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1-11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
专栏：

一个联想
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一
子布
电影锣鼓的声音，我是在病床上隐约听到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联想。
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护士长同志要我对他们的护理工作提出批评，当她问到医院的伙食的时候，我回答说：“很好，特别是卫生、营养”。于是，护士长很敏感地微笑了。
伙食要卫生、营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单单这两者合格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满足病人的要求了呢？从病人的角度来说，他似乎还有另一项要求，那就是：多样化、美味可口。
这里，就接触到怎样来指导伙房的炊事人员，和在特定的环境之下，这种指导思想应该以什么为重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三者俱备，但是在医院的特定环境之下，这三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有的病人只能吃流质，有的病人在食物品种上还有许多禁忌，这样，多样化和美味可口这一条就不能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坦率地说，我对病院的伙食也曾发过牢骚，愤愤地说：你们只考虑几公丝的维它命A、维它命B，或者只考虑到一天的食物应该具有几千几百个“卡路里”（热量），而没有考虑到病人的食欲和口味。于是，一位比我涵养好的病友反驳我了，要好吃，病好了到菜馆里去吧。
领导某一种业务，一方面要熟悉这一种业务的特有规律，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在特定时期、环境下的应注意的重点。单单从维它命和“卡路里”的角度来指导炊事员，无疑是错误的，但是毫无主见，病人要吃什么就给什么，那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任的态度了。
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批评解放后国产影片的“思想”不好，火力是集中在题材单调、公式概念上——换言之，就是不合口味。在这里值得我们警觉和应该引以为训的是七年以来，我们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太片面地从维它命、“卡路里”出发，太少考虑到观众的口味，也应该说，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领导电影业务的特有的规律。
在此，就接触到解放以来国产影片的估价问题。再用上面的比喻来说，尽管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对护士长讲了伙食的“怪话”，但是，不管怎样，对于医师和护理员们这样来处理我的伙食，还是怀着尊敬和感谢之念的。因为他们保证了我的健康，恢复了我的体力，没有使我因为饮食不慎而旧疾复发。我们完全有权利要求领导电影事业的同志们根据电影的特点来改进领导方式，尽一切力量来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以便于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繁荣我们的电影事业。但是，对七年来的电影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把护理员和炊事指导人当作“斗争对象”，那无疑的是过分了。
我完全意识到，这一联想和比喻一定会得到理直气壮的反驳：电影观众不是病人。
是的，电影观众不是病人。但是回顾一下解放初期电影从业员和电影观众的思想情况，总得承认相当混乱和相当严重地受有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影响吧。当时，美国的坏电影不是还拥有大量的观众么？“武训传”初映的时候不是还有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很多的观众的掌声么？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还有许多人动摇不定么？抗美援朝的时候，不是还反映出一种恐美崇美的思想么？我想，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首先考虑维它命、“卡路里”、不太去迎合观众口味，思想性第一、艺术性其次，应该肯定是正确的、必要的，不该受到过多的责难的。千错万错，坚持了电影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错，电影对亿万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没有错。七年以来，假如我们不坚持这一个方针，假如不用我们“公式概念”的国产片去挤掉“丰富多采”的美国片，假如不把许多摇摇欲坠、天天到文化主管部门来要求“贷款”的私营影片公司国营化，假如不对广大的电影从业员进行思想改造、整风学习，那么，今天的“齐放”和“争鸣”，是不能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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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卖萝卜老人的心愿
乌兰汗
天桥市场总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剧场里的锣鼓声，卖零食的吆喝声，拉洋片的滔滔不绝的讲解声……都交织在一起了。
我们在露天下看完了杂技表演，天已接近黄昏。波列伏依等几位苏联作家舍不得离开这个饶有风味并且非常随便的环境，所以我们就信步又在市场里逛起来了。
在一个朝阳的街头上，蹲着一个卖萝卜的老人。摆在他面前的筐里，有一个萝卜，削得活像一朵含着露水的红牡丹。
“萝卜赛梨哟！先尝后买，不脆不要钱！”老人拖着嘶哑的嗓门在招唤顾客。我照例把目见耳闻的每件事都翻译给波列伏依同志。
“走，咱们买两个！”对中国人民生活中一切事物都感兴趣的波列伏依，快活地建议说：“绿皮红心的萝卜本来已经很诱惑人了，何况再听到这么诚挚高贵的话呢！”
卖萝卜的老人足有六十岁。外国人前来买他的萝卜，也许是生平遇到的第一次。他有些诧异，可是苏联作家的亲切和蔼的态度，立刻感染了他。等波列伏依正准备付钱时，老人突然开口问道：
“这位是苏联老大哥吧？！”我点了点头。老人立刻加上了一句：“你告诉他，中苏两国活像一家人，不用给钱了，送给他吃吧，小意思！”老人用那双布满皱纹的粗壮的手，握住了波列伏依的胳膊，抖了两下，他大概想借这个动作来帮助自己表达内心的话。
从老人身上那套满是补绽的棉裤棉袄上看来，他的生活并不富裕，可是从他那饱满的精神、坚定的语气里，人们可以相信他慷慨赠礼的诚心。卖萝卜的老人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来招待苏联客人，而感到自豪！
波列伏依不肯接受这个礼物，虽然价格不贵，但是对于一个卖萝卜的老人来说，它是他的生活来源。
“那么这样办吧，”老人看见了波列伏依身上背的照像机，像对老朋友似的说道：“您给我拍张照片，这就满足我的心愿。”他随即站起来，袒露着胸际，嘻笑得嘴唇已经遮不住他那仅剩几颗的牙齿了。他的全脸、全身都在夕阳的余辉里，焕发出一种难于表达的光彩。“我已经老了，去不成苏联了。你把我拍成照片，我就会在照片上去到苏联，那时，我的眼睛就会看见天下最幸福的国家了！”
人们早就把我们密密层层地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听了卖萝卜老人的这一席恳切的话，都自动地闪出一块空地来，让这位苏联同志能很好地拍下这张照片，拍下老人跟大家所抱的同样的一个心愿。
熙熙攘攘的市场，突然静了，静得甚至可以听见照像机拍片的声音。
“老爷子，谢谢你的好意。苏联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兄弟和战友！”波列伏依激动地说。
卖萝卜老人和苏联著名作家在市场上久久地、紧紧地握着手。周围的人都屏息了呼吸，似乎唯恐扰乱了这片意味深长的友情的氛围。
我不晓得是否我的眼睛湿润了，但，我仿佛在他们两人的眼眶里看到了两粒明晶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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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高兰先生的顾虑
杨大矛
决不是我在这里放马后炮，我们正准备向出版社提议出版高兰的朗诵诗，想不到这本诗集已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的确使人高兴。我们原先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提这个建议呢？这是因为高兰的朗诵诗早已为我们所热爱、所熟悉。就拿“哭亡女苏菲”来说吧，我记得当时（诗问世后的一段时间）生活在重庆的学生，确实是很少有人不知道的。我们阅读它，朗诵它，传抄它。我们爱它那细腻、真挚、深沉的感情；我们喜欢它那流畅、优美、自然的语言；我们曾多少次在朗诵中为它深深感动，禁不住凄然下泪，与作者同声一哭。这就是为什么在十数年之后我们还念念不忘它。
但是，使人大为惊讶的是，作者在诗集的后记中竟特意声明：有“某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有未必合适之处，确使我反复考虑犹豫不决，例如‘哭亡女苏菲’一诗，就是在付印之顷，才终于决定选入的。”紧接着又把这首诗的意义解释了一番，最后还引用了陆定一同志的话来作理论根据，好像深怕通不过似的。我和几位同志又重读了全本，一致认为在十八首诗中，在艺术上“哭亡女苏菲”可以算是最成熟、最完美的。至于诗在今天是否仍有现实意义，我们的意见也是肯定的。至于“未必合适”之处，限于水平，我们的确没有找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使高兰先生“反复考虑犹豫不决”呢？难道是因为它的内容是父亲哭亡女，可能被指为带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感伤的情调呢？还是因为在新社会再也用不着过去那些所谓哭哭啼啼的东西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容我问一声：我们今天读“祝福”、“孔乙己”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把过去一些不甚为人所熟知的诗人在旧社会所辛勤创作的一些优秀的、进步的作品重新编选出版，我觉得这一工作和重新拷贝、上映过去的进步影片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打破的，是造成作者“顾虑”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批评，和不久以前颇为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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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多树立榜样
看了“勤俭朴素的苏局长”（1956年12月21日二版）后，我很受感动。他那艰苦朴素、乐于帮助别人、处处为国家节约着想的品质与作风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我希望报纸在揭露铺张浪费、不爱惜国家资财等不良现象的同时，多刊登些勤俭朴素、厉行节约的事迹，多树立榜样，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在工作和生活中向他们看齐。
（北京大学　时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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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不要把“创作”和“整理”混为一谈
1956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秦军光介绍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文章中写道：“在悠久的岁月中，白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间文学，有名的爱情故事诗‘望夫云’，说的就是南诏时的故事……”。我以为，这一说法似嫌笼统。据我所知，“望夫云”仅仅是白族人民的口头传说之一（在大理县志稿及其他野史中，有少数几则简短的文字记载），它从来就不是以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不论徐嘉瑞、徐迟、鲁凝和我写的“望夫云”诗篇，都只能算作是取材于民间故事的个人创作。
同样的，195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民族生活”版中，杨正旺的文章“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创作”中，也错把韦其麟根据僮族民间故事创作的长诗“百鸟衣”说成是“僮族的民间长诗”，并且是“被发掘、介绍出来”的。这说明了在某些同志的心目中，“创作”和“整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混淆不清的。　（公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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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应该报道
你报扩大版面后在内容上增加了不少东西。但我感到还缺少一个内容，就是对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情况很少报道。我想，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你报有必要进行报道和指导，这对党培养干部将有所帮助。最好是开辟一个专栏，经常刊登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的动态和经验介绍。（安徽淮南酒厂　陆荫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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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更积极地提出批评建议
去年7月间我写了一篇稿，批评广州市永艳染织厂出的秋薄呢质量不高，做了衣服穿不上三天就破了。人民日报接到这篇稿子就转给纺织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转到广州市纺织品公司，公司随即派员进行检查，证明产品质量不高情况完全属实，并要这个厂作了检讨和负起赔偿责任，还责成这个厂今后要保证产品质量。我在12月10日接到回信后，感到很大的喜悦。这篇稿虽然没有刊登，却为消费者，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今后我要更积极地提出批评建议。
（江西安义县文化馆　熊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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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啄木鸟
何东辉
在北京的冬季，百鸟遁踪匿迹，除了枯树上的点点寒鸦以外，只有啄木鸟还可以见到。特别是在树木较多的西郊，不仅窗外啄木鸟的伐木声清脆可听；你有时走过林间，如果闻声去追寻，它便绕树而飞，那也是饶有趣味的。
从啄木鸟这样一个细小的题目上，也可以看到我国古时科学的卓越。早在“尔雅”里就有关于啄木鸟的记载。尔雅释鸟说：“鴷，斫木。”疏：“口如锥，长数寸，常斫树食虫，因名云。”禽经里的注说：“斫木鸟，巢木中，嘴如鸡，长数寸，常斫食树蠹，喙振木，虫皆动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汇集了前人的说法以后，又说：“啄木小者如雀，大者如鸦，面如桃花，喙足皆青色，刚爪，利嘴，嘴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嘴，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这一些话都是从科学的观察得来，并且比之今天禽类学家关于啄木鸟类的说明也相差不多。此外，啄木鸟的双足很坚强，各有四趾，两个向前，两个向后（也有三趾的），便于它爬树和横站在树干上。它的尾羽坚韧，用来支撑和平衡它攀在树上的身躯。它在木中的巢，是一个自己斫成的洞，先从树皮通到树心，再向下通，可以容纳一窠五、六个又光又白的小蛋。啄木的种类很多，在河北一带“小者如雀”的有东陵树林里的“小啄木”、“花啄木”；“大者如鸦”的有“山啄木”，又名“火老鸦”。在北京一带终年可见的一种是“绿啄木”。
啄木鸟的喙非常厉害。“异物志”说：啄木鸟“俗云雷公采药吏所化也”，这想必是从它的喙想起了雷公的尖嘴。欧洲人认为十分强硬的橡树，也照样被它啄通。所以欧洲的民间传说里有啄木鸟采取仙草根的故事，说啄木鸟衔着这种草根就会让树身上的洞启开。啄木鸟不愿意让用过的草根落到人的手里，要把它烧掉。因此人们用一块红布铺在树底下，哄啄木鸟是火，让草根落下来。人有了这种草根能够解脱锁链，启开宝藏。这故事见格林的德国童话。
啄木鸟终年像击鼓似的，靠伐木以寻食树上的虫蚁和幼虫。它完全生活在树上，很少到地上来。格林在另一个普鲁士故事里说：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各种鸟都依照神的吩咐去开凿河、海，只有啄木鸟嫌泥巴脏，不肯去。因此神后来罚它去啄树木，不许它去河边池上解渴，只能仰饮雨露。关于啄木鸟吃虫子的本领，博物志说：此鸟能以嘴画字，令虫自出。这也竭尽了想像的能事。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种啄木鸟，往往把一颗颗橡实紧嵌在树干上，树身上被嵌得满满的，远看好似钉满了光亮的铜钉。原来橡实壳里封有蛆虫，是它们储藏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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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
刘启生
汉末时的名人诸葛靓，别名叫仲思。有一次，在东吴的朝庭大会上，孙皓问他：“既然，你叫仲思（善想的意思），那么，为达到欲望，你是怎样想的呢”。靓很干脆的回答：“对父母思孝、对事业思忠、对朋友思信，就是这样。”
如今，忠，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全心全意。孝，是指尽人情、合事理的敬爱与尊待父母。信，即对待同志要诚恳；如，不分人等一视同仁，既不欺人也不受欺，既不自豪也不忌妒，不讲私恩也不记私怨，有批评又有团结与帮助、有分岐又能尊重对方见解和荣誉等。
如此。有个人缺陷的同志，借鉴诸葛靓的思则，并非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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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浴牛（西南第一届国画展览会作品）　阎松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