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9-23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8版()
专栏：

“没有法子”
应必正
“谁不知道强迫命令不好呢？不过有时实在没有法子。”这是在一些干部（主要是基层干部）中时常可以听到的论调。我不但听到过这种论调，而且看到过这种“实在没有法子”的场面。地点是淮河北岸的一个庄子，时间是这一带地方完成了土地改革不久的春天。
新年度的治淮工程要开工了，有些干部认为选派民工轻而易举。一个动员会，几声号召，通过民主评议决定谁该去，谁不该去，那不是完了？上年大家尚且争先恐后地上淮河，何况完成了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的今天！
可是到了上级指定的集合民工的日子，这个庄子里并没有出现像上年那样“争先恐后”的现象，少数人甚至装头痛、脚痛。这个刚从家里被“说服”出来，那个又回到家里去了。奔走得满头大汗的区乡干部们“实在没有法子”，只好强迫命令了：“这是民主吗？这是忘本，捣蛋！说去就得去，不去不行……！”于是几个不愿意去的，也勉强去了。
你瞧，对这几个人来说，除了强迫命令，难道还有别的“法子”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得分析一下具体情况。上年此时此地，大家没有地种，没有饭吃；参加治淮，非但本人吃得饱饱的，还可以把自己的余粮带回去养家口。这是“争先恐后”的重要原因。今年呢，分到了地主们的土地、农具、余粮，都想在家里搞生产。你说有互助组替他们耕种吗？但互助组还没有组织起来，相信不得。而且“政治觉悟”确实提高了，不去就不去，干部难道能够绑他们吗？于是乎发生“捣蛋”的情况。
如果干部们早就调查研究了实际情况，首先抓紧时间组织好互助组，把民工们的生产工作安排得好好的，使无“后顾之忧”，再加上“政治觉悟”，他们就未必会装头痛脚痛了。如果上级领导机关除发布“集合”命令外，事前了解一下下情，给区乡干部一些具体指点，也未必不能避免“实在没有法子”的局面。
要动员人民去做人民自己的事，决不会没有“强迫命令”以外的“法子”的。其所以“实在没有法子”，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经常深入了解群众实际情况，只靠老“法子”，不想新“法子”。最有害的是认为“强迫命令”在某种情况下也有用处。上面说的几个被命令走的民工，不是从半路偷偷溜回来了吗？这才真正叫做“实在没有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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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副博士”谈起
何居
近来各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招收研究生，这是令人兴奋的事。
研究生之前冠以“副博士”，更令青年人兴奋，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据说这是学习苏联，因为在苏联，研究生毕业就是副博士，或译“候补博士”，总之，是与博士有关。其实，苏联研究生毕业只称“堪及达”（Кандидаг），意思是说，是一位有资格提出博士论文申请考试来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当他不打算或不能提出论文以前，与博士根本无关。很显然，副教授是教授，副研究员是研究员，然而所谓“副博士”决不是博士。正如讲师可望做教授，然而不能称之为副教授。在这开始向科学进军的时候，似应严肃对待学衔名称；否则名不副实，弄得年轻朋友有些飘飘然，难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副博士一辞是怎么来的？俄华字典上明明把这个字译成“硕士”，而我们的天才翻译家偏偏要发挥其创造性；于是相率不加深究，跟着乱喊。最近科学院的启事上已把这个名称取消了，但在其他场合仍保存了它。奉劝翻译家先要把一个字的原义弄清楚，否则以讹传讹，害人不浅；“副博士”是一例，“习明纳尔”是一例，“法权”是一例，……而“通信院士”又是一例。我觉得“通信院士”是颇费解的，译成“副院士”或者更切合些，因为他并不是凭通信方式来完成院士任务的。
望文生义的翻译家往往会助长教条主义者制造错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除须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而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先要彻底了解苏联先进经验的具体内容。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不愿彻底了解内容而只凭“天才”翻译家的一面之辞就发布命令，这种作法使我们在教学改革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头。似乎苦头吃得还不够，又来热闹一阵“副博士”，至于研究生的规格如何、培养方法如何、应具备什么条件等基本问题，至今却很茫然。这些基本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即使提不出具体办法也该有原则性的决定；否则各有尺寸，五花八门，副博士之名也会挽救不了滥收研究生的后果。某校在举行研究生毕业考试时，经过答辩以后，校外评阅员在投票时询问有什么标准，自教务长以下都膛目不知所对，结果不了了之；用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来培养科学干部，前途未必是很乐观的。为了改正舍本逐末的错误，我愿推荐8月29日“真理报”上所载“论科学干部的培养”一文以供参考，其中着重指出了培养研究生必须注意研究生的规格和培养研究生所应具备的条件。
研究生苦学了几年，有了成绩，应当得个学位。可以叫它硕士，也不妨叫它别的什么。我想，硕士还是合式的，假使没有人说我保守的话。不管叫什么，首先应当在规程中规定，不必在招生广告上标明；假使说大学毕业即可取得学士学位，是否也会有“××大学招收学士大学生启事”呢？特别在招生广告上标明副博士，除了有些吸引力以外，看不出其他什么意义。
膏火五十元，头衔副博士，除了学衔名称值得商议以外，应当认为这是一种鼓励。可是，鼓励了今后入学的研究生，忘却了已经入学的研究生，道理何在，殊不可解。现在在校的研究生有许多是很好的，客观条件则和今后入学的研究生所具备的也完全一样，然而学衔未必有，助学金只有二十六元，连买本好字典的钱也剩不了，相形之下，只有自怨不该早学一两年而已。作为一个正在担负培养研究生工作的人，我在这里找不到丝毫应有差别待遇的理由；反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差别待遇是不公道的，同时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希望有关机关能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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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社里有一位姑娘
　吉学霈
我们社里有一位姑娘，
年轻又漂亮，
她要向谁看一眼呀！
谁的心里就发慌。
小伙子们可不服气，
装模又作样，
他们故意哼着鼻子说：
“从来就没把她放在心上。”
在五月收麦的季节里，
姑娘来到地头上，
小伙子们慌手又慌脚，
镰刀差一点砍在自己的脚上。
南风轻轻的吹，
镰刀沙沙的响；
瞅个空儿瞟一眼呀，
她可在向我望？
姑娘笑呀笑呀！
心里暗暗想：
“你们千万别累坏了哟！
我自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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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郑君里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又同观众见面了。
这部影片摄制于1947年；如果从蔡楚生同志动笔写剧本的日子（1946年夏天）算起，到现在恰好整整十年。十年不算太长，可是今天当我们从影片中回顾一下当时人们遭遇的苦难，我觉得生活好像迈过了好几个世代！
这部影片叙述了二十年前——抗日战争前后一个家庭演变的悲剧。
伟大的抗日战争在全国人民的生活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不同的地区里，人们的遭遇却是不同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解放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沦陷区的人们在绝望的深渊中眼巴巴地盼望胜利，盼望“天亮”！经过悠长的八年，好容易“天亮”了，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胜利”的灾难：“接收大员”像蝗虫似地满天飞来，到处闹“五子登科”（金条子、洋房子、女子、车子、衣料子）；汉奸们摇身一变为“地下工作者”，依旧骑在人民头上；美国兵代替了日寇，横行霸道，奸淫掳掠；最后，国民党反动派索性扯下假面具，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人民十年来抱着的一线不绝如缕的争取和平的希望，到此全归幻灭！当时上海曾流行过几句民谣：
左等天亮，
右等天亮，
天亮到了——
更加遭殃！
这简短的十六个字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失望的心情。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们怀着对蒋政权烈火一般的仇恨，写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里，要摄制一部带有若干现实意义的影片，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横在面前的第一关就是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和影片检查；其次，片子必须有“生意眼”，否则公司就发不出薪水。这些难题首先压在编导的肩上。因此在摄制本片时，我们往往只能把严肃的内容用各种保护色掩护起来；但是，有时也由于我们掌握不当，带来了一些不纯的杂质或副作用；有时又弄巧成拙，使真意为“假相”所蔽，因而使观众发生错觉和误解。
当时香港“华商报”发表的“滚滚江流起怒涛”这篇影评中（作者：梓甫等七人）接触到这个问题：
“艺术作品的评价，在一般观众来说，往往依据具体形象的，因此作者往往会因‘难言之隐’而代人受过。这是此时此地的有良心的艺术家无可或免的痛苦。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有如下几点：作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的庞浩公，不得不写成为无根无底的一个‘商人’，似乎很难使人看出他对剧中情节有若何巨大的影响；腐败、官僚气十足的某些机关，不得不写为‘大兴贸易公司’；呼风唤雨、八面玲珑、与特殊任务勾结的女人王丽珍，不得不写成一个妖精泼妇般的‘交际花’，而引起了‘女人祸水论’的批评；作为进步与光明面的张忠民和他的一群战友，不得不用暗场交代；以及在胜利以后，这一群青年无法在剧里出面一次。假如我们的猜测是不错的话，那么这一切可疵议的地方，与其视为作者的歪曲或观点不清，不如归罪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罪恶，使作者盲和喑了。……假如中国目前的环境放出一点光明，那么这片子一定会告诉我们更多的真实……”。
“一江春水向东流”映出之后，舆论界对于影片主题究竟表现什么的问题，有过一些争论。这些意见对阐明我们的创作意图是有帮助的。
有人鉴于本片用“编年史”的方式叙述了当时长江流域几个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生活面，便认为作者企图反映整个抗战时代。这个看法是与实际不符的。影片中虽有若干片断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斗争，但却未能反映出最主要的斗争的全貌和发展；因为从我们所挑选的主角张忠良（变节的小资产阶级）和素芬（善良而战斗性不强的城市贫民）的身上，不可能反映出这些斗争，而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的张忠民这一群，却被迫退到影片的后景里去。离开历史的主脉，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反映时代。
有一部分人认为影片的主题是批评一个知识分子向环境投降变节，并指摘作者把张忠良的变节完全委过于环境，而忽略他本身软弱的一面。又有人认为张忠良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写他后来变成叛徒，并不是太有根据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在下笔之前不是没有考虑过。我们以为把原来秉性善良的张忠良的变节，解释为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恶劣环境所腐蚀，可以在此时此地燃烧起千百万观众的仇恨之火，去进攻当前的社会制度。全剧虽以忠良变节为动作贯串线，但它并不是最高任务。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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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对“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的反应
徐淦同志在人民日报（9月5日、6日、7日八版）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我们很感兴趣。
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鲁迅纪念会上，我们曾演出过男吊与女吊（绍兴大班的）。今年我们本来也准备请绍剧团演出一些节目参加鲁迅纪念会，但关于剧目却还没有全盘考虑过。徐淦同志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情况。我们准备最近即召集七个绍剧团来杭开会，筹划演出事宜，徐淦同志的建议（一组四个剧目），将作为会上讨论的初步方案。
浙江省文化局　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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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欢迎这种持论公正的文章
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的“不要只是批评，还要具体帮助”一文，我们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材料供应公司的几个同志看了都觉得很好。这篇文章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下面工厂企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固然应当批评，但是下面有客观的困难，也要设法帮助解决，不能一味指责。这篇文章也告诉我们，报纸在批评工厂企业的工作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人家的缺点，不要完全抹煞造成缺点的客观原因。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对大家都有教育意义。我们欢迎这种持论公正的文章。　王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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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高炉炼钢”的说法是错误的
记得两年以前某文艺刊物上发表的一首诗中，有高炉炼钢一说，受到了读者的指责。时隔两年，最近又读到“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的一篇读者来信，批评该刊六月号“我为祖国站岗”一诗中的“工人站在高炉旁炼钢”一句是错误的。谁知翻开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七版上登的田间的一首小诗“喷泉”中，居然又出现了高炉炼钢的说法（原诗第一节：“就在这一块牧场上，不久高炉就要立起；明年，或者是后年，这里要出第一炉钢。”）。
希望我们的报刊上，不再出现这类缺乏常识的说法。
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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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少了一个“人”字
9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是：“使宝凤段铁路电气化，我国技术员完成部分技术设计”。细看电讯，并非如此，原来是：“由我国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省略一字，意义便差了很远。大家知道，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员等。只写技术员，便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不包括工程师在内。　宋周、文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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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毛日记
大家一同吃
张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