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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第3版()
专栏: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从胡风对地主家庭的态度看他一贯的反革命立场

第3版()
专栏:

从胡风对地主家庭的态度看他一贯的反革命立场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他的家庭是个反革命的地主家庭,住在湖北省蕲春县第二区邵垅乡和下石潭乡(解放前的地名是菩堤坝区大径桥乡)。胡风兄弟四房,共有田一百五十多亩,其中三十多亩雇长工耕种,一百二十五亩出租,年收租课谷二百五十多石。
最近,由于工作的方便,我在蕲春县碰到许多熟知胡风家庭情况的人。当我把胡风家庭的真实情况和胡风对他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歌颂、赞美、同情、支持、包庇的事实对照以后,我更明白了,原来胡风从来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解放的。我对他家庭情况知道得越多,我越无法抑制自己对这个人民敌人的愤怒。
胡风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逆流的日子”的首页和“后记”中,称颂他的大哥张名山是具有“爱、劳动、自我牺牲、仰慕善良行为的德性”的人,又说“……我底大哥……旧社会给了他怎样大的痛苦,他凭着旧社会给他的一些超人的德性怎样地忍受了以至克服了那些大的痛苦”。当一九四七年张名山被人杀死以后,胡风急忙给武汉各伪报纸写稿为他大哥“申冤”,说张名山“其人寒苦出身,……为人急公好义,在乡民中甚得众望”(录自胡风当时为伪报纸所写稿件的底稿)。胡风用了几乎一切最美好的字眼来歌颂了他的大哥,还说“我不能写出”他的“超人的德性”来。
究竟胡风为什么“不能写出”他大哥的那种“超人的德性”来呢?
原来这个胡风称之为“在乡民中甚得众望”的张名山,是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当地农民叫他是“五毒”,“恒丰堤内一霸”。一个曾经挨过张名山毒打的农民,邵垅乡五十二岁的贫农毕海元谈到张名山的为人时说:“他家(指张名山家)有钱有势,仗势欺人。张名山心毒嘴狠,能说会道,打官司数他第一。平时对农民和窑民是恶言大语,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一九四○年,毕海元在荒地上做了一栋简陋的小屋,张名山硬说这地是他家的,强索地租,还要办酒请他。毕海元虽然出了每年五块银洋的地租,但是没有办酒,结果做起来了的房子被张名山打垮两次,本人也被毒打,毕海元不得不忍气吞声办酒了事。贫农张伯胜因一时还不清张名山的债,全家赖以维持生活的渔船就被强抢了去。在张名山家做活的长工是只能多做,不能多吃,做活要勤,吃饭要快。对佃户,租课谷是丝厘分毫不能少,还得送课鹅课蛋、糯谷良米。张名山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仗势奸污了一个贫农的妻子,后来并据为己有。这些材料当然远不足以说明胡风大哥的那种“超人的德性”,只不过是二三事例而已。
再让我们看看胡风所吹嘘的他的大哥是怎样凭着“劳动”和“自我牺牲”从“寒苦”中出身,并使得整个的胡风的家庭“发达”起来的吧!“民国”初年,青年的张名山,凭着他那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一颗势利逢迎的心,巴结上了本族豪绅地主张伯楷家,当时就成了他家极得信任的狗腿帮凶。张名山忠实而凶恶地帮张伯楷家收租,许多收来的租谷就放在他家,张名山就将这些租谷以高利挪借给周围农户和窑民;他又无利或低利从张伯楷家借来粮食和钱转借给农户和窑民,进行高利盘剥。当时胡风家中就已实际成了“二地主”和“二债主”。这是胡风家庭得以“发达”的第一批资本,当然不是什么从“劳动”中来的。
胡风家庭有了这批资本,以后就开起窑货行来了。恒丰堤内,湖多田窄,当地人民很多是以烧窑做陶器为生,胡风家逐渐地垄断了当地的窑货销售,控制了窑民的生活命脉。蕲州、武穴、龙坪、兴国、瑞昌等地来此办窑货的许多客家,都只能在他家订货。他家从客家那里,预先收了全部货款,然后一点一滴地以各种残酷的方式高利借贷给窑民。胡风家按照淡季价格,将一窑陶器全部预先包下,但并不付款,只是允许窑民借贷,窑民在生产过程中要吃饭,就不得不在他家借粮,一石谷按两石谷折价,听涨不听跌,在窑货款中扣除。窑民还需要烧窑的木柴和油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这就不得不又向他家借钱,月利百分之十二,利上翻利,
“驴子打滚”,不论窑民何时交货偿债,他家总是要在每年腊月底结帐,剥削惊人。每窑必须按照规定的时候如数交清,迟了或者是陶器烧坏了,窑民赔偿“损失”不算,还要挨打,说是失了他家的
“信用”。这样,那里上、中、下三窑九十多户窑民,将近三百人就实际成了胡风家的奴隶。窑民们穷得被称为“窑花子”。窑民们的实际收入不符血汗成本,难维持一家老小生活,每到年终岁末还不得不到胡风家去借年饭米。而胡风家中却门庭若市,进的进出的出,还的还借的借。
这就是胡风家庭的主要的“生财之道”,是一条血腥剥削的道路。胡风家庭的“发达”,主要“得力”于他的大哥张名山,难怪胡风那样地称颂他的大哥了。当地农民听说胡风把张名山叫做具有“超人的德性”的人,他们十分气愤地说:“鬼话!超人的剥削倒算得一个。”这不是很明显了么,胡风完全站在同农民敌对的立场。
胡风的家庭喝饱了农民的血汗,迅速“发达”起来了,甚至超过了他家原来所依靠的豪绅地主张伯楷家,自命为张姓的“族长”,霸占本族的公田,强管本族的公湖。据张姓农民谈,本族公共渔湖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以上落在胡风家庭中了,谁也不敢说一声不是。
胡风家庭“发达”的初期,曾经开过油面、豆腐、米酒等作坊。这大概就是胡风所说的“小手艺商人”(见胡风:“光荣赞”)了。我们也来看看他家是怎样一个“小手艺商人”吧!油面、豆腐、米酒等都是赊给窑民的,高价折钱,又按低价折成窑货,窑民用窑货来偿还。他家曾经做过米粑和面粑出卖,不管窑民吃不吃得起和需不需要,每个做窑的人每天必须买五个,他家记下帐来,下年算盘一响,帐由他算,窑货又去了许多。胡风的家庭对农民和窑民的剥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
胡风同他的恶霸地主大哥张名山是有着最亲密的关系的。他在“逆流的日子”的首页中说:“我底大哥”是“第一个把深沉的挚爱、理解、信任给了我,使我有力量依着自己的所信生活了过来的人”。
在那本书的“后记”中又说:“我不能写出他对我抱着怎样深的挚爱,为我付出了怎样大的牺牲”。胡风在家庭中过了好多年十足的富农、地主家庭的生活,深深地接受了他大哥张名山的“爱”。胡风的父亲张济发是不主张胡风出外读书“做事业”的,要他在家里“守业”;而张名山却极力主张胡风出外读书。他勉励胡风说:“谷儿(胡风的小名),听我的话没有错,出外去读书,我们这种人家光有钱没有势不行。”胡风在外读书所用的钱,就是他大哥从农民和窑民身上残酷剥削得来的血汗钱,甚至胡风在日本干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的时候,张名山还远涉江湖到武穴为他汇钱,一次就是一百多块银洋。所以胡风是那样言语不能形容地爱他的大哥了,他大哥给他找出了一条“依着自己的所信生活了过来”的道路。果然,胡风没有辜负他大哥的一番“挚爱”,没有违背他大哥的恶霸地主的“德性”和“教育”,他二十多年来投身反革命的队伍中,做着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事业”。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忘记他大哥的遗言,在党和人民揭穿了他的
“鬼画皮”以后,他还要“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胡风!不要痴心妄想了,人民不会容许你那样安然自在的“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好来绞杀革命事业。人民要坚决彻底地粉碎你这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集团。
一九四七年二月间,胡风的大哥张名山因为强占属于蕲(春)广(济)两县六个区,盛产鱼类的公湖“闸门挡”,同本乡方姓宗族发生纠纷,被杀死。消息传到上海,这就不能不使胡风大为“悲恸”,甚至按照胡风自己的说法,他“所感到的悲恸甚至不是‘悲恸’两个字所能够表示的”。虽然张名山是死于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械斗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方姓地主恶霸作为调动农民的口号是“杀张名山报仇”,“挨张名山打的人去报仇”。因为有不少方姓农民是张名山家的奴隶——佃户和窑民,他们都曾受到张名山的残酷的剥削和毒打,农民和窑民之所以为方姓地主恶霸利用,卷入宗派斗争,也反映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仇恨。胡风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竟把参加这次械斗的农民也统统污蔑为“恶棍”(见胡风:
“‘逆流的日子’后记”)和“暴徒”(见胡风于一九四七年给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的信)。
胡风甚至不顾事实地撒谎说:“恶棍们……一刀取去了大哥底生命,杀死以后把流着血的尸首拖走,拖了一两里路,经周围的村民苦苦哀求才丢下走掉,尸首抬回以后,围观的千人以上,无不流泪叫天不已”。这是彻头彻尾的鬼话,是为了颂扬他那个恶霸地主大哥而编造出来的。据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农民说,当时张名山尸首被拖走的时候有没有人“苦苦哀求”呢?有,只有三个人:张名山的大小两个老婆和他的三婶娘,他们确实苦苦哀求了,并且跪下来哀求了。也有围观的人,但是很少。我碰到许多当时在乡的农民,他们说:就把周围的农民都叫去,也没有一千人。农民张正光、张克生只隔出事地点里把路没有去看,农民费银宝隔两里路没有去看。就是去看了的人绝大部分也都抱着庆幸的心情,根本不是“无不流泪叫天不已”。张名山被杀后许多农民说:“少了一个大害”,一些老人也说:“张名山作孽太多,死得应该。”胡风的立场是什么?现在的中共邵垅乡支部书记余冬生说得十分对:“胡风所爱的,正是我们所恨的。”胡风“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张名山被杀死以后,胡风一面写信给他的侄儿教他如何打官司;一面自己在上海多方奔走,到处找后台;又雪片一样地拍电报或写信到武汉,要武汉几家伪报纸刊登“蕲春一大血案”的消息,并要那些报纸发社论,以动员社会舆论。他并且一而再地给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写信,要他
“支持”,“主持正义”。杀张名山的方姓宗族,原是方觉慧的本族,然而方觉慧竟答应了胡风的要求,方觉慧把正躲避在他那里的几个姓方的械斗的主使人交出来了,后来并判了刑。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胡风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匪首方觉慧有多么深厚亲密的关系。
张名山的棺材至今没有掩埋。胡风曾慨然承诺由他负责来葬,大概是准备盛葬一番,好亲自把他那本“逆流的日子”“呈献给他(张名山),当作插在他底灵位前面的一束野花或一把松枝”(“逆流的日子”后记),作为对死亡了的反革命阶级和政权的一次哀伤的祭祀吧!胡风用他那本肮脏的书来纪念他那肮脏的大哥,倒也恰如其份。
一九五○年冬到一九五二年春,蕲春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这就更激起了胡风对党和人民的深仇大恨,也引起了对他那个即将死亡的地主阶级家庭的
“悲恸”。他给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的,他年青时候的一位同学写信,声色俱厉地质问说,你们现在当
“官”了,为什么对我家里不讲“政策”。
谁不讲政策呢?胡风。因为他仇视党和人民,他也仇视全国人民拥护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这个政策根本动摇了他的阶级利益。
一九五二年春,蕲春县下石潭乡正在开展土地改革复查运动。胡风指使他的地主二哥张名梯到农会去“申请”,说自己(张名梯)是一向勤劳,种田起家,未曾剥削过人,要农会重新审查阶级成份。张名梯是怎样一个人呢?是一个自家不劳动,雇长工,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的十足的地主,是一个被当地农民称之为“细心细肝,面善心毒”的狡猾的地主。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胡风给他的四弟张学仁写的信中,把农民根据国家的政策对地主的合理合法的清算叫做和他家“为难”。胡风的信给张学仁壮了胆,这个当过伪联保主任,杀死过农民,强奸过无数妇女,霸占过人妻的反革命分子竟敢公开抗拒农会的清算,把农民对他的经济清算叫做向他
“讨米”。
胡风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对他那地主家庭的爱和关切,在土地改革以后,胡风还数次给他地主家庭寄钱寄衣服去。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胡风的妻子梅志用上海“解放日报”的便笺写信给他家里说:“……今天为你们寄出一包旧衣,……衣服是旧的,不过在这种时候,也能勉强穿穿吧。”胡风抱着对“这种时候”的强烈的仇恨和对地主阶级的
“仁爱的胸怀”,在一九五二年,他那个正被人民管制着的地主二哥张名梯的六十岁生日时,专门买了几件新衣寄去,大红的条子上写着:“以这几件新衣为二哥祝寿”。
胡风和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罪恶事实已经被大量揭发了,全国人民认清了他们是自己的死敌,农民们也开始认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农民的死敌。蕲春县邵垅、下石潭两乡的农民,过去由于胡风家庭为他无耻地吹嘘,也曾把胡风当成一个“革命作家”,“进步人士”;现在他们看清了胡风的真实面目,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我转达他们愤怒的要求:彻底查清胡风和他那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切罪恶事实,并依法严惩!
(“湖北日报”记者。原载“湖北日报”,本报略作修改和删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为争取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

第3版()
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为争取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 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 鲁迪·基尔希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权掌握在工人和农民手里。国营企业的职工不再是为一小撮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工作,而是为他们自己、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劳动。正因为如此,所以全体劳动人民都十分关怀工农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和获得全面巩固。作为工人阶级最大的群众组织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态度同在资本主义情况下是完全不同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农国家同工会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防止敌人的阴谋破坏。好几代德国工人曾经为了建立这个国家进行了斗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巩固国家首先就要求:不断地发展经济,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并充分发掘国民经济的一切潜在力量。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工会动员劳动人民去完成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伟大的五年计划。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宣布五年计划时,曾有不少人嘲笑地怀疑这个计划的现实性,认为这不过是幻想。这些人忘记了,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自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和农民为争取完成五年计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获得了值得我们自豪的巨大成就。因此,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就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劳动人民在执行伟大的五年计划最初三年中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说明,五年计划所规定到现在为止的目标已经达到并且甚至超过了。”
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这段时期内,建立了强大的冶金工业的基础,大大地扩充了机器制造业的生产力,在重型机器制造和造船方面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制造了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并提高了那些原来只有小量生产的化学品的生产量。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量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要多百分之七。一九五三年基本生产资料工业总产值超过一九三六年一倍以上,金属加工工业的总产值也是如此。党和工会在群众中的经常工作巩固了劳动人民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决定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人。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认识到,他们自己——掌握着政权的劳动人民,也是更美好生活的建设者。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十六次减低物价,使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一百二十六亿马克。一九五三年实行的总数为四亿马克的增加工资和总数为四亿五千万马克的降低工资税,大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在一九五四年,生产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业产量比一九五三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通过不断地进行争取增加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正在不断地为更美好的生活创造新的条件。萨克森州诺埃施塔特国营“前进”农业机器制造厂的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劳动人民能够怎样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力量。
如果把该厂一九五○年的总产量作为一百,那末到一九五四年时这个数字就已提高到百分之四百五十了。在同一时期内,职工人数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七左右。通过在同样时期内每个职工的工作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七点七,五年计划的目标被超过了。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还是“亏本”的这个农业机器制造厂,在今天已是一个向我们工农国家上缴巨额利润的赢利企业了。随着这个工厂的赢利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们的待遇当然也提高了。例如,该厂职工的平均工资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年高了百分之九十七。现在这个成绩优良的国营企业已完成了它的五年计划。
我们的国家和工会对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关怀,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在社会保险事业的支出方面。一九五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保险事业费就超过五十二亿五千万马克。
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在文化和科学方面的支出就已从十七亿增加到三十二亿马克。
相反地,在被分裂的我们祖国的另一部分,可以看到相反的发展路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剥削日益加紧,但垄断巨头的利润却不断在增加着。据西德工会的统计,一个三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每月需要三百三十六马克。事实上在西德,不谈好几百万失业者,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四在职男人的每月纯收入不到三百马克。对劳动妇女的剥削则更加厉害。她们之中有百分之六十八点一的人每月纯收入在二百马克以下。西德劳动人民的境遇变得日益不可忍受,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相信我们共和国的民主发展和和平建设的远景的西德工人也越来越广泛了。这些成就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这是几百万响应工人阶级的党的号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而英勇前进的劳动人民的业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树立了新的劳动态度。
在生产中不断涌现出获得杰出成就的革新者。像矿工阿道尔夫·海涅克和弗朗茨·弗朗尼克,纺织工人弗莉达·霍考夫、洛特·施坦巴赫、保尔·西门,冶金工人赫赛和维尔纳等人的名字和成就,是我们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典范。弗莉达·霍考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织布女工,过去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今天是我们工农国家中的“劳动英雄”。她用她的号召和实际行动向我国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所有工人说明,为了有更美好的生活,劳动人民应该走什么路。她是最早响应党的实现新方针的号召的人之一,她提出了“今天我们怎样工作,明天我们就怎样生活!”的口号。现在,无论是在我们工厂的机器上、铁路的火车头上、农田里的拖拉机上或商店的橱窗上,——简言之,凡是有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为更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这句口号。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指出,虽然我们劳动人民获得了巨大成就,作出了英雄的业迹,但仍有一部分国营企业一直没有赢利并且亏本。这种情况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为它违背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党充满信任地向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发出了号召,要求迅速转变这种情况,从而使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党指出,必须在我国经济和行政管理各方面厉行节约。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再容忍一些企业消耗其他企业利润的这种情况了。在这方面,柏林的两个冶金工厂,维尔道“亨利希·劳”国营重型机器厂和柏林特莱普托工作母机厂的倡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工厂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保证,在一九五五年内不要国家补助金并且上缴总共四十万马克的利润。同时,它们号召全国所有仍然亏本的企业学习他们的榜样。现在已有好些工厂表示要向他们看齐,并且已决定不再要国家的补助金。在这方面,如同“亨利希·劳”重型机器厂工会主席所说的,苏联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工人的工作是德国工人的榜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不断地壮大和强盛起来。今天它就已在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大家庭中得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我们共和国的这种发展是西德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所不甘心的,他们想使历史的巨轮倒转。因而他们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建设和实现他们发动新战争的罪恶阴谋。可是他们的所有阴谋,在劳动人民决心巩固我们共和国和反对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的坚强意志下,已遭到了粉碎。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职员、技术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把我们伟大的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变成为最成功的一年。在这里,德国人民有着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这样伟大和强大的朋友的援助。
德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党的领导下并和爱国力量结成同盟,也会在民主和平的道路上重新统一他们被分裂的祖国。

他们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第3版()
专栏:

他们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高一生
陕西省米脂县第五区安沟乡高西沟村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回来了八名复员军人,其中共产党员六人,青年团员一人。他们都经过较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受过人民军队的教育,一般政治觉悟较高。他们回乡以后,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成为农村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如复员军人高照盛一九五○年回乡时,村中还没有互助合作组织,他首先带头组织了一个临时互助组,经过积极努力,克服了互助组中的各种困难,在一九五三年,全组土地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这就更加坚定了大家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于是又把临时互助组转变成为常年互助组。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工作回来,向全村群众宣传了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号召大家用组织起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积极行动来支援我们“最可爱的人”。他首先说服了他所领导的互助组和附近两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复员军人高万富等也随后组织起两个社。现在全村五十九户人家,已经有五十二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复员军人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受到了全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高西沟村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三个乡人民代表和村里主要工作人员,都选由复员军人担任。还有一个被评选为省的模范复员军人。村里群众称赞他们说:“复员军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前方是战斗英雄,在后方是生产模范。”
复员军人积极生产,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改善了。原来没有结婚的两个复员军人也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高西沟村党的支部为了作好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曾经积极进行宣传教育,不断地提高干部和群众对安置复员军人工作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做好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对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很大关系,是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因此,干部和群众都能积极热情地接待复员军人,帮助他们解决回乡后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如复员军人高万富一九五○年复员回乡时,村干部和群众都热情地欢迎他,并且动员了十一头牲口,把政府给他的五石生产资助粮由县运回。每当“春节”、“八一”建军节时,干部和群众都亲切地慰问复员军人,勉励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都使复员军人深深感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也不断得到提高。
复员军人由于离乡年久,回乡生产开始有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些人家底很薄,缺乏生产资料,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困难。高西沟村除教育复员军人积极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外,先后帮助四个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复员军人购买耕畜三头,羊十只,修窑一孔。对一个没有土地的复员军人,经过群众讨论,把村上共同开垦的十亩荒地让给他耕种。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复员军人参加生产的困难,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复员军人回到农村,只是他们转向生产建设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加强经常的思想教育和生产领导,以巩固安置成果。高西沟村经常结合中心工作召开复员军人座谈会,一面检查安置工作,一面对复员军人进行教育。在座谈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复员军人中的模范人物进行表扬,不好的也予以适当批评。这样既巩固了好的,也教育了不好的。如复员军人高增存,一九五二年一度不安心农业生产,以致耕作粗糙,产量减少。经过会议教育,他安心了,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由于精耕细作,一九五四年他的土地产量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三倍多。
高西沟村在每项中心工作中,都注意培养和依靠复员军人进行工作。平时,交给他们一定的工作任务,并交代完成任务的办法。有机会时,还选送他们参加一定会议或训练班进行学习。这样不仅对全村的工作有帮助,而且也使复员军人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一九五四年复员军人高万富被选送参加了绥德专区互助合作骨干分子训练班。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回来以后,他耐心说服了七户群众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社主任。

克服劳动教育中的片面观点

第3版()
专栏:

克服劳动教育中的片面观点
陈大可
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劳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养成学生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使学生获得劳动的习惯,以及教给学生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和一定技能。
在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组织学生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因为通过体力劳动,特别是参加公益劳动,不仅可以养成为人民服务的习惯,而且可以促进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
但是,有不少教师对此作了片面的认识。于是,他们就把教育同劳动、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对立起来。有的教师为了贯彻劳动教育,就开口谈“生产”,闭口谈“劳动”,真是所谓“堂堂生产,课课劳动”。有的教师为了动员学生从事工农业生产,就不敢谈升学问题;他们甚至要学生公开“宣誓”或表明态度不去投考高一级的学校。有的教师为了强调体力劳动,就带领学生参加繁重的开荒,结果势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情绪,妨碍了学校教导工作的正常进行,以至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这些做法显然都是十分有害的。
进行劳动教育就是为了使学生最后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因此,劳动教育要同全面发展教育,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其他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劳动教育首先应该溶合到各科教学中去进行。那种把教育同劳动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不应该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必须考虑到学校的教导任务,并且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年龄。
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二者不是矛盾而是统一的。固然在阶级社会中,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中,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的对立必将逐渐消灭。因此,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应该从这些道理出发。正确理解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的关系,而不可对任何一方有所偏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毕业后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都能服从国家的需要。那种把体力劳动同智力劳动对立起来,把参加生产同升学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既不符合国家建设的要求,又不符合教学的原则的。
正确进行劳动教育,大力克服教学中片面观点,这对于教育工作者说来乃是当前重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