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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01-1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地区完成民主改革 六十多万奴隶和劳动者当家作主 建立起许多农业社和互助组,跨世纪向社会主义迈进

第4版()
专栏:

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地区完成民主改革
六十多万奴隶和劳动者当家作主
建立起许多农业社和互助组,跨世纪向社会主义迈进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于竞祁报道:凉山彝族自治州使千万奴隶和劳动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的民主改革工作,已经在占全州人口80%的地区完成。
从1956年2月以来,全州有三百一十多个乡六十五万多人口的地区分两批进行了民主改革,连同两年以前已经土地改革的三十一个边沿区的汉族聚居乡,完成改革的地区人口共计已经达到七十七万多。
六十多万彝族“锅庄娃子”(奴隶)、“安家娃子”(半奴隶)和无地缺地的农民,在改革中获得解放,每人分到了一亩到三亩土地。其中有四万奴隶走出奴隶主的家,开始了自由生活。
这次改革是1956年2月份举行的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的。这次改革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为彝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在改革以前,只占全州总人口5%左右的奴隶主阶级共占有着占社会劳动力一半左右的奴隶和半奴隶;并在从属关系上统治和剥削着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着大部分耕地。
在凉山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后的几年中,各地人民政府调解了上万件“打冤家”的纠纷,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并且吸收了一千多上层人士参加工作,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内部不和的严重情况有了根本改变,从而为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改革的喜讯传到自治州农村中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奴隶群众纷纷跑到人民政府来要求参加改革工作,布拖、昭觉等县在一个多星期中就有几百人到县人民委员会提出请求。改革开始后,全州有十九万多劳动人民积极报名参加劳动人民协会——执行改革的组织。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了和奴隶主进行和平改革的谈判和诉苦、没收、分配等一系列的活动。七万多人参加了保卫改革工作的武装自卫队。根据和平改革方针和彝族社会特点,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各地人民政府和彝族上层人士进行了反复的协商。在改革中对奴隶主采取了不杀、不斗、不挖底财、不算老账等办法,除留给他们相当于劳动人民同样的一份土地以外,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粮食都采取征购方式,其他财产一律不动。这些措施得到上层人士的拥护,不少人积极地协助改革工作。在改革过程中,各地根据他们的意愿又吸收了一千八百多人参加了各级政协的工作和其他工作。
这些日子中,在凉山的田野、山村里,到处出现了完成改革的人们积极建设自己家园的景象。约有两万个奴隶回到自己家里和亲人团聚。
获得解放的奴隶、半奴隶和劳动者们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政府发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互助组的号召后,许多地方都出现全家报名、自动组织起来要求政府派干部帮助的动人情景。有些地区被解放的奴隶,几乎百分之百的入社或入组。据自治州十二个县统计,目前已经建立了六百一十多个农业社和七千多个互助组,入社、入组的农户已经达到总农户的40%。
六十多个主要由过去的奴隶、半奴隶组织的高级农业社已经在彝族聚居区建立起来。
许多农业社开始带头改进耕作技术,学习深耕细作和兴修水利,只普格县一个县就修建修复新旧沟堰一百一十多条,开荒四千多亩。全州去年粮食产量比改革前一年增加一成多。
获得解放的奴隶,开始在凉山当家作主人。一万多名改革中的积极分子——从前的奴隶和劳动者,今天已经大部参加了工作或者成为农业社、互助组的骨干。在三百多个改革后的乡里,有许多积极分子担任了乡长、民兵队长等职务。有的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共支部书记。昭觉、美姑两个县就有十二个区长、副区长是由过去的奴隶担任的。
目前,全州还有九十多个乡约十八万人口的地区的改革工作正在积极准备。在已经完成改革的地区,互助合作运动还在继续发展。成千的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在农村中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都市筹委会成立

第4版()
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都市筹委会成立
新华社成都14日电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都市筹备委员会13日在成都成立。
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杨立之,副主任委员是周能泮。
筹备委员会的十一位委员中,包括任教已五十年的成都著名优秀数学教师谭肇闻等。

洞头岛烈士墓建成 毛主席为墓碑题字

第4版()
专栏:

洞头岛烈士墓建成
毛主席为墓碑题字
新华社杭州15日电 在浙东海防前哨的洞头岛北岱山麓兴建的一座烈士公墓最近举行了落成典礼。公墓前的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题字:“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这座烈士公墓安葬了一百三十二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烈士,他们是在1949年8月至1952年1月的多次保卫洞头岛一带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这些战斗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洞头县人民委员会和全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些烈士,从去年开始兴建了洞头岛烈士公墓。这座烈士公墓是用钢骨水泥建筑的,并且设有纪念碑和纪念亭。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主义竞赛 北京工商业者年来进步很大

第4版()
专栏: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主义竞赛
北京工商业者年来进步很大
据新华社14日讯 新华社记者卢恭敏报道: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一年,也是工商业者积极自我改造的一年。
这一年中,全市绝大部分工商业者都自愿地参加了政治学习。据统计,全市有三万多个工商业者参加了业余或脱产的政治学习。学习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时事政策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等。他们不管在刮风下雨或落雪的日子,很少有人缺席或迟到。在全市四十五处集中学习讨论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为一个问题激烈争论不休的场面,也常看到他们根据学习后新的认识,检查自己过去思想和经营作风上的缺点。
在学习中,他们对社会发展史和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绝大多数人同职工一起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一年来,在工业行业中,有80%以上的工商业者参加了竞赛,商业中参加竞赛的人数近90%。在企业领导的支持和职工的帮助下,已有八千多个工商业者因为在生产技术、业务经营、节约原料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获得了政府和企业的奖励和表扬,还有一千六百个工商业者被授予“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公私合营五华医疗器械厂副厂长、私方人员薛涌,根据医疗需要,一年中试制成功了肌肉测定器、尿道切开器、眼球突出器等八种我国从未生产过的复杂产品。这些产品全部合乎标准。公私合营纸品加工厂私方人员刘永秀,由于他改进工具,把落后的手工操作改成半机械操作,并且建议改进产品的规格,每年就能为国家节省四万二千多元的资金。
社会主义竞赛的实践,使许多工商业者的思想和经营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同济堂国药店私方副理李玺轩,过去思想保守,不愿传授技术。在竞赛中,他把多年积累的锯茸经验和技术,全部公开出来,并在几个月内,传授给青年工人。

和山区人民同甘共苦的县长

第4版()
专栏:

和山区人民同甘共苦的县长
叶树彬
“倪县长是有钱不知道花?还是怎的……。”密云县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年轻的服务员不断地这样念叨和猜测。这几个年轻人和这位三十多岁的县长、县委第二书记倪介瑜同志在日常相处中,似乎是对有些事情看不惯的。
他们知道倪县长共计有几套衣服,一数就数得很清楚,都是布的,就是布的也多是平面布。到如今还披着三年前作的那件青士布小大衣。
他们有时在赞许:遇到这样的首长真省事。平日连茶水都不喝,来了客人才让买袋茶叶,最高是三级的。几年来,谁见过倪县长到饭馆吃顿饭?有时外出回来,赶不上在机关食堂吃饭,至多到街上买两个油饼。
他们也摸到了县长的一种习性;就是要把使的用的一切物品,都得发挥出最高的利用率。一天,太阳落了,倪介瑜同志仍在低着头办公,服务员给他点着了煤油灯,他却说:还可以看得见,以后再晚些点才好。炊事员们也常说:倪县长用过的饭碗,刷着也省事,碗底不剩一粒饭。
他们也有怵头的事:每天早晨,一打起床钟,几个服务员紧赶一阵,起的最早的,还时常落在倪介瑜同志的后边。等给他送水去的时候,他早已洗刷完毕,坐在那里,不是看就是写。服务员常常为此闹个大红脸。这时,倪介瑜同志谆谆地告诉他们:天不早了,不要管我的事,快去上学吧!
这些事情,几个服务员体会的最深刻。县级机关的许多干部也有所见所闻,也曾有议论:有的说倪介瑜同志还是八路军的那套俭朴的优良作风;有的说倪县长是不是赶不上时代,向后看了。但是,不管如何议论,各科、局在拟制有关财务开支或动用人力物力的工作计划时,常常先想到这项计划如果送给县长审查,能否被批准?于是考虑又考虑,紧缩再紧缩。
倪介瑜同志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一比,结果是“已经高的多了”。他也想过这样做是不是“小气”或“向后看”了?不,群众的生活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一幕幕的困难景象,也常浮现在他的眼前,这就是他处理个人生活上、工作上许多问题的根据。有一次,他的爱人一再劝他应该买双皮底软帮鞋,他仍然买了双厚底粗布鞋。他说这结实便宜,下乡走山道可得劲啦!在一旁的服务员小单,暗自记住了这件事,一提起来,就说:你看,我们县长整天想的还不就是上山。
是的,密云县的几个县级负责干部,倪介瑜是下乡工作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远远超过了上级的规定。这里所说的下乡,也就是爬山。如果说整个密云县就在山上,那也未尝不可。尤其倪县长下乡,还愿意到北部的深山去,那山就更高更多了。别说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也得格外小心。
去年,5月的坡头村,仍不暖和,一早一晚还得穿棉衣。倪介瑜等一行人是穿单衣去的,山风一旋,越觉寒气逼人。这个一百三十多户的村庄,站在山头望去,三三两两一丛丛的房舍尽在脚下,要是去串游一趟可不大容易,方圆整整有六十里地路程。他们跑进山环,钻到山沟,访问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还到山上请教老羊工,召开座谈会,系统地总结了这一带饲养和管理羊群的经验,向全县推广了。当他们离开这村的那天,连绵的细雨下个不停,村干部和群众一再挽留,他们依然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出发了。到遥桥峪村必经“走马鞍”山梁。这说是一座山梁,实际是由许多山峰堆积一起的山群,一峰未过,一峰又起。山势陡立,步履艰难。倪介瑜同志那笨重的身体比别人会更累,可是他多是走在前边,不时地鼓励大家用力爬上去。他们从早饭后上梁,整整走了一天,日暮的时候才到了遥桥峪。这时,外边的雨衣淋透了,里边的衣服被汗水也浸透了。吃了晚饭,他们很快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去年7月23日,县人民委员会突然接到番字牌、榆树底等村一带遭受了雹灾的信息。连下了几天的大雨刚刚停止,倪介瑜同志和几个干部就一起出发了。他们带着救济款到灾区慰问和帮助当地群众安排生产。第一天赶了八十里路,宿在冯家峪。第二天一清早就又出发。刚下过雨,水急石多的山河到处都有,走十几里地,就要淌三十几道水。“救灾如救火”,心里急,路难走,倪介瑜同志的两只脚,早已磨破了多处,但他依然是有力地向前走去。到番字牌村太阳将落,没有住脚,就去察看灾情,慰问群众。他们和社干部一起发动社员抢种了荞麦,开展了刨药材等副业,群众的生产情绪很快又高涨起来了。
就是在这样的山区,倪介瑜同志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他几乎跑遍了密云县北部深山地区的每一道山,那道山上产什么,适宜发展什么,他都了解得很清楚。随着他在山区工作年限的增长,他越发体会到山区的工作内容丰富多采。他不愿意听到有人说一句“穷山沟”。依他说来,城市和平原,吃的、穿的、住的和用的,那一样也离不开山区产的。山区不仅要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还有许多物产要出口。他坚持多到深山地区去,他亲眼看过这一带的村庄被敌人烧过五次到十二次之多,在生产、生活上困难较多,交通又不方便,因此,他主张县里的干部应该经常去看一看。
山区的村干部和群众为欢迎县长,时常产生过分的忧虑:让县长住在那里?吃什么?这种心情早为倪介瑜同志所了解。他知道山区的住房狭窄,晚上,就常和老乡挤在一个坑上一边谈天,一边睡下了。吃什么饭?如果事前问一问他,他就告诉人们:蒸白薯、熬酸菜,是在机关里吃不到的,应该做这样的饭。其实这也就是山区家家都有的饭菜了。有一次在金沟屯,一户老乡特意给他做了顿白米饭,他终究不肯吃,争着和老乡吃一样的,让把白米饭留给老人、小孩改善生活。倪介瑜同志的一行一动,对山区的干部、群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安慰。正像榆树底乡的乡长告诉人们说的:县长和我们一样,都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建设美好的山区。 (原载河北日报,本报略有删改)(附图片)
江荧插图

和谁比,比什么

第4版()
专栏:

和谁比,比什么
宋琤
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和人“比”。只要运用得当,比,不失为衡量、判断事物的一种方法。问题在于和谁比,比什么。
老朋友们一谈起天来,常常就扯出很多过去的老相识来相比,比地位高低,比待遇厚薄;比资历深浅,比能力强弱,甚至出门有没有汽车、坐火车是不是软席,也都列入“比”的内容。比来比去,总不免有些感慨,觉得党厚待了别人,薄待了自己。
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了,很多同志都表示拥护这个办法,可是一抽调到自己的头上,就嘀咕起来了。有的人找出一些和自己情况差不多的同志来比较一番。结论是:既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为什么不调别人偏偏要调我呢?苦事情就一定要轮到我吗!于是满腹牢骚,不能愉快地服从分配。
这些同志“比”的内容可以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那些自认为比自己能力差、资历浅……的人,比能力、比资格……;和地位高的、待遇好的、生活条件优裕的,比地位、比待遇、比享受;其目的则不外乎给自己争地位、争待遇、逃避艰苦生活。其结果无非是各种个人主义思想在这些同志的脑袋中越来越占上风。
要比,就要和密云县县长、县委第二书记倪介瑜这样的同志比。而且不只是比生活、比待遇,还可以比比群众观点、工作作风……。也不妨再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自己处于倪介瑜同志这样的地位,能不能像他那样长期安心于山区工作;能不能自愿而愉快地登山涉水、吃熬酸菜、蒸白薯;能不能和山区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对山区有着那样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理想……。
这样比的结果,将会激发起高尚的情感,即使你心里原来有一些不大好的个人打算,在这些同志面前也会感到羞愧,而且会使自己有力量打消各种不好的念头。多向那些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深入踏实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同志比一比吧。这比较其实就是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方法。

对批评的反应

第4版()
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采取了节约的具体措施
湖北省孝感专员公署来信: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第四版刊登的“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一稿,对我署提出的批评,完全是事实。的确,我们过去违犯财政制度和铺张浪费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庸俗的请客、送礼,表现更为突出。这不仅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更主要的是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克服上述现象,改进工作,我们已经结合此次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地作了深刻检查,并且制定比较具体的改进措施。
检查了铺张浪费的行为
浙江省统计局来信:195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孙荩民同志写的“不必要的请客送礼看戏”一文,批评我局在召开全省先进统计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铺张浪费现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已对此作了检查。在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我们确实多用了三笔钱(照相费一百六十元,戏票钱三百七十元,会餐费一千零五十元),其中特别是会餐一项,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这件事发生在二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错误是更为严重的。
对承办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来信:人民日报12月15日四版所载“一个,县城失踪了”一稿,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完全是事实。我们已经对承办人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教育,并且准备进一步深入检查,以便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作风。
关于田子君同志的具体问题,我们现正在研究解决中。
今后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11月20日本报发表了读者来信“应当管教自己的孩子”以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开铨同志来信说:他过去对孩子的教育是不够的。他在庐山开会期间,爱人住医院了,保姆又不在,他又要天天开会,因此对孩子疏于管教,今后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朱开铨同志的来信还提到,读者的批评,有些在事实上和程度上是有出入的。例如,孩子用石头打伤了通讯员的右胸的事,的确是通讯员先打了孩子,孩子才打他的。而当时朱开铨同志的爱人刚从医院回来不久,并没有从屋子里出来,更没有瞅着孩子和通讯员笑。朱开铨同志回来听说后,就到楼上安慰通讯员,叫他起来吃饭,并且看他的胸部被打伤的情况。

高潮一年访旧

第4版()
专栏:

高潮一年访旧
新华社驻上海记者集体采写
去年这时,我们在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看到过无数激动人心的场面,遇见过许多难以忘却的人物。我们带着一年前的回忆,最近作了又一次广泛的访问。
当选了副市长
在1月9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了副市长,他和其他十位当选的副市长站在主席台前,神情激动地感谢代表们所给予的信任。第一次被选为市人民代表的他的夫人杨鉴清,也在会场上为新任的市长们鼓掌。
杨鉴清把孩子们为这件事对她讲的话,告诉了记者。
“今天我在课堂上一声也不响,老师觉得奇怪,怎么我今天特别守规矩?……爸爸当选副市长,以后我再也不好顽皮了。”这是原来上课爱说话做小动作的儿子说的。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生的大女儿,悄悄地对妈妈说,以后她更应该勤俭朴素。小学一年级生的小女儿说:“妈妈,我今天算术考了五分,以后一定要做都是五分的好学生。”
一年前记者访问过这个兴奋、忙碌的家庭。今年这种情景有增无已。一年来,荣毅仁和他的夫人接待了接踵而来的作家、演员、电影摄影师和许多外国客人。荣毅仁曾经多次奔波国内国外从事他的社会活动。记者问到他所从事的企业情况如何?他说:申新各厂去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在安徽参加投资新建的一个纺织厂,最近已经有四千纱锭开动了。
在谈到当选副市长以后的打算,他说:“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以后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在推动工商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尽到应尽的责任。” 依然忙碌的工商联
走进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圆拱门,沿着一年前曾经成天轰鸣着锣鼓和爆竹声的通道,跨上办公大楼,这里所见到的景象依然是那样忙碌和活跃。记者前去访问那天,这里的会议室、办公室,上下午都举行着会议。第一轻工业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十多个工商业者刚在一起讨论了合营第一年公私共事关系的总结,接着又有人坐下来讨论关于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小业主的生活问题。在另外一间,还有一些工商业者正在漫谈他们对定息期限的感想。
办公室主任张宏远介绍说:工商联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去年一年,全市近九千名工商业者参加业余政治大学和工商界政治学校学习,工商界报名参加听时事政策讲座的共十一万多人,这种讲座每半月举行一次。最近,市工商联又举办了工商界业余补习学校,商业会计班已经开课,这是为了使一部分没有技术专长的工商业者有一技之长,逐渐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十天一家大商店
去年1月份,记者曾在第一商业局看到一张改造南京路成为更加繁荣的商业中心的蓝图。一年以后的今天,这里已经是气象一新。规模狭小、营业清淡的商店没有了,新开的巨大的新型商店,家家顾客盈门。原来设在一座大楼的过道里的朋街高级女子服装店,已成为南京路上一家大型时装店,过去只有半间门面的著名的上海帐子公司,迁进了大楼,三阳南货店、南洋衫袜公司、张小泉剪刀店……几乎所有有名的商店都扩大了门面。此外,在这里还开设了过去所没有的全市最大的皮毛店、珠宝店、绒线店、刺绣店、清真食品店、无线电商店、……。一年来,仅在西藏中路口到外滩约一公里多的地段中,平均每十天就出现一家大型商店。 工人文化宫的常客
工人文化宫拥挤的厅堂里,一群胸前佩着“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校徽、手里拿着笔记本的参观者,正在细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的图片。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站在王孝和烈士慷慨就义的像片前,肃然地戴上了老光眼镜。记者听到他在对同伴说:没有烈士们流血牺牲,我们那儿会知道社会主义。
一年之前,工人文化宫热情地接待了第一批工商界人士,他们被称为工人文化宫的新客人。文化宫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年来,平均每天都有二百多个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到这里来和工会会员们一起参观学习。工商业者在工人文化宫,已经成了经常的客人了。 三访当家作主的人
翻开去年这时的采访本,找到了一位工人的名字——裕兴棉织厂的周孝兴,立刻想起在动员一百三十万职工投入改造高潮的上海工人代表会议上,他抢在前面讲话的姿态。
记者到裕兴厂去找他,厂里的人说,周孝兴早已被政府任命为富强织造厂的公方代表了。
曾经听说过,富强厂公方代表团结私方搞好企业的经验,在区里和专业公司里作过介绍。
也曾听说过,去年夏天一个早晨,富强厂职工们突然发现一向设在厕所旁边臭气熏天的食堂,已经迁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一间空房里去了。原来是公方代表抽了一个厂星期日,和几个工人一起劳动,不费一文地解决了这个职工长期不满的问题。想不到这个公方代表就是周孝兴。
记者到富强厂的时候,出来接见的公方代表却是另一位新提拔的本厂工人。他说周孝兴现在是几个厂联合党支部的书记,正在另一个厂研究工作。
好容易在第三次访问中找到了这位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新人物——周孝兴,他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经验,不过是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罢了!”
打开大门一年
一年前亲手打开了关闭多年的大门、迎接公私合营的信丰铁工厂经理丁骥德,笑吟吟的告诉记者:打开大门一年,企业得到了六万元的利润。
信丰厂在合营之前,年年亏本,丁骥德错怪大门风水不好,把它紧紧地关着,只用边门。可是债务还是越堆越高,负债超过资产一倍多。
在各个车间里,到处堆置着修理汽车、电器用的工具。丁骥德说,过去我只是乱拉订货,不管厂里能做不能做,什么都要,结果做不了,脱期罚款是家常便饭。合营后,有专业公司安排生产,专门制造这些工具。企业性质改变后,工人生产热情很高,去年总产值比前年提高80%多。丁骥德去年也得到了四百多元的定息。他说:“打开大门朝社会主义走,走对头了。”
摊贩当了经理
在新年中,记者遇到了国营上海市蔬菜公司新任私方副经理张爱国。张爱国不是百万富翁的资本家,只不过是小菜场上几十元小本钱的摊贩。一年以前,他在全市摊贩大会上被公推为十多万摊贩的代表,向人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
张爱国今年只有三十二岁,但已做了二十年的摊贩。在旧社会里,他还做过拉塌车的助手、医院里的杂务工,过着半失业的日子。
巧得很,那天正是他就任国营公司副经理两个月的日子。他告诉记者说,在担任新职后有一个心愿,总想使国营公司和摊贩群众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根据这个愿望,他曾向公方经理提出了定期召开摊贩座谈会等五项建议,这五项建议现在已被采纳而付诸实施了。
六三老人的诗兴
曾经搁笔多年的上海著名的宝大祥棉布店经理丁方镇老先生,在去年全市改造高潮时诗兴大发,写下了“昨非今是楼”诗稿一卷。热情洋溢的诗句,曾被传诵一时。
丁老先生现在是上海市公私合营绸布商店联合董事会董事长。听说他笔下轻健,仍在不断作诗。最近记者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拜访了丁老先生,问他一年来在诗坛耕耘中有何收成。丁老先生说:“一年来工作、学习、生活都非常愉快,闲暇时就以吟诗为乐,大约每天一首,多则三首,至今已写下五百首。”记者不禁为老先生的豪兴吃了一惊。
老先生说,他今年已六十三岁,在学习上接受能力已较迟钝,但他仍然抱“徐策跑城”的精神,努力追赶,“知难而进”。他告诉记者,一年中除在董事会、市政协学习外,还在业余政治大学学习哲学。最近唯物辩证法一课已学完,在作学习心得时写下了古诗六十首。
下了舞台以后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厥文的夫人沈方成,最近收到了她的好友徐景淑的来信。一年前,她们在上海工商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盛大联欢晚会上,成功地演出过根据真人真事自编自导的活报剧
“王大姐的转变”。在舞台上扮演王大姐夫妇的徐景淑和她的丈夫刘公诚,已经全家搬到北京,刘公诚在建筑材料工业部担任了可以更大地发挥他在水泥工业方面的专长的新职务,徐景淑很高兴地告诉沈方成,她自己也快要走上工作岗位了。
六十二岁的沈方成正像她在活报剧中扮演的人物一样,是工商界家属中的积极分子;不久前她又一次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在工商界政治学校第一期学完以后,她又进了政协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在这个学校里,她和老伴胡厥文是同学,不过她读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他学的是哲学。
在活报剧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角色——好学的女佣,是由当时的公私合营协大祥棉布店经理孙照明的夫人胡琴贞扮演的。这位原来只有小学程度的四十五岁的家庭妇女,现在是补习学校的高中一年级生了。这几天正在紧张地准备期终考试。

祖国风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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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风光 滩水晨雾 新华社记者 盛继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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