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06-2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西北国棉三厂产品成本为什么高
朱波
在纺织工业部西北纺织管理局的档案里，有着很多国营西北第三棉纺织厂（下简称西北国棉三厂）的文件，其中有月总结，也有季度总结。在这些总结里，千篇一律地谈到生产的成绩、经验和优缺点，但是，对关系到全厂生产的浪费现象却一次也没有提到。
国棉三厂的浪费，表现在用棉多、用电多、人员多、管理费多和积压资金多等方面。这些浪费使得西北国棉三厂每件纱的成本比陕西省同类型的工厂平均高三十七元六角；每匹布的成本高二元一角。以这个厂计划生产的纱和布来计算，全年就要少收入二百四十多万元。
今年一月到四月，西北国营第三棉纺织厂每件纱还比陕西某些棉纺织厂多用三公斤原棉，全年共将多用原棉六万八千多公斤。用棉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领导薄弱，对机器的调整和掌握不好，因而造成落棉多的现象。如清花机和钢丝机，就是因为技术人员对机器的隔距、气流和速度调整不好，再加上工人对机器掌握不稳，使破籽、斩刀和车肚等落棉增加。钢丝机的落棉率竟超过纺织工业部规定的指标的百分之零点三六一五，每天就多落棉一百三十公斤。第一、二豪猪式和直立式开棉机的落棉率，据不完全统计，比西北国棉一厂高百分之八十五点六。另一个原因是工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松懈。车间掉棉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工人乱扔白花和回丝，却没有引起领导工作人员的重视。尤其严重的，是工厂的领导工作人员虽然知道用棉多和造成用棉多的种种原因，但是却不想法加以纠正。
西北国棉三厂用电的数量之多也是很惊人的。一月和二月，每件二十支纱平均用电二百零七度，比陕西某些棉纺织厂多二十六度。耗费电最严重的是细纱车间，如折成二十支纱计算，每件纱竟比陕西某些棉纺织厂高出三十六度之多，全年共多耗电一百二十二万度，值人民币十三万元。用电量多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机器调整得不好和没有人掌握用电。在细纱车间，由于锭带调整过重，每件纱就多用了八至九度电；吸棉器风力过大，每件纱就多用七度电。车间和动力科相互推诿责任。车间管理人员说“由动力科掌握用电指标”，而动力科的人员又说“用电指标应由车间掌握”。因此，全厂到底用多少电，从上到下都是心中无数的。
西北国营第三棉纺织厂分两班生产。根据初步定员的意见计算，可精简八百二十多人，这是多么大的一种浪费啊！在各科室、各车间里，都可以看到很多闲人。例如卫生科有三十六个人，其中不少人没有事情做；计划科共有十五人，其中有科长助手一名，有根本没工作做的基本建设统计员四名，有一年只编一次年度生产计划的年度计划员一名。每个分场的主任各有“秘书”一人，文书一名。由于人员多，每月多支付工资竟达三万多元。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开支多了，成本也就增加。
西北国棉三厂一月和二月的企业管理费共十四万一千五百元，比西北同类工厂多四万八千多元，以此推算，全年将多开支二十九万元。如按管理部门的人员来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办公费为四十五元，比陕西同类工厂的多三倍。这个工厂的修理费用也很庞大，一、二月份，纱布场各车间修理费达四万二千三百元，比陕西同类工厂多百分之五十九。仅这一项，全年就多开支二十五万多元。
截至今年二月底，西北国营第三棉纺织厂共积压机物料二千六百五十三种（包括建厂时积压的在内），积压资金占该厂全部材料资金百分之五十八。积压多的主要原因，是工厂各级领导人员都有
“买多些没关系，买少了，不够用就麻烦了”的思想。所以，什么东西都想多买一些。如建厂时共订购纬纱管九十二万只，实际只用四十多万只；买的汽缸油可用十年，焊锡膏可用十七年；纱管已积存几十万只，后又购进十七万只。连双人床也积压五百张，单人床积压六百张，方凳积压六百五十个，菜橱积压二百五十六个。供应部门不掌握机物料使用定额，盲目地编制采购计划。厂长接到采购计划，连看都不看就交秘书盖章批准。财务部门对于资金的使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因而对这种浪费资金的行为也没有及时加以制止，造成了“有人使用资金，无人管理资金”的现象。
上述的浪费现象，只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检查出来的，如果全面加以检查，发现的问题将要更严重些。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全面节约，克服浪费，西北国棉三厂应该就浪费现象，进行深入的检查，订出有效的节约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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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宝成铁路反浪费运动中看到的问题
也辛
宝成铁路第六工程局职工从四月份就展开了反浪费运动。从初步检查揭露的情况看，人力、材料、机械的浪费都很严重。据估算，今年第一季度完全多余的劳动力有一千多人。仅一个工程段积压的材料价值就在六十万元以上。深沙河桥打基础中由于加大水泥比例，多用水泥七百多袋。机械利用率去年只达百分之二十四，今年第一季度也只达百分之三十；而所谓被利用的机械，也有不少是放在工地，数月不用；有的机械被拆作零件使用。
检查的情况还可看出：许多工程和设备，由于不必要地提高标准，盲目追求美观和停工返工等也造成了严重浪费。许多石头建筑，本来用粗糙的石料即可，但也打得六面平光；有些隧道可用较粗糙的石头衬砌，却一概使用混凝土；临时工棚修得像永久房屋一样坚固耐用。工程局的医院一次就买了八十张万能病床。这种病床是单为患有某几种特别病症或施行某些手术的病人准备的，据说一个大医院也只要几张就可以了。
严重的还不仅是这些浪费现象，而是有些人造成了浪费还不自觉。他们还没有发现浪费的主要原因在哪里，没有认识到本身的错误。他们把所有浪费当作是铁路修建中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由于经验不足。但揭发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大部分浪费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人思想观点的错误。
例如有些工作人员特别是一部分技术人员，有盲目追求高标准的思想：工程需要的沙子，秦岭工地附近到处皆是，但却一定要用二十多公里以外的渭河沙子。砌桥用的石头，一定要六面平光，理由是“好看”。但这些在高山深沟中的桥梁，除了通行火车外是很少见人的；何况石头只有一面或两面向外，其他面都砌在里边，又向哪里去“好看”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的是缺乏经验，有的是想让别人从这些建筑上看到他的“创作天才”，有的则以保证“质量”、“安全”为借口，不进行精确计算，看质量到底需要保持到什么程度，而是认为多了总比少了好，厚了总比薄了结实，反正将来不出岔子就行。他们比果戈理小说中“盒子里的人”还想得安全周到，简直是躲进保险柜里去了。一位设计临时房屋的工程师在谈到他为什么要过分提高临时房屋的质量时说：修得不结实，万一房子塌了压坏人，谁负责任。他考虑的首先是个人责任问题，并且担心到“万一”哩！问题不是很明显吗？
还有些工作人员，特别是少数工作历史较长的，在对待工程任务上有严重的片面观点。他们所认为的任务就是隧道打通，桥梁架起，工程完工。至于花多少钱，他是不考虑的。为了完成“任务”，他可以不顾一切，多加人，多用料，损坏机械，不管损失多大。他们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一切服从“完成任务”，钱不成问题，多花几个算不得什么。
还有许多返工、事故都是由于技术错误造成的，这些错误多半都是由于不负责任。有一位工程师，当工人问他正在打的石料合不合规格时，他不加考虑地说：“差不多”，结果规格不对，只好返工。就是这位“差不多”工程师，在指导挖一座桥的基础时，五个桥墩当中，就有四个发生错误。
当然，从揭露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到：经营管理混乱也是造成浪费的重要原因。如有的工地无人负责；材料的领取、使用、保管缺少严格的制度；财务监督松弛，等等。
第六工程局开展反浪费运动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经过动员报告，检查讨论，提高了工人群众的反对浪费的觉悟和热情，许多工人已经积极起来同各种浪费现象和造成浪费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但是有些干部却还迟迟未觉醒过来，他们还没有感觉到国家在建设时期向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他们还没有懂得积累资金对国家建设的严重意义。
因此，要在广大职工中树立起节约观点，使他们在考虑任何一项工作时都注意经济的原则，就需要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持续的斗争。这是当前国家建设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是经济建设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摘自“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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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用做“义务工”的办法来提高劳动日的价值
李真瑞
每一个劳动日分得的东西越多，就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越好。可是，决不可用任何虚假或者不合理的办法来“提高”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社员做一部分不取报酬的“义务工”，就是这种办法。
贵州省毕节县十八乡，去年秋收前后成立了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中共第二区区委的负责同志就叫社员们在生产中做一部分“义务工”（不给报酬）。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减少社员的劳动日总数，增加每个劳动日的报酬，以显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这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做的“义务工”，包括挑河沙、砌河埂、整田埂、出粪、打秧田、抗旱车水、挖沟、修厕所、玉米人工授粉等。每个社员一年要做十二个到十五个“义务工”，约占每个社员出工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中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在社员全年的劳动日中扣出百分之二十，作为“义务工”。后来，在毕节县第二区的四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县委重点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推行了这种办法。
做“义务工”的结果，恰恰同这些同志的愿望相反。社员们看到做义务工分不到粮食，生产情绪低落，做活路很毛糙。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二石四斗产量的秧田，以往只要两个人车一天水就灌满；现在社里派了四个人去车了一天水，还没灌满。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徐长荣，为了逃避“义务工”，在派他戽水时，戽了几下就溜走了。有些重活路，劳动力弱的不能做，只有劳动力强的轮流做；劳动力强的社员吃了亏，很不满意。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劳动力强的社员，看到自己吃了亏，就叫妇女、劳力弱的社员和他们做一样的“义务工”；如果干不了，就叫退社，闹不团结；很多妇女和劳力弱的社员只好要求退社。社的工作人员安排“义务工”的活路感到困难，为了执行区委布置的“任务”，看到社员不愿干，只好自己带头；因此，他们做的“义务工”比社员多，有的比社员多做一半。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看到这种情形，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发生了怀疑。准备办社的吴维先联组的组员们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像这个样子，我们要等一等再说。
很显然，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做法，是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的，给生产带来的恶果是严重的。显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提高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切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只图表面、不求实际的形式主义，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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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江西省宁都县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前后
本报记者　孙祖年
三月份以来，江西省宁都县粮食供应情况紧张了。缺粮的农民要购粮；自给户顾虑重重，也要购粮；再加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一些不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人就乘机购粮囤积。全县发到七月份的粮食供应证，把现有仓库粮食扫净，还少七百四十八万斤稻谷。在这种情况下，县、区工作人员都着慌了，纷纷向上级要求调拨粮食。
农村中真的是这样缺粮食吗？当然不是。中共宁都县委接到中共江西省委、赣南区党委关于加强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后，于四月一日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粮食紧张的原因，并对比全县去年各种粮食的总产量、去年全县的征购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周转粮、种子等数字，仔细算了一笔账。算账的结果，全县粮食不但足够全县农民食用，而且国家还可以从农村中抽回四百七十多万斤稻谷的供应粮。
为了克服粮食统销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中共宁都县委在县委扩大会议后，立即组织了八十一人的工作队，分赴各区、乡，结合领导生产开展了整顿粮食统销的工作。根据调查材料来看，产生粮食统销工作混乱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供应制度混乱，发供应证不严，供应面过宽，给了投机囤积粮食的人以冲击国家粮食市场的机会。这样就造成了有钱的人把粮食买去囤积了，而少粮和真正缺粮的农民反得不到供应的现象。这个县的长胜区长胜乡八百四十六户，发证供应的就有七百九十五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四。洛口区的粮食供应量竟超过县给的指标五十六万斤。这个区的柯树、芦斜两个乡，共六百二十五户，经调查，不该供应而供应的有三十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五点七，每户平均多供应了粮食二百九十七斤，缺少供多的有一百三十七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一，每户平均多供应了粮食八十四斤，有一家只有一口人，竟供应了一千多斤大米。这个县的小浦区小浦乡中农余国炳三个人吃饭，向乡人民委员会要求供应四、五次，发给了四百斤粮食的供应证，第二天就买回二百五十斤，经过调查，他家里还囤积粮食二千一百斤。洛口区中茶乡农民李自才囤积的粮食竟有四千斤。可是，囤积粮食越多的人叫缺粮越厉害。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县是很普遍的。二、去年的粮食统购不彻底。根据洛口区柯树、芦斜两乡的调查，两乡共六百二十五户，就有一百二十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还有余粮三万零二百七十一斤，平均每户有余粮二百四十二斤。这些户都是拚命叫缺粮的户。三、农村中对节约粮食不够重视。据洛口区柯树、芦斜两乡的调查，有六十三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十）经过算细账，可以节约出粮食一万零一百七十斤，平均每户可节约粮食一百六十一斤。根据供应不合理、余粮统购不彻底以及可以节约的粮食三项合计，柯树、芦斜两乡还有余粮稻谷六万一千七百七十二斤。这两个乡除缺多供少的二十二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点五，以及缺粮农民六十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十点五，需要补进供应稻谷一万六千九百斤外，实际上大多数农民都还有余粮。
根据柯树、芦斜这两个乡调查的结果来看，证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并不像那些不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人说得那么严重；也证明了粮食供应工作混乱，不是因为国家供应粮食少了，而是因为给不应该供应的人也供应了，造成了供应的不合理。中共宁都县委根据这个情况，向广大农民宣传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大力整顿了粮食统销工作。例如吴村区十个农村党员了解了粮食统销政策后，自动拿出多供应的稻谷二千八百斤，十六个乡的乡、村工作人员退回了多供应粮三千六百斤，带动了全区八十多户农民退回了多供应的稻谷一万四千六百斤。事实证明，经过深入发动群众以后，那种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立即改变了，过去多供应了的农民自动向国家退回了粮食，不缺粮的农民不再叫喊要供应了，缺粮的农民得到了合理的供应。农民的生产情绪高涨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劲头足了。
现在全县粮食日销量已降到十万斤左右，比三月下旬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前日销量二十三万斤降低了二分之一还多，达到了正常的粮食供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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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合作社合理使用耕畜的好办法
方中谷 海英
今年春季，山西屯留县西贾乡工农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因为争着用好牲口发生了争吵，几乎打起架来。社务委员们认为：全社九个组只有一匹马，别的都是牛和驴，要想使大家不争抢，只有轮流使用。可是，轮流使用中发生的问题更多。一个组用一天，九天才轮到一次；轮到了的时候都想让马多做些活。从此，马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起来，有时因为被使用得过度就不吃草了。喂牲口的人同各组常常争吵。虽然加工加料喂养，但是马还是一天比一天瘦。这成了社务委员最苦恼的问题。社务委员会经过几次研究，总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后来，社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马卖掉换买成驴。可是，事情不像社长想像的那么简单。卖掉马以后，大家无马可争了，又争起那头大黑驴来了，因为除了马就数大黑驴好。
这个社里有公共牲口十八头，租用社员私有耕畜二十七头。这些牲口中间，有牛又有驴，有好的也有坏的。三十一头驴当中有六头老驴和一头小驴，每天只能耕一亩多地，二十四头壮驴，一天就能耕地二亩多到三亩多；特别是大黑驴，跑的快，使着又顺手。使用好牲口省力气又能多做活，使用坏牲口做活少还得受累，因此，谁都想使用驴，不愿使用牛，尤其想使用“大黑驴”。一九五四年耕地按晌记工，耕多耕少一样记工，采取抽签分配牲口的办法，把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今年实行了定额计件制以后，抽签分配牲口的办法行不通了。因为定额计件是按做活多少和质量好坏记工，所以大家都想使用好牲口，以便多得工分。因此，大家争好牲口争得更厉害了，严重地妨碍了春耕生产和社员间的团结。
经过社务委员会、社员大会多次研究，并且到邻近的农业合作社访问学习，他们制定了同劳动定额计件制相适应的使用牲口办法。
首先，根据各个牲口的耕作能力，参照往年耕作情况，把牛同牛对比，驴同驴对比，再把牛驴相互对比，把牲口分出等类。根据牛行动不如驴快、驴不如牛力气大耐用的具体情况，评出底分。确定了两个原则：等和等之间最高不能差二分；一等驴比一等牛高一分，四等驴和三等牛底分一样。
其次，在耕畜分了等评了分的基础上，以用一个中常牲口一天所能做的活做标准，规定定额。定额的方法是：先找出一头中常牲口做标准，根据往年的耕作经验和实地试验，定出用一个标准牲口做各种活一天应做的数量，从中得出每一底分做活数；再按各个牲口的底分计算，就求出了用各个牲口一天应做的各种活的定额。因为同一等牲口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在计算出定额以后，又作了对比和评议，进行了调整，最后才定案。因为今年是初步试验，还没有丰富的经验，有些活还待今后在实际做的当中试验，所以现在只规定了犁地、下种（犁种、耧种）、拉车、送粪等几项活的定额。如犁地：一等驴一天犁远地二亩，近地三亩，中地二亩半；二等驴和一等牛一天犁远地一亩半，近地二亩半，中地二亩。在具体运用时，还要参照土质、往年耕作情况、今年费工多少等条件。
实行了这个办法以后，各个生产组都要求合理地分配牲口。因此，决定根据各个组的土地和每头牲口的底分把牲口固定在各个组里。但是，社里有公共牲口，又有私有牲口，有些组只是私有牲口就比应分配到的牲口还多，有的组没有或者只有一两头私有耕畜。这就需要把全社公有和私有的牲口作适当的调配。可是，有不少社员怕把他的牲口调到别组去使伤了，有的社员认为调整牲口就是归公，有七户因为怕归公要卖牲口。为此，对社员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启发大家认识调整牲口对全社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好处，对社对自己都有利益。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还解决了租用社员私有牲口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私有牲口的租价。处理办法是掌握互利原则，在稍低于租用牲口市价的原则下（因为社里租用的牲口也要在牲口主人的入社的土地上耕作），先评定中常牲口一年的租价，再求出每一底分的租价，以此推算各个牲口的租价。为了真正达到公平合理，在推算出来各个牲口的租价后再经群众评议，最后定案。二是评定牲口的价值。为了解除社员的思想顾虑，所有租用社员的私有牲口，都按市价评了价，并订出了死伤时的赔偿办法。从此，不愿让社里使用牲口和要卖牲口的现象都没有了，顺利地进行了牲口的调配，有八户社员还增加投资买了牲口。
规定了牲口耕作定额和把牲口固定在各组以后，大家不再抢牲口了。但是，有些社员为了多赚劳动日，或者为了赶出时间来做私人的活，仍然不顾牲口的疲累，赶工做活。李正明在耕地时去的迟、赶的紧、收工晚，多耕了三分地，结果牛不吃草了。还有的社员只爱护他自己或亲戚邻居的私有牲口，不爱护公共牲口。申更茂用他私有牲口送粪一车只拉三担，用公共牲口一车就拉四、五担。为了保证耕畜健壮，在社员中进行了爱畜保畜教育，根据社章规定批评了李正明等不爱护耕畜的行为。从这以后，社里又规定了两条爱护耕畜的制度：使用牲口做活超额不加工分；无故损伤牲口，不论公共的或私有的，都要依社章给予处分，严重的要包赔损失。
实行了这些办法以后，不仅克服了对耕畜管理、使用上的许多缺点和充分发挥了耕畜的潜在力，并且克服了缺乏耕畜的困难，同时减少了私有公用间的许多矛盾，有牲口户也不再耽心自己的牲口要被别人使坏的问题了。如冯小秃的小灰驴，租入社后，由于使用过度，很快就瘦了；许多有牲口户都不敢租给社里了。实行新办法以后，这个驴很快就复原了。有牲口的社员们看到租给社牲口有利又保险，都愿意把牲口租给社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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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归国华侨组织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吴尔祥
广州市第五糖果生产合作社，是一个由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澳洲等地归国的华侨、难侨和华侨眷属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他们过去都是贫苦劳动人民，有的原来就是糖果技术工人，有的是小生产者，但是大部分都是家庭妇女。他们虽然经历不同，遭遇不同，但是在祖国的怀抱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都变成了一家人，以自己的劳动参加着祖国的建设和创造着自己的幸福。
在初夏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访问了这个合作社。社主任欧敬宗，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一个有经验的糖果技术工人。他向我介绍了社里的情况：“我们这个社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成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全靠手工劳动，现在已经装置了两部压糖机，产量由每天六百斤提高到了二千斤。工人也由二十七个人增加到三十八个人。原来资金一共只有八千多元，其中有六千多元还是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贷给的。现在我们流动资金就有二万元，贷款还清了，另外还花了二千五百元装置了两部机器。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了，技术工人开始时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元，现在最高的有八十五元；特别是包装工人，因为她们过去都是家庭妇女，开始时不会包，一个月的收入还达不到十五元，但是现在最少的收入也有三十元，多的每月收入五十多元。去年年底还发给社员相当于社员一个半月工资的‘劳动返还金’。”“但是”他接着说：“我们起家可不是容易的，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帮助，我们是不会有今天的。”
的确，说起这个社的起家，社员们都在心底里感激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原来都是些贫苦的华侨，特别是被帝国主义驱逐出境的难侨，回到祖国时什么都没有。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不但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并且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糖果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帮助他们找房子，还贷给资金，甚至许多社员的五十元的入社股金也是靠华侨事务委员会贷给的。合作社最初生产的糖果是自产自销，虽然当时一天只出六百斤糖果，因为外面对他们的产品还不熟悉，找不到销路，结果往往是生产一天要停两天。以后由广州市合作总社每天帮助推销二百斤，才慢慢地打开了销路，现在他们的产品已全部由合作总社包销了。
社员的技术水平也是慢慢地提高起来的。开始二十七个社员中，只有七个是技术工人，其他都是家庭妇女，但是现在全都是熟练的工人了。女工吴金兰对我说：“我过去在马来亚的时候，只管理家务，见都没有见过做糖果的。刚来这里时，一有空就去看别人怎样做，一点一点地学，现在一般技术都学会了，连最困难的煮糖也学会了。”
包装组的女社员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她们最初十二个人一天包装三十斤糖果还包不完。几个月后，一个人一天就能包三十斤了。经过互相学习，交流经验，现在一般的一天都能包六、七十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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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流域的勘测工作全面展开
一千多勘测工作人员正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陕西、四川、湖南和江西等省为开发和治理长江搜集资料。
现在，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的五个地形测量队正在汉水的上游和中游适于建筑水库的地区进一步作测量工作。嘉陵江、湘江和汉水上游及其支流的河道查勘、地理调查等工作也已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派出的地质普查队，也在为治理汉水搜集有关工程的和地质的资料。
长江流域的勘测工作是从一九五零年春天开始的。几年来，勘测工作者踏遍了大巴山、秦岭和三峡，穿越了嘉陵江、岷江上游的原始森林。测量了长江及其支流汉水、嘉陵江、乌江、岷江等的精密水准；测绘了长江的全部水道地形图；完成了长江上、中游支流和汉水干支流一万五千多公里的河道查勘工作，并寻找了八、九十处适宜修建水库的地址。
为了给开发和治理长江的规划、设计提供必要的水文资料，分布在长江、汉水流域的水文测站已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多个。这些站的水文工作者住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幽谷中，每天把长江、汉水和各个支流的水位、流量、雨量、风力、风向、气温等水文、气象情况记载下来，报送给各级水利机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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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淮北盐场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国营淮北盐场到六月十四日止，已经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一百点五二。
“春扫”，是淮北盐场主要生产季节。淮北盐务管理局要求全场职工在“春扫”中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全体职工在“春扫”中，抓紧天气晴朗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竞赛，采取了提高蒸发、充实卤源等重要措施。如第二制盐场十一工区工人赵绍仁等，创造统一使用好水及沤塘底的办法，多添了七块晒格，增产四百多担盐。开展工区竞赛以后，第七制盐场二十九工区解决了出卤不及时的问题，超额完成了计划。
现在，中共淮北盐场委员会和淮北盐务管理局又号召全场职工，努力防止自满松懈情绪，继续学习并推广先进经验，加强保盐、防淡、保卤等工作，争取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盐。
（本报驻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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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里河森林工业局木材推河工作提前完成
大兴安岭图里河森林工业局工人已在六月九日提前二十一天完成木材推河工作。现在，工人们正紧张进行流送和出河，争取在七月初把采伐的木材全部流送到贮木场内，然后再运送各地，支援基本建设。
图里河森林工业局接受去年推河不及时，曾使工作受到损失的教训。今年该局领导同志亲自深入现场，提前进行准备工作，并派干部到黑龙江省绥棱森林工业局学习“通钩推河法”的先进经验，绥棱森林工业局还派了八名工人到图里河亲自帮助。在推河工作开始之前，已使五十多名工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因此，使推河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到两倍。
（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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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二线管理机构成立
集二线的管理机构——集宁运输分局六月上旬已经在集宁成立。组成集宁运输分局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已经由太原、北京、天津、哈尔滨等铁路管理局抽调出来，目前正向集宁集中。
今年七月到十一月，集宁运输分局将组织各地调来的换装、机车乘务、车辆检修、调车、通讯信号、养路等技术工人学习宽轨规程制度，并在全体员工中进行国际联运和民族政策的教育。现在，有三百五十多名商务和换装工作人员，正在满洲里铁路线上学习国际联运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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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纺织企业签订集体合同
上海、天津、北京、青岛、武汉、重庆和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苏、陕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三十三个纺织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国营郑州第二棉纺织厂和哈尔滨亚麻厂等在签订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广大职工讨论了国家计划，有的还揭发了生产中的一些浪费和无人负责等现象，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经过讨论，哈尔滨亚麻厂职工提出将原订总产值计划提高百分之四点四二，漂白布正品率由百分之九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三，成本比原计划降低三十七万四千元。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职工在讨论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对生产及职工福利、职工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三百六十七条建议。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工程师室提出了十五项新的技术组织措施。
通过签订集体合同，这些纺织企业的职工生产积极性提高，企业内部的潜在力量得到进一步发挥。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签订集体合同以后，几十个小组定出保证条件，参加了劳动竞赛。在竞赛中皮辊车间和清花车间已经提高了工作质量。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第一季度上缴利润超过计划十八万九千元。许多纺织企业职工生活福利方面也有了改进。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的职工伙食，已经作到
一周内换五十多样菜和四种汤。
（施家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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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克苏等地种水稻三十万亩
新疆省水稻主要产区——南疆阿克苏专区和北疆米泉县，今年将播种三十万余亩水稻。现在，米泉县的水稻播种工作已经结束，阿克苏专区的水稻播种正在进行。今年各族农民进一步改进了耕作技术，普遍增施了底肥，许多农业合作社把一九五四年经过田间穗选的种子又进行了风选和泥水选，并且试行了旱直播。
上述地区特别是米泉县和阿克苏河流域的温宿、阿克苏、乌什等地所产的稻米，具有颗粒大、味道好、产量高等优点。乌鲁木齐、焉耆等地的食米大部分依靠这些地区供给。青新公路通车后，这里的一部分大米还可运到柴达木盆地。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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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敦煌县扩大棉田种植面积
甘肃省河西走廊上的敦煌县，扩大棉田的任务已超额完成，共播种五万一千多亩，比原计划多一千多亩，超过一九五四年种植面积两倍。全部都是苏联斯三一七三号棉种。绝大部分棉田出苗匀整，只有少数地区因受风沙侵害有些缺苗，当地工作人员正动员群众进行查苗补苗工作。（本报驻兰州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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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进行夏粮入库准备工作
湖北省各地粮食部门为了保证夏粮入库有足够仓库，从四、五月份起，便开始了修补仓库和清洁消毒。仅据孝感、襄阳、宜昌三个专区不完全统计，已经准备了二亿多斤容量的仓库，其中一半以上经过了大小修理，基本达到上不漏、下不潮、四壁坚固。
各地为了送粮群众在入库时的方便，减少人畜伤亡事故，都检查和修理了安全设施。孝感县粮食局同财政科、区政府、卫生所等有关部门研究规定，在送粮途中每十到二十华里设一处茶水站、医疗站，较大的集中收粮仓库每处同样设一到二处茶水、医疗站，并增添休息棚、牲口棚。此外对仓库内部的楼梯、跳板、天桥等都进行了必要的检查。黄陂县粮食局会同财政科对送粮群众必经之道路桥梁进行了检修。（刘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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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水县农民选留优良麦种
河北省著名旱麦产区——衡水县三十一万亩鱼鳞白、大白苓等优良品种小麦，普遍获得丰收。特别是鱼鳞白优良小麦比其他品种一般均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鱼鳞白小麦，比一般小麦多收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目前农民正在进行穗选片选和场选工作，做到单收单存，以免种籽混杂，保证完成三十九万斤优良品种选种任务。
（梁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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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积极完成生猪派养任务的农家
梁敏之
今年一月，长沙九区高岭乡实行生猪派养派购时，贫农胡海如主动要求给他家派养四头肥猪的任务。胡海如的父亲胡合林本是个养猪能手。接受派养派购的任务以后，他们父子俩喂猪就更积极了。他们每次总是把猪食切得细细的，也煮得很烂。他们第一季度喂的两头猪，到三月下旬每头都长到一百二十多斤了。
这两头猪卖给国家以后，他家猪栏里又喂起四头小猪。不久，又用这四头小猪换回了两头架子猪，现在每头又长到一百二十斤以上了。前些时有一头猪身上长了红斑点，父子俩连忙请了兽医来诊治，并把两头猪隔离开喂养，由于治得早，病猪已渐渐好起来了。
当人们称赞他家的肥猪长得好时，胡合林就高兴地回答说：“别小看这几头肥猪，它们也是国家建设的本钱哩！我们接受了派购的任务，就得想办法把猪喂好，不能让国家计划落空。”喂猪也使胡海如家得到很大的收益。他家有八亩稻田，屋前屋后还有杂粮地和菜园。这些田地所需要的肥料，靠猪粪就解决了一大半。全家十口人的穿衣和零用钱，也靠卖猪的钱来补贴。
农村中有些人感到饲料困难，可是胡海如家却不缺饲料。胡海如家屋前屋后都种有饲料作物。目前他家屋后的山地里有快要收的马铃薯，有正长得茂盛的甘薯藤，屋旁的菜园里还有各样蔬菜，都可以用来喂猪。胡海如家没要国家供应一点饲料，就喂肥了四头猪。今年第一季度，高岭乡的农民已经完成了国家派养派购的计划，把四十三头合乎收购标准的肥猪按时卖给了国家，目前大家正在积极喂养第二季度派养派购的猪。养猪是利国又利己的事，胡海如父子决定等现在喂养的两头猪卖出去后，再买进四头小猪，预计九月底可以出栏，第四季度还可再养四头。父子俩充满信心地表示：一定要超额完成国家派养派购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