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06-3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提高警惕，反对麻痹
罗瑞卿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两年以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又获得重大的成就。所有这些斗争的进展和工作的成就，都是同我们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也是同镇压反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经过几年来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和其他方面的斗争，国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是被大大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更加巩固了，社会秩序是更加安定了，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力量是更加加强了，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是大大提高了。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的成绩，都是有利于保卫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保卫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的。
但是，随着美帝国主义对新战争的准备的加紧和对我国的侵略颠覆活动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日益进展，我们同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没有减弱，而是更加紧张更加复杂了。道理十分明显，只要国内还存在着反革命残余势力，只要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是一刻也不会忘记我们，因而就一刻也不会放松对于我们的破坏的。而且事实已充分证明，我们革命事业的每一步前进，都引起了国内外敌人的无比仇视和疯狂破坏，他们不惜采取一切阴险、恶毒的卑鄙手段，力图阻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残余的、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例如：煽动骚乱，散布谣言，抢劫放火，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工农业生产，杀害干部和人民的罪恶事件，曾在若干工作较为薄弱的地方一再发生。这表明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相反的，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感到了就要灭亡的威胁，因而也就更加要拚命地实行抵抗和破坏。这种情况，正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剧烈的反映。
的确，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还是相当猖獗的，敌人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惊人的。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面前还存在敌人和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还在于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太平麻痹情绪。这种太平麻痹情绪，蒙蔽了这些人的政治警惕性，使他们对于目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敌人所进行的猖獗的破坏活动熟视无睹。不少的人满足于我们过去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认为经过各项社会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反革命分子了，即使还有也为数无几，不足为患了，因而眼睛看不到敌人，即使看到了，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写几条反动标语还能把蒋介石写回来？”“既然政权在我们手里，让几个反革命分子存在一时，是不要紧的。”“既然资产阶级不敢公开造反，不敢同我们进行武装斗争，即使有几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甚至有的人因为迷惑于当前的所谓“太平景象”，主张我们也应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在实质上就是主张我们不应该继续加强我们的国家政权，加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很显然，这种陶醉于过去取得的胜利、盲目乐观的轻敌麻痹情绪是极端有害的、危险的。人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这样一条规律，这条规律就是：革命的事业愈前进，愈胜利，而革命的敌人的报复破坏就必然会愈凶狠，愈加剧。
太平麻痹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不少同志乃至某些负责干部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极为严重。他们说：“既然业务那末重要，业务已经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关心政治呢？”他们以为全国都在生产建设，而且生产建设突飞猛进，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或者口头上承认还有阶级斗争，并且也承认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但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因而使自己逐渐丧失了政治嗅觉，往往对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毫无察觉，同老虎睡在一起还自以为高枕无忧。一部分领导人员中这种漫不经心的庸俗态度，就使他们所领导的单位政治工作薄弱，原则空气稀薄，纪律废弛，制度松懈，给反革命分子混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人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条真理，这条真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彻底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而彻底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必然是一场极残酷、极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当前敌我斗争的主要内容。
目前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是敌人的破坏活动的更加狡猾和更加隐蔽。许多人对于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和警惕不够，乃是太平麻痹情绪的又一个较为普遍的表现。我们的不少干部容易被反革命分子的花言巧语和伪善面貌所欺骗，容易被他们的各种伪装和外衣所蒙蔽。例如：在工矿企业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故，有人往往一律把它们看成是自然事故和责任事故，对于反革命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利用职权，利用技术，借口所谓‘自然事故’或‘责任事故’所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因为缺乏警惕性，就很少能够辨别和识破。又如对于农村中所发生的某些骚乱，一些同志由于缺乏警惕性，也往往只看到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少数农民群众的某些不满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或忽略了残余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对分子隐藏在群众中乘机进行煽惑的实质。尤其是对于那些钻入或混入我们组织内部，穿上国家工作人员的制服，甚至骗取得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称号，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两面派的手法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我们的不少同志更缺乏鉴别识破的能力。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够混入革命阵营，隐藏二十多年，使许多人受欺骗，胡风集团的某些骨干分子竟混入共产党内，长期未被发觉，这个事件就是很严重的教训。人们之所以缺乏识别伪装的反革命分子的能力，是由于他们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简单化了的缘故。正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复杂，敌人也就愈加知道，为了既能保存他们自己，又能打中我们的要害，他们就不得不把自己伪装得更加巧妙，并力求深入我们的内部躲藏起来。否则敌人就将无法进行破坏，甚至无法生存下去。而我们如果麻痹轻敌，嗅觉不灵，警惕不高，不善于透过敌人的外衣，不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并揭露他们的一切阴谋，我们就必然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
由此可见，对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麻痹情绪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正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内，任何麻痹轻敌，政治上的漫不经心，或者对敌人的破坏活动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都只能纵容甚至助长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应该严格地系统地批判各种麻痹情绪，并认真加以克服。我们的任务是要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有效地加强我们的革命斗争，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镇压下去，彻底肃清一切暗藏在革命组织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巩固我们的革命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完成，以达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我们怎样来提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实际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呢？
首先，要大大加强防奸反特的宣传教育工作。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使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而现在的反革命分子很多是用像胡风集团这样的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的，而且愈往后，敌人就会愈加隐蔽，伪装和活动的方式也会愈加巧妙。因此，我们决不要轻视敌人，必须要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武装我们自己。这项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应该做得很充分很经常。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八年了，他们一贯注意，并且到现在还十分注意提高全党和全体人民警惕性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个事实和经验对我们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人以为既然敌人愈加隐蔽，一般人不易识别，因此只要加强国家公安机关的工作，不必做什么宣传教育工作了，这种看法是有害的。正是因为敌人愈加隐蔽，就愈加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性，就愈加需要有千百万双眼睛来注意和监视敌人。没有一切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警觉，仅有国家公安机关的努力，要发现和战胜隐蔽的反革命分子是很困难的。有人说，既然愈往后反革命分子伪装得愈巧妙，那末我们能否识别他们呢？我们肯定地回答，是可以识别的。因为任何隐蔽的狡猾的敌人，他们总是有漏洞的，他们总是要进行活动的，因此，他们总是要暴露的。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人民的觉悟和警惕性提高了，同国家机关的专门工作结合起来，任何暗藏的敌人总是要被揭露出来的。那么，加强防奸反特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否会警觉敌人，使他们有可能从已经揭发的材料中，找到有利于反革命活动的教训呢？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的结果首先是使广大人民的觉悟和警惕性提高了，同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经验增加了，觉悟了的人民发挥出来的力量，是任何反革命分子也难于抵抗的。
其次，要严格革命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制度，特别是用人制度，严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钻入或混入到革命队伍的内部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认为要长期地隐藏自己，不要“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打击”，最好的办法就是钻入到我们的
“肝脏里”来。由于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的警惕不高、嗅觉不灵、眼睛不亮，特别是制度不严、空隙甚多，已经有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各种方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有的甚至窃据了我们相当重要的或机要的岗位，虽然他们为数甚少，但情况是十分严重十分危险的。我们应该在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也要把类似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地彻底地清除出去，并从中得出教训，严格用人和人事审查的制度，切实防止反革命分子钻进来。在这里我们碰到一种奇怪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只要工作需要或生产需要，只要有技术、有文化，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用。而且事实上，有些反革命分子已经在这种观点和做法下钻进了我们的某些机关、工厂、学校。这种观点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做法，是完全丧失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的做法。可惜，这种现象竟是事实，并且到现在在一些单位中仍在继续发生，有时这种现象，简直达到惊人的不能容忍的程度。毫无疑义，这种现象只是为反革命所欢迎，而对国家和人民是极端有害的，因此是应该坚决消除的。
再次，要在革命队伍中提倡忠诚老实，反对在政治上说假话。这是堵塞反革命活动的空隙，从而限制和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一切伪装的反革命分子、两面派分子，他们的基本特点和手法，就是用尽心思进行欺骗，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组织都是说假话，只是对他们的反革命主子和反革命集团内部的人才说真话。胡风集团，就是说假话的一个典型。胡风说“追随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胡风说“拥护共产党”，实际上是破坏共产党；胡风说“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风分子们说的“最大诚恳”，就是最大的虚伪，所谓“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就是一次比一次不老实。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够容易识破伪装的、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要更加提高警惕，提高嗅觉，防止受骗。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伪装的反革命分子要说假话，是否在政治上说假话的都是反革命分子呢？现在还不能这样说。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还没有肃清，还在不少人的身上有影响，因而，还有一些人为了自私自利或其他的目的，在政治上有隐瞒，向革命组织在政治问题上说了假话。这种情形有什么害处呢？它的害处就在于在实际上帮助反革命分子搅乱了人民的视线，使人民比较难于迅速地准确地识破反革命的欺骗，从而难于及时地发现和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在政治上说假话的人，很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以至被反革命分子抓住把柄，拖入火坑。这早已是反革命分子惯用的手法，也是许多人早已知道的。事实上，只有反革命分子才需要用假话来掩盖自己的政治行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者和一切正直的公民，是根本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政治行为的，因此是根本不需要说假话的。而且政治上说假话，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是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者的称号不相容的。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对自己的国家在政治问题上实行欺骗，轻则是一种违反国家纪律的行为，重则甚至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提倡政治上忠诚老实、反对说假话。如果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说了假话，应该自觉地加以修正。否则，是不能指望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的。而且说假话就如同用纸去包火，终究是包不住的，是要被戳穿的。政治上的欺骗行为，一旦被揭露了，当然本人是要负责的。大家都不说假话，那么，靠说假话来欺骗革命组织、欺骗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孤立起来，他们的活动和生存就会发生更大的困难。这样就一定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最后，要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坚决反对任何疏忽大意，破坏制度，违反纪律，“小广播”，瞎吹牛，“包打听”，随便在私人通信中、在发表的文章中谈论或援引国家的机密材料等等恶劣的行为。这些行为有些已经不止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而且构成了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我们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弱点，每一个空隙，窃取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而且已经窃取了不少的机密。我们一定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保持住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我们就难免要遭到反革命分子所加给我们的意外的严重损失。特别应该指出，革命队伍中的自由主义，是反革命分子窃取党和国家机密的最好的帮手，我们要严格批评和克服自由主义，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活动的市场。这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注意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正是为了加强和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为了更有保证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愈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就愈要提高警惕，反对麻痹，加强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我们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不致受到反革命分子的危害。

第3版()
专栏：

印度人民光辉的艺术创造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孙慎
世界各个角落都响着这样的声音：印中人民是兄弟。新的黎明出现在地球上，天空满布着晨曦。………没有人能够隔断我们古老的兄弟情谊，在将来我们也永不分离。我们，和平战士携手前进，一心一意地，坚定地同战争贩子斗争。——印中友好歌
以阿尼尔·库马尔·钱达先生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作为印度人民友谊的使者来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这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我们怀着无比的喜悦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个由印度著名舞蹈家和音乐家所组成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在北京的几场演出，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和鲜明的印象。艺术家们所表演的优美动人的音乐和美丽多采的舞蹈，充分地显示了印度人民的天才智慧和丰富创造，体现了爱好和平、勇敢坚韧的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们非常欣佩印度人民的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光辉艺术成就。这里仅就音乐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合唱“印中友好歌”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节目。领唱者毕斯瓦斯和歌队的歌声是富有表情和情绪充沛的，非常有感染力。特别是有着歌颂情绪的装饰乐句出现的时候：更予人以意味深长和动人心弦的感觉。
帕卢斯卡尔的“雨之歌”，也是一个极其美妙的节目。演唱者以其娴熟的声乐技巧，描绘了阴云四起、雷电闪鸣的情景以及春风带来甘雨的欢乐情绪，在这里歌声和伴奏乐器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它们结合得那样自然、紧密，简直天衣无缝。随着演唱者的丰富想像和戏剧性的表达，听众也被带入了诗的境界。
在演出晚会上我们还听到了毕斯瓦斯演唱的
“泰戈尔的颂歌”，这是印度大诗人拉宾德拉·泰戈尔创作的音乐，泰戈尔把印度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最好部分结合起来，丰富了诗歌和音乐的表现能力。在印度被认为是他对印度当代音乐方面的卓越贡献。在毕斯瓦斯的丰满的歌声中我们听到了优美真挚的泰戈尔的音乐创作。
“旁遮普之歌”以朴素、坚实的旋律，反映了印度人民“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感情。粗犷的歌声和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是健壮有力的。
器乐节目也是非常杰出和具有特色的。印度好些弦乐器如瑟路达、锡达尔、萨朗基等都有许多共鸣的弦。在这些乐器的主要琴弦发声的时候，许多共鸣弦也同时随着震响，因之丰富了乐器的色彩。锡达尔独奏家阿卜杜勒·哈利姆·贾法尔·康恩和瑟路达独奏家拉迪卡·莫汉·马伊特拉在演出会上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是很自然的。他们各以其纯熟的技巧，抒情的手法，和细致的表情把乐器演奏得像歌唱一样地打动人心。
乐器合奏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特别是在其中加入了按一定音阶排列的定音鼓（有时用它来作旋律式的进行），很有特色。虽然乐器合奏如节目单所说在印度还在实验阶段，但已可以看出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了。
印度文化代表团所演出的音乐节目，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但对于我们又是非常亲切的。其原因我想是很简单的，远在几千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开始了亲密的文化交流关系，这种交流便在两国音乐的发展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并丰富了各自的音乐文化，以致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互相影响的迹象。例如在婆罗多舞“提拉纳”的伴唱音乐中，我们发现了近似中国民歌音调的旋律：
而印度歌唱家帕卢斯卡尔在听了我们的蒙古民歌后，也觉得它和印度南方民歌的音调相似。
当然，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亲切之感，并不仅仅由于音乐上的某种近似。主要的，还由于在音乐上表达了我们两国人民对于幸福、对于和平生活的共同愿望。
我们感谢印度文化代表团的优秀表演，使我们获得欣赏和学习印度人民光辉的艺术创造的机会。我们相信，印度文化代表团在我国的访问演出，一定会对增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重要的贡献，从而有益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
（附图片）
锡达尔演奏者 叶浅予 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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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在同一个时间
邵燕祥
我问年轻的情人们，
你们可知道：就在同一个时间，
你们刚寄出一封充满光明和热情的信，
相约在下一个星期天见面；
而胡风的老婆正把一批黑信
丢进邮筒，匆匆拐进了小胡同，
谢韬正从城外赶进城来，
跑到秘密碰头的地点。
我问勘探队员，你带着新采的矿样
从遥远的山野奔向北京，
你可知道：芦甸也挤上同一列车，
他是去领取胡风的指令。
我问工区主任，你正打开施工的图纸，
看着、想着，抚摸着点点线线，
你可知道：一卷党内的文件
已经暗地里送到欧阳庄的手边。
我问同学们，傍晚你们走进图书馆，
在灯下摊开一天的笔记，
你们可知道：有一间密室里
灯下是谁，在这同一个时间？
绿原，徐放，你一篇，他一篇，
替胡风偷抄党内文件；
这时在另一间密室的灯下，
正在通过发展反革命组织的名单。
在同一个时间，远方的草原上，
航空磁测的飞机刚刚归来，
在炼出第一炉沸腾钢的炼钢炉旁，
大家谈笑着擦去满脸的汗；
你们可知道：胡风正召开秘密会议，
一忽儿满脸狞笑，一忽儿暴跳如雷，
压低嗓门表扬，搥胸顿脚痛骂，
布置着：打进党，打进军队，打进文化团体
和经济机关！
母亲们：你们的孩子睡得多甜，
别让他作恶梦，这是你们的心愿，
这里，肥胖的小手，深深的酒涡；
那里，胡风在磨着牙齿磨着剑！
胡风得意地宣布：“时间开始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沉睡不醒：
“住嘴！结束了——你们的时间！”
……在我们广阔的国土上，
爱国的人民千千万万！
但是也决不只有一个胡风，一个阿垅……
也决不只有一个胡风集团。
亲爱的人们，提高警惕，
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不管他黑皮黑心，红皮白心，阴脸阳脸，
不管他潜逃到天边地角，
还是钻到了我们的堡垒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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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状况
高等教育部计划司司长　张宗麟
国务院最近指示：今后全国高等教育应该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努力提高质量。
解放以来，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本着中央重视培养国家建设人材的方针，对于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高等教育，做了初步的改革，获得一定的成绩。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接收了全国近二百所规模大小不等的高等学校，接办和停办了受美帝国主义津贴的和反动特务性质的几十所高等学校；通过各种运动，进行了教师的思想改造；取消了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课程，设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课程，在师生中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九五二年以后的三年，进行了全国院系调整和专业的设置，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高等学校，初步作了合理的调整，设立了二百多种新的专业；普遍地成立了教学研究指导组；接着开始了教学改革工作，三年来基本上完成了工科理科等的统一教学计划，订出了五百来种教学大纲，翻译了八百多种适应新教学计划的苏联教材，颁发了有关教学方法和行政管理制度。六年来，全国高等教育不但面目为之一新，而且数量上也大大增加。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比解放初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几，其中约有工农学生百分之二十九，增加了专任教师百分之一百四十几，派遣了五千多名留学生，培养了六千多名研究生。因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新建了几百万平方公尺校舍，超过旧中国五十年来高等学校所建的校舍百分之三十几，购置了几亿元的仪器等教学设备。六年来的高等教育无论在教学上和行政上都有了很大的改革和一定的成就。
但是，这几年来无论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质量，一般还是不高的，不少人体格弱，政治质量差，专业知识和技术也不能满足工作岗位的需要。例如，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学年度，全国高等学校学生因病因学业不及格和其他原因而退学休学的有七千多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实际上，勉强维持学习，降级留级而不办理退学休学的，为数还不少，个别班级这类学生竟达百分之三十。又例如，根据对八个工业部门技术干部的调查，现有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几个主要生产部门的技术人员人数是接近或超过苏联同类生产部门的比例；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厂矿感觉技术人材不足，尤其是能够独立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高级技术人材不足。工科本科毕业生照理可以当助理工程师，但目前情况，一般都要在实际工作中经过三年四年的培养，才能担任助理工程师。这就是说，工科本科毕业生只能做一般的技术员的工作。至于专修科毕业生的质量，就更差些。业务水平同政治质量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分不开的。近年来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虽有所提高，但在不少学校中，尤其是工、理、医等科非政治倾向的空气还相当浓厚，也还有少数不良学生混入高等学校，以致若干厂矿对高等学校去实习的学生有些不大放心，唯恐泄露国家机密，唯恐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厂矿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感到非常棘手，很难分配工作。至于学生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每年因病休学的人数也不少。总的说来，近年来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材，虽然比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所提高，但仍然没有达到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材的要求。
因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不够高，各业务部门对于各种事业所需要补充的技术人员的数目等等也没有摸得透彻，所以也就只好另想出路，即用数量来抵补质量。因而有许多业务部门每年所提出需要的毕业生人数，远远超过实际所需要的。有的部门提出的技术人员计划数字，超过实际所需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各部门用数量来抵补质量，虽然不是好办法，但也有他们的苦衷：“一个人的工作，既然一个人做不了，那么两个人做或者可以做得了。”因为高等学校学生质量差，业务部门就要的数量多；因为要的数量多，高等学校只好大量招生，质量也势必越差。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如不设法加以消除，不但浪费了国家为着培养高级建设人材而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将要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造成高等学校学生质量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高等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学校，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几年来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是必要的，不经过这些步骤，不可能进入教学内容的改革。学校行政的改革和科系的调整，虽然同提高学生质量有关，但毕竟是两回事，不大容易同时并进，也不可能一举两得，从整个实施过程来说，先后之差，在所难免。
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行政部门主观上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几年来因为各方面建设需要高级技术人材的迫切，数量要多，时间要快，所以高等学校的学生数量发展极快，尤其是工科发展更快。学生数量的大量发展，必须有质量相称和数量足够的师资，才能保证培养学生的质量。几年来，虽然增加了新师资二万多人，老教师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也有所提高，但所增加的新教师都是高等学校本科和专修科刚毕业的助教。因而到一九五五年，全国高等学校师资虽有三万八千多，而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助教，工科的助教数超过百分之六十，其中专修科毕业生和本科提前毕业生又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老教师的提高和思想改造，也不是短期内所能收到全效的。师资的质量如是，当然要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高等教育领导机关对这种客观事实的重视是不够的。虽然有它的客观原因，如各需要干部的部门提出的需要干部数字不够准确，国家计划委员会也缺乏严格的平衡。但高等教育部应该充分估计本身的力量，仔细研究各部门提出的要求，发现了问题，应该坚持原则，不应该“有求必应”，以致造成片面地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缺点。严格地说，这几年来高等教育部犯了贪多贪快好铺大摊子的主观主义的毛病。不但全国学生总数量直线上升，而且每个学校的规模动辄八千或一万人，认为三四千学生的学校是小的学校。
此外，课程内容同学生质量的好坏有直接关系。这几年来教学改革是有成绩的，但是要求偏高，步子也有些急，所以出了偏差。高等学校课程的内容，应该针对着毕业生将走上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术，结合现有学生的文化科学程度和师资质量来规定。目前全国统一试行的一百多种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几百种教学大纲，主要是以苏联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以前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蓝本而加以某些压缩。从教学内容上来学习苏联，无疑是必需的；但在结合中国实际方面，做得不够，偏差就在此。苏联的高等学校一般是五年制，个别科系有五年以上的。我国高等学校一般是四年制，极少数专业是五年制。把苏联五年或五年以上的课程，压缩为四年或五年已经有些困难，何况我国这几年来高等学校新生质量，一般说是不够高的。一九五二年以来，每年高中毕业生的人数都不能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人数，在职干部和社会知识青年投考高等学校的数量也有一定限度；因而这几年来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标准——不论健康状况、政治质量和文化科学程度——都是不够高的。学生底子差，加上课业繁重和师资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这是造成学生质量差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几年来高等教育部领导方法的改进和高等学校行政效率的提高，赶不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也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高等教育的质量能否迅速提高，是能否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合格人材的重要关键，也是国民经济计划能否圆满地完成的关键之一。最近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会议提出：“今后高等教育应以改进教学，提高与保证质量为中心任务。”并对今后招生工作，早日停办若干专修科，改工科理科等专业四年制为五年制，提高和培养师资，加强生产实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学校体育和改进伙食以增进师生健康，以及改进高等教育部的领导方法和高等学校的行政工作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扼要的具体的方案。此外并建议大力开展函授学校和夜大学等业余教育，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知识技术，发展和改进中等专业教育，以培养各个建设部门需要的技术干部，减轻高等学校过多招收学生（如专修科等）的负担。高等教育部将根据这些方案和建议，努力改进工作，特别是把开展业余教育和改进中等专业教育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的措施很好地联系起来，更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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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数字已确定
高等教育部公布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数字。今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计划招生九万多人，其中高等工业学校三万五千多人，高等师范学校二万一千多人，高等医药学校约九千人，高等农林学校八千多人，综合大学的理科专业五千多人，综合大学的文科专业和高等语文学校五千多人，高等财经学校和综合大学的财经科专业约三千人，高等政法学校和综合大学的政法科专业一千九百多人，高等体育学校一千三百多人，高等艺术学校六百多人。
在高等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工业学校招生专业类中，机器制造和工具制造类九千四百多人，建筑和市政工程类五千五百多人，地质和勘探类二千七百多人，矿藏的开采和经营类二千七百人，动力类二千三百多人。高等医药学校招生的各类专业中，医疗六千六百多人，卫生七百多人，儿科七百多人，招生人数较多。高等农林学校招生的各类专业中，农学二千六百多人，农业生产机械化七百多人，畜牧六百多人，森林经营六百多人，植物保护六百多人，兽医六百人。综合大学的理科专业中，化学一千五百人，物理一千多人，数学七百多人，气象学五百多人。综合大学的文科专业和高等语文学校招生的专业中，俄文二千三百人，历史一千多人，汉语言文学九百多人。高等财经学校和综合大学的财经科专业中，工业经济七百多人，统计学四百多人，会计学四百多人，农业经济二百多人，政治经济学二百多人。高等政法学校和综合大学的政法科专业中，法律招生一千八百多人。
今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是根据“保证质量、照顾数量”的方针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如果报考人数较多，其中政治、健康条件合格学业成绩够录取标准的学生超过原订计划，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还可超额录取一部分学生。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