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06-05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坚决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
张志和
胡风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是我们的敌人。
谁最反对中国共产党？谁最怕中国人民打断帝国主义的枷锁获得解放、获得独立自由并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和它所豢养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分子们，这是我们大家都十分明白的。
胡风呢？正是这样的家伙。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胡风竟这样恶毒地、顽强地痛恨党、敌视党、污蔑人民、诅咒人民，指挥他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还有点什么区别呢？
倘要说有点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公开地、明白地同中国人民为敌，而胡风集团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隐藏在我们人民民主阵营里用“挖心战”来反党、反人民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隐藏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要恶毒、凶狠、可怕得多。因为敌人深知堡垒要从内部进攻才容易攻破。
所以我认为胡风和他的集团不仅是一般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最恶毒、最凶狠、最可怕的敌人。
我们四川省人民也受了胡风的欺骗，还选出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样恶毒、凶狠、可怕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怎能让他再玷污我们人民代表这一光荣称号呢？我是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曾投过胡风一票，我现在建议依照宪法第三十八条撤换胡风。
同时，我们应该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依照宪法第十九条坚决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以保卫我们人民民主政权。
我们在这阶级斗争尖锐激烈而复杂的阶段，必须从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事实中取得充分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警惕，把任何反革命分子从各个战线上严肃地清洗出去，免得“一蚁溃堤”，以保卫我们人民革命的伟大的胜利。
胡风是人民的敌人
范尧峰
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是爱好文艺作品的读者。老实说，过去对于胡风的作品，却并不喜欢，它实在使人难懂，无法卒读。不过总以为他是左翼作家之一，当他是一个进步的朋友。
自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揭露以来，最初，我和我所接触的一些人，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问题：胡风不过是在文艺理论上犯了错误，错误地坚持他的不同意见，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把他看成朋友的成分较多。因此，并不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以来，看了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以后，对我来说，一方面彻底认清了胡风的真面目，一方面对自己上了一个政治课。我批判了自己最初看法的幼稚和错误。
胡风不仅顽固地反对人们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同工农兵结合，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民族形式，反对党的领导。而且组织了反动集团，四面八方，无孔不入，还有所谓
“组织原则”，利用文艺工作，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从他给他的反动集团分子的密信里，人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地仇视党，仇视党的负责同志和进步作家，仇视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到目前为止暴露的材料里，没有一句提到台湾蒋匪帮反动集团的文艺工作，却在给张中晓的信里叫他“冷静地读它”，要他注意“不能涉及的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胡风及其反动集团，岂仅止是思想上、理论上犯错误的人？这样一个以狰狞面目仇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文艺建设）的胡风及其党羽，难道还不是我们人民的敌人？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胡风集团，它还有一种最狡猾的伎俩，便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个敌人是凶恶的。
我认为，我们革命的民主党派的成员，要划清敌友，鉴别敌友，这是我们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在各项工作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的分子，伪装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样才能巩固扩大我们的团结，做好我们的工作。
胡风反党集团是我们的敌人！反对胡风反党集团是我们每个人民的责任！
严防两面派的阴谋诡计
王旗
我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看过了“人民日报”所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之后，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我从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中，清楚地知道：一切反革命反人民的敌人，总是首先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的；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大众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已公布的材料充分暴露胡风是一个处心积虑反党反人民的政治阴谋家，胡风集团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行动纲领、有战略战术的反革命集团。他的党羽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许多地方，钻进了文艺团体、出版社、报社、学校和国家机关，甚至有计划地在党内安插坐探，偷窃文件，刺探情报。据我所知道的，胡风集团的骨干和“顾问”谢韬，就是其中之一。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到胡风反党集团材料被揭发以前，谢韬曾经在各民主党派总部、北京市分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干部业余政治学校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他在课堂上只是“客观”地叙述历史事实，却使人感觉不到一丝一毫对党的事业的热情，只是指手划脚、滔滔不绝地吹嘘和卖弄他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精通”，却嗅不到一星半点党性的气味。当时学员们也曾经提过几次意见，但他一概置之不理，其飞扬跋扈、狂妄恣肆，和其他胡风集团分子是一模一样的。第二批材料公布以后，我们才了解到谢韬的这些言行，并不是偶然的。这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愤怒，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今后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严防那些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商标、贩卖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私货的两面派，揭破他们的阴谋诡计，肃清他们散布的毒素。
胡风曾经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做“蛇窟”，而胡风也的确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毒蛇。据说有一种蛇是很狡猾的，它在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张大血口，其势汹汹；但当人们已经发觉并且包围起来以后，就挺在地下装死，甚至流出“魔鬼的眼泪”。但假如你以为它是无害而且可怜的，那就完全错了，它会趁你不备，反咬一口，制你死命。因此，对于胡风及胡风集团分子的假检讨，以及诸如此类“以退为进”的策略，千万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不要松懈；要学习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把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弄清他们的一切反革命关系，剥掉五颜六色的画皮，砸碎吃人的蛇牙，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到底
于伶
在病床上，一天天读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及各报各方面揭露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罪行，我一次次压抑不住半年来和疾病做斗争的养病性子，我愤怒！
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危害，完全和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毒菌毒瘤一样。
我们二十年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是如何的不够警觉呀！过去对他就曾有过怀疑，可是一直仅仅是怀疑而已。一九四一年在香港、一九四二年在广东东江游击区，他都曾在我们文艺战线上“巧妙地”阴谋破坏团结，进行过挑拨离间。今天回想起来，胡风竟是如何利用了我们的厚道和善良，利用了我们一直把他当作同路的“人”看待。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在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单从戏剧工作方面看，对于我们的剧本和演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总是冷嘲热讽地否定一切，谩骂到底。凡是现实意义强的、为观众所热烈拥护的戏，他们总是说这是“生活的卖笑”、“标语口号”、“浅薄”、“不是艺术”。当时最强烈地暴露反动派黑暗面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戏如“清明前后”和“升官图”等，却正是胡风集团攻击和诋毁的主要对象。解放以后，“武训传”批判运动中，由于在上海的胡风集团分子耿庸、张禹、罗洛、罗石等的百般抗拒和破坏，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组织会议来进行反击他们时，刘雪苇竟以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名义，亲自打电话命令停止会议的召开。前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团排演出了“英雄阵地”，以及“妇女代表”，“麦收之前”等剧目时，胡风分子“教训”说：“演出这些戏简直是莫名其妙，乱弹琴！”
今天胡风集团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终于被揭露了，这是我们文艺战线上，也即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大胜利。党中央以成熟的战无不胜的斗争经验教育我们，擦亮了我们的战斗眼睛。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提高政治警惕，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到底。
必须追查清楚
李伟
从胡风多年来所写的文章当中，从他的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当中，从他的“我的自我批判”当中，特别是从“人民日报”五月十三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当中，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文坛上的骗子，思想战线上的毒蛇，政治上的两面派——归根到底，他们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奸细！
这条毒蛇钻进革命的队伍里，不仅爬上革命文坛，还爬进机关，爬进军队，爬进党和人民团体，在那里从事反革命的地下活动，在那里建立“据点”，扩大“阵地”，磨着“利剑”，等待“时机”，准备割下头颅，击碎革命的“铁壁”！
大家要警惕啊！胡风在对付党对他们的善意批评，对付文艺整风和对付目前向他展开的斗争时，正是采用了联共（布）党史中所说的变色的蜥蜴的作法的。胡风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
比如说，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同志揭露了这么一件事：胡风在一九三六年曾向鲁迅先生造谣，说是革命文艺界中有人污蔑鲁迅先生是托派。如果把这件事和当时鲁迅先生收到托派寄给他的文件、刊物联系起来看，把胡风的许多言论、作法联系起来看，就会觉得胡风有那么一股子托洛茨基匪徒的臭味。再比如说，胡风集团钻进革命文坛，却同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大军用孙悟空“钻进肚皮”的战术打了二十多年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公开晃来晃去，甚至拿反动报刊作阵地；而到今天人民胜利的时代，他却说我们的文坛是“僵尸统治的”，他期待着“更远大的未来”；目前当胡风被大家所唾弃的时候，台湾广播却为他喝彩……我们又觉得胡风和中国人民的死敌是脉脉相通。
因此，对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及其背景，我们必须追查清楚，而且一定可以追查清楚！
必须坚决彻底打垮胡风反动阴谋集团
徐肖冰
从这次党和人民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阴谋事件中，谁都可以看清楚这个一向自称“鲁迅信徒”并俨然以“革命作家”自居的胡风，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恶鬼，而这个恶鬼的嘴脸如此卑鄙龌龊，如此狰狞可怕，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我完全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关于处理胡风反动集团的决议，撤销胡风所担承的一切公众职务，并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我们对胡风这样一个有严密的反动组织和长远的反革命计划、一贯反党、反人民罪证昭著的魔王，必须依法严惩。
我们承认：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二十年来有过不少人在胡风的画皮面前上当、受骗、中毒了！有的被胡风收买了。
党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党和人民已经撕掉了胡风的画皮，而使他原形毕露了，胡风的政治阴谋已经暴露了！但是，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中还有胡风的反动思想影响，到处还有胡风的掮客和打手，还有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像我自己虽然没有和胡风直接打过什么交道，可是也间接地受到过影响，因此就非常需要打防疫针，需要消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的善后工作，也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战斗任务！
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切身地感到我们电影界还没有在党的“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口号下，全部投入这个战斗。难道在我们电影界没有胡风的思想影响，没有胡风的掮客和打手；没有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吗？我们电影界完全应该也必须积极参加这次战斗。（附图片）
隔海遥祭　方成　锺灵作

第3版()
专栏：报刊评介

结合实际讲解国家粮食政策
铁衣
运用各种文章和宣传材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密切联系当地干部和群众思想，向广大干部和群众通俗地系统地讲解国家政策，是报纸宣传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当然也是报纸宣传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目前，有些报纸对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政策的宣传，就是这样做的，而广西日报是其中做得较好的一个。
从四月份起，广西日报就不断发表社论、短评、杂文和宣传材料，有系统地对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政策的重大意义和具体内容，对发动群众的问题、对提高干部思想的问题、对结合春耕生产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等都作了通俗的讲解。广西日报的这些讲解是比较紧密结合实际的。这不仅表现在报纸在讲解政策时，经常注意用分析当地情况、用生动事例、用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问题来对比说明政策的重要意义，而且表现在报纸经常注意针对实际工作进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偏差和错误，来及时地具体交代政策，以帮助干部和群众对政策作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正确地贯彻。
广西日报结合实际讲解政策的第一种方法是先从分析当地情况、提出当前问题入手；在讲解中，它又使政策精神的阐释同消释群众思想顾虑的工作结合起来。报纸发表的一篇向农民系统讲解政策的宣传材料，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宣传材料，首先向农民分析了全省去年夏秋两季丰收的情况，具体而扼要地算了全省产、购、销三笔账。算账的结果证明广西省确是不缺粮的。国家去年向全省统购的粮食，不仅没有超出农民余粮的数额，而且没有超出全省去年增产粮食的数额；而另一方面，国家已经销售在全省的粮食，对全省缺粮户来说，早就绰绰有余了。报纸在算账以后，立即提出了农民迫切关心的问题：既然全省并不缺粮，为什么现在农村里还到处有人喊缺粮，而且实际上也还有极少一部分缺粮户呢？报纸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举出有关粮食统销工作缺点方面的例子和农民中家有余粮还要买粮的例子，说明粮食紧张状况是人为的，其主要原因是过去对国家粮食统销政策贯彻得不够好，粮食供应得不够合理。报纸指出，只要整顿好粮食统销工作，只要做到了合理供应，缺粮户的吃粮供应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保证的。报纸就这样展开了对政策内容的系统讲解。报纸在讲解政策的各项具体内容时，是密切结合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进行的。比如，报纸每举出群众的一种思想顾虑，便接着具体交代有关的政策，说明只要认真去遵守这个政策，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就这样，报纸分析了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也借以交代和讲解了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精神。
正是由于报纸在交代政策之前，清楚地勾划出了一个当地生活的轮廓，并举出了为群众所熟悉的例子；正是由于报纸在讲解政策中结合和分析了群众在这方面的思想顾虑，就使这种讲解具有比较引人的力量，报纸像是同农民在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因此报纸最后向群众发出的要求，要他们用积极行动响应政策的各项号召，自然也就比较容易被群众所接受。这说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思想来讲解政策，就可以使政策宣传生动活泼，比较易于被群众理解接受，使政策变为群众的实践力量。
广西日报结合实际讲解政策的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实际工作发展的需要去讲解。这就是当报纸发现实际情况发展了，自己原来对政策所作的讲解，有些已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的时候，或者当报纸发现有些人对政策的某个重要方面或某个重要环节还了解得不够深刻和不够全面的时候，它就特别再对政策的这一方面或这一环节作进一步的讲解。例如，当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展开以后，报纸发现有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只注意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指示中所规定的具体作法，却忽略了指示中所特别强调的应该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因此，这些人在工作中只注意摸底算账，却不注意向群众交代政策。这不仅不能消除群众的紧张心理，反而会增加群众的疑惧。报纸便针对这种情况，在一篇社论里着重讲解了发动群众的问题。社论分析了群众思想上还存有的几种顾虑，在指出放弃思想工作去单纯地摸底算账的害处以后，又把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指示中关于强调发动群众的那一段原文，做了进一步的讲解。报纸引证指示原文来说明：任何只注意指示中的具体作法，而忽略对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的看法，都是对中央政策的片面理解。报纸反对以任何理由作借口来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不仅是在工作困难的时候，即使在工作看来十分顺利的时候，也不可忽视对群众的思想工作。这种讲解方法的好处，在于报纸虽然是在反复地多次地谈论政策的某些段落的条文，但由于每次都补充了新的情况，都针对着新的问题，就使人每次读来，都有不同的新鲜感觉，每次都使人对政策的理解更深入一步，这就有助于政策的全面贯彻。
广西日报结合实际讲解政策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在同违犯政策的错误作斗争时，进一步讲解政策，以帮助各地干部进一步分清政策界限，具体掌握和贯彻这些政策。例如，报纸发现，有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违犯了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不是用压缩不应供应的粮食来使粮食销售量下降，而是集中主要力量去使余粮户农民再拿出余粮来。后来报纸又发现，还有些地区执行压缩不应供应的粮食时，错误地去向所有已经多购了粮食的人索回粮食。这些都增加了粮食工作上的混乱。报纸便先后在两篇社论里来纠正这些错误和解决这些问题。报纸在社论里并不只是对这些错误进行单纯的批评，而是在批评这些违犯政策的观点和作法的同时，在分析这些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的同时，又积极地阐述了有关政策。报纸在一篇社论里引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指示的有关原文，来说明整顿粮食统销工作，“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压缩不应供应的部分，来保证合理的供应，保证国家销售指标不被突破。”报纸根据许多地区的工作结果，来证明中央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一些地方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在另一篇社论里报纸又引证了这个指示的一页原文，来证明所谓“压缩不应供应的部分”应是在评定新的供应数量时，注意减去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不是去向所有已经多买了粮的人索回粮食来。报纸进一步指出至于对已经冒报多买了粮食的人，除了那些存心进行投机破坏而冒报多购的奸商、富农、地主等必须全部退回外，对于普通农民就只是对那些“过去多买了现在有条件退出的”，才去说服他们自愿退出一部分来。经过报纸这样的阐明和发挥，就不仅使那些犯了错误的工作人员，而且也使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更便于具体掌握政策了。
报纸对于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宣传，都不只是为了达到政策所直接规定的经济目的，而且要达到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和提高群众觉悟程度的政治目的。广西日报的上述宣传，正是不仅可以达到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帮助干部提高政策水平，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

第3版()
专栏：

清除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季晓
近年来，高等学校中发生了两个较大的问题：一个是施行所谓六时（节）一贯“制”，另一个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这两件事给高等教育工作带来不小的损失。目前，高等教育部正在大力纠正，这是及时的措施。
主张六时一贯“制”者列举了许多“集中上午上课”的优点。他们说：“上午脑子清爽，学习效率高”；“集中上午上课，下午可以腾出来做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集中上课，集中自修，可以免去因空堂而浪费时间”，等等。当然，这些意见不能说是全都错了。但是其结果，从上午七时到下午一时上课六小时之久，这就必然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并且影响了师生的体力和脑力；从早晨六时半吃早饭，到下午一时后才吃第二餐，这就必然有害肠胃，影响健康；同样重要的是，上午空闲了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场所，而下午则空闲了教室和实验室，这就必然降低了房屋和教学设备的使用率，违背了厉行节约的政策。
高等学校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个老问题。近年来发生的情况是：由于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面片面地提出既要快又要好的要求，于是课程每学期不得不开九门十门乃至十一门之多，教材不得不采取最高深的译本，考查考试在一个学期中有多达十几次的，留习题和其他课外作业远远超过学生在自学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数量……。其结果，文娱活动很少有学生参加，星期日被叫做“星期七”，有的学生一遇到考查考试就整夜“开夜车”，以致学生健康状况下降，失眠、神经衰弱和患胃肠病的百分率增长，休学退学人数激增，而学习成绩并不好。不但平时学得的东西不能消化和巩固，考查考试不及格的百分率也高（有高到三分之一学科不及格的），同时，学生普遍不注意时事和政治的学习。不消说，这是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相违背的。结果必将使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工业建设人才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虽然这两件事在形式上不同，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完全一样。这就是说，这两件事都表现了动机同效果的矛盾。即：其动机都是好的，而其效果则都是坏的。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不管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上如何好心，但是他们把事情办坏了，这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动机同效果矛盾的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面仅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顾及实际的情况。以施行所谓六时一贯“制”来说吧，他们只看到次要的一面，而不来看看主要的一面，如学生的体力和教学设备的利用率。他们固执自己的主观意见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不少学校在施行所谓六时一贯“制”后，师生都提出反对，但是领导方面仍然不予理睬。以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来说吧，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面一味要求既要快、又要好，但是他们根本不来看看目前高等学校的一些客观具体条件。首先，高等学校学生的质量较差。由于高中毕业生不够高等学校招生数，所以很多升入大学的，其质量当然不会高；工农干部升入大学的，政治质量一般较高，而文化程度一般则较高中毕业生低。其次，高等学校的师资严重缺乏。教师中多半是助教，助教人数超过教师总人数百分之五十，个别科系超过百分之六十（如工科），而且其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助教是二年专科毕业生和三年提前毕业的本科生，不少助教也都不得不勉强开课。此外，如高等学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不但还没有全部订出来，订出来的很多也是要求偏高；教材更是极端缺乏，只有很少几门课有正式课本，其余都是凭教师们选择采用。但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客观具体条件竟然视而不见。
高等教育工作的领导方面事前既不顾及客观情况，事后又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于是，动机同效果发生矛盾了，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事业受到了损害。十分显然，这正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突出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处理任何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如果做实际工作的人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来办事，那么，他们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因此，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肃清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这应该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当前的重要任务。

第3版()
专栏：

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党的小组会
乔云铸
江苏省江宁县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热烈的春耕生产开始不久，多数女社员的生产情绪就消沉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副社长余永祥无缘无故压低了女社员的工分。三月十二日社的党小组召开了一次小组会，对余永祥这种错误的作法以及他的错误思想作了批判。
彭湘莲第一个发言说：“按照社务委员会规定，浇一亩油菜算七分工，女社员能挑担子的都积极地参加了劳动，一般妇女一天也能得八、九分工，个别妇女一天还能赚到十二分工。可是咱们的副社长余永祥一听到女社员能赚这么多的工分就嚷起来：‘这还得了，我们一个男劳动力挖一天塘泥也只有个把工，妇女浇浇粪就得到八、九分工，我说一天顶多给她们六、七分工，赶快把这个标准改
一改。’你说改就改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拿到党小组会上讨论，也不同社务委员们商量，就个人决定了呢？这样一来，女社员自然不高兴生产了，这对当前春耕影响多大啊！”
小组长彭立福同意彭湘莲的意见，也对余永祥批评道：“你这样作的确不对，为什么要压低女社员的工分呢？你要把自己的思想谈谈。”
余永祥虽然觉得自己的作法错了，但并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不高兴地说：“我这个工作算干不了，社里的成绩你们不作声，缺点就拿出来批评。”
彭立福见他这样不虚心，就严肃地批评道：
“你不应该这样讲，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只看成绩，不看缺点，只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作出成绩，是我们的责任，有了缺点，就要承认和改正。你要想想你个人作主随便压低女社员工分对春耕的影响，也要想想你这样作符合不符合咱们经常强调的‘按劳取酬’的原则。”
江忠顺也联系自己检讨说：“去年社里就没有给妇女合理地评工分，因此一个秋季只有几个女社员参加劳动，当时我感到不合理，但因自己家里没有妇女劳动，也就没有作声。这是自私自利，也是自由主义。”
这时，余永祥才作了一点检讨，但很不深刻，最后他又说：“我这样作自然不对，不过这也是为社里好。”
彭湘莲紧接着又对余永祥的检讨批评道：“话不是这样说，如果真是对社里好，又怎能不对呢！你这样作只是对男社员好，对女社员可不好了。你自己想想，这种看法是重男轻女？还是男女平等？”
刘必贵听了，马上联系自己检讨道：“我是有重男轻女思想的，总认为妇女在生产上作用不大。因此，春耕时，只注意发动男社员，就没注意发动女社员。实际上妇女对生产有很大作用。每年秋收总是男的割稻，女的轧稻，要是全让男的干，我看就干不好。”
刘必贵的发言也启发了彭立福，他说：“这种思想我也有点，每次评工分之后，我老婆总是叽咕，嫌工分少，我也老是对她说，你们妇女能得这些工分也就差不多了，还叽咕什么？我看余永祥随便压低女社员工分，正是重男轻女思想的表现。余永祥同志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要再说什么为了社里好，很明显，多数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都受了影响，还谈什么为社好呢？”
余永祥经过大家的批评和帮助，最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大家的批评，我都接受，也帮助我提高了认识，知道这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我保证今后要克服这种错误思想。”
会后，社务委员会决定女社员的工分标准不变，压低的工分再补起来。这样，女社员的生产情绪马上就提高了。过了一段时间，社里把生产积极分子排了一下队，发现三十八个生产积极分子中，女社员就占了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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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四月二十六日本报发表的“优抚事业费不应积压和挪用”一文中，对安徽省湖东县钱桥区挪用优抚事业费修理区长宿舍一事提出批评。现在湖东县民政科来信说，钱桥区副区长钱俊庭确曾挪用优抚事业费修理房屋。这一批评是对的。这一情况被发现后，即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派人进行了检查，根据挪用情节，除责成归还外，并通报全县予以批评。产生这种事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县对报销制度抓得不紧，以致给区、乡造成积压和挪用优抚事业费的机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县已严格执行了报销制度，每次发款均限期报销；今年更采取“先将款数分配一个控制数到区，以乡为单位先行评定救济对象，然后再拨款”的办法。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再没有发现积压和挪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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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本报在“你怎样看待党的支部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朱仄同志不愿做支部书记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中共天津市文化局支部委员会即作了检查，朱仄同志本人也作了检讨。他在检讨中说：“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在大家的推选下不愿做支部书记是错误的，事实上，行政工作以外，并不是没有时间做支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