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3-06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范若愚
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正当佛教盛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450——？）。他在公元507年写的“神灭论”一文，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人们在“神灭论”一文中可以看到：后来被总结为哲学上的最高问题、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1450年前范缜的智慧中已表现的那样明显，以至使现在的人读了依然觉得可贵。
当时的统治者选定了佛教来愚弄人民，想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萧衍（梁武帝）曾以皇帝的身份“舍外道以事如来”，并且明令宣布 “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号召王侯宗室、公卿百官一体事佛。当他奉佛教为国教的时期，只梁京城之内，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这些佛寺都拥有大量财产，对人民的剥削范围甚广，据说后来成为典当业的那种高利贷剥削形式，也是从南朝的佛寺开始的。范缜就在这种情形下猛烈地对佛教进行了攻击。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一次有名的论争。
范缜还在齐做官的时候，就曾和竟陵王子良有过一次关于“因果论”的论争，梁书中这样记载着：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晃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佛教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不灭。在佛教看来，灵魂好像一个旅客一样寄住在人的肉体之内，当一个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就又搬到另一个新生的肉体之内去住；而且灵魂在“前世”的所作所为，决定它“今世”要住在一个什么人的肉体之内。就是说，如果灵魂在“前世”做了“好事”，“今世”就可住在富贵人的肉体之内；如果“前世”做了“坏事”，“今世”就要住在一个“贫贱”人的肉体之内。同样，灵魂在“今世”的所作所为，也要决定它在“来世”要住在一个什么人的肉体之内。佛教利用阶级社会里的富贵贫贱现象，臆造出了这种所谓“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的“因果论”来。范缜却认为一切人的生命，像树木开花一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在生前就有一个或好或坏的灵魂“投胎”“转生”的，至于人间的富贵贫贱现象，只是人在出生以后的不同遭遇而已，绝不能把人间富贵贫贱的现象作为“因果报应”论据。他不胜愤慨地质问佛教徒说：人与人间贵贱虽然不相同，但“因果”究竟在何处呢？
由于他对无神论的坚持，他一生和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气味不能相投。南史和梁书都说他“性质直，好高危言论，不为士友所安。”他在萧衍朝中为官时，“因所怀未满，亦常怏怏”。当佛教徒不能在理论上折服他的时候，也曾从政治上利诱过他、威胁过他，可是这位坚定的无神论的战士，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南史说：
“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
此外，他也曾受尽了讽刺和谩骂，但他坚定不移地战斗着，有个叫做王琰的人，写文章骂他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范缜不敢坚持无神论了，可是，范缜却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这样，倒使得这位有神论者再说不出话来了。当他的神灭论发表的时候，正是在萧衍正式宣布了佛教为正统思想，而他本人则是在被谪后又被起用的不久，可是，他完全没有顾虑个人的得失，毅然决然地向佛教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范缜的“神灭论”是用问答体写的。他把佛教徒对于无神论的种种责难设为问题，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答辩形式，有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无神论的思想。
在“神灭论”的开头，范缜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因为佛教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两种东西，肉体死亡，灵魂依然不灭。范缜则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结合着的统一体，肉体死亡之后，精神也就随之而灭。
范缜不仅认为物质和精神是相互结合的，而且认为这种结合的关系是从属的关系。他明白地指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就是说，物质是产生精神的本体，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作用。很明显地，他认为物质是根本的，物质的作用是派生的，也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范缜认为物质的不同形态产生着不同的作用，他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这就是说，作为人的这一物质形态，就具有“有知”的作用，作为树木的这一物质形态，就没有“有知”作用。他肯定了人是物质，而精神是作为人的这一物质形态的产物。因而也就指出不能因为人有知而木无知，就证明世界上有什么能够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神。
范缜认为物质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运动、变化的。他指出每当一种事物由于运动而变化为另一种事物时，那么这种事物原来具有的作用，也就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了。他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这就是说，从活人变为死人，这是由一种物质形态变为另一种物质形态的质变，由于质变了，因此活人所具有的“有知”的作用也就因变为死人而变为无知了。这样，他就进一步的说明了他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论点。
范缜认为人的神经作用乃是人的生理器官的产物，人的生理活动乃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他说：“手等有痛痒之知”，“五脏各有所司”等等。虽然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误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把一个血液循环的器官误认为是思维的器官，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并不影响他在哲学最高问题上的正确性。作为一个什么是思维器官的具体问题，他是错了；但作为思维一定是思维器官的产物，即指精神一定是物质的产物的原则问题，他是对的。
范缜的错误，是在于他把人的思维完全归结于人的生理过程。例如他认为“圣人之体”决定了“圣人之神”，“凡人之器”决定了“凡人之神”，他还不理解人的思维的能力虽然是人的思维器官的产物，但思维能力的发展程度和思维的内容，却是由人所不能离开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他不理解这一点，因而从生理器官决定人的一切的机械论出发，就做出了和唯心论者一样的结论，认为圣人生就的是圣体，凡人生就的是凡器，而完全没有注意到社会条件对于人的影响。此外，当佛教徒用儒家典籍上的鬼神故事和他辩难时，他终于被迫在不承认“人灭而为鬼”的条件下，承认了一种似乎与人世无关的鬼，他说：“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因此，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无神论者一样，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无神论者。
在“神灭论”的末尾，范缜指出了他的这一著作的政治目的。他指责了当时由于佛教盛行而产生的种种恶果，即对于风俗、人口、生产、军事、行政、财政等等方面的不良影响，然后就阐述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他所提出的什么“小人甘其垄亩”，“下有余以奉其上”等等的政治主张，也无非是要农民好好种地养活地主而已。他想用他的哲学理论说明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不仅没有掩饰，而且公开申明他是把自己的哲学理论作为政治斗争中“用此道也”的武器的。
震惊朝野的“神灭论”发表之后，皇帝萧衍和大僧正释法云发动了60多个僧俗“名流”，写了70多篇文章来反驳范缜，在这些反驳的文章中，除了指责范缜“违经”、“乖理”、“灭圣”、“背视”之外，就是列举出书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的存在，而对于范缜的“神灭论”的基本思想，谁也无法驳倒它。后来，范缜又写了一篇“答曹舍人”作了代表性的答辩。范缜“自谓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就连他的论敌也是不能不“每服缜简诣”的。
范缜的“神灭论”，已经历了1450年的悠长岁月，纵然其中有若干错误吧，但是，如果历史地看待范缜，人们都会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能够观察到那种正确的程度，是很难得的。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唯物论的思想，是我们应该批判地承继的历史遗产之一。

第3版()
专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台湾的军政人员们：
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们都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聚精会神讨论如何更好、更快地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在高悬着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两个伟大肖像的会场上，有多少曾经追随中山先生几十年白发苍髯而精神健旺的老同志，有多少过去南京、重庆政府的军政人员，还有多少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和平起义的将领，也还有侨居海外不久以前才回到祖国的同志。大家都为了自己祖国的日益富强康乐而精神振奋，都为了能够叙旧迎新亲密团结而衷心快慰。可是在我们欢聚一堂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台湾的800万同胞，也不能不想起几年前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你们。
我们和你们，原先都是属于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国国民党的。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和你们之间有的人曾在爱国的革命事业中共过患难，有的人曾在反抗侵略的战场上同过生死，可是后来就中道分离了。我们坚持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遵守着中山先生 “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教，在辽阔广大的祖国大陆上，和6万万同胞一起，努力于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和建设新国家的光荣事业，过着亲朋团聚、和平幸福的生活；而你们呢，却跑到台湾，受着美国侵略者的武力控制，得不到自由安乐的生活，回不到自己祖国的怀抱，这就是我们和你们之间迥然不同的处境。
然而处境尽管不同，无论在大陆、在台湾，总都是中华民族同一祖先的儿女，总应当爱自己的祖国。在你们离开亲人，抛弃乡土，背离祖国的几年中，我们的祖国已经是河山生色，万象更新，和你们离开以前的那种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情况，真是判若天壤。在我们新的国家里，工人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工商业日趋繁荣，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能力和智慧可以充分发挥，古人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我们国家里将不是一句空话；而蜀道通，黄河清，已经不是梦想。国家是这样的美好，难道你们宁愿过着那样道路越来越狭窄、精神越来越苦闷的生活，而反不愿意回到自己可爱的祖国来吗？
我们深信台湾800万同胞绝不甘心陷身于水深火热、饥饿贫困之中，我们也希望你们能不再寄身于外国势力的藩篱之下。把台湾同胞隔断在自己祖国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干涉我国的内政，把台湾变成了它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企图永远霸占台湾土地，奴役台湾人民，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是我们要争取的；而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台湾最后必然归还祖国。在全世界人民一致反对侵略、越来越多的国家坚决要求和平的国际局势下，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什么“一朝大战爆发起来”的幻想上吧！如果帝国主义侵略者敢于掀起世界战争，那么被消灭的是他们，被牺牲的是你们！你们不要再迟疑观望企图苟延残喘吧！只想利用台湾地方以进行侵略的外国势力绝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长城，台湾人民的怨恨和反抗绝不能长期压制，特别是台湾统治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深，猜疑倾轧，人人自危；日暮途穷，分崩可待；你们自己还不深深的知道吗？如果你们还不激发良心，早寻生路，那就只有跟人失败，被人牺牲，悔恨无穷！
近来周恩来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的庄严而恳切的宣告，你们应该是听见了的。只要你们有觉悟，下决心，和祖国人民、台湾同胞共同负起解放台湾这一爱国事业的责任，你们就可以为祖国立功。在我们解放战争中，有多少你们熟识的文武起义人员都得到国家的倚重，担负着重要的职务。近年来从台湾起义归来的人，都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都是你们应当学习的光辉榜样。
你们蔽于成见，惑于谣言，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认识，对于我们民主党派也不了解；然而你们可以回想：孙中山先生是怎样和共产党合作而加强了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又是怎样由于和共产党合作而获得了北伐的胜利？以后，又是怎样由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免于国家的灭亡，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还可以回想：30年来所谓“反共到底”的人又是怎样先后跌下了失败的深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辉煌伟大的新中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能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协商国事，参加政权，参与制定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宪法，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职务，都能积极勤劳地工作，自由愉快地生活，我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国家的事务中和国际影响上起了应有的作用。这些事实，谁能否认！
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扩大团结、广泛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使大家能够共同参加保卫和平和建设祖国的事业。由于过去的历史关系，我们关怀着你们的前途，向你们提出正义的号召：
觉悟吧！抛弃祖国、寄人篱下的人们！国家对你们是宽大的。只要你们毅然决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先起义，投向人民，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尽力，就对你们化敌为友，既往不究。
回来吧！抛弃亲人远离故土的人们！自己的家乡有温暖的生活，自己的亲人在殷切盼望；只要你们还不愿意终身流落，埋骨他乡，那么台湾和大陆不过一海之隔，并不是通航无路。
曾经拥护过孙中山先生的人们！中山先生生前的理想在我们祖国里，已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革命导师。北京的碧云寺中山堂，修建一新；南京的中山陵，巍然在望。如果你们也还纪念着中山先生，你们就应当及早回来，和我们一同去春秋祭扫。
台湾的军政人员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爱国思乡，谁独不然？弃暗投明，回头是岸！往者不谏，来者可追！祖国向你们召唤，爱国主义旗帜在你们面前飘扬，做自己国家的主人还是做别人的奴隶？走生路还是走死路？就在一念之间！为国家、为自己，你们应该当机立断！
1956年2月29日 北京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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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的民间美术工艺
刘凡 正峰
春节在杭州浙江博物馆开幕的 “浙江省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展出了浙江各地民间美术工艺的代表作品600多种，其中有：青田的石刻、东阳的木雕，黄岩、奉化的翻簧竹刻，温州的油泥塑和镶嵌，东阳、绍兴等地的竹编，余姚的金丝草帽，龙泉、温州的瓷器，杭州的丝绸、织锦，温州的刺绣，金华、嘉兴、宁波的纸板、木板套色印花布，永康、浦江一带的剪纸和麦秆剪贴，以及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装饰品等等。
这些民间美术工艺品都很优美、细致。青田浅刻山水图案书夹，是在不到一分厚的石面上雕出立体的山水风景图的书夹。东阳老艺人厉守铭创作的“大闹天宫”木雕壁挂，在木板上以很多层次雕刻出云霞、人物和宫殿建筑等等形象。温州木工潘阿明的遗作“花鸟竹丝镶嵌”挂屏，是温州雕嵌的起源，它是由半分宽，二分厚的篾丝接榫成精密的图案，再镶嵌上黄杨木雕的花鸟而成的。东阳的艺人马正兴以精巧的手法把近万根细如发丝的竹丝编织成“元宝篮”。这些表现了我国民间艺人高度艺术技巧的作品，在国内和国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浙江民间美术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浙江丝织品在唐代便已著名，青田石刻在南宋已很盛行，龙泉的瓷器也在南宋便已成为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历代勤劳智慧的民间艺人们，善于就地取材，利用各种不同材料的特点制造各种精美的工艺品。浙江特产的石头、竹、木等种类也多，例如青田所产的青田石就有冻石、鸡血石和疯门石等数十种，青田的石刻就是利用这些石料的自然彩色和花纹来设计雕琢成各种美术欣赏品和花瓶、花盆、灯台、烟盒、烟缸等日用品，名目、式样很多，约有300多种。浙江山区盛产的竹、木如毛竹、淡竹、黄杨木、樟木等等，都是雕刻的好材料。
我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在旧社会大多是供统治阶级享受用的，民间艺人们过着被剥削的贫困生活。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民间美术工艺遭到了极大的摧残，许多艺人被迫失业或改行，浙江当然也不例外。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植下，各地民间美术工艺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在浙江东阳、青田、温州、黄岩、奉化等七县先后组织了12个美术工艺生产合作社，并且有计划地组织民间老艺人进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间美术研究班学习，还组织专业美术工作者向民间美术学习和进行研究整理工作。民间艺人们艺术创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温州雕刻生产合作社老艺人林岩福去年尝试把山水雕刻和人物雕刻相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一件表现历史题材的新作品“吴越王射潮图”（青田石刻），过去专做泥塑菩萨的艺人南式仁和陈鹤亭，也创作了“武松打虎”、“老妇解诗”和“读给爷爷听”等雕刻作品。
浙江的民间美术工艺是丰富的，近几年来的成就更是十分显著。在这样的基础上举行的全省规模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是一次全面的检阅，它将要总结经验，推动今后的工作继续迅速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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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努力联系实际
湜辛
如果把最近一个时期的山东大众日报同三、四个月以前的大众日报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感到这个报纸有了进步。几个月以前，正当山东全省出现了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大众日报的宣传报道却远远地落后于实际，既没有充分反映出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和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也没有对当前工作进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从去年11月中旬以后，大众日报在报道整顿巩固农业合作社特别是报道农业生产方面有了比较显著的转变。读者反映：“现在大众日报对农业生产的报道突出有力了”，“最近报纸指导工作比较及时，大家也都喜欢看了”。不光是报纸的农业宣传，就是关于工业生产、私营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的宣传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大众日报最近几个月来的进步，是编辑部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克服保守思想，转变作风，加强同实际的联系的结果。
三、四个月前，编辑部领导方面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合作化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报纸是赶不上的；另一个想法是，编辑部中不少干部参加了肃反工作，能维持报纸出版就不差了。这两种想法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同时编辑部也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拿组长级以上的干部来说，过去很少下乡下厂；总编辑刘建同志从1952年到报社工作以来就没有下去过。这种坐在机关里办报的情况，即使在山东农村已经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暴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改变。不了解实际，当然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实际和指导实际。
去年11月中旬，山东省委对报纸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改进的方针、办法。大众日报编辑部也检查了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从这时候起，编辑部开始组织业务干部下乡下厂，了解实际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向各地党委请教，向广大群众学习。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3个月中，农村组的工作同志有计划地下乡就有4次：第一次是到德州、聊城、泰安等地区了解整社情况，第二次是到聊城地区研究农业增产等问题，第三次是到德州地区了解产棉地区的情况，第四次是到泰安地区研究办高级社的问题。别的组的同志，也有不少下乡下厂的。在这个期间，编辑部的业务干部下去过的达到42％。报社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像总编辑刘建同志曾经两次带领农村组的同志下乡，副总编辑方正同志也曾在济南市的某些新、老公私合营企业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编辑部加强了同实际的联系以后，报纸在反映实际指导实际方面果然有了进步。评论工作的加强，就是这种进步的重要标志。最近一个时期报纸对农业增产和整顿巩固合作社等问题，发表了几十篇社论。可是去年秋天合作化高潮的时候，两三个月时间内只发表了3篇有关合作化问题的社论。报纸的社论多起来，主要是编辑部比较多地了解和掌握了实际工作的情况，实际工作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报纸提出来，需要报纸发表意见。于是许多评论题目产生了。今年1月间发表的“鲜明的对比”、“在整顿合作社中，切实注意合并社的问题”、“从一个区委书记家庭不入社谈起”、“接受恩县冬季生产落后的教训”等社论，就都是编辑部从实际生活中了解到的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以后提到报纸上来的。
不仅评论的数量增加了，评论的内容也比过去切实、具体了。拿前面提到的“鲜明的对比”和“接受恩县冬季生产落后的教训”两篇社论来说，前一篇社论是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来评论滋阳和曲阜两个县打井工作的好坏；后一篇社论是通过恩县虽已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冬季生产却搞得不好的事实，来阐明党对生产要加强领导而不能放弃领导的道理。这两篇社论对实际工作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像这样在社论中具体地表扬或批评一个县的工作或者几个县的同一项工作，不经过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再拿一篇论述发动农业合作社社员投资的社论来说，这篇社论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只要紧密地结合生产、结合制定生产规划来发动社员投资，就容易使投资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点编辑部在开始起草社论的时候是不够明确的，只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明确了。这样，这篇社论就给了农村干部比较切实的帮助。
这一时期大众日报工作的改进，自然不限于评论，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改进。就整个报纸来说，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比较鲜明。报纸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了广泛的、突出的宣扬，另一方面，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事物进行了具体的、尖锐的批评。例如在农业增产问题上，报纸不只是有力地批判了小农经济观点和“条件特殊”、“群众没有习惯”、“潜力有限”等等保守主义的论调，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各地农民在生产方面的创造、革新和经验。报纸所报道的石泉湖农业合作社建设山区的经验、宋长生农业合作社养猪积肥的经验、张式瑞农业合作社改进农业技术的经验等，既提高了人们增产的信心，又教给了人们增产的办法，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入发掘现实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两方面的典型事物，进行有力的宣传，这就使得报纸在反映实际和指导实际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大众日报编辑部在加强了同实际的联系以后，还时常将从实际生活中所了解的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给省委或省委的有关工作部门，供他们参考。有时候还根据调查研究的所得，向领导机关提出有益的建议。
由于更多地接触了实际，受到了群众斗争的教育，编辑部在思想作风方面也有了提高。拿领导同志说，他们在亲自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以后，感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扎实”了，对报纸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比较有把握了，对新事物比较敏感些了，这样，他们的领导也就比较具体了。一般同志在接触实际中也有很多收获。文艺组有一个编辑，过去对民歌、民谣、快板等民间口头文学是不大重视的。可是当他在寿张县台前乡等地亲眼看到农民群众在合作化高潮中所创作的许多内容丰富的快板，了解到这些快板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他的看法变了。他不但收集了一些快板诗在报纸上作了介绍，而且起草了一篇“要重视民间口头文学的发展”的评论，批判忽视和歧视民间口头文学的现象。
自然，大众日报的这种作法还仅仅是开始，宣传落后于实际的状况，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因此大众日报编辑部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改进，他们决定更加有计划地组织工作人员接触实际。在编辑部和各个组的规划中，都制定了联系实际的计划。例如，工业组规定每个编辑人员在济南市有重点地联系一个厂矿，每周至少去一次，在所联系的厂矿中要交三、五个朋友，其中至少有两个工人；此外，每个编辑人员每两个月还要到外地去一次，以及时地具体地了解工矿企业的实际情况，力求做到和广大职工“共命运，同呼吸”。
编辑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常常下去，是不是会影响内部工作呢？从眼前看来，内部工作是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根据大众日报的经验，这个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克服困难的办法，首先就在于发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在他们那里，总编辑下去了，就由副总编辑代替他的工作；组长下去了，就由指定的编辑代替他的工作；一个编辑下去了，就由另一个编辑代替他的工作。其次，要加强下乡下厂的计划性，每人每次下去的时间不要太长。这样，就可以保证内部工作的正常进行。至于编辑部加强了同实际的联系以后，可以大大提高报纸工作的水平，那就不必说了。
联系实际对我们的报纸来说早已不是新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像大众日报编辑部过去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领导人员浮在上面、很少接触实际的状况，决不是个别报纸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只要我们打破保守思想，拿出改进工作的决心，也是能够改变的。大众日报的转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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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言可畏 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