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9-08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
——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
郭沫若
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主要关键当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去追求。生产力提高了，使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因而突破了旧有的关系而产生新的关系。
是什么因素把生产力提高了，而且划时代地提高了呢？
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战国时代，耕器已普遍用铁是不成问题的。孟子书中有“以釜甑爨，以铁耕”的话，可见“以铁耕”在孟子当时和“以釜甑爨”一样已成为常识；更可见“以铁耕”，其事不始于战国，必当更要早得多。
秦代已经有铁官。司马迁的先人司马昌就曾经做过秦的铁官（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说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汉书食货志），战国时代在董仲舒说来不能算是“古”，在秦代看来更不能算是“古”。根据董仲舒这句话，可见设官征收盐铁之利也必然要超越战国时代而更古些。
考工记毫无疑问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参看拙著“天地玄黄”中“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那里有“段氏为鎛器”，可惜职文适缺。鎛器就是耕器，官名“段氏”，段即煅之省，可见耕器是以铁为原料的，因为铁须锻炼。以贵重的青铜作耕具是极少数的例外，是仅仅在典礼上使用的。
春秋中叶齐灵公时有名的古器“齐侯钟”，铭文里面有“造?徒四千”的话。“?”应该就是铁字的初文或者省文。由此可见齐灵公时确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了。（这个?字的关系很重要，我以前没有认识清楚，近年来才体会到了。）
因此，管仲相齐桓公“官山海”便可以得出新的意义。“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我看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再者，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轻重诸篇虽已证明是汉文景时的作品，但依托者不能凭空捏造，多少也是有些根据的。
因此，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得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并不是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强的基本要素。
如果齐桓公既已使用铁作为耕具，则铁的出现必然更要早些。一种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要真正被有效地使用，是要费相当长远的摩索过程的，特别是在古代。因此，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远在春秋以前。
诗经秦风有“驷驖孔阜”一诗，是秦襄公时候的诗。那是在周平王初年，即东西周之交。驖据说是马色如铁故名驖，古本也有径作“铁”的。这可能是铁字见于可靠文献的开始。（禹贡有“璆铁银镂”，但那是战国时代的书；山海经中有铁，那可能更后。）
要在文献中再往上追溯就很困难了。
从地下发掘的情形来看，又是怎样呢？
近年（1950年10月25日—1951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在河南辉县固围村进行发掘，从第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辉县发掘报告”上说：“铁器出土分二处，一处在棺椁外大墓室中，共四十四件，大都是农具，应为造墓时所遗留。一处在南墓道上住穴中，共斧凿刀削等二十件，箭镞等七十九件，大都是工具及兵器类，似为守吏用具。”
这批铁器已被考定为二千二百余年前的古物。“冶炼技术，已有相当程度的进步”（“辉县发掘报告”83页）。后经初步化验，已证明当时的冶炼法是所谓早期冶炼法（即固体还原法），而在成型工艺上已使用模具，“模具的使用是在相当发展基础上获得的。因之金属工艺还应该出现得更早些。”（考古学报1956年第二期孙廷烈“辉县出土的几件铁器底金相学考察”）
另一批值得注意的铁器是1953年10月17日热河兴隆县寿王坟村出土的八十七件各种工具的铁范。计有锄范、双镰范、镢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参看“考古通讯”1956年第一期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图版50—52）。这些铁范多有“右酉”二字，准“物勒工名”之例，“右”当是右工师，“酉”当是工师之名。字体是战国时文字。后经调查证明，出土地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工厂”，铁范是用来铸造铁器的（根据上注“考古通讯”）。
这两批铁器都是属于战国时代，而且可以说都是很幸运的发现。铁器，我们要知道，古代贵族是不屑于拿来殉葬的，平民是舍不得拿来殉葬的。因此，从古代墓葬中找寻铁器是相当困难的事。上述的两批铁器都不是殉葬品，很值得注意。
解放以来出土的战国时代铁器，除上述两大批外，长沙、郑州、山西、东北等地零星出土的也还不少，但可以确切证明是在战国以前的却还没有见到。是不是在战国以前还没有铁器使用呢？从文献上的资料和上举辉县兴隆两大批出土资料看来，是可以坚决地否定这种说法的！四十年前章鸿钊著“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见章著“石雅”附录），断定春秋战国之交为“始用铁器时代”，考古学家至今还信奉着他的说法，我看是太保守了。
战国以前的铁器，解放前可能已有过出土的机会，但因为骨董家们喜欢的是“吉金乐石”，一些腐烂的生产工具不曾被他们重视，因而没有被保存或纪录下来。初期铁器冶炼不精，容易锈蚀而归于消灭，也是不容易被保存下来的。四五年前我在京曾见有带铁的铜兵残件一二件，相传出自殷墟；其物不知何时流入日本，梅原末治据以研究，断论殷代已有铁。（去年年底访问日本时，梅原氏向我当面提及，文章尚未见。）但非经科学发掘，是不足凭信的。
战国以前的铁器，我坚决相信，是可以有大量出土机会的。尽管铁器容易锈蚀，生产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也多半被销磨改铸，但古代兵器库或农具仓库（如辉县那样）和工厂遗址（如兴隆那样），在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必然很幸运地还有发现的可能。我衷心期望着这样幸运的机会多多出现，我也衷心期望着各地从事基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对于古代铁器的出土特别加以重视。尤其在考古工作方面，有计划地探寻并发掘古代冶铁遗址，是值得考虑的。
战国以前的铁器如果能够大量出土，那就可以使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获得更多的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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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护士的生活和学习
上海着手改进护士工作
新华社上海讯　中华护士学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卫生局最近为讨论护士工作问题举行了一连串的座谈会。
护士们在会上反映了目前护士工作的组织领导混乱、职责范围不清，以及工作、学习中的苦闷。
有些人反映，上海不少有经验的护士长期脱离护理工作，被调到办公室去抄抄写写、接电话。许多人也错误地认为，护士只是铺床、拿便盆的。很少有人关心护士的生活待遇。有的医院为了扩充病房，竟取消了护士的宿舍。有的医院夜班和白班护士住在一个房间，护士得不到充分睡眠，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据中华护士学会上海分会收到的二十七个医院、诊所护士健康调查报告，最近一年中，各单位的护士缺勤率增加了，个别医院有半数护士带病工作。八个医院在这一年中曾经有四十六个护士流产、早产。
护士们对目前的护士教育制度也提出了意见，认为把护士一律局限在中级技术人员这一级，使护士感觉没有前途，影响了她们的工作热情。有的护士已经放弃自己的专业，到大学去改读农林、畜牧。一般青年学生也都不愿报考护士学校。
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护士学会上海分会经过这次讨论，已向卫生部提出开办高级的护士学校等建议。卫生局对护士生活、人员编制已经进行研究，将尽力改进，并请护士学会协助编制一个统一的护士工作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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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所遗址博物馆在西安兴建
新华社讯　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2日在西安市郊距离现在四千多年仰韶文化村落遗址上动工兴建，预计可以在今年年底竣工，明年春天开放。
这座博物馆共占地四万多平方公尺，其中在这处遗址上要建立一个两千多平方公尺的大房子保存已经发掘的十多个房屋遗址，同时还要分别制成十多个方形或圆形的玻璃罩把它们罩起来，以防止风雨侵蚀。
对房屋遗迹中的土台、断墙、柱洞等，将要根据苏联黄土矽化的方法，用一种特制的药物把它们硬化成和玻璃的硬度一样，以便长久保存。在这个遗址中已经发掘出来的各种大件遗物，如陶制的炊器、汲水器皿、盛食物用的陶盆、陶罐、陶碗和埋葬小孩用的红陶制成的陶罐以及石臼等，都将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在这间大房子里。
在新盖的大房子旁边将新建两座陈列室，陈列遗址中发掘出的许多小件物品，其中有工具装饰等。
这个遗址位在西安市附近滻河东岸的半坡村，它是在1953年发现的，1954年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目前已经发掘的面积还不到遗址总面积的一半，其余部分正继续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说，这座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是中国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遗址，它给研究新石器时代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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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沃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新华社太原讯　考古工作者最近在山西省曲沃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遗物中有打制得很精致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各种石片器、石核、石球，以及马和虎的化石。
考古研究人员认为，这所遗址的时代可能同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旧石器遗址的时代相去不远，给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增添了重要材料。
考古工作者还在曲沃县褚村等地发现了范围长四、五百公尺到一公里半的仰韶文化遗址，并且在曲沃、闻喜等县发现多处龙山文化遗址。这次在曲沃附近发现的候马西周代遗址的断面里到处有文化层和灰坑、陶片、石器、兽骨和大量的瓦片等建筑遗物，说明这里曾经是周代晋国很重要的地区。此外，在曲沃县城南东西韩村也发现同时代的城基。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汉魏以来的古墓、石刻、建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文物。
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山西省文化局组成的考查队从今年四月开始普查，在晋南平原和上党盆地发现的文化遗址、古墓葬等共有八百三十多项。目前已结束了野外工作，正继续整理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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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成立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已于8月15日正式成立。这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作家协会分会。
延边地区的文学工作在近年来有很大发展，现在全区人口和出版物的比例是每人在一年中平均能读到两本半新书。老作家崔静渊近年来不断有新作品出现，很受读者欢迎。老诗人李旭、徐宪最近都写了新的诗作。李弘奎、金学铁的小说和黄凤龙的剧本在这个地区有广泛影响。黄凤龙写的独幕短剧在农村里经常演出，他的新作“春天里发生的事”（三幕剧）也颇得好评。此外，如李根全、金东久的小说，朱善禹、任镐的诗，崔贤淑（女）的散文，郑吉云整理的民间传说，均有一定成就。
分会成立大会上选出崔彩为主席，裴克、金淳基、郑吉云、崔静渊为副主席；李弘奎、黄凤龙等十二人为理事。现在分会共有会员三十九人。会员中朝鲜族最多，也有汉族和回族。
分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动员创作力量，提高创作水平；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整理丰富的民族遗产；加强各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交流各民族文学工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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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实现社会科学规划的几点建议
吴景超
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长期规划，经过中国科学院所邀请的专家的努力，现在初稿已经制定出来了。这个初稿，将来经过各地学术界人士的讨论，一定还会有补充及修正的地方。无论如何，在最近期间内，这个规划就可以定稿，全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此就有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了。但是，和其他长期计划一样，社会科学长期规划的制定只是工作的开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空气是否会浓厚起来；科学研究的作品，是否会不断出现，还需要各方面的不断努力。
首先，我们还要作一些动员和组织的工作，使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来参加这一伟大的事业。不容否认，有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解放之前，是写过许多论文，甚至还有一些专著出版的，但这几年来，学术刊物中，已经看不见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这些人现在退隐了？我认为：有些人长久搁笔，是因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不高，写文章怕犯错误；有些人怕写出文章来受到批评，有损自己的面子。有些人说，七年不鸣，嗓子倒了，现在已经上不了台；还有人说，文章我曾写过，但是写完了就往抽屉中一锁，怕送出去也登不出来。这都是一些顾虑，诸如此类的顾虑，必须加以清除。有关各方面，应当大力进行解除顾虑和激发勇气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很细致的，开几次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各报刊编辑部，从各方面来推动这一工作，他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访问这些搁笔已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向他们解释政策，提出要他们研究的题目，并在研究工作的进行中，予以资料的协助和督促。在论文写成之后，还可帮助作者约集一些同行的专家，对论文提供意见，补充资料，帮助作者提高论文的质量，然后予以发表。我想，只要动员、组织的工作做得好，这些老社会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这样做，目的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向社会科学进军。
其次，在社会科学的园地中，特别是在经济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工作，有一个困难必须解决，那就是实际资料问题。没有实际资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实际资料作为分析研究的根据，教条主义也就不能扫除；实事求是的朴实作风，也就难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也难于实现。要解决这个困难，我建议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各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与事业机关及企业单位订立互助合同。事业机关与企业单位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问题时，无论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都可以提交高等学校研究解决；同时，各高等学校也可以把事业机关与企业单位作为科学基地，从他们那儿获得研究问题所必需的资料。1955年10月24日的苏联“真理报”，登载了一个先进经验，就是乌拉尔工业大学和二百个分散在乌拉尔、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各地区的企业单位进行合作。乌拉尔工业大学有四十位教授，二百三十位副博士，他们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工作上疑难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在这些企业里，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一先进经验，是我们的大学应当学习的。我们的大学和企业机关不是没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还不够全面，不够经常。我们的大学如果经常的能够和很多的事业机关及企业单位合作，那么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取得必需的实际资料，作为分析的根据。而且这种研究既是从实际出发，那么，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有效的贡献。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任何部门内，都有先进的企业和落后的企业。我们如能把这些先进企业的经验总结出来，再向落后的企业去推广，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就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工作，意义是很大的，所以应该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努力的一个重点。第二，各高等学校还可以和政府机关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本身就经常进行着调查研究工作，例如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有业务联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就有长期的科学研究规划，也提出了好些研究的题目。如果高等学校，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和他们进行合作，那么实际资料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们的政府机关，历年来已经积累了许多实际资料，可以作为分析研究的原料。即使某些资料，现在还没有搜集起来，也可以通过检查工作的机会，就地搜集。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每年有几个月去参加政府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去参加政府机关的科学研究工作，我想对于两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国外资料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重视学习苏联，因而关于苏联的书籍杂志，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这对于我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又比较荒疏了。我觉得当大家在进行自我改造的时候，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书报杂志，暂时抛在一边，是有必要的。但是，经过几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我们已能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此时，我们再去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刊物，不但不会中毒，而且对于我们的科学进军还有帮助。现在进行科学研究，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就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也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作参考。我们只有阅读资本主义国家的书报杂志，才可以知道他们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才可以学习到他们在某些方面的长处，才可以同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不过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书报杂志是很多的，如果由许多机关学校分头订阅，不仅会产生重复现象，而且也不易齐备。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设立规模较大的社会科学图书馆，由国家拨以充足的外汇，订阅社会主义阵营各重要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西德等国的重要图书杂志。愿意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人，以及想对于某一社会科学的问题作比较研究的人，都可以在这一图书馆中，获得他们所必需的参考资料。这一办法实行后，目前缺乏国外资料的问题就可基本上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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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李茜
西安市东郊滻河沿岸，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这里有正在发掘中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遗址。
这个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祖先居住过的村落的遗址，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尺，目前已经发掘了三千多平方公尺，发现了三十六座圆形和方形的房子。有些房子的墙是用掺草的泥土加上木棍做成的；有些房子是把土地挖成坑，把坑壁做墙壁。屋顶一般都是用木柱子支持的木板或木椽排列起来，盖上粘土做成的。圆房子和方房子的门都向南开；门口很窄狭，只能容一个人走进去。进门的地方，有的是和现代房子差不多的台阶，有的是斜坡。在每间房子的中间都有一个或几个炉灶。在住房的旁边，还发现很多口小底大的贮藏东西的圆形窖穴。
在房子附近埋葬着用粗陶瓮盛着的四十多个小孩尸体，陶瓮上面盖有细陶钵或细陶盆。这些小孩大多是一群一群集中埋葬的。离居室较远的北部，挖掘出一百三十多座成人的墓葬。随葬品中绝大部分是当时人们使用的陶瓶、陶罐等生活用品。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的墓葬很完整，小孩尸体的腰部围着六十三颗骨制的珠子，耳朵下边有一个碧玉制成的耳坠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随葬品，尖底陶瓶、细红陶钵盖着的陶罐，盛着小米的细陶钵等。另外，在房子的东边还发现几个烧陶器窑的遗址。
一年多以来，在这个村落中共挖掘出当时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日用品和装饰品等二千多件。这些用具主要是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的品种，有石斧、石刀、石磨、石杵、石凿、石环（装饰品）等。骨器的种类也很多，而且光滑精致，其中有骨刀、骨铲、骨锥、骨鱼钩、骨鱼叉、骨珠、骨匙、骨针、骨箭头、骨簪等。骨器中最精致的是骨鱼钩，它的精巧和实用程度可以同现在我们用的鱼钩媲美；其次是骨针，最长的一公寸多，最短的同现在用的绣花针差不多，比现在用的针稍粗一些，样子完全一样，表面又圆又光滑。这里出土的陶器共二、三百件，种类、颜色和花纹都很复杂。陶器品种，有陶罐、尖底陶瓶，还有陶纺轮、陶盆、陶钵、陶锅等。从陶质看来，有光滑得和瓷器差不多的细红陶、细黑陶和细灰陶，有粗得同我们现在用的陶盆差不多的粗红陶和粗灰陶。这里还发现了白陶片和彩色陶器，彩色陶器上有谷叶形、几何形、鱼网式等花纹；一部分陶器上则画着逼真的鱼形和人头形状的花纹。
发现这样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遗址，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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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图书馆的国际书刊交换工作
李哲民
北京图书馆在新中国建国后不久，即开展了国际书刊的交换工作，现在已经同欧、亚、非、澳、南北美各洲六十四个国家五百六十三个单位建立了联系。北京图书馆经常收到莫斯科、柏林、华沙、布拉格、伦敦、巴黎、纽约、加尔各答、东京以及其它城市寄来的书籍。北京图书馆也经常把国内新出版的书刊寄给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科学研究机构。六年来共寄出了书刊三十万零一千六百十五册，收到了书刊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二册。
北京图书馆向外交换的书籍内容非常广泛，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中国革命领袖们的著作，政府的法令、文件，有关中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报告，科学技术书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近代作家的作品，各种期刊报纸等。国外图书馆寄来的书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各国文字的译本，科学技术书籍，文学艺术作品等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经常把反映苏联最新科学成就的书籍，刚一出版就立刻寄给北京图书馆，最近寄来的有关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京图书馆同国外交换来的书籍，除每种留三册供读者阅览外，其余的复本根据性质分配给市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厂矿、机关等共三百十二个单位。1956年上半年，共分配出书刊二万二千零三十一册。为了供给广大读者的利用，北京图书馆编印了“国际交换新到书刊目录”（月刊），及时地向读者介绍新到的书籍，在外地的读者可通过“馆际互借”手续借到目录上所列的书籍。同时，从本年6月起，北京图书馆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可代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向列宁图书馆借书，在第一个月中该馆就接受了五十一个单位的申请书。此外，北京图书馆还代替国内各单位进行向国外征求书刊的工作。1956年上半年，代七十八个单位征到了书刊三百十一种。
为了配合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北京图书馆准备在今明两年内同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联系，扩大资料来源，弥补目前研究资料的不足。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论在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或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希望看到中国的书刊，借以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建设的成就。北京图书馆经常收到国外图书馆的来信征求我国的书刊。北京图书馆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几年来，北京图书馆的国际书刊交换工作，不但加强了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丰富了相互间的文化生活。随着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增进，国际书刊的交换工作将更进一步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