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06-2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在全欧工会会议二十日会议上
赛扬就工会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作了报告
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在全欧工会会议上，就会议议程“工会在争取欧洲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争取安全的真正保证、争取和平和争取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作了报告。
赛扬说，目前欧洲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复仇主义和纳粹的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巴黎条约以
“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为幌子，事实上替西德提供了建立十二个师的可能，西德复仇主义者却要求建立二十五个甚至六十个师。“欧洲防务集团”的拥护者硬说，重新武装西德是欧洲“安全”所必需的。它的目的是要反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从中取利。赛扬说，“欧洲防务集团”的这种政策造成了德国内部互相对立的分裂局面，这种政策破坏了欧洲的团结和形成了一种包括有限的国家在内的被肢解了的欧洲，而这样一个欧洲的真正的中心却在美国。这种政策在经济上的目的是保证使美国的金融界和实业界人士能控制欧洲的经济，造成他们实现侵略计划的必要的经济基础。
赛扬接着举例叙述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赋税增加、失业人数增多的情况。他说，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成立，它加强了竞争。而“欧洲防务集团”更进一步火上加油。继续执行所谓“统一欧洲”的政策，将使整个工业部门瓦解。
赛扬在谈到欧洲集体安全的问题时说，欧洲各国劳动人民和工会组织不能容忍以重新武装复仇主义者的西德来代替解决欧洲集体安全的问题，不要军火商人和国际大金融家所控制的那样的欧洲。
欧洲和平与安全的真正保证是在于建立所有欧洲国家（不问其社会制度如何）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这样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的原则是：
一、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使集体安全成为现实，它应当建立在毫无例外的全部欧洲国家的合作的基础上。它要求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二、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应当取缔目的在阻止或策动改变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干涉。
三、各国一律平等。应该建立这样的集体安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现时比较弱的缔约国。例如，驻扎外国军队、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迫使一国的军队屈从于外国司令部等都不能容忍。
四、协商。任何缔约国一旦与其他缔约国发生分歧，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集体安全要求通过和平的方法、通过协商谋求争端的解决。
五、连续不断的、有监督的裁军。集体安全的建立应当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使互相帮助的国家大量裁减军备。集体安全和裁减军备是彼此不可分的。
赛扬最后说道，为了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世界工联书记处建议：
一、会议号召欧洲所有的劳动人民立即采取办法，以联合起来为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欧洲集体安全、争取在东西方之间的广泛的贸易来往与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会议号召欧洲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要求立即停止继续试验原子武器与氢武器，并宣布这些武器为非法。因为它们使人类生存本身受到威胁。同时应该也向美国劳动人民发出同样的呼吁，责成他们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这一斗争中充分发挥他们本身的重要作用；
三、发起一个运动，号召举行有工会外宾广泛参加的群众集会，以向所有的劳动人民解释清楚：由于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分裂欧洲的政策，对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产生的威胁已达到怎样的程度；
四、利用一切可能来建立各个国家各种倾向的工会组织在为面包、和平和自由的斗争中的最广泛的合作；
五、采取一切措施使各工会更多地互相派遣代表团，以增进各种不同国家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加强工人的国际大团结。
（新华社据塔斯社柏林二十一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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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理报”的群众工作
陈浚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是苏联群众性最广泛的报纸，它和党、政府、机关团体以及广大群众有着极其广泛和密切的联系，每日发行四百五十万份。“真理报”有一支雄厚的通讯员大军。一九五三年全年，“真理报”接到四十万件劳动者来信来稿，每天平均有三十到四十人来访（全年一万人左右），每天要发出一千到一千五百封信。“真理报”编辑部各部，都团结了几十到一二百人的作者积极分子，这些作者积极分子都是全国各界最有权威，并且最熟悉他所写的东西的人，其中有科学家、学者、工程师、作家、文艺工作者、厂长、先进生产者、集体农庄主席以及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真理报”还有强大的地方记者网，散布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首都、主要的州、边疆区和工业中心。“真理报”在全国各地以地方记者为核心，团结积极分子，联系当地群众，联系各地党的组织。工农通讯员、劳动者来信、作者积极分子以及地方记者四个方面的工作，就构成了“真理报”的群众工作。在访问“真理报”的过程中，我们具体地体会到为什么群众工作是党报工作的基础。我们也了解到，“真理报”正是遵循着列宁所制定的党报的原则，在加强和群众联系的思想指导之下，经过全编辑部长期、艰苦、细致、深入和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在群众中生了根，和广大人民息息相通，把千百万人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介绍“真理报”的群众工作之前，先简单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来信者、通讯员和作者积极分子？
劳动者来信是来自广大群众之中，一个来信的读者可能就来一次信，来信的读者是没有组织的人。
通讯员和来信的读者的区别，就在于通讯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关心社会的共同事业，自觉地和报纸合作，把好事情告诉报纸，和坏现象作斗争，并把这些看成是社会的义务和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通讯员被称为“社会舆论的代表者”、社会活动家。不一定登出稿件的人才叫通讯员，向报纸提出重要问题的人，也可以叫通讯员。通讯员是组织在基层报纸（企业和农庄的墙报、黑板报和厂报）周围的，通讯员小组直接受基层报纸的领导。广大通讯员不固定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哪一个报纸，他们可以根据所写问题的性质和工作岗位的不同，把稿件寄给某一个报纸（墙报、地方报、中央报或各专业的报纸），不能一稿数投。
作者积极分子有两类，一类是从通讯员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写得多和写得主动；另一类是作家、学者、科学家、厂长、工程师、党和政府的干部。他们已不是“工农通讯员”，所以叫做作者积极分子。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区别来信的读者、通讯员和作者积极分子，哪个更重要一些？
从实践中证明，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但又不能划出十分严格的界限；来信者在他的来信被恰当地处理，通讯员在经过培养后，都很容易成为报纸的作者积极分子；所以需要区别，是为了报纸工作人员工作的方便。但是“真理报”一直反对给予任何人以作者积极分子等称呼，又规定全编辑部每天必须向来信者、通讯员和作者积极分子做工作，他们都是报纸的群众工作对象，所以不能说三者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一、工农通讯员运动为“真理报”奠定了群众基础
工农通讯员是和俄国的工人阶级报纸同时出现的。一九○五年，在列宁领导下创办了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报纸“新生活”报，每期报纸的第一版上，有一半以上是工人的通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当中，“真理报”就刊登了一万一千件工人的来信来稿。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特别重视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曾经多次作出关于工农通讯员的决议，并且委托“真理报”领导全国工农通讯员运动。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真理报”召开了五次全国工农通讯员代表大会和工农通讯员工作会议，到一九三一年举行工农通讯员工作会议时，全国通讯员已发展到二百万人。“真理报”并先后出版过“工人通讯员”、“工农通讯员”等刊物以及一月一次的报纸专页，指导和教育工农通讯员。
每次全国工农通讯员的代表大会，都对当时工农通讯员运动的方针任务作过讨论和规定。这些讨论规定以及联共（布）中央所作的有关工农通讯员的决议，对于我们今天的通讯工作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它们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方面：
一、工农通讯员要按自愿的原则组织在报纸周围。他们是由报纸来选拔的，不由任何组织来选举或任免。因为选举或任命的通讯员，就要受某个组织的支配。但报纸不发给通讯员任命状一类的文件，不使他们变为工农群众之中特殊的人物。
二、要克服基层党组织对工农通讯员漠不关心的现象，也要防止对工农通讯员运动的过分的限制。党对通讯员运动的帮助和领导，应表现在对工农通讯员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组织政治教育的工作（小组、短期训练班、俱乐部、代表大会等），以及帮助工人通讯员提高业务。工厂和农村的党组织应为通讯员运动创立有利条件，调查通讯员所揭发的工作中的缺点，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向广大群众解释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意义。党对工农通讯员运动的领导，一定要通过通讯员组织中的党员来进行，但不是在通讯员中成立党的小组，而是党的支部应听取领导通讯员工作的党员、参加墙报工作的党员、工厂报纸编辑委员会和通讯员小组中的党员汇报工作，讨论通讯员的工作任务。报纸在对通讯员进行重要工作之前，如要召开通讯员会议时，要和党的组织研究，党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会议。
三、工农通讯员运动的政治任务是：（1）教育通讯员使之成为生产中和报纸工作中的党的政策的积极传达者，提高其对本身业务的技能，成为先进工作者。（2）经常在报纸上揭露工作中的缺点。
（3）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交流。（4）帮助党和政府检查决议指示执行的情况。关于这些任务，在一九三一年联共
（布）中央关于革新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决议中，又作了明确的解释，并进一步向工农通讯员提出新的更繁重的任务。决议中指出，如果在发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的第一时期，工农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暴露和揭发各机关的“小的”缺点，那么目前的工农通讯员，就应该深刻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普遍揭发缺点，报道各建设部门（各班、组、车间、工厂等）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显著优点。工农通讯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向阶级敌人进攻中的群众组织者。他们应该在劳动人民中作出榜样，应该是先进生产者，是模范地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和先进经验的宣传者。要使工农通讯员的上述各种任务更加接近于自己的生产特点，不要一般化，要更专业化一些。如采煤业的工人通讯员要为采煤机械化而斗争，冶金工业的通讯员要更多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情况，集体农庄的通讯员要更多注意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问题和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真理报”对通讯员的联系、教育和培养，不采用死板的形式，并且竭力避免各种官僚主义的联系。他们不把通讯员变成报纸的工作人员，不使报纸所给予通讯员的任务，妨碍了他们本身的业务工作。“真理报”不发给通讯员任何证件，也不勉强通讯员去进行某项工作或调查，而是按自愿原则，和通讯员自己的工作任务相结合，建立最生动和最灵活的联系方式。“真理报”在过去曾采用出版刊物，发起墙报竞赛，举办报纸展览，组织工农通讯员大检查、召开全苏的、一个地区的或一个企业单位的通讯员代表大会、座谈会，以及刊登来信等许多方法，来指导工农通讯员运动。
“真理报”领导各级地方报纸和墙报，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工农通讯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细致的工作。“真理报”培养起一支通讯员大军，并且使它成为编辑部的耳目。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全国生活中的问题，听到群众的声音，使报纸有可能阐述千百万工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有可能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向群众有效地解释党的政策。同时，通过工农通讯员运动，“真理报”吸收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报纸工作，并通过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广泛开展，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报纸的认识，使他们把党报真正看成是自己的报纸，报纸上一有号召，群众就热烈响应。今年二月间，报上发表了斯大林汽车工厂一个青年工人志愿参加开荒队的来信，三天内就有二万五千人投书“真理报”，响应这一创举。通讯员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有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他所信任的报纸，并且积极提出各种建议。这就是“真理报”力量的源泉。虽然随着整个人民觉悟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地方报纸和墙报工作的进展，不再需要“真理报”倡导工农通讯员运动，进行统一的领导，“真理报”现在也没有什么通讯员的名册，也不必继续出版专门指导通讯员的刊物，但是实际上，“真理报”却有一支成百万的通讯员大军，并且通过各种工作，继续不断吸收新的群众参加着报纸工作。
二、劳动者来信（包括来访）工作吸引和团结着日益众多的群众
工农通讯员运动能不能开展以及开展的快慢，是和对待劳动者来信工作的态度正确与否分不开的。广大群众是最容易通过事实来认识问题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号召群众通过报纸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而一方面对于群众提出的积极性建议、对工作缺点的批评、提出的申诉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却不去认真负责地处理和给予支持，那么我们对群众对通讯员的一切政治教育，就会变成政治空谈。“真理报”是以极其严肃负责的态度处理劳动者来信的。全编辑部各部都要处理来信，不认为是一件麻烦和额外的事。这标志着“真理报”编辑部工作人员的高度自觉性，并且深刻理解列宁所说的劳动者来信如同晴雨表，通过它可以避免政策上的许多错误。“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对于劳动者来信（包括来访）工作，作过正式的决议。在一次决议中指出：编辑委员会认为来信工作是编辑部的重要工作。把来信工作做好，就可以帮助编辑部研究群众情绪，不断提出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高报纸的水平，巩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及时支持来自群众的批评，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真理报”劳动者来信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指出各地各部门工作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批评缺点，指责官僚主义现象，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这一类来信，说明了苏联人民为了消灭工作中的缺点，把国家机关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看到了不合理的事情，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各种积极的建议。一部分来信是属于报道生产成绩或者提出的各种创造性的建议。群众把自己的成绩、经验、建议提到编辑部来，是出于一种帮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纯洁的心，报纸必须以十分亲切细心的态度来对待群众提出的建议。即使有些经验和建议并不正确，编辑部也必须以爱护群众的热情，给予耐心的解释；同时经过解释，也提高了来信者的认识。来信中也有向报纸提出各种要求和问题的，比如要求报纸多报道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刊载什么样的理论文章，要求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希望报道某一城市某一工程的建设，这些都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来信中也有不少是关于个人问题的。虽则是个人问题，有些甚至是很琐碎的，但编辑部也要帮助他解决。而有些个人问题，也可能变成社会问题，看来是个小问题实际上是个大问题。同时，在处理了来信者的个人问题后，这些来信者往往就从此和报纸建立了联系，成为报纸的通讯员和积极分子。
“真理报”编辑部把劳动者来信工作，认为是群众工作的最初阶段的工作，因为这是以没有组织的人为对象的。但是，对于第一次来信的人，如果能耐心地处理他的来信，及时地给他回答，他也可能成为积极分子。因此，报纸编辑部要细心地、敏感地、耐心地对待劳动者来信，并和这一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严肃的斗争。做好劳动者来信工作，就可以培养和团结成千的通讯员来参加党报工作。
“真理报”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者来信部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劳动者来信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日益扩大这种联系，以便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报纸周围。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报纸首先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和要求。这说明，为劳动者服务，也就是为报纸服务。因此，在“真理报”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工作能对党报有所贡献而引以为荣。他们之中是没有不安心这一工作的。
三、组织作者积极分子，保持报纸的高度思想性和科学性
报纸群众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和团结作者积极分子。作者积极分子队伍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报纸保持高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一般的说，广大通讯员了解生活，但他们的水平限制了他们理解问题的深刻程度。要把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指出一种运动的规律性，就需要吸收有更高的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知识的作者积极分子，来参加报纸工作。
“真理报”是怎样对作者积极分子进行工作的呢？
首先，要善于发现和组织作者积极分子。
寄到“真理报”的大批劳动者来信，每天都提出许多生动和迫切的问题。编辑部看到一件提出重要问题的来信，就会想到把来信者变成自己的作者积极分子。于是通过自己的地方记者、地方报纸或者党组织，去了解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先进生产者或者有学识的人，报纸就和他发生联系，吸收他成为报纸的作者积极分子。
地方记者或编辑部工作人员，发现某一个墙报或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好文章，就去了解这是谁写的。经过了解和对作者进行教育，也可以把这个人吸收为自己的作者积极分子。例如“真理报”小品文部就注意全国主要报纸的小品文，发现了好的作者，就通过地方报纸编辑部，把他发展为“真理报”小品文的作者。
地方记者和编辑部工作人员，经常参加各地党代表会议和其他会议。他们在会上发现有的同志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勇敢地揭发缺点，进行批评；或者发现有的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给报纸写过东西。于是就找他，请他把自己的正直的批评或工作经验，通过报纸讲出来。这样，就找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给报纸写过稿件的作者积极分子。
各地经常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开会，“真理报”就请这些代表到编辑部来谈话，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他们再来莫斯科，就自然会到“真理报”来。“真理报”的农业部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一批集体农庄主席发展为作者积极分子的。
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派人到工厂、工地、农庄中去，和厂长、工程师、先进生产者建立个人联系，吸收优秀的人物给报纸写文章。“真理报”的工业、运输和贸易部虽然工作很忙，仍想尽办法派人到外面去组织作者积极分子。
“真理报”还依靠地方报纸，在没有自己记者的地方，请当地报纸担任“真理报”的集体通讯员，负责为“真理报”组织报道和文章，搜集材料，进行调查。“真理报”某一地方记者回莫斯科时，他的工作也多由地方报纸编辑部代替。
在组织积极分子时，第一，要注意各个方面。“真理报”是苏共中央的机关报，要报道全国的事。如果只吸收少数积极分子，老是请他们写文章，报纸的内容就单调了。“真理报”文学和艺术部的作者积极分子（作家）中，有莫斯科的作家，也有列宁格勒、基辅、斯大林格勒以及各共和国的作家。不但有作家，并且有戏剧家、文艺批评家、音乐方面的专家、电影工作者以及人民演员。第二，在工作方式上，对作者积极分子不宜多采用开会的方法，最好是进行个别联系。
其次，要主动、具体帮助作者积极分子写文章。不但需要熟悉作者积极分子的情况，了解他正在研究什么问题；并且在约他写文章之前，还先要弄清楚他的观点，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不要怕争论。“真理报”的文学和艺术部的同志告诉我们，有时候有的作家对文学和艺术部处理他的文章的意见坚决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提交编辑委员会去讨论，作出结论，或者保持原作，或者进行修改。经过这样争论写出来的文章，总是比较好的。对于作者积极分子的文章，一般都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多次商量和修改。就是有些有名的作家和学者，文章写得比较成熟，编辑部也常常要把他的文章送给外面的专家去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一文，在写作之前，就请了作者（科学院院士）来一起商定提纲，写好后，经过“真理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部的顾问和主编共同修改，以后又送给一个农业经济学家、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看了。前后一共有七个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最后才见报。
遇到要展开争论的文章，“真理报”常先把文章发给作者积极分子，然后组织座谈会，进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部在发表“关于矛盾的对抗性”的文章之前，就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发给六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抱着反对观点的人，听他们的意见，进行讨论，最后再确定究竟应该根据哪一个观点来写。
培养青年作者，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部，对于有些目前还不能给“真理报”写文章的青年作者，常常指定专人帮助他们写出提纲，修改文章。文学和艺术部也注意对年轻的有天才的学者，进行长期的关怀和培养。如现在一个有名的文艺批评家，他在大学时曾给“真理报”写过一篇文章，以后，文学和艺术部就一直和他有联系，帮助他成长。
四、地方记者是“真理报”在全苏联各地的代理人
我们在“真理报”访问的五十几天中，几乎每天都能感到“真理报”地方记者的作用。我们所听的报告中，都提到地方记者是自己工作的重要依靠，所有的部，都要通过地方记者去完成最迫切的任务，要他们供给有关的材料，进行调查，组织稿件。我们所到之处，如列宁格勒、伊尔库次克，都可以感到“真理报”的地方记者是非常有活力的，他们享有很高的威信，能以代表“真理报”在当地进行工作。当然，我们也感到当一个“真理报”的地方记者，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以及党和“真理报”给予他的最大的信任。
地方记者的主要任务，可以“真理报”列宁格勒记者库尔塔宁同志告诉我们的话来说明。他说，他的任务就是深刻了解列宁格勒州和市的党组织的生活，全州和全市的全部社会生活。记者要成为联系编辑部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个环节，把州和市里所发生的一切好事情都吸收反映到编辑部去，提出列宁格勒州和市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是最使人感兴趣的，或者是很多人所希望解决的。我们从“真理报”地方记者所发出的一些消息和文章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方记者所关心的事情是多么广泛，从党的代表大会，工厂的新成就，集体农庄的工作，新书的出版，剧院的演出，一直到体育、棋赛，凡是当地所发生的一切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事件，他都要知道，并且进行报道。好几个部的主编告诉我们，如果哪一个地方记者漏掉了当地的重要消息，就会在编辑部的飞行集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地方记者的工作虽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但也并不是一种不能做好的工作。地方记者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要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能以克服困难，自觉地担负起报纸编辑部代理人的光荣责任。
“真理报”的地方记者怎样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呢？以“真理报”列宁格勒地方记者为例，他依靠当地党委的全力帮助，可以参加当地党委的各种会议，可以找州委、市委书记谈报道计划，征求意见，了解州委、市委意图；党委书记也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帮助记者挑选最有意义的题目；他也可以和当地各界人士建立最广泛的交往，通过这样的关系，迅速发现当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真理报”列宁格勒记者告诉我们：地方记者必须经常和积极分子（党的干部、作家、经济工作者、生产革新者）交往。一个记者能不能做好工作，他有没有足够的价值，决定于他和人们接触的广泛程度。比如为了报道党的工作，就要深刻了解党组织的生活问题，这就不但要和州、市党组织的领导人有交往，并且也要和区委书记以及许多基层组织的同志有交往。为了报道工业，就要认识很多厂长、工程师、设计师、生产革新者。总之，要和列宁格勒各方面的人都建立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只有做到这一步，才可能了解实际问题，把有意义的问题写成文章，向编辑部反映各种情况。这种接触，不光是为的了解情况、搜集材料、记者自己写文章，而且是为的使记者能以选择出最好的党的工作者、厂长、工程师、学者、作家、生产革新者，请他们写文章，介绍自己的经验。如果他是发起某一种创议的创始人，就请他写文章来提出那个问题。他举例说，列宁格勒的大学校很多，州委在组织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政治学习上是有经验的。这样的文章，记者自己虽则也可以写，但是不如请州委负责领导这个工作的同志写更好。
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年关于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报纸的编制的决议中曾经指出：地方记者的主要任务，应认为是把编辑部以外的广大作者积极分子组织在报纸周围，吸收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参加工作。“真理报”的地方记者，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真理报”列宁格勒记者库尔塔宁同志所以要强调地告诉我们，记者工作能不能做好，全看积极分子的工作，群众工作做得如何的理由。
× × ×
从上面所介绍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劳动者来信、作者积极分子和地方记者四个方面的工作中，我们就能比较具体和完整地了解“真理报”的群众工作。“真理报”全编辑部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为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报纸工作，吸引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而努力着。不难理解，只有和群众有了如此密切的联系，才可能实现党报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的任务。也才可能真正使报纸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使报纸成为党的有力的助手。“真理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群众工作是需要全编辑部分工合作、互相帮助来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具体的工作。同时，群众工作也不是什么捉摸不到、无从下手的工作。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在于编辑部工作人员对于群众工作的自觉程度，在于是否真正认识到：群众工作对于报纸是个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广大劳动者参加报纸工作，就会使党报失去工人阶级报纸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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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日内瓦通讯

让在美国的我国留学生和侨民回国
本报记者　杜波
几天以前，在日内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收到了一封信，发信的地点是中国南京，时间是六月一日，信里写着下面的话：
“今天是国际儿童节，千千万万的儿童们在祖国高度的爱护和完善的教养下，幸福无边，前途无量。我们的孩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一样在祖国慈爱温暖的阳光普照下成长壮大，但是他们却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家庭的缺陷——爸爸没有回来。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节日，他们仰着头问：‘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和我们一起过节呀’。他们说：‘要是爸爸今天能见到我加入少年先锋队该多好哇’，‘爸爸亲眼看到我们的表演就更有趣啦’。
“这些天真的话句勾起了做母亲的埋在心底的焦愁，我们不愿但是却无法不让这种焦愁不感染到孩子幼小的心灵。我们怀着极端恳切的心情向我们的代表团请求，请求把孩子们‘我要爸爸’的呼声传达给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
在这封信的末尾署名的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四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一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们父亲的安全，她们的名字不能在这里发表。
孩子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在五年、六年、七年甚至八年以前到美国读书去了，很久以前他们就读完了自己的学程，他们满怀希望地想回到中国来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是，美国政府拒绝给他们出境签证，他们无法回来甚至无法离开美国，他们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一年、两年快三年了。
像她们信里所说的那样，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五月二十六日斥责美国扣留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在她们“眼前燃起了一股新的希望之火”。她们对于祖国的代表表示感激，她们要求祖国的代表向美国交涉索回自己的亲人。
这封信只是中国代表团每天要收到的许多同类的信中间的一封。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五千多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完成了学业，与其他许多中国侨民在一起，日夜渴望归国，然而美国政府却不给他们这样的权利。
人民的政府当然要尽一切努力来解救被强迫扣留的留美中国学生和中国侨民。六月四日、六月十日、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与美国代表团人员进行了四次接触，就是为此而作的努力。
接触的结果，美国代表毫无理由地拒绝了中国代表所提出的各项合理建议。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国外交家嘴里所说的人道、正义、自由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美国政府凭什么理由强迫扣留中国的学生和侨民呢？
美国的代表也不能不承认被扣留的中国的学生和侨民并没有触犯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他们所唯一能给予的解释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有权在战时或处于全国紧急状态时或者世界上有任何两国交战时禁止外国侨民进出。为什么美国偏偏要禁止中国侨民出境呢？美国政府不识羞耻地公开宣扬让有能力的中国学生和侨民回国就违反了美国的利益。
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一年九月，有一群中国学生从旧金山乘船回国，九月二十五日船经檀香山，这批学生被美国移民局扣了下来，随即押解回美国，其中有一个医学博士汪良能。同年十月一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致函众议员贝恩，说明这一事件时说“查汪博士最近竭力设法要回到中国去和他的家人团聚，本局驻檀香山办事处暂时阻止他离境，原因是鉴于他之所学可能会对于美国的一个强大敌人有相当大的价值，因而相信这会危害我国的利益”。
两年九个月过去了，汪良能还没有回国。
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多了一位医生，多医活几个中国病人，就危害了美国的利益；而如果中国多死了几个病人，就符合美国的利益。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甚至美国代表也不敢把这种不可告人的“理由”赤裸裸地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全部端出来，他们捏造了另一个“理由”，说中国侨民并不想回国，他们举出数字说在五千多名留学生中，近年来要申请回国而被拒绝的只有一百二十人。
关于这个，只要看一看中国留美学生给中国代表团寄来的信就明白了。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校毕业之后，只要到移民局去办理回国手续，他所受到的不仅是拒绝，而且还被告知，不准他们离境乃是美国政府的命令，如果违反这一命令就将被判处五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五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
中国的留学生要违反这个命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被迫居留在美国又得不到太平，因为任何表示过想回中国的，从此就将被视为“亲共分子”，而在麦卡锡主义下的美国，“亲共分子”的命运是谁都知道的。那些想要回国的人就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对象，行动受监视，职业无保障，整天生活在恐怖中。
如果要例子，可以举出在纽约布鲁克林工学院读化工的中国学生黄葆同。他因为向往祖国，在一九五二年被美国移民局传到爱理斯岛审问，在那里被拘禁到一九五三年一月，在被保释以后，现在每星期一都要到移民局去报到。一个中国侨民虽然他日夜渴望返回祖国，但是如果他知道他申请的结果是不能如愿，反要遭殃，他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但是迫害并不能扼杀留居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对祖国的向往，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许多从美国寄来的信，许多信都提到想以所学贡献给祖国的抱负与理想，以及这种抱负与理想无法施展的苦闷。五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中，有许多工科博士在做绘图员、理科博士在给餐馆洗碟子、文科博士在给人家看孩子。
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仅仅是为了糊口活命，拿的工资还要比做同样工作的美国人少得多，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失业的威胁。
许多信都提到对于亲人的怀念，提到骨肉分离的痛苦，如果这些信的内容不能引用，至少不久以前发表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是可以引用的。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姓梁的中国学生，他揭发了美国政府阻止他回国的一连串行动，他与留在祖国的妻子分别已经六年，他要求回国团圆不许，要求到英国去会见自己的妻子也不许，他在信的最后写道“这种政策不必要地造成了人生的痛苦……为追求幸福而作的自由选择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一个最近经过不少艰难脱离虎口逃到了日内瓦的中国留美学生，申诉了中国侨民在美国失掉了自由的痛苦生活，每一个人在心底藏着返回祖国的愿望，却不敢向任何别的人透露。中国人的信件被截扣，住房被搜查。不久以前，纽约有一群中国学生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回国的心思，声音略略大了一些，马上旁边跑过来一个人，警告他们 “不要胡说八道，当心看颜色”，几分钟以后就到了一批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把他们押去问话。
中国人经常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移民局、国务院的审问，有时候审问前先要你宣誓——举起手来听美国官员念完一大段根本不知是什么的誓辞，然后问你“想不想回中国”，如果回答说“想”，那末从今以后你就成了特务恐怖的对象；如果说“不想”，那么你以后再要申请回国就是犯了法，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不忠于自己的誓言是有罪的，而且你的话在审问时已经录了音。
在美国的中国人，生活在这样极其残酷的精神折磨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收到的许多侨民来信上面没有地址甚至没有署名的原因。
只有离开了美国，见到了祖国的代表才感到恢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
种种的迫害只能加深中国侨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有一个在伊阿华大学读过书的中国学生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每一次提到伊阿华时都写成“爱我华”。他们把拯救自己出于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日益昌盛的祖国的身上。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在六月二十一日提出了一个建议，由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侨民和留学生问题的接触，双方都对于住在各该国内的对方的守法侨民和留学生的离境回国的权利将予尊重。这些侨民和留学生应有随时返回祖国的自由”。
如果不是怀着阴谋扣留对方侨民的鬼胎，这个联合公报是不能被拒绝的，然而美国代表拒绝了它。
中国代表接着又建议由双方各自指定的第三国驻中美两国使节代管两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这一建议的公平合理是无可怀疑的，如果美国不是有意迫害在美国的中国的侨民和留学生，同时如果美国真正关心在中国的美国侨民，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建议。
但是这个建议同样被美国代表拒绝讨论。
对于这种连续拒绝的态度，唯一的答案是：美国害怕这样做的结果，将引起大量中国侨民与留学生的申请返国，也将无法继续扣留他们。它害怕真相暴露，阴谋拆穿，因此只好拒绝。
美国政府扣留着大批的无辜的中国学生与侨民，然而它却希望中国政府把少数违反中国法律而被拘禁的美国人释放回国，美国代表所以同意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进行接触，其目的即在于此。
中国代表王炳南告诉美国代表约翰逊：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侨民，只要他们遵守中国法律，是一贯给予保护的，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民刑案件，在他们愿意时，随时可以离华返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一千四百八十五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过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而加以留难。至于美方交来的名单上所列出的被拘禁的美国人，其中有的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敌视中国人民的间谍活动的分子；有的是无端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美国军事人员与谍报人员；有的是有民事案件未了（如债务未清）而在该案了结以前不准离境的。他们之被判刑与被拘禁是罪有应得，但是在判刑之后，如果这些犯人的行为表现良好，中国政府也还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中国政府过去曾这样做过，今后也会这样做。
两国侨民的情况完全不同，两国政府对待侨民的态度也完全不同。
虽然如此，中国方面的建议还是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照顾到了双方：向双方的侨民声明，只要他们并未违法判刑，即有回国的自由；委托第三国驻两国使节来代管两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现在美国既然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它就只能使人怀疑它并不是真正想解决两国侨民和留学生的问题，而只是想片面地要求中国方面释放那些违法的在华美国人，同时要继续强迫扣留无辜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