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1-12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全力巩固和发展中苏文化合作的崇高事业
——欢迎以米哈伊洛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
文化部代理部长　钱俊瑞
1956年7月5日由中苏两国政府代表签订的、以后又经两国政府先后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是中苏两国文化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这个协定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写道：两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促进两国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深愿遵照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全力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的文化合作关系，决定签订本协定。”这就规定了我们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兄弟盟邦发展文化合作的崇高目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贯地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合作，首先是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作为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义务。经验证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确乎是巩固和发展这种友好合作的极其重要和极其有效的道路。七年多来，中苏两国之间互相派遣了许多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体育等方面的代表团，大大地增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此外如出版物的交流、翻译，电影的交换放映，各种展览会的举办，科学技术的合作，等等，都十分有力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敬爱，因而更加发展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在我们的一切言论中，曾坚决地驳斥了一切企图中伤和破坏中苏友谊的无耻造谣和阴谋诡计。由此可知，我们进一步发展文化合作的主要出发点和主要的目标都在于增进中苏友好。这是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苏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了，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最后垮台和全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今后应当更加努力做好向我们的伟大朋友和兄弟苏联人民全面地和系统地介绍中国人民的奋斗和生活的工作。我们每一个访苏代表团都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就某一个方面和从某一个角度，给苏联人民详尽地介绍中国的情况。我们通常称朋友为“相知”，称最好的朋友为“知己”，就因为真实的友谊必须以相互理解为基础。而文化交流确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最有力的工具。我们应当更加努力更加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
中苏两国的文化合作同时必须为着两个伟大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有效地服务。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就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是：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是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因而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虚心地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七年多来我国派遣了各种访苏代表团和大量的留学生、实习生，介绍了各种苏联出版物、电影和广播，都是为了要达到学习苏联的目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真正能够勤勤恳恳地、同时又能独立思考，结合中国实际地学习苏联，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生套强搬，苏联的各项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帮助！现在我国人民都在以无比的信心和紧张的劳动为着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准备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国的文化建设将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并且密切地配合着经济建设，胜利地往前发展。我们在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今后仍然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密切地结合我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把它们运用到各部门的建设工作中去。必须肯定：苏联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文化领域内它是第一个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家，在这方面它有极其伟大的成果和无比丰富的经验。我们对于苏联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必须继续努力吸收，来充实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宝库。对苏联文化建设的经验，我们应当有分析地，结合着自己的实际，运用他们成功的部分，同时领取他们的失败的教训，使自己不走或者少走弯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向苏联文化科学界和广大人民介绍我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今后应当把它当作一项严重的国际主义的责任来做好这一工作。
中苏两国的文化合作从来就是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苏两国的文化都是伟大的人民的文化。它们都属于人民，它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归依。它们以战斗的姿态，坚决地和彻底地反对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压迫、剥削、倒退和邪恶，无限忠诚地保卫着人类的和平、正义、进步和幸福。我们在文化方面增进合作目的就在于百倍增强我们的力量，以利于我们胜利地进行这一决定全人类命运的伟大战斗。特别在今天，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坚如磐石、强大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政治军事阴谋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惨败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戒备着国际反动派的恶毒的思想侵蚀。最近帝国主义者所煽动的反苏、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就是妄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与民主的伟大斗争中的团结。因此，当前我们的文化合作必须以彻底揭露和粉碎这种无耻阴谋为首要的任务，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团结，来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实现上述崇高任务为目的的中苏文化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从1949年到1956年应我国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艺术团体共有二十一个，共一千二百一十九人；在同时期内，我国应苏方邀请到苏联作访问演出的艺术团体有二十一个，共九百八十三人。在过去八年中，我国翻译了苏联各种书籍一万二千四百多种，共印行一亿九千一百多万册，其中列宁全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全集的发行数占了极大的比重。从1951年开始，我国陆续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六年来共派遣了六千三百多人，这批学员学成归国，将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力的骨干。苏联电影对我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起着极大的教育作用，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翻译和放映了苏联电影四百零五部，其中故事片一百八十九部，科学教育片一百五十五部。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建设事业的前进起着显著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1956年当我国对发展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的时候，苏联派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前来我国，以他们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也应该提到，苏联政府和科学家们对我国进行原子能研究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中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宝贵的帮助。在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工作中，苏联科学技术书刊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帮助，从1950年到1956年，我国从苏联进口的各类科学技术书刊共五万四千多种，五千三百七十多万册。
去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合作协定总结了多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经验，规定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保健、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的合作”的总的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这一协定无疑地将使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推进到更加全面、更加有系统、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苏联政府为了在北京互换上述协定的批准书，同时为了根据文化合作协定谈判和签订1957年的中苏文化合作执行计划，特地派遣以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为首的文化代表团来到我国。我国文化教育科学工作者和广大人民对于我们的伟大的兄弟国家的代表团同志们表示衷心的和最热烈的欢迎，并且相信他们这次访问我国，一定会对中苏两国的文化合作和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的继续增进作出极有价值的和令人鼓舞的贡献。正当我国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我们两国最亲密的团结正进一步加强的今天，我们向我们的最亲爱的苏联兄弟们欢呼：中苏两国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在这种伟大友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苏文化合作的崇高事业无限昌盛和繁荣！

第7版()
专栏：

北京部分高等学校相继解决用房困难问题
据新华社10日讯　北京部分高等学校在最近相继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学校因基本建设跟不上而造成的用房困难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系紧缩行政用房，共腾出三百多平方公尺房屋的使用面积，给其它各系的学生们作为专业阅览室用。北京石油学院把办公室搬到平房内，把办公大楼全部让给教学用，这样共让出约一千平方公尺的房屋使用面积，准备把它作为学生毕业设计室用。原不够应用的实验室，经调整后，也解决了原先有些实验因没有房子无法进行实验的困难。入冬后北京地质学院就调整用房，现在已经使原住在没有任何设备的临时宿舍内的六百多个学生搬到四个教室楼去住。
近几年来，高等学校因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教职员工人数也有很大增加，所以职工的住房问题也存在很多困难。各个学校在这次调整房子时，有些学校负责人都带头让出房子，解决了一部分干部急需住房的问题。

第7版()
专栏：

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制定今年医学科学研究题目
据新华社10日讯　北京市市属各医疗单位正在加强科学研究以提高医疗质量。今年各单位提出的一百三十三个医学科学研究题目，已经由北京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各专科组审核完毕。
这些研究题目包括临床疗效的观察和研究，关于预防保健和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关于生理、病理、细菌等方面的研究等，共分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结核科、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十一个方面。其中有中医学的研究题目二十八个。
题目中许多是关于危害北京市人民健康最大的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的研究。例如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研究，急性细菌性痢疾临床疗效分析，紫草根对于麻疹的预防、麻疹合并肺炎的研究等。在公共卫生方面，研究的题目有北京市郊区蚊种和蚊类同脑炎病的关系、关于痢疾发病率和多发疫源地形成的研究等。在职业病方面，有耳鼻咽喉各种职业性疾病调查，对一个重工业工厂的工人和职员患病率的初步研究。中医疗效方面的研究题目，有中医对小儿麻痹症的疗效观察和中医治疗肝硬变、中医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观察和研究等。

第7版()
专栏：

西南举行第一届国画展览会
展出老国画家的新作品
据新华社重庆11日电　西南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展出了许多长久不作画、或很少作画的老国画家的新作品。参加展览会的三百多个作者中，有三十多个六十岁以上的老画家。老画家王坚白，这次选出了他1956年的新作品“瓶花”等好几幅画在会上展览，布震宇、萧士英、桂百铸等画家都有七、八十岁了，这次展出他们在最近画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画展中还有一位有九十四岁高龄的老画家张志夫画出了“李白酒醉入宫”、和以王圆爱的英勇故事为主题的“女学生虎口救小孩”。许多年过半百的国画家还深入到工地、农村或风景幽美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和写生。
这次展出的五百多件作品，是从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寄来的一千一百多件作品中评选出来的。除老国画家的许多新作品外，还有许多新成长的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
这次国画展览在重庆展出了一个月，9日才结束。不久，即将运到西安、贵阳等地展出。

第7版()
专栏：

贵州举行工农业余艺术会演
据新华社贵阳10日电　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大会历时九日在昨天闭幕。这次共演出了一百四十二个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节目，其中有八十六个节目获得大会奖励。
侗族的歌、苗族的舞和汉族的花灯剧，在会演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黎平县侗族女歌手们的大歌、小歌、叙事歌，歌声嘹亮婉转，深刻地表达了她们美好的憧憬和火热的爱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代表团重新整理上演的侗族歌剧“秦娘梅”，得到大会的一等奖。台江县的苗族木鼓舞，显示出苗族人民热爱生活，向自然、向过去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7版()
专栏：

东北工学院评选学生科学研究报告
据新华社沈阳11日电　东北工学院评选出二十五篇学生的优秀科学研究报告，并且发给了奖品。
这些科学研究成果都具有较大的创造性。“电弧凿岩研究”是学生们分析了各种凿岩方法，进行了一年多的实验研究，最后得出了电弧凿岩的可能性的。“直击雷的防护问题”和“大块二次破碎”等研究，都是学生针对现场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运用所学课程和研究了不少科学资料而得出的结果。“论鞍山高炉炉型的合理性”和“水力旋流器的理论与应用”等研究报告，都作了较充分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创造性的意见。

第7版()
专栏：

青海建立许多广播站收音站
据新华社西宁10日电　青海省农村和牧区已经建立了十一个有线广播站和三百二十四个收听无线广播的收音站。
农业区十一个县、市已经有十个县、市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其中七个站已经播音，三个站争取在春节播音。收音站的组织普及到了牧业区的各个区以及一部分牧业社。各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外，一般都有自办节目。

第7版()
专栏：文化工作述评

书籍的质量和计划
颜浩
出版社出书，应当有计划。因为计划就是方针的具体化。我们不能设想，任何一个出版社可以不要方针；或者虽有所谓方针，而没有选题和实现它的规划。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宣传教育任务，而且又是个企业，无论从哪方面讲，它的工作都不能是无计划的。
但是书籍生产的基础是脑力劳动，开动脑筋和开动机器毕竟是两回事。把写书、编书的计划和工业生产计划等同看待，都是要不得的。
可是，我们的出版事业，在实行计划化当中，有些做法，比如：搬用“计划即法律”的机械要求，强调每年发稿出书要全部列题，要争取90％以上实现等等，恰恰犯了对不同事物不加分别对待的毛病。主观主义的结果，第一是碰壁，许多出版社历年实际出的书，对原订选题计划讲来，没有不是“面目大变”的。第二是产生了一个恶果，因为计划要求过高、过死，就使得编辑工作中虽然也高呼提高质量，但事实上，在百分比压力下，却常常为不变动选题不耽误发稿期而在质量上迁就。有的编辑部并因而不得不四出购买“青苗”，仓促收进赶制出来的半成品，草草发出剪剪贴贴的稿件，对还需作者苦心修改的书稿采取“流水作业法”突击加工。质量要求云乎哉，它焉得不在这种作法下，变得次要而又次要了呢！有的编辑部也因此而不乐意处理选题外的稿件，因为虽有好书，却仍要被当做“计划外”的，统计表上还是个不光彩。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实行计划化，本来有提高书籍质量的好作用。特别是对加强出版物的目的性，和切合群众需要方面，作用十分显著。然而，一旦要求过高、过严、过死，脱离了写作、编辑作为脑力劳动的特点，却会反过来对提高书籍质量有害，甚至助长某些作者在写作上不严肃的作风，也对百家争鸣不利。
现在看来，这种计划的办法，是要改一改才好了。
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选题、编辑工作计划和出书计划分开。前二者虽然规定着工作的方向和时间要求，必须遵循；但它只能作为一个有待争取实现的目标，要容许较多的变动。因为任何选题，即使有了作者，有了约稿合同，也还有完成的顺利或困难，写出来后质量的高或低，处理工作的繁或简，如此等等一系列不能事先算定的情况。
后者应该是一个有充分现实性的生产计划，要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它不能以前者的选题为选题，而只能根据已审阅可用和已约而可靠的都有把握发下的书稿制定，它的变动才有可能做到较小。选题可以有长年和年度的列题计划，为的是体现方针有明确具体的争取目标。出书虽也有年度计划，但却不应机械规定列题的百分比，只要提出出书的方面，总指标，类别比例便可。它只能在季度计划时再全部列题，而月度计划时再完全固定。它是作者和编辑把工作做完了做好了的结果，而不是预定夹生饭的合同。像这样，才能把一度本末颠倒的现象纠正过来。
在今后，考察一个出版社的成绩，也应该着重从总的方面，看它出了些什么书，特别是书出得好不好，而不应该对某些个别选题的是否实现斤斤计较，老把百分比拿着量尺寸，形式主义地看问题。
书籍质量好坏，原因当然不尽在这里，但却确与上面说的有相当关系。而且几年来，我们的出版工作实行了计划化，好处谁也看到了。但这之中，究竟哪些做法对了，哪些有毛病、要改了才能把工作更推进一步，却值得好好的重新想一想。

第7版()
专栏：

从“像不像京戏”谈起
杜士俊
去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祖光同志一篇关于京戏“三座山”的文章，接触到了“像不像京戏”的问题。这篇文章中关于这问题的主旨可以概括如下：京戏“三座山”首尾不像京戏，因此风格不统一。不如索性抛开“像不像京戏”的问题，使整个风格统一起来。这样更会创造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歌剧来。
这说法初听起来使人觉得痛快。既可以摆脱一个久久纠缠不清的问题，又可以出现一个新的剧种，岂不是好事？无奈，并不这样简单。就算这想法果真能实现吧，让京戏工作者去创造新歌剧，置京戏于何地呢？
为什么吴祖光同志以及别的人们会有这种主张呢？那原因恐怕是在这里：改革京戏而仍要像京戏，这很困难；改革京戏而可以不像京戏，这就容易。前一条路窄的很，而后一条路却可以横冲直撞。只可惜这冲撞出来的东西不像京戏。因为它根本不是京戏，当然也就谈不到“像”了。这样搞，充其量也只是代替。解决不了京戏本身存在的问题。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京戏吸收其它剧种的东西。但吸收必须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才成。我们 只要把京戏“春秋配”、“翠屏山”和梆子中的这两出戏比较一下，便可看出京戏从梆子吸取营养的许多来龙去脉。不过京戏中的这两出戏仍然像京戏。也许当初有些不像京戏的地方，或者正像今天的“三座山”一样，有很多地方不像京戏，前辈的京戏艺人却不就此心安理得，经过许多苦心经营，终于达到今天的成就。京戏本身也因此而丰富了，发展了。若硬搬过来，就照梆子的原样来演唱，岂不省事？前辈艺人却不这样做。因为道理太明显而且简单了，京戏怎么能不像京戏？
目前京戏的新剧目，特别是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剧目，很难一下子就没有不像京戏的地方。这本是难免的现象，也是不足为虑的。风格上的不统一必须经过时间，经过努力才会逐渐统一起来。但这努力的方向却轻率不得。倘若因有不像京戏的现象而就此索性让它越不像京戏越好，则未免失之偏颇。这方向也就差之不只毫厘，谬之亦将不仅千里了。
几年来京戏可以说轰轰烈烈，为祖国争光不少。最近又恢复了许多旧剧目。而且像踩跷、饮场等不健康的，不合理的东西都已去掉。是否就可以不再谈改革了呢？不行。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倘没有了新陈代谢的作用就会生机退化，渐趋死亡。这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京戏当然也不能逃出这规律。作为一件艺术品，例如一张画，可以保存在博物院供后人欣赏学习。作为一个艺术种类，无论是油画或是水彩画，倘不发展就要灭亡。请设想，若把京戏原封不动地冻结起来，那岂不真会如“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早就有人发出过“今谭（富英）不如昔谭（鑫培）”的感慨，那么将来的京戏观众也会把回忆谭富英当成一种享受了。这样推下去，还堪设想吗？总之，“四郎探母”、“落马湖”绝不会使京戏长生不老的。把京戏当做古董的主张和前面所说的“代替”的主张，恰如南北两极，但其对京戏本身有害无益却是相同的。
有人把京戏比做“七巧板”，这是贬而不是褒。“七巧板”虽因能摆出各种图样来，使人觉得它很巧，很有意思；艺术却不能靠巧来进行创造。拼来拼去总是那老一套，早晚会让人厌烦的。解放前有许多新编的京戏就有给人“吃拼盘”的感觉。京戏的“板”当然不仅七块。也有很多尚未用得陈腐不堪的“板”。在唱法上如：“辕门斩子”第一段的五字句，“听罢言来笑开怀”的半截腔，“二进宫”的生净齐唱及生旦净轮唱。在动作上如：“问樵”的范仲禹与樵夫的身段，“艳阳楼”的“一封书”开打等等多的很。这些都是在别的戏里很少见，甚至见不着的。但若一旦入了“拼盘”自然也会有用滥了的一天。并且这总不能算是创造。而艺术离开创造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像把“辕门斩子”中的“适才间与千岁……”从底调翻高的唱法搬到“春秋笔”里，或把“牧羊卷”中的“见坟台不由人……”倒板转反二簧的唱法搬到“苏武牧羊”里，这都只是借尸还魂的办法。当前创造新剧目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例如有一个“猎虎记”可以套用“五人义”的念“扑灯蛾”，来代替“报家门”。若再有一个别的什么戏也开场就念“扑灯蛾”，第三个也开场就念“扑灯蛾”，请想那将会成为什么局面？不过这个拼“七巧板”的办法总还比前两个主张强一些，总还可以救一时之急；虽然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怎样是长久之计呢？假如我们也可借用“七巧板”这个不十分妥切的譬喻的话，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创造出第八块，第九块，第……块来。这样才能使京剧向前发展，才能符合“推陈出新”的意义。
这第八块是什么呢？它像京戏，是京戏，却又不是京戏的原封原样。为了说的具体些，可以举个例子：“罗盛教”中有很多动作是从“花蝴蝶”、“英雄义”等有水擒情节的戏中搬过来的。但其中也有些动作是京戏中没有见过的。因为这戏是要表现在水中救一个人，而不是两人在水中相打，水擒的那一套不能胜任了，于是新的东西创造出来了。这些动作也许还不够精练，但做为第八块的雏形来看总是可以的。
其实京戏以及任何艺术种类在初降生时都不可能是很丰富的。一定要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心血日积月累，才能逐渐有成就。据传说，“贵妃醉酒”的曲牌是梅兰芳先生的祖先梅雨田先生创造出来的。“反西皮”的唱腔是谭富英先生的祖先谭鑫培先生创造出来的。今天来看，这些都已成为原来七块之中的了。在当日又何尝不也是以第八块的姿态出现的呢？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第八块的创造当然要首先依靠艺人，尤其是老艺人。因为倘不熟悉原来的七块，第八块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这第八块包括的范围很广，所有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灯光等专家们都要伸一把手才行。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熟悉原来的七块。
这第八块要从哪里开始呢？哪里是创造它的起点呢？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新的东西是因为原有的不敷应用才创造出来的。“罗盛教”的在水里救人前面已经说过了。“贵妃醉酒”的曲牌显然也是为了表现后宫生活情调而产生的。这出戏本来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全剧的诗意却很浓厚。要把这些曲牌全都换成京戏中常见的“小开门”、“柳摇金”等，恐怕也不会传流到今天。由此可以推论出，创造第八块的起点应该是剧本。有了新的剧本就等于对现有的京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要求，新的东西自然会产生出来。
谈到这里就接触到京戏能否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说京戏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的大有人在。有不少人都说它“凝固”了，“僵化”了。我们可以借评戏来看看这问题。评戏除了唱腔之外，服装、道具以及打击乐，大部与京戏相同。我曾看过评戏“鸿鸾禧”，假如堵上耳朵来看，很难分辨出和京戏的差异有多少。而且京戏中有很多小戏如：“小放牛”、“打面缸”、“小上坟”、“探亲家”、“打樱桃”等等多的很。就以这里所举的来说，每一出都有其独特的曲调。像“打城隍”、“双背凳”等戏更是连一句唱都没有。利用这些（当然不是原封不动）来演出“小女婿”“刘巧儿”等，最少也会与评戏各有千秋吧？
以上所说的小戏只是三小（小生、小旦、小丑）的戏，不过是京戏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其余的一大部分怎么办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桥梁”问题。这“桥梁”在清朝就已经断了。“彭公案”、“施公案”本来都是清朝当代的故事，却穿着明朝的服装。虽也有“宦海潮”、“马思远”等清代服装戏。但为数本来就不多，后来更是差不多绝迹了。民国时代的戏，像“枪毙阎瑞生”虽曾在上海轰动一时，也很快就夭折了。张笑影等人的文明戏本非正流，也就不可能支持多久。其实近代史中如“太平天国”“戊戌政变”“洪宪伪朝”都是京戏剧本的上好题材。若能把这条“桥梁”搭上，京戏舞台上再出现西装、中山装、旗袍以至干部服，就不会再使人感到突兀了。而且在这搭“桥梁”的过程中，京戏本身也必然会长得更茁壮些。做为一个京戏观众，我衷心希望在这方面有能力的同志们多拿些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