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9-22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研究鲁迅，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开幕词
茅盾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届时将有盛大的纪念；为了配合这个纪念，中国文联特地举办几次群众性的报告会，分别请人主讲，今天是第一次。我们盼望：这些报告会对于研究鲁迅和学习鲁迅，将有所帮助。
讲到研究鲁迅，我们就会想到若干对于鲁迅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各有短长，然而我们以为研究空气总是愈浓愈好；必须展开“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然后能够把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性急地要求定论，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的。鲁迅生平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博，任何个人（到现在为止）还不可能对鲁迅作全面的研究，须要各方面的专家，分工合作，才能把这工作做好。
再讲到学习鲁迅，坦白地说，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学习是并不太好的。试举一事为例：鲁迅一方面主张文艺的任务是在于“改变人的精神”，但同时他也强调文艺作品必须首先是文艺，通过艺术形象来进行思想教育。他在当时就反对干巴巴的说教，反对在作品上硬扎一条光明的尾巴；也就是说，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1930年3月，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就指出：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不行的。他指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他说这番话，在二十多年前，可是我们至今还不断地要大力克服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可见我们的学习是不够好的。
再举一事。鲁迅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文艺和学术，但也强调指出，学习外国，不是生吞活剥，不是舍己从人，而是要溶化吸收，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他反对全盘欧化，也反对思想上学术上的闭关主义。他这主张，在他的杂文中曾经反复加以申论。这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在这一点上，好像我们也并没学习得很好，以至今天还在文艺部门的各种实际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和争论。
最后，我打算再说一点，鲁迅是最早注意到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且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的。他嘲笑了当时的一些仅仅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就自以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已经是百分之百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他提出警告道：这样，“突变”了的“英雄”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教导我们：必须在斗争中锻炼自己，逐渐完成真正的思想改造。他自己常说“积习难忘”；他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说：我经常地解剖别人，但更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这种精神，恐怕我们也未见得学得全，学得好罢？
今天的报告会的入场证上印着鲁迅的一句话：“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在那时所说的“将来的光明”，在今天已是现实。请容许我用鲁迅这句话来祝贺今天在座各位同志工作上更大更多的成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作开拓者和建设者！　（9月16日北京）

第7版()
专栏：

峇厘观舞记
郑振铎
我在1955年7月23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诗之岛”峇厘，在那里住了八天，欣赏了不少峇厘岛上的艺术，从绘画、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较多，南派的、北派的、宫庭的、民间的、古典的、现代的，差不多全都看到过。看到，便不容易忘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到中国来了，特从日记里摘出有关峇厘舞的几段，写成本文，作为介绍也作为欢迎。
又，上次印度尼西亚艺术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时，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方、各个派别的舞蹈的代表，但独独没有包括峇厘岛的舞蹈在内。这是因为峇厘舞有其特殊的风格，且需要的乐队人数特别多，故有单独进行访问的必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访问时，也是峇厘艺术团单独去的。
峇厘岛在爪哇岛的东边，隔水可以相望。但风俗人情却相差颇远。峇厘岛自有其不同的宗教（印度教），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好几座神龛，每天都要上供。天气仿佛很润湿。到处都是深浓的绿色。大树蔽天，茂密郁润。石墙和砖块上，全长满了青苔，显出苍老的古气。家家户户都有墙，有大门，这就和中国的住宅有些相似了。说起来，在峇厘，中国的风趣还有不少。在一些庙宇里有中国式的佛像，还流行着中国的铜钱（明万历到同治的最多）。他们用这些铜钱编成神像，还布施到神庙去。所以，我们到峇厘岛去，觉得十分地亲切。
7月23日的晚上，在峇厘岛上的南部大城邓巴刹，第一次看到世界著名的峇厘舞蹈。一大群的乐器，分列两厢。乐师们三十多人陆续登场坐下。（一个乐队的乐师们，多者达六十多人，少者也有二十四人。）乐器以大铜锣、球锣和铜的刹龙（Sarun）为主，而以“甘梆”（鼓）为之节，也用上了弦乐的竖琴（很像胡琴）和管乐的箫、笛，不过不是主要的乐器。到了九点钟，海风徐来，夜凉如水，忽听得晴天霹雳似的一声响，金鼓齐鸣，急如骤雨，直震撼得听者们心肺俱为之荡动。“前奏曲”开始了。豪雄刚健，像千百只狮子在同声怒吼，像暴风雨之前，雷电交闪，殷殷轰轰，天空为裂。但渐渐地由急而缓，箫声和刹龙声像在微语，像凉风吹过万松之巅，像清溪流过乱石堆头，细腻到荡人魂魄的地步，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然后，又一声狂响，百乐大鸣。那乐调似乎并不陌生，有好几节简直像中国的吹打细乐。如此地忽高忽低，忽扬忽抑，足足有十多分钟才停止。我们被镇摄得耳无旁听，目不旁视。像这样的打击乐器的演奏，乃是最高级的技术的挥施。有一个聪明的批评家说，这乃是大规模的拆散了的“钢琴”的大合奏。这句“绝妙好辞”的形容的话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嘎木兰”（乐队）说来，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歇息了一会，舞者们登场了。随着“嘎木兰”的乐声，或表演雄武的斗争，或描写抒情的步调，都足令人心醉。二少女演的“甲虫舞”，细致地表现出一对甲虫的恋爱和相依为命的感情。面具舞则紧张曲折，变化多端。查宛夫人的独舞，尤为光朗明快，充分地显示出峇厘舞的修养深厚而细腻精巧的技术来。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迷人、动人、感人的力量。那把扇子在她手里是那么灵活地挥动着；那双眼，那头部，那纤纤的双手，是那么美妙地随着乐声而转动着，特别是手部，那动作是无穷尽的繁细，每一指尖的伸屈，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她或前、或后、或进、或退，或左旋以翩翔，或右转而急却，诚有宛若游龙，翩若惊鸿之感。这是需要精致的推敲与专心的欣赏的，粗心人不会体会其最细微的美妙处。有人说，峇厘舞脸部没有表情，我们看了查宛夫人那么丰富灵活的表情，便知道那句话是不确的。
24日到达“狄打岗加”。沿途海水碧绿，到处是盐场。椰林矗立，若巨人相向而揖。“狄打岗加”是一位逊王的别墅。别墅里有几道喷泉，淙淙地在飞溅着清凉的水珠。泉中蓄有红色鱼，游泳自如，我们就在喷泉旁，坐着看峇厘岛的宫庭舞。这种舞在外间已不多见。舞者都为幼童及幼女，尚需人抱、掖以进。乐队亦是用“嘎木兰”。那位逊王亲自陪着我们。舞者之一，即逊王的七岁孙女。舞技是很工的，疾徐进退，莫不应节。
同日下午，到了“革隆公”，在一个故宫里，看面具舞剧。峇厘岛上的面具，是多种多样的。有戴上了整个面具，不能出声的（以扮王公者为主）；有虽戴了面具，而露出双眼与嘴部来的（像丑角）；有面具的下部，当嘴部的地方，是活动的，能够发言，但有些模糊不清的；有脸的上部露出，仅鼻部和嘴部有半个面具的；也有像中国新年时跳“月明和尚度柳翠”舞里所用的和尚、妇人的面具，整个地套在头上的。所演的故事，有取之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菩拉他”和“拉马耶那”的，也有是演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故事的。
晚上，在邓巴刹又看了东峇厘舞，比较地现代化，有不戴面具的舞剧，有群舞，有独舞。舞剧除了表演印度史诗的故事和历史故事之外，大都是表演善与恶的斗争的。恶神虽猖獗一时，但善神终于得胜。舞的时候，武功很深，摔交立起，非训练有素的人，必会受伤。其中，以群舞的“蝴蝶舞”最得人赞扬。
27日，从邓巴刹动身到新加拉夜（即狮王城）。咖啡树和荔枝树，杂在芭蕉林里，绿意至浓。要经过几座高岭。一路上，风光极为秀丽。远远地见地下有一泓湖水，又经过一座焦黑的寸草不生的火山。最高之地，称为“金打曼尼”，意即极乐世界。过此，即北部峇厘了。省长公署，即设在新加拉夜城。
29日晚六时许，在省长公署的前面石廊上，看北峇厘舞蹈的演出。古典舞表情深刻，技术甚高。有演唱“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虽不懂其歌辞，而甚惹乡情。又有八个女舞蹈者和九个男舞蹈者，或坐或立，彼此歌唱着，舞蹈着，“山歌互答”，音节甚为优美。据说，那彼此问答的歌辞里，含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漂亮话，但我们是不能了解的了，只能意会其且舞且歌的大意耳。又有东南省蒂汶岛的歌舞，地方的色调很浓厚，也可欣赏吟味。
看了几场的峇厘舞，说不上就懂得其精华所在，但其好处是不会忘记的。虽然相别已经一年多了，但邓巴刹的“嘎木兰”的响声还如在耳边，查宛夫人和其余的舞蹈家们的妙舞清歌，还如在目前。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峇厘岛上的艺人们，全不是职业的。他们是专家，但并不以此为业。像“嘎木兰”的乐队，如要演出，就须事前召集那一批音乐家们凑在一起。临时召集，是办不到的。又像查宛夫人那样的高超的舞蹈家，也还不是职业的，她和她丈夫都是每天要劳动的职工。那一位“嘎木兰”的击鼓者（即领导人），乃是在街头卖咖啡的。不仅舞蹈家、音乐家们如此，就是峇厘岛上的画家们和木雕家们也都是业余的为多。这个“诗之岛”是那样地富于诗意。可以说整个岛乃是一个艺术的涵养地，孕育地。

第7版()
专栏：

伟大的保加利亚作家伊万·瓦佐夫
——纪念伊万·瓦佐夫逝世三十五周年
杨铁婴
今年9月22日是伟大的保加利亚作家伊万·瓦佐夫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瓦佐夫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功绩卓著的建设者，是保加利亚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从开始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而进行战斗的最初时刻起，便使自己的创作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任务。瓦佐夫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所遇到的保加利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瓦佐夫的浩瀚的创作，不仅对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且至今依然在激励着、教育着保加利亚人民。他的作品，大大丰富了保加利亚语。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罗曼斯基教授说：“伊万·瓦佐夫的词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涵义上都是最丰富的；总计有四万五千个不同的词。他十分成功地利用了它们的许许多多微妙的差别。”
尽管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十分错综复杂，致使瓦佐夫未能理解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叶的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甚至在晚年的某些作品中流露了不健康的政治观点；但是，这毕竟不能影响他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应分占有的中心地位。保加利亚人民政府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对瓦佐夫给予极高的评价，十分珍视他的文学遗产。
瓦佐夫1850年7月9日诞生于斯塔拉·普拉尼那山南麓的小镇索波特。父亲是经营毛皮和烟草的商人，母亲十分温淑，是全镇中识字最多的女人。瓦佐夫七岁的时候，被送进本镇的小学校去读书。一位在俄国受过教育的老师教他学会了俄文。他在小学毕业以后，父亲把他送到卡洛费尔城。在这座因为生了伟大的诗人和革命者赫利斯多·保泰夫而有名的小城市中的生活，在瓦佐夫光辉的一生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他在卡洛费尔给一位小学校长当助手，教孩子们识字。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藏有很多俄文书。瓦佐夫在这里贪婪地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和戈利果洛维奇的著作。瓦佐夫曾经说过：“这个图书馆对于我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作用，假如没有它，我就会一事无成。……我之产生了新的口味，是由于俄国文学。”
在保加利亚文学中，给少年瓦佐夫的心灵以深刻影响的，是瓦西里·德鲁迈夫、格奥尔基·拉柯夫斯基、彼得科·斯拉维伊柯夫等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的爱国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后来，瓦佐夫在普罗夫迪夫中学学会了法文，读了雨果、贝朗热、拉玛尔丁和莫理哀的著作。1868年中学毕业以后，瓦佐夫被父亲叫回故乡，在父亲的店里帮助干活。但是，这位未来的作家和诗人，显然缺少商人的气质和经商的才干，两年多的时光，他并没有学得做生意的本领，却写了许多诗。这就是他的最初的诗集“五月的花”（1868——1870）。不过，这本诗集还不是他作为民族诗人的历史的开端。因为这一时期，他的不羁的才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也还没有冲击到他的身边。而初恋的激情却使得这本诗集带有感伤情调。
1870年春，瓦佐夫被送到住在罗马尼亚的叔父那里。叔父是父亲的商店的代理人。瓦佐夫的父亲希望他把伊万教育成自己的好助手和接班人。但是这个希望又落空了。不过在罗马尼亚生活的两年，对瓦佐夫来说，却是他光辉的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捩点。当时，保加利亚的很多革命流亡者都聚集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加拉兹和布莱兹。瓦佐夫往返于这几个城市之间，认识了很多保加利亚的革命者，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和杰出的革命领袖瓦西里·列夫斯基，和伟大的革命家、天才诗人赫利斯多·保泰夫的相识。这一切对瓦佐夫的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成长是有着无可置疑的重大影响的。
在罗马尼亚，瓦佐夫在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创办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他那首著名的“松树”（后来收在诗集“旗与琴”中）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他在诗中借着对一棵被暴风刮倒的老松树的哀伤，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无限关怀和深厚的爱。这首诗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而瓦佐夫也认为这首诗才是自己的文学生命的真正开端。
1872年，瓦佐夫返回祖国，在斯维连格勒的一个小学校里当了一个时期的教员。他在青年中间积极地传播爱国思想，进行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土耳其警察发觉了这位危险的教师，开始对他的行动进行调查和监视。瓦佐夫被迫离开斯维连格勒，回到故乡索波特。不久，又跑到贝尔尼克（即现在的季米特洛夫城），在铁路上当法语翻译员。
在保加利亚人民革命史上，1873年是一个沉痛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7日，残暴的土耳其压迫者绞死了保加利亚人民的优秀的儿子瓦西里·列夫斯基。血腥的镇压并没有挫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相反，这个沉重的损失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
1874年秋，瓦佐夫回到索波特。革命的浪潮也冲击了这个小镇的居民：秘密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瓦佐夫全身心地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期，他写了很多反映人民的情绪、意志和愿望的爱国诗篇（其中大部分也都收进了诗集“旗与琴”之中）。瓦佐夫积极地参加由瓦西里·列夫斯基的战友托多尔·卡布列什柯夫所领导的秘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用热情的诗歌去激励人民的敌忾心，鼓舞人民踊跃地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土耳其压迫者的迫害，他于1875年又逃往罗马尼亚。
瓦佐夫逃到罗马尼亚以后，于1876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诗集“旗与琴”。在这个诗集里，诗人描述着保加利亚人民在封建的土耳其统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号召人民用坚决的斗争去赢得宝贵的自由，歌颂保加利亚人民为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而奋勇战斗的英雄气概（“巴纳葛优尔的起义者”“志愿军”“复仇者”“不自由毋宁死”等），惋叹人民起义的失败。诗人并且宣誓，当他的人民依然呻吟、哭泣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的时候，他将只为正义和自由而歌唱。1876年保加利亚历史上著名的四月起义的挫败，给了瓦佐夫以极大的震动。对苦难的人民的哀伤、对封建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对祖国的美好将来的信念，这一切凝成了许多动人的诗篇。这些诗，于1877年结集出版，名为“保加利亚的悲哀”。在这个集子里，瓦佐夫还愤怒地揭露了欧洲资产阶级政府的帮凶政策和败坏的道德（“政治”“致欧洲”等）。1877年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并于1878年打败了土耳其，解放了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对帮助他们摆脱了土耳其封建帝国五百年压迫的俄罗斯人民的热爱和感激，充分地反映在瓦佐夫1878年出版的诗集“拯救”中。“旗与琴”“保加利亚的悲哀”和“拯救”这三个带有连续性的诗集，可以说是保加利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末期及其被推翻的年代中的生活、斗争、情感和愿望的写照。
1879年，瓦佐夫在保加利亚公国西北部的贝尔柯维察城任地方法院院长。在这里，他写了一篇优美迷人的故事诗“石丘”。他以贫苦青年卡缅和富农女儿采纳恋爱的故事为线索，不仅歌颂了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深切仇恨，还描述了农村中贫苦的人们对地主豪绅的斗争。1880年，瓦佐夫转赴普罗夫迪夫任东鲁米利亚自治区代表会议的代表。在普罗夫迪夫，瓦佐夫和其他几个人发起组织了名叫“科学”的文学团体，并出版了同名的杂志。这是保加利亚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之一。瓦佐夫被推选为“科学”杂志的主编。他的很多著名作品都曾经首先在“科学”上刊出，如中篇小说“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1881年，当时题作“米特洛芬”）和“流亡者”（1883年）等。前者是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讽刺在保加利亚获得自由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权的贪婪、昏庸和无能。后者，则是描写土耳其统治末期保加利亚政治流亡者在罗马尼亚的真实生活。
组诗“被忘却者的史诗”（收在1881年的诗集“琴”中）在保加利亚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瓦佐夫在诗中歌颂了那些为民族解放献出了生命的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谴责了在取得政权后就肥私利己、剥削群众的资产阶级分子。
1885年初，由于政府停止资助，“科学”杂志被迫停刊了。但是，瓦佐夫很快地就在同年三月又创办了“曙光”杂志，继续为建设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努力。
1885年秋，东鲁米利亚自治区和保加利亚公国统一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塞尔维亚国王米兰却对曾经和塞尔维亚并肩抗击共同敌人——土耳其封建帝国的保加利亚，发动了侵略战争。在索非亚附近的斯利夫尼查村发生了激战。瓦佐夫访问了这个战场，并发表了著名的史诗“斯利夫尼查”。这一时期，他又写了不少动人心魄的短篇小说。例如“战争中的威尔珂”“他来了吗？”等等。交织在瓦佐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的基本思想和情感，是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瓦佐夫在诗和小说中，在歌颂奋起保卫祖国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英勇的同时，也怀着深切的忧郁指出这次战争的自相残杀性质，而对塞尔维亚人民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
1886年秋，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保加利亚国内发生了武装政变。随着斯坦布洛夫资产阶级独裁政权的建立，保加利亚境内开始了对一切主张民主和赞成与俄罗斯友好的人们的疯狂迫害。瓦佐夫被迫于1887年逃到俄国，住了将近两年。瓦佐夫在这里感到了“失去祖国的悲哀和痛苦”，这样，“四月起义时代祖国的蓬勃生活”又在他的记忆中复活起来了。于是产生了“轭下”。这部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的重大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空前的杰作，也不仅因为它使保加利亚文学赢得了国际地位，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作者深刻地教育了保加利亚人民：只有各方面都组织得好的武装斗争才能保证胜利，并且，它为保加利亚作家们树立了忠于生活的典范。
短篇小说在瓦佐夫的文学遗产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在1889年回国后写了许多短篇小说。“‘茶花女’”（1895年）是一篇对斯坦布洛夫独裁政府的愤怒的抗议。“一个保加利亚女人”（1899年）描写一个普通的农妇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保泰夫游击队员的故事。“约佐爷爷望着”（1901年）描写一个瞎眼的老头儿“看到了”祖国自由时的喜悦。这些都是他的有名的短篇小说。
在1912年——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佐夫没有能够很快地看出这几次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区别，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表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
瓦佐夫除了诗和小说以外，还写了不少剧本，如“走向深渊”和“鲍里斯拉夫”（均1901年）等。虽然在瓦佐夫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剧本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们却也在保加利亚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对于中国人民说来，瓦佐夫并不是陌生的。中国人民永远感到光荣和骄傲的，是早在1921年第一个把瓦佐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乃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作家鲁迅。瓦佐夫的作品特别使中国人民感到亲切，因为他们也曾经遭受过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进行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瓦佐夫的作品为中国人民证实了：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的心是相连的。瓦佐夫的作品也教育了中国人民：人民所赢得的胜利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而保卫胜利的神圣责任应该担在后死者的肩上。

第7版()
专栏：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我国将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日内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出版。这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件。
苏加诺博士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自己也擅长绘画。苏加诺历年来收藏的绘画、石膏塑像、木刻、石雕刻、铜像、古代中国的瓷器、古董和近年出品的玉雕器皿以及整套的皮影戏等艺术品，都布置在著名的独立宫、国家宫、茂物宫和芝班纳斯宫里。苏加诺博士的私人藏画，集中了印度尼西亚美术作品的精华。选入这部藏画集的二百零六幅绘画，是他全部藏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苏加诺在为藏画集写的题词中说，他愿意把私人收藏的绘画选印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密切”。
这部藏画集分成上下两巨册出版，六开本，绢面精装，外附书函。全部绘画用彩色胶版和铜版精印。文字说明用印度尼西亚、中、英、俄四种文字。藏画集上集绘画包括印度尼西亚传统的民族绘画——峇厘画，和中国、日本、越南、印度、菲律宾、荷兰、比利时、瑞士、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美国、英国等各国画家的作品，下集全部是印度尼西亚当代名家的绘画。具有浓厚东方情调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峇厘画，以深沉、朴素的设色、精工细致的描写，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劳动、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印度尼西亚的近代绘画，多数是油画，也有水彩画和色粉画等，题材丰富广阔，表现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革命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等。艺术家们怀着对于祖国深厚感情描绘的风景画，如“万隆高原”、“五彩湖”、“沙浪湖岸”、“墨拉比火山下的风景”等，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群岛之国的令人神往的境地。肖像画家们笔下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是那么生动、健康而美丽。画家们成功地表现了印度尼西亚普通人民的淳厚、朴实、热情的性格和顽强乐观的精神。藏画集中收集的外国画家的绘画，有许多是非常珍贵和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这部藏画集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美术和出版工作者友谊合作的结晶。印度尼西亚总统府画家杜拉担任这本藏画集的编选工作。中国方面在今年一月间就派遣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邵宇和北京美术印刷厂厂长姜信之等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出版准备工作。这部藏画集正由我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出版。（附图片）
工人们正在装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　陆永桢摄（劳动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