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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2-2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利益的原则

第3版()
专栏: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利益的原则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阿·帕什科夫
劳动者在其劳动成果中的物质利益的问题,对发展社会生产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大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刺激的问题在每种社会经济结构中无论如何总是要发生的,而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设法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任何一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社会中,都无法真正解决劳动者在发展生产中的物质利益这个问题,因为极大部分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被剥削者攫取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资本主义连同其私有制似乎能保证社会上每个公民在发展生产中的物质利益。
为了欺骗工人,资本家实行各种狡猾的工资制度,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工人阶级的物质福利要依赖于它的劳动生产率,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就。
实际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只能使一小撮资本家致富,而使劳动人民破产和贫困。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能为工人在发展和改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物质利益创造条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保证劳动者不断改善社会生产中的物质利益,才能把这种利益变成发展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刺激因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者在发展整个社会生产中的物质利益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本身所决定了的,它是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出发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不是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苏联全体人民、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利益一致的基础,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福利和文化水平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社会财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全部社会产品(除去补充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产品是为了个人,一部分是为了社会。第一部分是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范围内根据他们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用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第二部分是用在扩大社会主义经济、保健、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方面,也就是用来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个劳动者,都密切地关心尽力提高全部社会产品的这两个部分。
在发展生产中,劳动者有其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经营(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国家经济成分还是合作社集体农庄经济成分)的根本原则之一。列宁指出:“你们不是直接依靠热忱,而借助于大革命所产生的热忱,依据个人的兴趣,依据个人利益,依据经济核算制来首先努力建造导向……社会主义的坚固的桥梁;否则你们就达不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万人民引导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六页)严格地实行这一原则,在客观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破坏了这一原则,就会妨碍社会主义生产的提高和苏联人民福利的提高。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劳动的自觉的态度以及他们理解到劳动对整体利益的必要性,是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的。但是,无论这种新的、共产主义的刺激的意义是多么的大,它总不能代替物质的刺激,这种刺激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对发展生产具有极重大的作用。
劳动者在扩大生产量和增加他的收入中的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的巨大优点。善于广泛地运用这一原则,就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来改善技术、最合理地使用生产工具、原料和材料,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生产率。
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是通过彻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一社会主义原则来实现的。这一原则可以正确地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愈有成效,生产品的质量愈好,他所获得的物质利益也就愈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愈高,则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党和政府经常不断地反对小资产阶级在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表现,竭力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劳动者的物质利益。
在国家生产部门中,按劳分配的经济法则以工资形式体现出来,工资的高低是依据一个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和他的劳动生产率,依据各该经济部门的作用,依据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物质鼓励的效果是与实行计件工资和改进劳动标准的程度,与广泛地推行先进的定额有直接的关系的。
物质利益的原则,是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因素之一。经济核算制说明,一个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愈好,那末这个企业也就愈有可能在物质上鼓励自己的工作人员。
在集体农庄生产部门中,劳动日就是分配收入的形式和提高集体农民对发展公有经济的物质利益的主要杠杆。
作为一种经济类型的劳动日,体现了集体农庄经济中劳动报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是衡量集体农民劳动和消费的尺度,是提高他们在发展集体农庄经济中的积极性的方法。
为了改善对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办法,先进的集体农庄在不断地改进劳动组织,采用先进的工作定额,贯彻实行因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的产品生产率而给予集体农民以额外劳动报酬这一既定的制度。例如,楚瓦西自治共和国伍尔纳尔区斯大林集体农庄,就严格地实行了给超额完成单位面积产量和饲畜业发展计划的集体农民以额外报酬的制度。结果该集体农庄农产品的生产量年年都在增加。如果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每公顷春小麦的平均收获量是十四公担,那末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就收了二十七点八公担,而在一九五○—一九五二年,每公顷的收获量就达到三十五点三公担。
随着社会生产的提高,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也不断地提高。在最近七年中,斯大林集体农庄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得四公斤多谷物,三公斤的蔬菜,五公斤的饲料和两卢布五十戈比的现款。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使得在社会主义生产各个范围内可以贯彻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然而,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某些农业部门中物质利益的原则被破坏了。大家知道,棉花、甜菜、茶叶、柑橘类作物的生产,已得到很好的鼓励。但是,对饲畜业以及马铃薯和蔬菜生产的经济鼓励直到现在还远远作得不够,这也是这些部门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
物质鼓励不够,这首先表现为畜产品以及马铃薯和蔬菜的征购和收购价格直到最近还很低。
征购和收购价格的标准是由国家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要求规定的。征购价格的水平一方面应该保证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在产品生产中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应该保证把集体农庄的一部分纯收入吸收入集中的国家基金(即国家预算)中,用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其中包括发展以机器、肥料供应农业的那些部门),并用来满足教育、保健和国防的需要。
为了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现在已大大提高了畜产品以及马铃薯和蔬菜的征购价格。
把畜产品以及马铃薯和蔬菜交售给国家,是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和集体农民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上述的价格的提高,集体农民在发展公有经济中的物质利益也增加了,并造成了消灭一些农业生产部门中落后现象的条件。
在一些州和区,破坏了规定的按每公顷计算义务交售定额的原则,这就与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有其物质利益这一原则发生了抵触。党和政府已指责了这种不好的现象,并指令今后要严格遵守按每公顷计算的原则。
国家以比征购价格较高的价格向集体农庄收购剩余谷物、肉类、马铃薯、蔬菜、牛奶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将有极其重大的鼓励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集体农庄的公有经济看成是提高集体农民物质福利的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它同时教导我们说,在社会主义时期,集体农民的私人副业对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有着重大的作用。大家知道,直到现在还往往忽视集体农民的私人副业,这就给集体农民和整个社会造成了损失。党和政府已指责了这些偏差,并通过一些消灭这种现象的决定,如:修改了向集体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制度,降低了每一集体农庄农户的现金税等等。
彻底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在发展集体农庄生产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提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设备,提高饲畜业和种植蔬菜、马铃薯的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加强集体农庄并改进对集体农庄的领导,这一切都将成为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
党和政府最近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发展苏联贸易的一些决议,将更加大大地提高苏联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物质利益。(新华社)

把购粮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第3版()
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把购粮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何辛
为了完成粮食收购的任务,同时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除必须向农民群众深入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购粮政策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外,还必须做好各项经济工作,以实现农民出售余粮扩大生产的要求。甘肃日报在购粮报道中,除宣传了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对于支持国家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和稳定市场物价的关系外,对购粮中的经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是十分必要的。
甘肃日报从九月份以来即对购粮工作进行了突出的宣传。在这一宣传中该报着重指出了国家收购粮食与农民出售余粮以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的一致性,强调购粮工作必须与组织农民生产的工作相结合,并大力传播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例如该报自九月中旬起连续发表的中共武威地委书记徐宗望、地委委员周化南、武威专区合作办事处副主任王福等负责干部所写的论文和通讯,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武威专区的购粮工作经验;这个经验是:根据小农经济为买而卖的购销特点,从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和安排经济生活入手,通过商品交换,来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并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武威地委书记徐宗望在他所写的论文中,着重地说明了购粮工作和生产工作的关系,即农村的中心工作是生产工作,购粮工作一方面是要为国家收购必需的粮食,另一方面是为了替农民的余粮找最好的出路,并帮助农民有效地运用余粮,以扩大生产,这正是收获以后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购粮工作必须与组织领导生产的工作直接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完成购粮任务,又能满足农民出售余粮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要求。该报十月十六日发表的张掖县长安乡副乡长葛新年组织农民扩大生产出售余粮的典型报道,更以实际事例具体地介绍了将购粮工作与组织农民生产结合起来的作法。长安乡副乡长葛新年在接受了国家的购粮任务之后,一面向农民宣传购粮政策,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一面召开自己的家庭会议,讨论了明年的生产问题。经过算细账,全家同意将余粮卖给国家,买回二十只羊攒粪积肥,会后并很快地实现了这个计划。这样就带动了全村农民掀起出售余粮以添置耕畜、大车及其他农具的热潮。该村的二十六户人家,仅在八、九两月即出售余粮一万六千多斤,其中十一户以粮款做了九辆新铁轮车,五户买了五头牲口,还有五户要求到青海去买牲口,群众的生产热情十分高涨。接着该报又陆续报道了张掖县大有区朝元乡、山丹县六区三乡及其他各地农民将余粮卖给国家后购置生产资料、积极翻地积肥、准备明年扩大生产的情况。如山丹县六区三乡农民出售余粮后共做铁轮车二十六辆、木车五辆,买铁铣一百七十八张、镰刀二百五十张,增添耕畜七头,新修房子五十间。全乡农民用铁铣挖地五百八十七亩多,以往不翻地的农民魏有志,今年也翻地七亩多。这些报道证明:只要将购粮工作与组织农民生产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不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鼓舞农民出售余粮的热情。
既然必须将购粮工作和生产工作结合起来,就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这是购粮中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做好了物资供应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供应,就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将卖粮所得的现款投资于扩大再生产。甘肃日报对于物资供应工作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宣传。该报十月九日发表的武威县河东乡王家村农民售粮情况的调查报告,就以王家村农民在夏收后出卖粮食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情况,以及该村农民因为附近的供销合作社供应工作做得不好,宁愿远道进城粜粮的事实,指出了购粮中加强物资供应的重要性。以后该报又先后报道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及合作、贸易部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加强物资供应的活动。如武威专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曾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对购粮和物资供应工作的领导。武威及酒泉专区各地普遍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一面收购粮食,一面供应农民物资。武威县许多区的供销合作社还实行预约登记办法,让农民先把粮食卖给国家,合作社再根据农民的需要供应其所需的物资。报纸通过这些报道,不仅强调了加强物资供应的重要性,而且推广了不少好的经验。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报关于组织手工业货源和改进供应方法的宣传。在组织手工业货源方面,该报编辑部曾在十月十二日召开关于组织手工业生产供应农民物资的座谈会,指出组织手工业加工制造,就地供应,是当前开辟货源、进一步满足售粮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的有效方法。该报为引起各地重视,先后发表了武威、酒泉、天水等专区加强对手工业生产领导的消息,同时报道了各地由于积极开辟手工业货源因而更好地解决了物资供应问题的事例。十月十八日就曾报道了武威县双城堡供销合作社向手工业者加工订货,就地采购,供应了农民所需的十九种货品,不仅保证了供应,而且因为成本低、价钱便宜而受到农民的欢迎,还扶植了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十二月十六日又报道了永登县合作社联合社根据农民需要,组织手工业加工订货,大量供应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今年第三季度,由合作社供应全县农民的生产工具达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七件,其中就地加工订货的就占一万零二件,外进的只有三千七百六十五件。这就为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在改进物资供应方法方面,该报着重介绍了各地为照顾农忙及边远地区农民卖粮买货的方便,组织流动贸易组、货郎担深入农村进行收购和供应的作法。该报对徽县、靖远、甘谷等县流动贸易组边收购、边供应、边宣传的报道,都用具体生动的事实说明这种作法大大提高了购粮和卖货额,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农民自动帮助流动贸易组搬货,到屋顶广播,动员大家来卖粮买货。同时又介绍了有些贸易组结合营业对农村经济情况和农民所需物资进行调查的作法,这样既完成了购粮任务,又和农民建立了广泛的购销关系。
在粮食收购中除必须做好物资供应工作外,还要积极开展农村储蓄并做好收回农业贷款的工作。这些也是引导农民合理运用卖粮款项,使之有利于扩大明年生产的重要的经济工作。甘肃日报在购粮宣传中及时地注意了鼓励农民节约储蓄及归还农贷。该报曾于十一月十二日发表“开展爱国储蓄工作”的短评,阐明了节约储蓄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个人的道理,指出提倡储蓄并不是要大家降低生活水平,而是帮助大家有计划地运用积蓄,发展生产和改善个人生活。该报并先后报道了人民银行灵台县独店营业所试办农村储蓄收到良好效果及天水、张掖等县农民踊跃向人民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存款,积蓄明年生产资金的情况。如天水县关子区农民在人民银行试办农村储蓄后,不到十天就存储了二千二百零六万元。该区石嘴子村农民董建国听了爱国储蓄的宣传后,就把准备以后买牲口用的三百多万元存入银行,随后又存入五十万元,并对人说:“我靠共产党翻的身,我信服共产党的话,把钱放到银行里啥时候取都行,又保险,又得利息,又能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在他带动下,该村有些农民也都纷纷把卖粮所得暂时不用的现款存入银行。又如张掖县靖安堡信贷合作社今年前三季共贷款一亿六千万元,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当地农民认识到信贷社的好处,纷纷将卖粮所得暂时不用的钱存入信贷合作社,仅三天即储蓄五百九十二万元。报纸通过这些事例,教育农民正确地使用卖粮所得暂时不用的款项,既不应胡乱花掉,也不要到市场上盲目抢购物资,而应该有计划地积蓄生产资金。在另一方面,甘肃日报也没有忽视对收回农贷的工作的宣传。该报除于十一月六日发表专文,指出收回农贷不仅是当前农村金融工作中的重要任务,而且直接关系着明年农业贷款的继续发放外,还陆续反映了各地农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农业贷款对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后踊跃归还国家贷款的活动。如酒泉县河北区八乡农民经过政府宣传动员后,在七天内就缴还了各项到期贷款百分之九十三。高台县新坝区农民在十五天内缴还了各项到期贷款百分之九十五。玉门县农民乔世英说:“人民政府在春天把款送到门上,帮助我们解决了大困难;现在粮食收下了,应该自动地给银行缴回贷款。”这说明了,只要教育农民认识到期归还农贷不仅是农民应有的责任,而且对全体农民有好处,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将卖粮款项积极投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踊跃归还农贷,以便国家今后对农业生产给予更有力的支援。
甘肃日报强调购粮工作必须与生产工作相结合,对购粮中的经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这就在一个重要的方面鼓舞了农民的卖粮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并有力地指导了农民将卖粮所得的款项作合理的安排。但并不是说该报对经济工作的宣传就没有缺点,更不是说报纸只注意购粮中的经济工作就可以了。甘肃日报在购粮报道中虽然也注意了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并反映了各地农民经过宣传教育后政治觉悟提高、踊跃将余粮卖给国家的爱国行动;但应该指出,该报在前一个时期对这一方面的宣传是比较薄弱的。十二月份以来,随着购粮工作的深入开展,甘肃日报除继续注意报道购粮与生产的结合以及购粮中的经济工作外,特别加强了对农民进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深入总路线的教育,让农民懂得现时的购粮政策是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能够使农民出售余粮的行动成为更加自觉地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行动,并引导农民更坚决地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关于学习民间音乐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的一些意见

第3版()
专栏:

关于学习民间音乐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的一些意见
本报八月间发表了吕骥同志的“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一文后,引起各地音乐工作者的注意。中央音乐学院,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四川、甘肃等省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音乐工作组以及北京的有关单位等,均先后进行了讨论。不久以前本报邀请作曲家、声乐家、音乐理论家吕骥、贺绿汀、向隅、马可、李元庆、孙慎、瞿希贤、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黄友葵、张权、沙梅、丁善德、安波、孟波、李劫夫、张非、舒模、章枚、夏白、刘雪厂、费克、应尚能等三十余人举行了座谈会。就学习民间音乐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几年来,我国音乐界在声乐方面,曾在“洋”嗓子和“土”嗓子的问题上有过许多争论,经过近二、三年的实践和研究,已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座谈会参加者都认为吕骥同志在“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一文中,比较全面和深刻地解决了包括上述的以及其他声乐中的一些问题。关于民族声乐发声方法和西洋发声方法是否一致的问题,大家觉得民族声乐的发声方法有科学的、也有不科学的部分,同样地,西洋发声方法也有科学的和不科学的部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喻宜萱说:“发声方法的科学性表现在声音的圆润、饱满、纯粹、有弹力和操纵自如;同时还能够表达出歌曲的思想感情,并富有民族风格。”她还指出,像豫剧演员常香玉、内蒙古歌手宝音得力格等的唱法就是科学的。她们不但能充分地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发声也是很好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认为发声的科学性表现在合乎自然的规律。声乐家应尚能也说,发声要合乎物理、心理、生理三方面的科学原理。
至于采取西洋发声方法的训练,和同时学习民族声乐表现方法之间有否矛盾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周小燕说:“这主要还是思想顾虑的问题。当然,其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只是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过去学西洋发声方法的人,从他练习的第一首歌起就是意大利文的,因而长期地受了西洋歌曲表现方法的束缚,反而和自己民族的东西越来越隔阂了。经过了思想改造,我们对声音的看法不同了,训练方法也不同了。只要我们认识了应该向西洋学习的是什么,而不是毫无选择地什么都学;同时,特别是从思想感情上来研究民族声乐的表现方法,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那么,唱好中国歌曲并不是不可能的。”声乐家张非也指出:由于没有把西洋声乐艺术中的优秀传统介绍到中国来,一般人只介绍了发声法,以致学和用不一致。不像俄罗斯学派吸收了西洋唱法的有用部分和民族声乐艺术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了,才发展成为苏联今日这样的优秀声乐艺术。我国的传统唱法中也有着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必须在民族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吸取西洋唱法的有用经验,来充实和发展我们民族的声乐艺术。作曲家刘雪厂说:“歌唱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歌曲的内容,传达歌词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他还谈起过去学声乐的人或是教声乐的人,仅仅着重在声音的训练方面,如音域的扩大、音量的增强和音质的美;对于表现方法是比较放松的。更没有注意到表现方法应有它的目的性。声乐家黄友葵也同意过去的发声训练方法不全合人民要求。她深切地感到,歌唱者不体会今天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不可能唱好一首歌的。
民族声乐中有些不科学的地方是由环境所造成的。作曲家舒模说,有些民间艺人倒了嗓,或是到了变声期,为了吃饭养家,还不得不唱,而形成不合生理条件的某些不科学部分;有的艺人的“留一手”的保守倾向,也阻碍了他们将自己宝贵的、科学的心得传授给下一代,现在,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发掘和研究民族声乐的发声方法,整理成系统的科学知识。
民族声乐艺术的“百花齐放”是目前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作曲家贺绿汀将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的演唱作了比较,认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唱法,在表现人物性格上是具有独创性的。舒模指出民族声乐艺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长来发挥的,如京剧界王瑶卿先生的四个学生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就各有不同的风格。因此,声乐艺术中的“百花齐放”原则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作曲家丁善德认为需要采取西洋发声方法的训练,同时又学习民族声乐的表现方法。张非批评了过去某些人中一种狭隘的定型观念,他们把民族风格看做一种固定的形式;以为只有某一种唱法才是民族的,这种看法是有害的。作曲家李劫夫感到声乐家必须热爱祖国的语言。过去的戏曲艺人是非常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的,因此他们表现得很美而动人。他还谈到声乐艺术的发展和作曲家的创作是分不开的。
最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发言:“过去声乐问题上引起争论的原因,是因为民间声乐家、受过西洋声乐训练的和文工团的声乐工作者三方面互不了解。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已经逐渐接近,互相有所了解,某些误解就容易消除了,声乐艺术中,俄罗斯学派不用说,就是意大利学派也具有人民性的部分。今天,苏联声乐学派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在民族声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西洋古典声乐艺术和他们的声乐技术。在声乐上强调民族风格是必要的。‘百花齐放’的原则不仅仅是指中西并存,而且在民族的唱法中也可以各有不同,因为每个声乐家都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习民间也不应该是形式上的模拟。‘洋’嗓子和‘土’嗓子的问题过去是存在的。有人说唱歌不是‘洋’‘土’问题而是唱得好坏的问题,这样说是不全面的。如果只讲好坏,就会忽略了民族风格问题。我们的声乐艺术不仅属于我们自己,也是世界声乐艺术的一部分;我们要不断地发扬民族声乐艺术,才能丰富世界的声乐艺术。”

重庆、广州等城市人民学习总路线后 生产效率和工作热情大大提高

第3版()
专栏:

重庆、广州等城市人民学习总路线后
生产效率和工作热情大大提高
重庆、广州、旅大、南京、杭州、无锡、镇江、南昌、南宁等城市的各界人民,受到总路线教育后,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所鼓舞,生产效率和工作热情大大提高。
各城市在广泛开展总路线宣传时,普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当地的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负责人,分别在各种会议上作了报告,有的还深入到工厂、学校、机关和市民中作报告。各城市为了使总路线的宣传能够深入人心,还组织和训练了大批的宣传队伍。中共重庆市各区委员会和重庆市工会组织,专门举办了宣传人员训练班。南京、镇江、苏州、无锡等十一个城市训练了宣传员和宣传骨干近四万人。广州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了两千八百七十多名干部,分头到工厂、学校、街道居民小组中,开展宣传工作。由于宣传活动的深入和广泛,受到总路线教育的人极为众多,据目前的统计,广州市有一百二十万人,重庆市有四十万人,南京、镇江、苏州、无锡等十一个城市有一百八十多万人,杭州市仅市民就有二十万人,旅大市听过报告的干部有三万五千多人。
受到总路线教育的各界人民,向往着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国营杭州通用机器厂的工人说:社会主义已经看得清,摸得着了,为着使自己和后代子孙过着像今天苏联工人一样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加紧干吧!许多工厂企业的工人和职员认识了自己正在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这一光荣使命,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业务。有些学生听到报告后,亲切地写信给远在乡间和外地的亲人,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他们说:年长一辈的每一个努力,都为我们增加一分幸福。杭州市有的居民开始听到总路线宣传时,认为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经过联系四年来杭州各个方面的变化和自己的切身问题学习后,知道了实行国家的总路线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自己的后代子孙有很大的关系,都一致表示拥护总路线。有些地方的居民还表示:今后要注意节约,减少浪费,把多余的钱买公债或存到银行里,帮助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各城市机关、企业和工厂中的职工和干部,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检查并改进了自己的生产和工作。旅大市百货批发商店副经理刘谟富说:过去光知道做买卖完成任务,没有考虑怎样发挥国营商业领导市场的作用,以及怎样加强对供销合作社的业务领导和扶助。他说:如果能经常和市内、市郊的合作社网保持密切联系,就能更好地领导城乡物资交流,减少私商对农民的中间剥削,这样就可以使广大农民认识合作社的好处,吸引他们参加合作社。经过学习总路线以后,这个商店从十一月份便开始加强对市郊供销合作社的联系,送商品目录表,组织合作社营业员参观,并派干部帮助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该市不少工厂中的职工,在学习中检查了保守思想后,提高了为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信心,广泛地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全市十六个工厂里的职工,先后提出有关改进生产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合理化建议八百零一件,其中已有四百七十二件被采纳,共为国家创造价值三百六十五亿元的财富。
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各界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在生产和工作上取得了各种新成就。国营重庆一零一钢铁厂工人和职员,展开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竞赛,最近已提前完成钢轨、生铁等六项主要产品和基本建设工程的全年计划。新建的西南最大的五零七电厂水泵房工程的工作人员和工人,联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任务以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将原订五十八天完成全部工程的计划,改订为四十八天完成。国营南京三零七厂车工组组长林文翰,和工人一道研究苏联科列索夫车刀法,改进切刀,提高生产效率二十二倍。广州市私营东洲电筒厂工人从每天生产二百打电筒提高到三百六十五打。该市许多私营商店店员学习总路线后,一致认为不仅要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而且要进一步监督资本家,使他们爱国守法,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各地教育工作者在学习总路线后,更加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华南工学院副教授赖支机说:“我们的教学是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息息相关的。”他表示要和全院的教育工作者一道积极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材而努力。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学习总路线以后,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也不断提高。
各城市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成员,经过学习后,一致表示要为贯彻总路线而努力。私营工商界人士学习后,已明确认识到只要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国家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发挥私营工商业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自己的前途就会是光明的。
(新华社)

到新的工地去——鞍钢素描(图片)

第3版()
专栏:

到新的工地去
——鞍钢素描
苗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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