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06-26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郑振铎
我同胡风只是认识，见面时点点头，或握握手，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只是觉得那个人有点“阴”，仿佛满肚子里是鬼，不好打交道，一直是“敬而远之”。去年冬天，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听到胡风和路翎的整整一天半的“控诉”或“攻击”，我就觉得很诧异：他们哪里来的那末多的牢骚，那末大的怨愤！今年三月里，从印度、缅甸回国，就听见说胡风在写“检讨”了。五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才使我感到胡风的问题不简单。为什么要那末凶狠地想到“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我们的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他说这话的时候，乃是一九四五年国民党特务正在“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毒打革命者们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对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们那末污蔑辱骂呢？到了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我才明白了：胡风和他的集团如何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如何有计划地、有组织地秘密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如何实行“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打进党的内部，来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扩充实力；也明白了，他和他的党徒为什么要在文联和作协的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那样猖狂的大举进攻！在进攻失败了以后，为什么要做假检讨？原来是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要潜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已完全不是文艺思想问题的论争，已完全不是简单的如何彻底肃清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的问题了。这些真凭实据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材料的发表，使我们明白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别有背景的。原来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伏在革命的进步的队伍里，干着反革命的特务工作。
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干了多少造谣中伤的勾当和挑拨离间的鬼把戏。如今真相大白，许多人回头一想便都恍然大悟起来：为什么他们是那样地抓住每一件事，对每一个进步的作家，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和污蔑。原来他们的那条“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却正是蒋介石特务分子用来残杀革命者的同一条的鞭子。
全国人民都对这些狼心狗肺的反革命分子表示极大的愤怒；特别是身受其苦的文艺界的人士们，愤激之情更为深切！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彻底消灭胡风反革命集团，要求依法处理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革命越胜利前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越加猖狂和阴险。社会主义建设越成功，国内外的敌人就越要加以破坏和阻挠。最怕是麻痹大意，有太平思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胡风潜伏在革命队伍里二十多年，坏话说尽，坏事做尽，我们对他不是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斗争，但总以为是教育、说服的工作，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今后我们再也麻痹大意不得了！警惕性要高，嗅觉要敏锐。俗语说的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阴暗的角落里，就可能躲藏着反革命特务分子，给你来个冷不防的破坏。阶级的敌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是要临死挣扎的，是充满了恶毒的诅咒和憎恨的。我们要当心被他们的毒水所溅伤。
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要使太阳光照亮每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把所有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在内，揭露出来，使他们受到应有的人民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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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分子难逃法网
叶恭绰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后，很多人都有同一的感想：当我们看见了第一、二两批材料的时候，还没想到胡风集团竟是一个反革命的集团。
这正反映出大家平日的麻痹大意和警惕性判断力太差了。我们单看第三批材料，已经可以认识清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是蒋匪帮特务、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等形形色色的一个混成团，真是北京话所谓“够瞧的。”
在第三批材料里，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的信上说，“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不“赤膊上阵”拿什么武器？是“阴暗的聪明”！“阴暗的聪明”又是什么？不用问，是从“中美合作所”学来的特务手段！
这不仅是绿原个人的事。事实上是所有胡风分子都按绿原那样做的，他们熟练地运用这种“聪明”向党、向人民进攻。看一看“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伪装进步，钻进肝脏，建立联络网，刺探情报，盗窃文件……，这不是特务行为是什么！胡风集团，比其他特务组织更阴险，因为他们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还耍着两面派的手法。
在这些材料公布以前，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思想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胡风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分别予以法律制裁！在今天，不是搞“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难想像，胡风分子正希望从“思想问题”上“滑过去”！在过渡时期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里，我们的事业有一分成就，敌人也就添一分仇视，也就加紧一步破坏。我们要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揭发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在人民的严密监视下，反革命分子是隐藏不住的；在人民掌握政权的今天，反革命分子是难逃法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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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胡风事件中学习对一切暗藏敌人作斗争
嵇文甫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以后，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真面目，已经是原形毕露。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社论所指出的，这一批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以及“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原来“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这已经进一步证明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了。
近几年以来，大家埋头于建设工作。在各个战线上，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因此，大家便陶醉在胜利的欢欣中，而把敌情观念冲淡，甚至是丧失掉了，弄得有时“同老虎睡在一起”而不自知！但是，阶级敌人却并没有睡觉，斗争是在一直持续着的，只不过是在新的形势下，采取着新的花样罢了。你看，蒋匪帮的武装，自从在大陆上被消灭以后，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挣扎，如大家所知道的：派遣特务，空投特务，收买坐探等等，随时随地找空子，企图建立地下阵地，进行破坏。胡风集团这种混进革命团体，甚至打入了党的组织，“钻进肚皮去”的手法，就是敌人所耍的种种花样中的最突出、最狡猾、最阴险的一个。根据以往我们所破获、所揭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案件，我们弄清楚了，不管什么样的反革命组织，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总都是条条线索通美蒋，并且他们非常“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你看，这一次被我们揭出真面目来的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里的骨干分子，不都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动家伙吗？他们不是深深懂得“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不能轻易地，……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吗？他们不是也了解“斗争是要精力的，要讲究策略的。在原则以外的一些枝节都应该放在策略范围以内来考虑”吗？这说明新的形势，新的斗争情况，敌人也在耍着新的花样。这不像进行解放战争，在阵地上，枪对枪，炮对炮，敌人在哪里，放眼可以瞅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从胡风事件中，我们可以知道，不仅要时时提高警惕，同时还得提高我们辨别敌友的能力，学会同一切暗藏敌人作斗争的本领。一切暗藏的敌人，不管他们如何懂得“斗争的策略”，如何讲究“方法”，但终究必然会露出马脚来。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各个角落里，各种伪装下，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出来，予以彻底清除。千万只眼睛，千万只手，如同张起了一个天罗地网，看这些反动家伙们往哪里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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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参加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李广田
最近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证实了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我们必须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在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复杂化，千百倍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
最近，我们学习了各种有关文件，听了关于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告，并举行了座谈会。从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各方面的反映来看，我们一般地都是政治嗅觉不灵，革命警惕性不高，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总是赶不上，抓不住，甚至是想不通。这种情形，是远远不符合于现阶段的斗争形势的，必须坚决予以改变。如果深入检查，就一定可以发现，这正是我们长期地不关心政治，甚至一般地有着脱离政治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这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的按语所指出的，我们一般地表现是：
第一、我们往往“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反而是漠然视之，泰然处之，或以为同此地无关，或以为同学校无关，或以为同教育界无关，或以为同自己无关。其实敌人是无微不入的，敌人是有着“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凡是斗争性显得薄弱的地方，就是他们必然要进攻的地方，特别是他们那种长期隐藏着玩弄两面派的手段，更容易使我们上当。
第二、我们一般地往往是“顾了业务，忘记政治”。我们虽然也常常提到业务同政治相结合，但实际作起来却是只管业务，不管政治，因而就在原来已是政治薄弱的基础上更滋长了非政治的倾向，予敌人以可乘之隙，使反革命分子有“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的可能。
第三、我们一般地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极为不够。“人民日报”的按语中说：“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同胡适无关，因而最好避开不谈。”这也正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口头上尽管谈，但并不联系实际，特别是不能正确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实际，因而不能深入，不能提高，既不能掌握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也不能分辨是非，划清敌我。其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就是敌人的思想从这个“缺口”打进来，敌人思想的打入就是反革命分子打入的条件或先声。敌人是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从思想战线上向我们进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明证。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关心政治，甚至脱离政治的事实，就是使我们跟不上实际斗争或站在斗争之外的一方面的原因，而这是极端有害，极端危险的。
随着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斗争的开展，情况已大大改变，大多数同志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认识上已有所提高，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是很好的。但也还有一部分人自认为是“老成持重”的，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袁水拍同志的诗里所说的，他们认为“究竟谁是谁非，还得等着瞧”，也还有少数人是毫无表示的，至于怀有抵触情绪的人，虽然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但也确是存在的。
我们要求人人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我们都要站上斗争的最前线，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深入学习，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和作风，特别是应当进一步认识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为巩固我们的革命专政，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加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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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杀笑面虎
　耿长锁
我是一个庄稼人，对胡风是不了解的。最近看了“人民日报”揭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我才知道胡风和他所领导的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我对他们非常的愤恨！胡风这群同我们“握手言欢”的笑面虎，一直是把血口朝着党，朝着人民。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以后，他们就变得越加厉害了，他们妄想国民党蒋介石再骑在我们人民头上，妄想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再倒回去过暗无天日的生活。
胡风和胡风集团是多么阴险、恶毒的敌人呵！
和工人老大哥一样，我们农民在解放以后日子过好了，政治上翻身了，并且也正在努力建设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我们决不允许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胜利果实。我们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一致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胡风集团，把胡风这群笑面虎一网打尽，依法惩办。我们并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提高革命警惕性和辨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把一切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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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赵忠尧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揭露了这个反革命集团里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贯仇视人民，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要彻底肃清这个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且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通过“人民日报”六月十日社论及几次编者按语的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当然，犯有唯心主义毛病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反革命分子却一定是极端的唯心论者。因此，我们在这次斗争中，不仅要将胡风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揭露出来，清洗出去，而且还要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思想战线上，以唯物主义思想战胜唯心主义思想。这两件事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并且是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敌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就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暴露出来的。
另外，就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来讲，有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至少会走上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这样的人，就会不管事物发展的规律，忽视社会的进步，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在工作上就会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对于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毛病的朋友，我们要帮助他彻底地进行批判，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深刻检查自己，防止自己不自觉地做了唯心主义的俘虏，以使我们大家在这个运动中，思想上得到提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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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化装跳舞 　华君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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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党支部必须认真领导理论学习
章世鸿
两年多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各地机关党组织在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党的基层组织——支部的努力分不开的，因为各地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是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但目前还有一些机关支部，并没有切实负起领导理论学习的责任。有的支部委员会长期不研究本机关的理论学习问题，把这项重要工作仅仅交给宣传委员去负责，有些宣传委员也不大负责，把这项重要工作推给一两个学习干事去做。有些支部虽然制定了学习计划，但却不认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平时只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发发通知，或偶然听听汇报。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怎样？学习中还有什么困难？支部或者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设法解决。有的支部则满足于一般的动员、笼统地布置一类的所谓“原则领导”。显然，这种情况是应该纠正的。
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支部对理论学习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有的支部认为：支部的工作太多，而领导理论学习并不是支部的主要工作，因而放松了对理论学习的领导。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他们不知道，理论教育工作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党的思想领导的强弱，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强弱是分不开的，而理论教育的强弱则又决定于各级党组织对这一工作的实际领导。那一个部门的党组织加强了党员和非党员的理论教育，那一个部门党的思想领导就会从根本上加强起来，党的各项工作才会顺利开展；相反，则那一个部门党的思想领导一定处于薄弱的状态，而这恰巧是工作中发生各种漏洞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我们，必须关心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必须认识：进行党的教育，以及监督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的起码知识，是一切党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党的支部决不能推诿自己的责任。必须把理论教育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有的支部认为：我们这里业务太忙，理论学习只好放松些。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在特殊情况下，业力忙影响理论学习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但在一般情况下，藉口业务忙，长期不坚持理论学习，那就是错误的了。只要把铁道部机务局支部同劳动工资局支部的领导学习情况对照一下即可看出问题的所在。这两个局的业务都是比较繁忙，但机务局的理论学习却能够坚持，而劳动工资局的理论学习就不好。原因在那里呢？请看事实：机务局的支部常在支委会上研究学习问题，安排学习，支部宣教委员也切实负责，对学习制度和辅导员的工作抓得较紧，对出勤干部的学习也很关心。由于支部的重视，这个单位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理论学习也较认真。而劳动工资局支部对理论学习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都薄弱，学习核心组逐渐失去核心作用，辅导员经常更换，不少党员（包括支部委员在内）忙于业务，学习兴趣不高，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着“工作做不好要受批评，学习学不好没有什么”的错误想法。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支部是否重视对理论学习的领导，而不在于业务是否忙碌。
还有的支部认为：行政领导不支持，支部本身也无能为力。这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原则的错误看法。某些行政负责工作人员对支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不够是事实。但理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组织直接领导，不能推给行政。支部的工作是主动地、积极地争取行政负责工作人员的支持，而不是依赖行政负责工作人员。当然，如果这些不重视理论学习的行政负责同志是共产党员，支部就应该对这些党员进行监督，纠正他们的错误态度。如铁道部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共产党员魏恒仓同志对该局的理论学习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还经常在学习之前布置一些任务，要工作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人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得不占用学习时间。但支部却没有坚持党的原则同这种不良现象作过斗争。这样，责任就不仅仅在于魏恒仓同志了，支部也要负责，为什么不对魏恒仓同志这种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错误态度提出批评，监督他改正呢？
有的支部认为：支部领导同志本身理论水平低，领导不好理论学习是难怪的。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会造成支部领导理论学习的困难，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支部领导不好理论学习的藉口。因为支部是党的组织，支部应该运用组织的力量对理论学习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来解决理论学习中的组织形式，学习时间以及思想上的种种问题。至于理论学习本身的疑难和问题，支部可以组织理论教员、辅导员、高级组的同志去解决，必要时还可以请上级党委帮助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支部领导理论学习中的一项组织工作。只要把这一组织工作作好，即使支部领导同志的理论水平较低，还是有可能把理论学习领导好的。
根据各地的经验，支部领导理论学习应该抓住下面几个环节。
首先，应该加强对党员的理论学习的监督，清除目前某些单位某些党员的学习落后的不正常现象。这不但因为学习理论是党员的首要主务，也因为搞好党员学习是搞好全体工作人员学习的一个关键。各地经验证明，支部善于把理论教育和党内的思想生活结合起来，启发党员的学民兴趣和自觉性，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使每个党员在学习中起骨干作用。如贵阳市委机关支部首先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对好高鹜远、不切合实际、不认真读书的党员进行批评，号召党员认真读书带头学好，对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行政负责同志同样必须遵守支部有关学习问题的决定，尽管有些部门参加高级组的同志不直接由党支部领导，但高级组同志应该向所属支部汇报学习情况，党支部也应该在一定时期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不能例外。
其次，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思想领导，支部委员会应该定期研究学习中的思想情况和各种问题，做出决议，交宣传委员负责执行。应该挑选切实重视理论学习领导的同志来担任支部的宣传委员，以保证支部决议的贯彻。有的支部选举两个宣传委员，指定一个宣传委员专门领导理论学习；有的支部由宣传委员负责，成立领导日常学习的专门机构，这对支部加强理论学习的领导是有作用的。为了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提高学习热情，支部可以运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如组织高级学习组的同志向下一级学习组的同志作报告，召集各种座谈会，举办墙报，培养先进的学习小组或个人等等。应该认识，只有加强思想领导，才能巩固学习制度和学习纪律。有的支部不重视思想启发工作，片面地强调制度和纪律，甚至用变相的行政方式强制大家学习，这些偏向都是应该防止和纠正的。
的确，机关支部领导理论学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困难是很多的，支部要领导好理论学习，必须进行很多艰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比如，如何组织理论指标力量的问题，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如何把学习计划订得切合实际并按期完成的问题等等都还不是解决得很好的。目前，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典型的成功经验更少。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总结经验改进这一工作。
目前，全国各地机关工作人员高、中级组已先后进入“联共（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学习的结束阶段。在学习“联共（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这一过程中，党支部都积累了不少领导理论学习的经验，因此，认真地切实地做好这次总结工作，对改进今后支部对理论学产的领导会有很大帮助。机关支部和各级党委都应该重视这次总结工作，要运用这次总结的经验，来教育机关支部，帮助机关支部把领导理论学习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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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漏网地主赵柱石混进光明第一农业社进行破坏的种种手段
王枫
陕西省咸阳县苏家乡李都村光明第一农业社，自从建立起来就不断发生问题：今天社员要分社，明天社员要退社，社的领导工作人员不团结，社管理委员会开会就吵架，生产没人负责领导，社员消极悲观，生产劲头不大……。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最近人们才明白：原来是一个漏网地主混进社来进行阴谋破坏的结果。
这个漏网地主叫赵柱石，解放前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二亩，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个参加劳动，长年雇着两个长工，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每年平均放出五、六十石粮食的高利贷，不知剥削了多少农民。
李都村实行土地改革时，赵柱石为了逃避斗争，想出了各种办法隐瞒他的地主成份。当时由于村工作人员和群众政治觉悟低，受了越柱石的欺骗，在划分阶级成份时，给他订了个“小土地出租者”，仅征收了他一百二十五亩土地。这个狡猾的地主阶级分子，就这样漏了网。以后，他还是照常雇工、放账。
一九五四年夏收后，李都村开始建立光明第一农业社。这使得赵柱石不安起来，因为大家要都参加了农业社，他就雇不到工，高利贷也放不成了。怎么办呢？他日日夜夜地盘算：村里要数自己有文化，如果能趁机会混进农业社，想法当个社主任，就有办法了。于是，他就假装积极，第一个报名入了社，并在入社报名大会上讲了他“说服全家人同意入社”的经过。以后他又经常向群众说：
“领导农业社不简单，没有点文化知识可不行啊！”他想用这些话欺骗群众，达到当选社主任的目的。由于他欺骗的结果，在选举社干部时，群众虽然没有选举他当社主任，却选他当了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会计，这样，他就混进了社的领导组织。
但是赵柱石的野心并没有死。为了夺取社的领导权，他又挑拨社员之间的团结，制造社内的分裂。李都村共分南北两个村，南村社员较多，有四十多户；北村社员较少，有十几户。由于建社工作组的工作做得不够，选举的三个正副主任都是南村人。赵柱石抓住这个机会，在选举后，连续就召集北村的社员（赵是北村人）举行秘密会议，他煽动大家说：“社里选的三个主任，北村没有一个，这下大权都掌握在人家南村手里了！论牲口，论农具，咱北村都比南村强，我看不如趁早和南村分社，免得受人家的欺负！”经过赵柱石再三挑拨，一些社员同意了分社。有几户社员在赵柱石的阴谋指使下，就到南村找社主任提出分社，要牲口和农具，并争吵着牵回去了原来由北村调配到南村生产组的一头牛。一时闹得社内混乱起来，许多社员也没有心情下地生产。更毒恶的是，当建社工作组和社主任到北村了解要分社的原因，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时，赵柱石又装出一副笑脸说：“社还是不分好，南村生产组少了一头牛，把我那一头牛牵过去补上。”建社工作组和社干部们对赵柱石一手制造的这个鬼把戏，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为了解决北村要分社的问题，经过研究和社员们开会讨论，立即补选了北村社员积极分子赵胜义担任副主任。这样，分社的问题算是平息了。
赵柱石制造分社的阴谋没有实现，接着更阴险地挑拨社内正副主任之间的关系，企图把社搞垮。社主任杨秉彦是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一贯积极热情，极力想把社办好，只是工作方式简单；另一个副主任马天升，也是老实农民，生产很积极，但因为自己没有被选上主任有些不满意。赵柱石看准了这一点，就设法拉拢利用马天升，打击杨秉彦。他对马天升说：“二哥，要说领导生产，你可比杨秉彦强得多，这回没有选你当主任，是人家杨秉彦在社员里活动了。我为这事气的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马天升听了这些话，就越发对杨秉彦不满。赵柱石趁机会又说：“今后咱们应该团结在一块，对社里的事多提些意见，给他杨秉彦个样子看看！”经过赵柱石这么三说两说，马天升便上了圈套。从此，赵柱石经常去找马天升，给他出主意打击杨秉彦。社管理委员会开会时，杨秉彦发表任何意见，赵柱石和马天升都找各种藉口反对；马天升提出任何意见，赵柱石都极力支持。去年冬天，社员们想投资买两条骡驹子，准备今春扩大生产。在社管理委员会议上讨论时，就由于赵柱石和马天升坚决反对，结果牲口没有买成。
赵柱石拉拢住了马天升，便进一步公开打击杨秉彦，破坏杨秉彦的威信。他经常对社员们说：“杨秉彦是个啥共产党员，过去连自己的庄稼都种不好，又没有文化，有啥能力领导农业社！”杨秉彦连续受到打击，情绪逐渐低落，对社里的事情也不多管了。赵柱石见时机已到，便狠毒地进行破坏生产的活动。有一次，杨秉彦到县里开会，社的领导由马天升负责。杨秉彦刚走，赵柱石就找马天升说：“二哥，社里的功劳再大，也是人家杨秉彦的，你看上县开会谈啥工作，都是人家杨秉彦去；干脆咱们不如少管事，把社的生产弄个稀烂，看他杨秉彦到县上去说个啥！”马天升听了赵柱石的话，对社里的工作就放松了管理，不按时安排生产，有事也推拖不管。许多社干部和社员们看到社里这种情况，都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有的提出要退社，有的整天闷在屋里睡大觉。社里积的许多粪没人负责往地里拉；麦地里的草长了多高也没有人领导去锄；特别严重的是一连死了九条牲口没人管，有四百多亩麦地因为种的稀，加上草多、粪少，长得不好。社外群众说：这叫啥农业社，怎么能带头到社会主义去呢？
社员劳动工红是否合理，是社能不能巩固的重要一环。赵柱石懂得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也早就蓄意破坏。他利用窃取的会计职权，故意给社员们记错劳动日，企图到夏收分红时使社员们为劳动日互相争吵。社员李志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做了十七个劳动日，赵柱石只给记了十二个，陈砥柱在同时也做了十七个劳动日，却记了十九个；商克让做了十四个劳动日，连一个也没有给记。对社员们交到社里喂牲口的草料，赵柱石也同样地故意记错。按照规定，社员们交的草料数目应该按时公布，但赵柱石一直拖延不结算公布；以后在大家多次催促下，才把草料账目公布出来，但因为数目不符，许多社员都非常不满，有的互相误会争吵起来。
赵柱石这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渐渐引起了一些干部和社员的怀疑，但开始都被他的“小土地出租者”成份麻痹了。因此，区和乡虽然对这个社整顿过几次，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今年二月间，中共咸阳县委会派工作组来到李都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对证分析，才彻底揭露了地主阶级分子赵柱石的真实面目和阴险毒辣的破坏罪行。社员们压不住心里的怒火，把他清除出社，并向咸阳县人民法院提出了控告。咸阳县人民法院在三月十四日召开公审大会，依法惩办了赵柱石，并把他改订为地主成份，把他现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和房屋等，除他家应分得的一份外，全部没收。
通过揭露和判处地主阶级分子赵柱石的破坏罪行，当地工作人员和群众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曾被赵柱石拉拢利用过的副主任马天升和北村十多户社员，也都清醒过来，悔恨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马天升检讨了过去因受欺骗造成的错误。过去有些要退社的社员，都打消了退社的念头。社员思想澄清了，大家都紧密团结起来，生产情绪特别高涨。全体社员最近向社投资了七百五十元，添了三头牲口，开始扩大生产。社外有几户农民也积极要求入了社。
过去人称光明社不光明，现在已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明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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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定西县人民法院判决一批反革命分子
甘肃省定西县人民法院在三月二十四日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宣判大会，判处进行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案犯赵绪堂、萧维邦、萧治安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张敬一、赵仲连无期徒刑；王智铭、杨作忠有期徒刑二十年；阵国俊、祁云山、许勤、王丕业被分别判处十八年至五年有期徒刑。
这批反革命罪犯大都是坚持反动立场的伪军政官吏、兵痞、一贯道分子和被人民政府惩处的地主阶级分子等。他们一贯仇视人民政权，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开始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零年三月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匪首赵绪堂，是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主谋组织者，自任“团长”，草拟过所谓“反共救国宣言”，刻制反动证件，积极搜罗反革命对象，发展反动组织，筹划经费等。他私藏枪枝弹药，企图抢劫我人民银行、汽车和夺取我区乡工作人员枪枝，以充实匪势，并阴谋担任我邮政代办所业务，以便利其活动联络。萧犯维邦曾草拟反革命书籍“青年的伟大”及所谓“青年在革命事业中应有的责任”，企图欺骗拉拢青年参加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一年三月，匪首赵绪堂和王智铭落网后，萧犯维邦又勾结祁犯云山、陈犯国俊等，企图到渭源县以打铁做掩护制造枪枝。这个阴谋没有实现，便在同年七月混入我天兰铁路工作部门，冒充“共产党员”，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并妄想在天兰铁路沿线找一深山大沟，以隐藏和训练反革命分子。他们还阴谋抢劫破坏我玉门油矿。一九五三年五月间，萧犯维邦企图潜往台湾联络蒋贼，进一步扩展反革命活动。
萧犯治安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秘书”，曾伙同反革命分子杨作孝以收猪为掩护，到渭源县一带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搜罗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二月间，萧犯治安和杨犯作孝潜往陇西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我民兵捕获。在押解途中，该犯把我民兵推入崖下逃跑，被我当地工作人员追击捕获，杨犯作孝当场被击毙。
张犯敬一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所谓“政治部长”，经常同萧犯维邦勾结，筹划反革命活动，参加草拟所谓“反共救国宣言”，制定通讯联络暗号，一九五一年又乘机打入我教育部门，进而混入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企图长期潜伏活动，并拉拢我革命工作人员。同案罪犯赵仲连、王智铭、杨作忠、陈国俊、祁云山、许勤、王丕业等，都曾积极进行过反革命颠覆活动。
反革命分子祁云山、陈国俊等，都曾被我民兵查获过，但并没有把他们的真实面目追查出来，后来又释放了他们。反革命分子萧维邦混进铁路部门，冒充“共产党员”，反革命分子张敬一混进我青年团组织，甚至当了团支部委员，而这些单位不仅没有及时发现，反把他们当成是“积极工作者”，萧犯维邦甚至还受到过“表扬”。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有些同志的麻痹思想在客观上会帮助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果不坚决迅速地克服这种麻痹思想，就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