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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01-20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高等工业学校应该培养什么人材 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上展开热烈讨论

第7版()
专栏:

高等工业学校应该培养什么人材
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上展开热烈讨论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于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会议要求集中各校讨论的成果,研究高等工业教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高等工业学校应该培养什么人材的问题;并在讨论修订教学计划的基础上修订几个典型专业的教学计划。
座谈会开始时,由工业教育司唐守愚司长就几个月来各校讨论情况和问题作了综合的介绍,并提出了会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初步意见。
教师们首先就高等工业教育中两个方针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上,很多教师认为现在各业务部门对高级技术人材所需要的数量很值得怀疑,并建议高等教育部进一步和业务部门算算账,切实摸清楚厂矿企业对干部的需要量,以免招生过多影响质量。大家指出,过去几年由于强调数量忽视质量,造成了入学学生水平低、师资负担重、基本建设设备不足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今后应该特别注意提高质量。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方面,大家一致认为几年来各校学习苏联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基本上完成了教学改革的任务。毕业生的业务水平一般都较解放前有所提高。苏联采用专业教育的方法,在教学中贯彻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等原则,都是值得学习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能够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经验,因之在教学制度、内容和方法上都产生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缺点。在教学计划方面主要的缺点是,分量过重、限制太死、缺乏执行上的灵活性。
座谈会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高等工业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人材?许多人认为这是修订教学计划的中心问题,它涉及培养目标、专业划分、科学理论知识和生产技术知识的比重以及教学计划的具体安排等一系列问题。
讨论中一致的意见是:高等工业学校应该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体魄健全、热爱祖国和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级工业建设人材。在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的关键在于打好基础,要使学生具备基本理论和专业技术的基础知识,学会最基本的东西和掌握解决问题的武器。
主要的分歧是,对基础的内容、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知识各占多大比重的见解不同。有些教师认为,打好基础应首先注意科学理论部分,这是培养人材中最重要的问题,只有学生具备广泛而巩固的基础理论知识,才算是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武器,将来在工作中才可能有最好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们主张: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只具备工程师的基础知识,还需经过一定时期的锻炼才能胜任工程师工作,不应授予工程师称号;高等工业学校学生学习的业务范围应该广阔些,专业划分一般应宽一些。他们认为,学生也应学一些生产技术知识,但现在有些专业课程中叙述性的材料过于庞杂,专业课程也过多,应该删减合并;企图把现场工程师所需要的一切知识都教授给学生是不对的,很多生产技术知识都可以到现场去学。
另外一部分教师强调基础的内容不仅是科学理论知识,还应当包括相当多的生产技术知识。他们认为根据国家工业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高等工业学校应该给予学生较多的生产技术知识,以便学生毕业后很快地能适应工作需要。他们还强调生产技术知识并不是学生到现场工作后都能学到的,在教学中过分强调理论,可能会忽视生产技术知识、脱离实际。因此他们主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应授予毕业生以工程师称号;专业也可以根据工业建设的需要划得窄些或分专门化;在教学计划中,专业课要保持相当多的比重,生产技术知识不可缺少。
讨论到执行教学计划的灵活性问题时,多数教师都认为:高等教育部应该制定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对培养干部的质量的基本要求,使各校的教学工作有明确的方向。但为了适应各校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便于学校组织教学工作,在执行时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
目前一般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已经结束。教师们正分组拟订机械制造工业金属切削机床及刀具、内燃机、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工业与民用建筑、无机物工学等专业五年制和四年制的教学计划。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修订教学计划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山东工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等校教师、有关业务部门代表共八十余人。北京市其他高等工科院校也派人列席了座谈会。

上海等地许多医学专家 深入江苏农村治疗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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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等地许多医学专家
深入江苏农村治疗血吸虫病
本报讯 去年以来,随着江苏省青浦县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开展,深入访问农村的医学界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到今年1月初,上海、南京、浙江、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的医学专家、教授前往青浦农村治疗血吸虫病已有一百多次。
去年,正当青浦当地许多医师无法治疗后期血吸虫病人而发愁时,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组织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内科专家黄铭新、外科专家张敏、寄生虫病专家潘儒荪、上海宏仁医院院长江绍基和该院内科主治医师徐家裕等,前往青浦县朱家角区,协助青浦县人民医院治疗近一百个后期病人。不少专家、教授经常深入农村访问病人。黄铭新和江绍基等还自动放弃暑假中的休息,访问了任屯村,调查诊治了十个难治的“侏儒症”病人。中医界的专家们也经常深入青浦农村用中药治疗血吸虫病。中医叶橘泉、上海市中医医学院院长程门雪和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张赞臣等,都曾访问青浦农村。
为了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感染,专家、教授们还研究了综合性防治工作。中国科学院前华东分院教授王铭视曾到青浦城北乡考查粪便管理工作。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年近六十岁的老教授孙振中并在城北乡住上好多天。
去年一年来,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帮助、指导下,青浦全县已经治好六千八百多个病人。(洪)

川剧传统剧目将在京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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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剧传统剧目将在京公演
本报讯 首都观众渴望已久的川剧,春节起将首次在北京公演。
川剧是近年来在挖掘和整理传统剧目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剧种之一。川剧的内容很丰富,拥有众多的优秀传统剧目。这次到北京公演的,是四川省三个国营川剧团之一的成都市川剧团。他们带来的剧目,有“穆桂英”、“耐冬花”、“萝卜园”、“春灯谜”、“拉郎配”、“芙奴传”、“谭记儿”和“御河桥”等二十个整本戏,以及六十个折子戏(独幕剧)。
成都市川剧团的主要演员有杨淑英、静环、司徒慧聪、颜树、萼英、陈禹门、李笑非、易征祥、李文德、邓仕元、刘成钧和李桐君等。目前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杜十娘”的廖静秋也是这个剧团的演员。
成都市川剧团除了在剧场公演外,还将到厂矿、郊区农村和部队为工农兵作巡回演出。

结合农业生产介绍技术知识 辽宁农村建立科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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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农业生产介绍技术知识
辽宁农村建立科普组织
新华社沈阳18日电 辽宁省从1956年第四季度着手在农村建立科学技术普及组织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五个县、旗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十七个县、旗成立了筹备机构。
据十八个县、旗的统计,目前有三千多名科学普及协会会员和一百七十二名科学宣传员,在农村里广泛宣传科学、卫生知识,并且结合农业生产介绍农业技术知识。宽甸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已经陆续编写出“种子的晾晒与贮藏”、“烤烟贮藏”和“青贮饲料”等二十四种讲稿,并且在县城和三十五个乡举办了四百多次讲演。金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同农业部门合作举办夜校,训练了一百七十名青年农民。凤城县柞蚕试验站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在收茧前,曾经分成七个小组深入柞蚕重点区,为农业社干部讲解了“柞蚕的选种、搬运和冬季保护”等知识。

充分利用寒假空隙时间 重庆老教师辅导新教师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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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寒假空隙时间
重庆老教师辅导新教师备课
据新华社重庆18日电 组织老教师辅导新教师预备新课程和向新教师介绍教学经验,是重庆市教育部门最近给一千多个中、小学新教师安排的寒假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一个月前,重庆市教育部门就着手深入调查了新教师的困难。他们的困难主要是不能很好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以及每一课、每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不能启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深刻理解。有些物理学教师为自己所做的实验不能符合教科书上说的科学原理而苦恼。重庆市教育部门针对新教师的这些困难,提出“教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准备在五十多所中学和十五个小学附设的初中班中组织对语文、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六门课程教学有困难的五百多名新教师,利用寒假中一星期左右的空隙时间进修,并且组织中学的老教师和大专学校教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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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
王重民
党和政府最近提倡在我国北方的各个省市区尽可能地大量地播种水稻。由于水稻是高产作物,是一种优美的食粮,大量播种成功以后,对于迅速增加我国粮食产量,改善北方各个省、市、区的人民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自从总结和发表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水稻丰产经验以后,北方十三个省、市、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又组织了参观团到延边去学习这一先进经验。参观的结果证明,“在北方不但可以普遍种植水稻,而且也能够提高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195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三版)。
若是更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先进的农学家、科学家,以及开明的官吏们,对于在北方播种水稻,已经做过不少次的努力,也创造过一些宝贵经验。他们成功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参考,他们失败的地方(包括所遭到的困难)可作我们鉴诫。
我国北方各省本来是汉民族生育和发展的地方,在古代很长的时期以内,不少地方曾经种植着水稻。公元第二世纪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使中国北方屡次造成大灾荒;接着又来了外族的大侵扰,水利灌溉制度逐渐破坏,居民逐渐向南方迁徙。到第十世纪宋代统一中国之后,北方几乎完全丧失了种植水稻的传统经验。在同一时期内,南方由于气候的适宜,水利条件的优越,播种水稻逐渐成了南方的专业。尤其在第十二、三世纪南宋偏安的时代,东南地区成了全国的稻乡。
第十四世纪以后,国都迁到北京。京城里面的官吏和把守在北方边境上的驻防军,都需要大量的稻米作食粮。当时愚蠢的统治者只知道追随着隋唐以来的政策,奴役着几十万几百万的劳苦人民,把从东南榨取来的稻米,由运河运到北方。可是有远见的科学家和水利学家们,则极力提倡在北方播种水稻。其中持之最力,并且试种有成效者,在十四到十八世纪中间,有郭守敬、虞集、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徐光启、陈仪等。
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徐光启著“屯田疏稿”(屯田疏稿载农政全书卷十二及增订徐文定公集卷二、文集内还有漕河议一篇可以参看),都认为北方不种水稻,与水利问题有关系。他们以为“水者生谷之借也”,可是,当时却把淮河以北的山水泉水都导入运河去运粮,因而使得北方的广大地区越不能生谷;如果利用这些水去播种,“则西北之水亦谷也”。所以他们痛切地说:“东南生之,西北漕之,费水二而得谷一也”(徐光启语)。但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徐贞明语)。
虞集、徐贞明、徐光启、陈仪和他们一同合作的一些人,认为在北方播种了水稻,就能够为国家为人民造福利。他们付出一切力量,同当时的反动的保守的思想作斗争。但是,要把历史上一千多年来所已经造成的局势扭转过来,并不是容易的。因此,他们都主张先从北京附近(即所谓“京东”)做起,有了成效,再向四外推行,逐渐扩展到全西北。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在大致相同的地区,相继作了多次试验性的播种,创造了许多良好的经验。
第一次试种,可以追溯到第十世纪的末年。大约在公元988—1021年间,中国的北方还是严重地被契丹压迫着,何承矩、黄懋在他们所领导的驻防军里,兴办了屯田种稻的创举。据宋史记载(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卷273何承矩传),何承矩驻军在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地方,就是今天围绕着白洋淀东南西三面的地方,这些地方从古就比较洼下,所以当时叫作“塘泺”。何承矩在塘泺南岸六百里长的地方,安置斗门,用塘泺的水灌田种稻。可是,第一年“种稻值霜”,失败了。这种新的开创事业,本来就有人不赞成,第一次的失败更给了反对者以口实。何承矩、黄懋并没有丧失自信,他们研究了失败的原因,还想出克服的方法。他们认为“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所以失败。但是“江东早稻,七月即熟”,是和北方的气候相适应的。于是,在第二年播种了早稻,果然在霜降以前八月就熟了。他们载了几车稻穗送到京城里去,反对者都没有话说了。从此,屯田逐渐扩大,到1021年,所开辟的稻田达到了四千二百多顷,每年收米两万九千四百余石。直到现在,白洋淀边有一些地方还在继续播种水稻。
徐贞明是在何承矩以后,提倡兴修西北水利,首先在京东试种水稻最力的一个人。为了开创这一事业,他几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根据虞集的理论和方法,吸取了何承矩的经验,更加上自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公元1575—1585年间,屡次上疏详言在北方播种水稻的利益,但是没有人听信他。不幸的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又遭了贬谪,只好离京,走到了潞河(即今通州),才把他对于发展这一事业的理由和计划,写成了一部科学专著,这就是“潞水客谈”。
徐贞明出京以后,有的地方官按照他的计划播种了水稻,很有成效,所以皇帝又把他召回来,叫他做了垦田使。他在六个月时间内,就开辟了三万九千多亩水田,宜于水稻的地方都种上了水稻。这一事业眼看就要发展起来,可是专权的宦官和皇亲国舅们,时常侵占北京附近的闲田为业;虽说开辟水田是于国家人民有利,但和他们侵占土地的利益相冲突,于是他们就造谣说开田种稻并没有益处。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皇帝,就下诏把徐贞明的工作停止了。
徐贞明虽然失败了,但引起了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徐光启等人的不断努力,并且在十八世纪初年,得到了一次较大的成功。
1725年河北大水。由于政府的措施得当,在治水的过程中,同时兴复了播种水稻的运动。当时参加全面规划和领导这一工作的是水利学家陈仪。他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虞集、徐贞明以来的学说和经验,给予人民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因而人民自动地开辟水田,播种水稻。
1726年,政府设立了四个专局——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四局,领导三十七个州县的水利工作。陈仪曾根据四局的文献和自己的调查,把九年内所开辟的稻田亩数和位置,做了详细的统计,写成“水利营田”一卷,载入“畿辅通志”内。1824年吴邦庆补绘地图,刻成单行本,题为“水利营田图说”。
从“图说”中可以看出下列三个问题:
一、自从1726年政府在京东派人营田,播种水稻,每亩收三、四石不等,因而鼓起了人民自动开田种稻的热情。所以第二年播种水稻的面积就比第一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第二年和第三年内,农民自营的面积又都超过了官营面积。这说明了只要给农民做出榜样,说清道理,他们就会开辟水田,播种水稻。
二、1730年没有开辟新稻田,1731年反而把五百三十二顷多稻田改为旱田,这一措施我认为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据我估计,大概1730和1731两年,是做了检查和调整工作,把水源不充足的田地改为旱田,另播种其他谷物或蔬菜,所以从1731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播种水稻的新面积一直往上升,到1734年又继续开辟了水田一千六百九十五顷。
三、在“图说”内包含着几个较大的数目字,就是:磁州在1727一年内开辟了稻田一千零十顷,新安在1727—1729三年内开辟三千八百九十四顷,文安在1733—1734两年内开辟三千四百五十九顷,共二千三百六十三顷,占了九年内所开辟的五千七百九十五顷的三分之一强,这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这三个地方所以能够有突出的成效,固然是由于水利条件较好,也是由于有播种水稻的历史经验(磁州是郭守敬留下的,新安和文安是何承矩留下的)。
在北方播种水稻虽然是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但是在封建制度之下,是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的。同时,当时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也是使这个事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主要任务就是给全国人民谋福利。我们的党又总结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水稻丰产经验,认为:在我国,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北方也是能种水稻的。因此,这次在北方开辟水田,播种水稻,一经开展之后,一定能够成为人民的永久事业。

“百花齐放”中的幻灯

第7版()
专栏:

“百花齐放”中的幻灯
吴光
在“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提出后,许多已经湮没的剧种,重新得到苏生。木偶、皮影……等等也都逐渐繁荣起来。但是在这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盛况下,曾经在三年前开始萌芽的幻灯,却逐渐萎缩,逐渐冷落下去。1953年据文化部统计,全国约有幻灯机四万架。几年来破的破,坏的坏,1956年统计已只有两万多架了。许多地方的幻灯机已经被束之高阁,尘土满积。许多原来放映过幻灯的文化工作者或是群众,也已长久不摸幻灯了。1953年除国营和地方国营幻灯制片机构外,单上海一地就曾有过二十多家私营制片社。全年全国约共发行了幻灯片十多万套。但在1956年据估计,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幻灯制片社发行的总数也只有十多万套。幻灯没有在百花齐放声中繁荣起来,反而每况愈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幻灯是落后的东西,电影事业和其他文化事业发展了,幻灯就要被淘汰。”也有人说:“幻灯算不上是一种文艺形式,百花齐放,当然也挨不到它头上来放。”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幻灯是不是一种文艺形式,会不会随电影事业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被淘汰,我们姑不在这里争论。要提出的,是群众是不是喜爱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它能不能起到作用。
虽然几年来幻灯工作总的情况是消沉的,但也还有着一些地方,一直在坚持这项工作,而且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山西昔阳县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县已经有一百三十二架幻灯机,平均每一千二百人中就有一架。群众自己放映自己看,有时还自己绘制幻灯片。去年麦收的时候,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俱乐部曾根据有些社员只顾多挣个人工分,草草收割,不愿拾麦穗的事实,绘成一套
“多挣二分少收四斤”的幻灯片,算了一下细账,批判了这种重视个人利益的错误思想。社员看了这套幻灯片后,受到深刻教育,及时扭转了丢麦的现象。
不仅在农村里是这样,城市里的人也同样爱看幻灯,尤其是儿童们。1956年“六一”儿童节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海少年之家为儿童们举办的幻灯放映,一天连续放映十几场,放映室外一直是一字长蛇阵,场场满座。沈阳市的文化馆放映“防止煤气中毒”等幻灯片,到处受到欢迎。
幻灯之所以没有能繁荣,当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的却是有许多人主观地以自己的喜爱代替了群众的看法。有的人并没有看过幻灯,就说幻灯是死的,不会动,不会说话,没有看头。杭州市的一个文化馆就曾碰到过这样一个工会干部。文化馆想到一个工厂去放映幻灯,开展幻灯活动,这位工会干部给挡了驾,于是文化馆不得不先打通这个干部的思想。有一次文化馆在街道放映幻灯时,就邀请了这位工会干部去参观,这位干部在看过幻灯后才知道幻灯放映可快可慢,内容通俗易懂,确是一个宣传教育和文化娱乐的良好工具。之后,才主动邀请文化馆去放映。像这样的文化馆能坚持这一工作的,工作就开展了。但是许多地方因为“幻灯”不受人重视,这个工作做好做坏做多做少也没人过问,渐渐地就将幻灯机搁置起来了。还有些地方的干部虽然满腔热情,碰上领导上瞧不起幻灯,有问题反映不上去,有困难不给解决,热情也就渐渐地冷下来了。
由于人们对幻灯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这一工作也就缺乏应有的支持。几年来,我们的作家、科学家和各种专家就很少为幻灯片写个稿本,画家们也很少专为幻灯画过片子。这次法国来我国的青年代表团,向我国青年介绍法国青年情况时就带了幻灯片来放映。我国出去的代表团却很少想到利用幻灯。许多国际朋友向我们要我国各方面建设成就、我国的文化艺术、我国的风土人情等等的幻灯片,我们不是没有就是很少有。
再看看国外的情况吧,苏联的莫斯科幻灯制片厂每年要编制幻灯片八百种(包括复印旧片),拷贝七百多万套。在工厂、农村的俱乐部里,经常放映幻灯,经常自己制作幻灯片来反映生产情况,推进工作。在匈牙利,1955年制作了二百多种幻灯片,拷贝了五十多万套。在日本,幻灯已经有五年的历史,将每年的11月11日定为“幻灯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幻灯事业也都很发达。目前我国每年仅发行幻灯片十多万套的这种情况,不但同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相适应,同时在国际方面比较起来也是十分落后的。
幻灯较连环图画生动,较电影灵活,并且具有经济、简便、及时等特点。可以通过幻灯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先进生产经验,以及适当满足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对我国目前城市、农村情况来说,幻灯是完全需要发展也有可能发展的。
要求幻灯工作能够获得发展,就要求大家认识它,充分利用它。希望文化部门把幻灯工作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来。希望文化工作者能广泛地推动它、关心它,希望作家们、美术家们、科学家们和各种工作的专家们,能为幻灯编写创作稿本。这样才能促使幻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使幻灯这朵在萎缩着的花重新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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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教研室的青年助教和实验员,积极倡议自己动手装配仪器。实验员王义述进行宽频振荡器的试装已初步完成。这架宽频振荡器比买来的频率还要高,装一台就可为国家节约三百元左右。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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