，并且就如何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培养青年艰苦奋斗精神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为了收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历史资料，他们邀请住在沙洲坝村附近的前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和老红军战士，讲述了很多当年艰苦奋斗的战斗故事。同时，还特地去访问了革命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座谈会的最后一天，他们去瞻仰了沙洲坝村和叶坪村的毛主席故居、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旧址，这些简朴的房屋，使他们感受到了当年革命的艰苦和革命领袖生活的质朴。
瑞金等县的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正在积极筹备。青年团瑞金县委决定在春节后在全县开展一个“学习革命长辈优良传统活动月”，要求全体青年通过这些活动，都能懂得必须经过艰苦的劳动，才有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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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惩办祸首、赔偿损失、防止暴乱事件重演
香港报纸评英国当局报告书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在20日发表社论，综述香港工商界、教育界、电影艺术工作者、银行界、港九工会联合会以及在九龙暴乱事件中的受害者对香港英国当局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书发表的意见，并发表了总结性的评论。
大公报的社论写道：报告书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可以说明九龙暴乱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的，但报告书却说“并无任何证供，足以谓之为有事先预谋”。事实如彼，结论如此，这是使人感到费解的。
社论说，香港英国总督还说到“类似十月所爆发之事件，其危险仍常存在”，这更使港九居民感到不满与不安。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维持港九的秩序，保护港九居民的正常生活。为此不独应在事发之时之后要尽其努力，更须防范于事先，使任何暴乱消弭于无形。九龙暴乱事件清楚地说明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活动是港九乱源所在，这些分子都是港九居民生命财产的危害者，如果给这种分子以应有的制裁，自然就不致于“其危险仍常存在”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报告书关于九龙暴乱“并无任何证供，足以谓之为有事先预谋”的说法并不是根据事实，而是离开事实，而是离开事实作出的结论，并且有为国民党特务洗脱罪名之嫌。从报告书所叙述的许多惨事和暴乱经过，可知暴乱的指导和组织者都是国民党特务，绝非一些黑社会人物所能干得出来的。
社论说，尤其使港九各界深感骇异的是为什么像九龙暴乱这类滔天罪行的“危险仍常存在”呢？这是港九居民真正的隐忧。
大公报和文汇报社论都说：连日来香港人士已一致指出，香港英国当局还没有负起责任，彻底惩办祸首，杜绝根源，因此都要求当局追缉元凶以平公愤，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暴乱事件重演。两家报纸社论都指出，这种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也是香港当局所能做之事，所应尽之责。
大公报和文汇报社论都认为，赔偿损失的善后办法是必要的，也是香港英国当局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们希望赔偿办法迅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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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筹委会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21日在沈阳正式成立。
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车向忱，副主任委员是牛平甫、戚景龙、郭效汾。车向忱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筹备工作的情况。他说，去年下半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辽宁省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现在，旅大、抚顺、安东、本溪等四个市，都先后建立了组织。全省会员的人数，已为1955年的八倍。车向忱在会上还说明了今后的任务。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统战部部长陈北辰，各民主党派辽宁省组织代表陈彦之，都在会上讲了话，热烈祝贺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西藏青年在成长
西藏青年已逐渐成长为建设西藏的一支生力军。现在，在西藏高原的拖拉机上、化验室里、发电机旁，到处都有西藏男女青年在愉快地工作和学习着。去年一年，光是在拉萨地区，就有约一千名藏族青年被提拔为干部或被培养为初级技术工人。
在拉萨的各个建筑工地上，藏族青年工人最为活跃。他们经常超额完成任务，许多青年工人获得了工作模范的称号。去年5月，建筑拉萨水力发电厂的藏族青年女工央金，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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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观主义的“连锁反应”
泽铁生
不少同志在会上发言，当众作报告时，在起草文件、作工作总结，或者在写文章时，总喜欢引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甚至将这些材料，任意夸大歪曲，以讹传讹，层层上报，闹出很多笑话。
在唐山市有这样一件事：去年“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市工会联合会某干部听德盛磁厂工人反映“一工人因连续加班，疲劳过度，骑自行车回家时，竟在半路上睡着了”。假如情况果真如此，这是很严重的事；作为一个领导机关，应该很快派人深入下去加以调查和对证。但可惜的是唐山市工会联合会并没有这样作，就在5月上旬唐山市召开的劳动保护会议上，引证了上述事实，批评了德盛磁厂的加班加点。当时德盛磁厂领导上曾提出意见，声明该厂并无此事。为了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会后市工会劳保部特派干部“深入”德盛磁厂检查。下去调查的干部找到了原来反映情况的工人，据这个工人说：“当时我并未说这是德盛磁厂的事，可能是唐山发电厂的事。”经过了这样一番对证，我们这位干部就“据实上报”。于是在另一次会议上，又指名批评了唐山发电厂领导上不关心工人安全，任意加班加点，并举例说：“电厂工人周凤珍连续加班，四天没有休息，他在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就倒在路上睡着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批评，使发电厂的几个领导干部大吃一惊，回厂立即检查，结果是既无此事，又无此人。随即要求市工会给予更正，答复说：“这个情况是省委的材料，等以后再说吧！”从此以后，就渺无音讯了。不料在7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个署名丁井的作者，以“现钱交易”为题，又把这个捏造的加班加点情况公之于世。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1月27日，希人同志在唐山劳动日报上也写了文章，批评某些干部不作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就大作文章”。在他的批评稿中也援引了周凤珍的例子。虽然希人同志指出“他（周凤珍）既没有骑在车子上睡觉，也没有摔到沟里后仍在昏睡，他只不过是出了一次极普通的行车事故而已”，说明“所以出现那样动人的情景，是人们传诵的结果”。但他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他自己又发生了错误，他错误地肯定了周凤珍“并不在德盛磁厂，而是发电厂的”。
这种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不作事实核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就是这一类大笑话的根源，应该把它连根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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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街头上的机密文件编辑同志：
在兰州市的街头上，常常拾到各种各样机密文件。这种现象说明我们许多国家干部虽然都经过保密教育，可是警惕性还是很差。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张国瑞同志去年11月27日在路上丢失了商业厅党组给省委的请示报告一份及省委批示的底稿。后来由群众拾到交给省委。
中共兰州东岗区委书记去年11月12日从市委带回三个党内文件，也把文件丢在街上了，结果也是群众拾到后送交公安局的。
中共甘肃省吴忠州委会组织部派在兰州工作的干部陆文魁，出外时竟将全部有关干部材料和党委介绍信遗失了。
地质部航空摄影队朱向民去年12月14日上午九时半从兰州飞机场气象台取了一个重要的军用航空图，随手插在裤袋里，于是在回来的路上丢失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可见麻痹大意的人还是不少。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以加强对干部的保密教育。
（刘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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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批评的反应
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来信：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日“在危险的‘舞会’”一文中，正确地批评了我厂文娱活动不健康的现象。去年10月中旬，我们就已基本上扭转了这个缺点。经报批评后，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并决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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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要艰苦朴素
新华社记者　岳革新
记者在访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县时，接触到很多前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老红军干部、战士。他们在介绍自己过去的斗争经历时，都谈到当时全体革命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粉碎反动派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情形。前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工作人员、现任中共瑞金县象湖区委会书记黄子烇告诉我说：那时干部衣、食、住、行一切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革命领袖的生活，也和普通人民一样的朴素。群众生活有困难，干部就节衣缩食帮助群众，群众也尽一切力量来支援革命战争。
1月18日上午，记者随江西省赣南区革命老根据地视察团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叶坪村。在叶坪，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领着我们去瞻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总办公厅旧址、毛主席的故居。这位老人叫谢秀成，过去在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工作过。总办公厅旧址是南方乡村中最常见的祠堂，1931年震动全国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会后，这里用木板隔成十六个房间，做了总办公厅。在总办公厅的右侧，我们瞻仰了毛主席故居。故居的建筑从室外看和村里所有的农家住宅一样，进门后才看到有东西厢房，旁边有楼梯上楼，确切地说，这里是不能被称为楼房的，楼很低，有些像搁楼。房子很小，一共有八间房和二个厅堂，厅堂的面积大约二十平方公尺，每间住房也只有十一、二平方公尺。谢秀成领着我们到楼上向南的一间住房里，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毛主席的住房和办公室。房间里现在没有什么家具，但打扫得很干净。在向南的窗户上，大家发现下面用木板做了一个格子，谢秀成说：这就是毛主席放书用的。他还告诉我们：向北的那一间是周总理的住房和办公室；中间的小厅堂，就是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我们在瞻仰过这所简朴的小房后走下楼时，视察团团长、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语重心长地说：“应该让年青的干部看看，才能知道过去革命的艰苦，学习这种光荣传统。”
在这以前，记者还访问了正在筹备中的瑞金革命纪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拿出很多瑞金人民在解放后献出的1931至1934年党、政、军、工会、青年团组织领导出版的报纸给记者看。从这些报纸刊出的新闻中，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当时干部和群众、军队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生活状况。有一张用普通毛边纸印刷的1933年12月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前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报纸头版的整版篇幅都刊载着关于节约的评论和消息。在一篇社论中表扬了节约粮食和一些县、区、乡干部为了支援红军，自带伙食积极进行工作的情形；也同时批评了个别浪费现象。在同版的下四栏，有一则消息是批评中央总务厅管理科人员用四十五元建筑一座供晚会表演用的戏台，消息说：这种建筑是不必要的。在一份1934年3月25日出版的“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出版）上，也刊登有红军干部、战士节约粮食、衣服、油灯和他们自己开荒种菜的报道。记得有一位工农民主政府的干部告诉过我：当时的基层干部都不脱离生产，领导机关干部和红军干部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因此，工农群众生活都比干部好。在一份1934年6月15日出版的“苏区工人”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上，我证实了这种情形。报纸报道说：苏区工人为了与干部共艰苦，支援革命战争，都热烈地提出降低工资和免发工资，实行生活供给的要求。他们说：要把一文钱，一粒米都服从战争的需要。
看完这些记载着中国革命艰苦斗争光荣史迹的报纸，使我深深地领悟到今天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全体革命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艰苦奋斗的成果。但目前在不少机关和干部中滋长着的闹待遇、比阔气、讲排场等以奢侈豪华为荣的情形，这部分同志忘记了我们党在艰苦朴素方面的光荣传统。创业需要艰苦朴素，建业更需要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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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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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风光 上海人民公园雪景 俞创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