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3-18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关于农业生产三项改革工作的几点体会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曾希圣
安徽省推行农业生产的三项改革（简称“三改”），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一般说来，进行的情况是良好的。第一、推广速度很快。1953年，即提出“三改”的第一年，按“三改”的要求进行生产的只有199.5亩，占全省产粮地的比率数很少；1954年达到5，392，036亩，为1953年的27，000倍，占全省产粮地的7.6％；1955年就达到23，039，518亩，为1954年的4.3倍，占全省产粮地的32.45％；今年预计可以达到4，000万亩左右，比去年约增加1，700万亩，占全省产粮地的56％强。第二、增产数量不小。1954年虽然遭受了特大洪水，但实行“三改”的结果仍然增产了67，000多万斤粮食，减少了水灾的损失；1955年全省共增产粮食47亿斤，其中由于实行“三改”而增产的为27亿斤，即按“三改”办法进行生产的土地平均每亩增产117斤。第三、干部和群众反映很好。不少干部说：领导生产，以前是渺渺茫茫的，自从推行“三改”以后，就有门路了。农民有的赞扬“三改”说：“‘三改’好，‘三改’好，庄稼的好法宝，能避灾，能抗涝，自从实行‘三改’后，多收粮食多收草。”有的赞扬“旱地改水田”说：“旱地改水田，一年抵三年。”有的赞扬种早稻说：“种早稻，处处好，旱不到，涝不了，稻虫没出世，稻子早收了。”有的赞扬种双季稻说：“双季稻，大胆干，两季收了高产量，就是受了灾，东方不亮西方亮。”（意思是说总能收一季）有的赞扬种马铃薯说：“马铃薯，产量高，成熟期短不怕涝，能当粮，能当菜，市场交易价钱好。”总之，由于实行“三改”避了灾，增了产，广大群众都很满意。在全省范围内把它普遍推广，已经不是怎样困难的问题了。今年是推行“三改”的第四年，我们原不打算再作什么介绍了，但是由于许多同志的鼓励和期望，因而只好就“三改”的提出和推广的情况写几点体会。
“三改”内容虽然很平常，但它的提出和推广却经过艰苦的斗争。在这些艰苦斗争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些体会：
必须深入钻研，找出问题的所在
1953年提出“三改”以前，安徽的生产情形是这样：一方面，在全省范围特别是淮北，发生连续不断的严重水灾（五年四灾，其中1952年是最小的一次涝灾，也淹了田地1，280万亩，受灾人口348万），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不安；另一方面，在没有受灾的地区，生产确有增加，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下几种混乱思想：第一种是悲观失望。有些人认为救灾无底，生产无望，虽然消灭了蒋灾，但消灭不了天灾，治淮也无济于事。有的干部要求调离灾区，不少群众打算向外逃荒，生产情绪无法提高。第二种是依赖等待。抱有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只有中央赶快修好淮河，多拨救济经费，生产才有指望，灾荒才能渡过。第三种是盲目麻痹。这一类人不理会灾情的严重困难，也不审查治淮的效果，照着“防洪不除涝”的老办法治理淮河。第四种是骄傲自满。没有灾情的地区的干部认为生产到顶，潜力已尽，并且说群众都是生产能手，用不着我们领导，只要合作社组织起来，就万事大吉了。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错误的思想偏向？怎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情绪？怎样才能在遭到灾害的情况下保证较多的收成？怎样才能克服我们面前的实际困难和减少中央的救灾支付？当时，省委认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领导工作能否发生应有作用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毛泽东选集163—164页）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钻研的。
我们钻研的问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安徽（特别是淮北）灾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我们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证明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程度不等的灾害出现。根据“淮系年表”的记载，淮北地区在两千年内曾发生过大小灾害980多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大约涝旱各半。这就使我们了解到淮河灾害的经常性和严重性。
二、安徽水灾为什么这样严重？一般的究竟发生在每年的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三方面进行了研究。
首先，从气象方面，我们理解了：印度洋的热气团，由于风向关系，常常在每年6、7月的时候开始和北面的冷气团交接于江南或者交接于淮北而形成暴雨，如果这两种气团相持不动，就在这个地区形成连续性的几个暴雨中心，所以常在7、8、9月之间发生严重水灾。每年的秋冬和春夏少雨，水量不够庄稼需要，所以常常形成旱灾。为了证实这种情况，我们又在淮北的许多地方，根据老年人的回忆和县志的记载，作了一百多年灾害的调查，证明水旱灾害大都在这些时候发生；并且证明每10年到30年内有一次较大的洪水灾害，5年左右有一次严重涝灾。这就使我们了解了淮北地区发生灾情的时间性，也可以说是一般的规律性。
其次，对地形条件和社会根源也作了分析。安徽处在淮河的中游，又处在洪泽湖大堤的上游，下泄的水受了束缚，所以每逢汛期，上面来水不小，下面排泄不大。如1954年汛期上游来水175亿立方公尺，中游本身的水285亿立方公尺，共为460亿立方公尺，但三河坝流出的只有153亿立方公尺，还有307亿立方公尺停滞在洪泽湖以上。湖泽装了237亿立方公尺，停滞在蚌埠以上的有223亿立方公尺。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安徽洪水情况的严重。在长江方面，安徽处在东、西凉山之上，情况也和淮河相同。淮河的特点是：一面临着广大平原，河床小，比降小，流速慢，沉淀多，易于淤塞，容易发生涝灾；另一面则紧靠大山，来水陡而急，容易形成洪水灾害。另外，淮河曾多次遭受黄河侵袭，特别是花园口掘开以后，大小河道更加淤塞垫高，泄洪系统完全被破坏了。因此，每当暴雨到来，干河的水高于支河，支河的水高于平地，年年发生大小不等的涝灾。
再次，我们从耕作情况方面研究了这个地区容易受涝的道理。淮河流域雨量集中在七、八、九月，但比长江以南的雨量还是要小一些；其所以容易成灾，是由于芝麻、绿豆不耐水，雨水稍大，就被淹坏或淹死。但如果种稻子，三、四百公厘的雨不仅无害，而且有利。可是，淮北人民为什么不按江南习惯种稻子，而按北方习惯种旱粮呢？主要是因为五、六月下种时候缺少雨水，插不下秧，同时七、八、九月也不是年年多雨，因此群众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种稻子。
三、我们比较了各种作物的耐水耐旱性能和播种期的早迟、成熟期的长短；并且调查了安徽地区长江南北和淮河南北无霜期的长短情况。
我们做了以上这些基本工作，就进一步地考虑到怎样战胜灾害，怎样避开灾害，怎样发挥生产潜力，怎样做到花钱少、收效快等问题了。
在战胜水旱灾害方面，我们不仅没有低估治淮的成绩，而且强调了治淮的作用；但我们改变了那种只谈“防洪保堤”、不讲“除涝保收”的旧治淮观点，改变了那种单纯等待治淮的依赖思想。我们从避开生产中的不利条件和发挥生产中的有利条件这一个基本要求出发，提出了“改种避灾”、“改种增产”、“防灾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这就是我们所谈的“三改”。
“三改”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第一个改革就是扩大秋冬播种面积，提高夏季收成比重和尽可能地增种一季晚秋，争取在全年生产中三季连作，以扩大复种指数。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从季候中避开水灾和旱灾，从增种一季晚秋发挥气候的优越条件。第二个改革就是改种高产作物，改种耐水耐旱作物，改用优良品种，以及旱地改水田，水田改旱地等等。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利用作物的特性抗御灾害，利用品种的优越性提高产量，用因地制宜的办法预先防止灾害。第三个改革就是改变广种薄收的陋习，改良耕作方法。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从改革生产技术上来提高产量。总而言之，“三改”内容是“耕作制度”、“作物品种”、“耕作方法”的改革，是在水利工程还来不及全面兴办的时候，一面避开水旱灾害，一面挖掘“天力”、“地力”、“物力”的有效办法。我们之所以只提“三改”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认为，“三改”办法是适合安徽情况的。它之所以能够适合安徽情况，是因为它是经过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是我们的第一点体会。
必须相信群众，向群众学习
我们虽然从气象、地形、耕作等方面以及历史记载里找出了和证明了安徽灾情的特点。虽然从作物的性能，从气候的优越条件，找出了减少灾害、挖掘潜力的三项改革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适合实际，究竟怎样实施，最初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终于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努力学习，特别是要我们做一个小学生，向群众学习。我们遵循着这个门径，进行了各项工作。我们除一面建立了一个小型试验场来证明各种假设是否适用以外，最主要的是到农村中了解了许多耕作情况，向老农学习，找出了农村中原有的许多生产经验。因此，就解决了我们原来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这里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提高夏季收成问题。最初，我们只想到扩大秋冬播种面积和在收获了的洼地麦田里移栽高粱这两个办法。这虽然是可行的，但是，单纯扩大秋冬播种面积就要减少春地；如果完全采用移栽的办法，就要多花劳动力。后来，群众创造了“二垅靠”的间种办法，就克服了移栽的困难，而且解决了麦棉以及许多作物的间种问题。结果，在扩大秋冬播种面积的情况下，不仅不减少春地，反而增加了春地。同时他们为了扩大夏季收获量，还实行了许多套种、混种的办法，如豌麦混种（两项种子混合一起下种），不仅可以达到全苗，而且能够繁殖根瘤菌为麦子增加肥料。
（二）三季连作问题。三季连作不是一件容易推广的事情。在最初，我们虽然也一再号召三季连作，扩大播种指数，但推行得很慢。后来，经过群众的实践，提出了“育苗移栽”“套种间作”“调剂品种”等三个解决茬口问题的办法，局面就打开了。因为这三个办法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可以争取时间，克服常常因时间不够而不能大量推行三季连作的困难。这三个办法各有各的好处和缺点：“育苗移栽”能够做到根深叶茂，但需要劳力较多；“套种间作”能节省劳力，但对幼苗的发育稍有影响；“调剂品种”（就是把生长期短的作物有计划地按三季连作安排）是比较适当的办法，但在霜期较长的地区，仍有调剂不易的困难。不过，只要我们能够因地制宜，这三个办法都是可以用来克服扩大复种指数的困难的。
（三）种双季稻问题。最初，我们也把握不大。特别是听到双季稻不能过岭北或不能过江北的说法，就更加加大了我们的顾虑。但是，我们在调查和总结了群众中个别种双季稻的经验，确定了早、晚稻的品种和耕作方法以及发展了育苗、窖秧等项技术之后，就发现了不仅江北可以种双季稻，而且淮北也可以种双季稻。因此，在1954年就大胆地在长江南北地区发展了双季稻，1955年在淮北地区也进行了试种（已成功），今年在淮北也要逐步推广了。
（四）马铃薯的退化问题。马铃薯是气候冷的地方的作物，在气候较热的地方种植，不仅容易退化，而且不易保管。现在，由于薯窖的改良，已经克服了保管的困难；但退化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已经在群众中发现了不退化的薯种，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有了良好的资料，估计马铃薯的退化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五）水利和肥料问题。扩大复种指数，水和肥料都要增加。我们也曾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两年来，在这些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创造。以往冬修，往往把塘水放掉，然后挖泥，因而耗水不少；现在实行带水挖泥，每天挖的土方不但不比过去少，而且还多一些。还有一种办法是把一部分冲田的田埂抬高，用以蓄水；采取这种办法，不仅工程容易做，而且可以把另一部分冲田节省出来播种夏收作物，还可以在插秧的时候不用塘水，节省塘水供给夏季抗旱用。在肥料方面，不仅种两季的田地可以再种一季绿肥，就是种三季的田地也可以套种一季绿肥。因此，绿肥可以大大增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说到肥料在某些地方的90％、某些地方的100％要由地方解决。我们认为，大量套种绿肥，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诸如此类的办法，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已。这些办法，有的是由群众原有的经验提高起来的，有的是群众的新创造。总而言之，都是从群众那里学来的。它们之所以适用，所以受群众欢迎，所以能够被广大群众的智慧充实起来，就因为它们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体会。
必须顽强斗争，坚持到底
“三改”办法提出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响应，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关怀。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三改”办法抱着怀疑、讥笑和非难的态度。我们没有因为这些非难而动摇决心；相反，我们大胆地坚持下来了。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要有斗争性，要打破迷信，要用“愚公移山”那样的顽强性来进行工作。因此，“智叟”的话就不在我们的脑子里起作用了。
究竟有一些什么非难呢？在两三年当中，我们亲眼见到的和亲耳听到的大概有这么一些：
第一种是认为“行不通”。他们说“三改”的道理虽然说得过去，但实际未必如此。他们的理由是：扩大了秋冬播种面积（增加豌豆、蚕豆和麦子），就要减少春种（高粱）面积；增种了晚秋作物，就要延误种麦子；实行三季连作，就剥削了地力，会减少来年收成；种双季稻，不仅劳动力、肥料、水不够，而且气温不足。因此，他们说“三改”是“得不偿失”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办法。这种说法，初看好像有道理，但只要把问题揭开，就可以证明他们提出的意见不是经过细致研究的。他们以为“三改”是从办公室空想出来的，殊不知我们已经调查研究了两三年。就说土地数目吧，他们不了解，安徽共有9，100万亩耕地，除去经济作物，还有7，100万亩地可以播种夏收作物；但是，实际播种的夏收作物同此数相差甚远（今年夏收作物面积是最高的一年，也不过6，440万亩）。他们不了解，采用麦、秫套种办法，春地不但不减少，而且大量增加。关于种了晚秋作物就会影响种麦的问题，很明显，他们不了解，在安徽已经有了解决三季连作的茬口问题的办法（这办法前面已经谈了）；既然解决了茬口问题，事实上就不会影响种麦子。种双季稻的气温够不够呢？最初，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很担心；但是，在研究了全省各地的温度和无霜期的情况，并且找到了许多解决茬口问题的办法以后，我们就肯定了不仅江北而且淮北也可以播种双季稻。淮北的无霜期有230到240天左右；双季稻所需时间，包括下秧在内，两季最多也不过200天。淮北温度从4月到10月平均有23度左右，晚稻扬花时节（在白露前后）的温度在25度左右，也足够双季稻的需要。劳动力够不够用呢？第二季稻正穿插在夏收后秋收前的空隙中，人力畜力都有余裕。关于肥料、用水以及“三季连作剥削地力”等问题，在合作化以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生产技术改进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解决。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如果仍然用旧脑筋来看这个问题，用富农留休息地的办法来处理缺少肥料的问题，当然只能得出“得不偿失”“行不通”的结论。
第二种是认为“改不得”。他们说中国现行耕作制度是几千年劳动农民创造的结晶，不容许轻易改变。他们美其名曰“劳动农民的创造”，实际上是为右倾保守思想打掩护。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劳动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有伟大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中国，造成了许许多多对于生产不利的情形。如淮北地区的广种薄收，就是过去反动统治者只顾高度剥削，不解决水旱灾害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又如好些地主把许多塘堰改成水田，就是他们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顾他人死活的作法。再如富农每年都要留出许多休息地（耕两年休息一年），就是因他们土地多，而又不愿意积肥生产，所以采取土地休息办法来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这样不合理的现象很多，如果不加以改革，农业生产水平就无法提高。当然，这种改革在反动统治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在土地改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这些改革就有了基础，农民的先进经验就有推广和发展的余地了。
第三种是认为“太冒险”。主要是指改种马铃薯太多，改种双季稻没有把握。他们说“安徽没有种马铃薯的习惯，而且薯种调得太多，无法保存，吃了苦头才会知道”。又说“种双季稻，气温不够，难以成功”。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但他们不了解，马铃薯的保存问题已经解决，种马铃薯的习惯早有基础（过去安徽就有12，000亩种薯地）；他们更不了解，不大量发展早熟作物的马铃薯，就不可能避开低洼地区容易积水的困难。至于种双季稻，条件既然如此完备（前面已经谈了），而且已经试验成功，又有什么理由不要大种呢！现在来看，不是种得太多，而是种得太少了。为什么有人硬说“冒险”了呢？原因就在于“爬行思想”作怪。
第四种是“找岔子”。如1954年我们曾号召留再生稻渡荒，有的因为缺乏经验，收获较少（也有的收获很好），有人把这也归咎于“三改”搞坏了。其实，“三改”中并无留再生稻一项。在当时号召培养再生稻，只是因为灾情紧张、种子不够而采取的一个临时办法，同“三改”毫无关系。又如，极个别的地方在推行“三改”中确有照抄照套、不注意因地制宜的缺点，也有强迫命令的行为出现，这当然是需要防止和纠正的。这并不是“三改”办法不对，而是执行中的偏差。可是，有人把这些都要加罪于“三改”。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正是把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看成本质和主流了。
第五种是造谣破坏。如有些反革命分子说“三改”是“害人坑”，说我们种的马铃薯“只有扣子大”。又如繁昌一个地主故意把中稻种子混在早稻种子内，蒙城一个富农欺骗农民用“挖眼吃心”、“脚踩封土”的办法播种马铃薯。他们想用这些办法来破坏群众的改种计划。当然，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反革命分子必然会利用保守右倾思想来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
陈伯达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说：“任何新生力量都会遇到保守力量的抵抗。”“三改”办法也是一样。我们所以没有被保守力量压倒，就是因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持到底。这是我们的第三点体会。
必须加强领导，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三改”是农业生产习惯和生产方法的改革，是一个移风易俗的问题，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它还是新生的幼芽，它比旧的生产习惯软弱，它必然会遭到讥笑、怀疑和反对。它还需要许多新的技术和有大量的物质力量支持。今天来检查，我们推广“三改”的工作是同“快、多、好、省”的原则相符合的。我们统计，采取“三改”办法生产的，有99％以上增加了产量。由于没有解决技术问题或者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而耗损了种子、劳力以致减产的，不到1％。这里我们也应该感谢毛主席，因为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领导方法来进行工作，我们绝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可以提供参考的有这么几点：
（一）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在这里，我们解决了4个问题：第一、肯定了“三改”是安徽省农业增产的基本措施，是支援工业、加强国防、战胜灾荒、顺利地完成统购统销任务的保证。因为把它提高到这样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任何工作紧张的情况下都保持了“三改”工作的经常性。第二、继续不断地批判了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基本上克服了不相信先进经验、不相信优良品种、不相信生产改革的各种错误。第三、纠正了干部不带头学习生产技术的错误，推动了各级党委的有关同志钻研生产，形成风气。第四、在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灾区，提高了依靠生产改革战胜灾害的信心。三年来，每年冬春季节，在省、县以至区、乡都分别召集了干部扩大会议、劳动模范会议、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三改”问题，总结“三改”经验。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一般都懂得“三改”的内容和意义。“三改”的宣传工作，确实达到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地步。
（二）加强了技术传授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以下的一些措施：第一、开办了技术训练班，三年中训练了推广“三改”运动的技术骨干15万多人。第二、增设了技术推广站，由县到区，现在已进到向乡、向社发展的阶段。第三、采取了“请进来传授技术，派出去学习技术”的办法。1954年我们从山东聘请了一位种薯模范到我省指导催芽，结果一亩地就能节省薯种五、六十斤，并且从此推动了聘请专家指导特种作物耕作的风气。在改种水稻方面，我们从淮北抽调大批干部和劳动模范到沿江地区学习，又从沿江地区抽调了几百人到淮北进行指导。此外，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稻作高产区观摩。1955年，我们就派了100多人到湖南醴陵参观双季稻。这样，就克服了某些农民“眼不见不相信”的思想。第四、总结了群众生产经验，就地组织了田间观摩。例如颍上县杨圩乡顾道才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改种60亩水稻，及时邀请附近各社社员参观，结果，推动全乡改种水稻820亩。又如怀宁县盔井乡，由农民经声年介绍了种双季稻成功的经验以后，全乡增种双季稻1，700亩。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这是“三改”能够很快地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认真培养典型。我们的各项改革工作，都是在典型培养成功之后再推广的，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根据三年来培养典型工作的体会：第一、典型的培养要“点多、量少”，因为这样做，成功则推广面容易扩大，失败则损失不多。第二、典型培养成功、经过充分思想酝酿之后，就要大胆推广，不要裹足不前。第三、对因为技术缺乏或者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而失败的，要予以关照和鼓励，要帮助他取得生产改革的胜利。这不仅可以挽回这些人的“士气”，而且是提高广大群众信心的必要措施。
（四）作好各项物质准备工作。“三改”的范围很广，特别因为扩大复种指数和改种高产作物、改用优良品种、改种水稻等等所需要的种子、肥料、用水都要大量增加，有些农具也需要适当改变，这是一项极为繁重和庞大的任务，因此，必须妥为准备，才能顺利前进。我们这几年在这方面是花了不少力量的，我们经常有两百多干部在外省活动（兄弟省份给我们的帮助力量还不计算在内），三年中从外省调到安徽的种子即有59，618万多斤，其中马铃薯种33，100多万斤，胜利百号甘薯种2，300多万斤，早稻种4，000多万斤，晚稻种1，280多万斤，其他大部分是晚秋作物种子（为救灾用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改革计划就无法实现。此外，我们还为旱地改水田的地区补充了农具、水车，为“二垄靠”的条播小麦地区改制了耩子，这对推行“三改”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把“三改”工作同合作化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在前年冬天就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推行“三改”的组织保证，“三改”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增产要求的战略战术。我们一向就是把它们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在把它们密切结合进行当中，的确取得了很好成绩。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保证，使“三改”推行得又快又稳；一方面，由于“三改”办法提高了增产指数，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安徽的许多农民都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动了“三改”，“三改”也推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把“三改”的范围更加扩大，内容更加充实起来，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在安徽超额完成而奋斗。
“三改”运动发展得很快，它的作用已一年一年地提高。但是，如果不是按照正确的领导方法来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不可能设想的。这是我们的第四点体会。
由于以上四点体会，更使我们增强了一个总的信念，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绩，就必须用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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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吉林两省涌现大批先进生产者
江苏省各地工矿企业积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先进生产者的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各工厂已经有先进生产者21，128人。
戚墅堰机车车辆修理工厂今年共评出了218个先进生产者和48个先进小组，其中庄铭耕、陈海根等8人已经提前完成了五年工作量。在先进生产者的影响下，南京机床厂的工人普遍突破了今年1月份制定的新定额。
（本报驻南京记者）
吉林省工矿企业已经有30多万职工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据3月上旬统计，40个厂矿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23，000多件。长春、吉林等地30多个单位的职工，有9，000多名突破了今年的新定额。长春铁路车辆段钳工边真主动地提出修改12种定额，并且带动其他职工也提出了修改定额的建议。在121个单位中，涌现出了8，000多名先进生产者和840多个先进集体。在这些先进人物的带动下，全省国营工矿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了一、二月份产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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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制酸厂投入生产
新建新疆制酸厂在3月15日投入生产。这座制酸厂的全部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这个厂每年可以生产100％纯度的硫酸300吨；如果全部设备能充分利用，年产量还可达到1，000多吨。（本报驻乌鲁木齐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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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家集中央选煤厂临时工程开工
自动化机械化的淮南谢家集中央选煤厂的临时工程已经在最近开工。永久工程也将在今年开始修建。
（本报驻合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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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工业手工业品种展览开幕
北京市工业手工业品种展览会17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这一天前往参观的有3，000多人。
这次展览会是北京市工业、手工业产品和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的一次大检阅。在五金机械、化工药品和医疗器械、食品、服装、特种工艺品等13个馆里，陈列着3万多种展览品和图片。通过这次展览，将推动工商企业和手工业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新品种。展览会将展出一个月。　（于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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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普遍进行播种育秧
广东省的农民正在普遍进行播种育秧，季节较早的海南岛已基本完成了插秧。今年各地春耕一般都比往年提早了10天到半个月。国家供应给农民的良种在4，000万斤以上。播下的种子都经过盐水或黄泥水选种，并采用在合式秧田上疏播的方法培育壮秧。
全省各县近三个月来开展了群众性的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到目前止，潮安、澄海、电白等20个县每亩积肥已经超过10，000斤。全省最大的芦苞水闸工程已经完成，各地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已经完成了60％以上。历年来受旱灾威胁最严重的湛江专区，今年由于农民积极展开了打井、挖塘运动，10个县的640个乡已从此不再受普通旱灾的威胁。
（南方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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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1，300多移民到青海垦荒
安徽省1，300多个回民，响应国家关于移民垦荒的号召，于3月14日出发，到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参加农业生产。他们在出发前夕，纷纷表示将和化隆县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建设祖国的大西北。（吴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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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都专区计划把山地变水田
甘肃省武都专区的山地占总耕地面积90％以上。今年，武都专区计划兴修水地105，000亩，让更多的水稻生长在高山上。这个专区的宕昌县大川区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花了3，800个劳动日，修了一个蓄水塘，把84亩山地变成水地，可以增产粮食7，000多斤。
还有武都五皇乡大坪村位置在半山腰，从前没有一亩水地，经常受旱歉收。现在全村共有水地117.5亩。在大坪村的影响下，玉皇坪、槐树山、小石家、张家里等村也大力修渠。全乡今年有823.5亩山地变成水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2.2％，大大地改变了过去的干旱面貌。
（本报驻兰州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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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马车全部为现代交通工具代替
上海市的马车最近已经全部取消。在这以前，全市只剩下14辆马车在偏僻地区行驶。这些残存的马车车辆已很破旧，马匹又瘦又老，不适合于再作公共交通工具，现在已经全部为现代交通工具代替。马车取消以后，车工们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
（本报驻上海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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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营业额增加了一半
天津市公私合营糕点公司桂顺斋第一门市部，从合营后，由于职工改进了服务质量，增加了糕点品种和提高了产品质量，每天的营业额较合营前增加了约50％。这是桂顺斋的店员在营业前上货的情形。
　方　弘摄（天津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