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1-22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领航员中尉戴维德·伊·潘尼的供词
我名叫戴维德·伊·潘尼，美国空军中尉，军号A O—729654，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来朝鲜，驻在釜山附近的K —9空军基地，担任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B —26型飞机的领航员。我原于一九四一年参加空军，并在一九四二年被委任为军官。我在第二次大战中服役四年半后复员回家。一九五一年七月被重召入伍，于一九五一年八、九月间在埃林顿空军基地与兰达尔福基地受训一个时期之后，即被调往弗吉尼亚州的兰莱空军基地。我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到达该处后，即开始受B —26型飞机的战斗飞行组训练。我的家在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瀑布。我现年三十五岁，已婚，有一个孩子。
我的主要职务为领航——其主要方法为使用短航领航法，因此我们这种人在飞行组中被称为短航领航员，自执行第六次任务后，我开始和驾驶员柯劳欧尉官与轰炸手约翰逊尉官同飞。
我们一直按照大队简令准确地执行着我们的任务。直到四月半以后，当我执行着我的第十五次任务时，柯劳欧尉官给我一张纸条，上载座标；并说我们须飞往该处，投下机翼下的炸弹——特殊炸弹。该处的位置为三登以西的一个地方。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我们的飞机飞离基地并约于二十一时三十分飞临目标地区。柯劳欧尉官飞得很低，投下了炸弹，但并没有任何炸弹的爆炸。在着陆时，他说：汇报时称这些炸弹为不爆炸炸弹，结果不明，并且不要对我们宿舍中的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情。
约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们这个飞行组驾驶员柯劳欧尉官，轰炸手约翰逊尉官又一同去执行另一次飞行任务。约在二十一时，当我们在机旁时，柯劳欧尉官告诉约翰逊尉官和我说：机翼上四个炸弹是特殊炸弹，要把它们投于江东附近，他给我一张纸，上载座标，并向约翰逊尉官解释轰炸程序。我们首先飞临该目标，投下炸弹，但没有爆炸，在着陆时，柯劳欧尉官说：汇报时称这些炸弹为不爆炸炸弹。
约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们的飞行组在飞机前报到，柯劳欧尉官说：那晚的任务将有像以前一样的四枚特殊炸弹，在我们的机翼上。因为我们已飞过二次这样的任务，所以没有迟延，就飞到靠近三登附近的一个目标，投下机翼上的炸弹。这次仍然没有爆炸，我们汇报为不爆炸炸弹。
约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午时分，我的驾驶员柯劳欧尉官对我说：当天十四时我们的飞行组都要去听一次特殊课，而且非去不可。他说：这课是专给已执行过二十次以上的任务的飞行组讲的。讲课和我们已执行过三次的那类特殊任务有关。
我们的飞行组，包括驾驶员柯劳欧尉官，领航员和轰炸手约翰逊尉官和我，在十四时到地面学校的教室中去。约有七、八个我们中队里的飞行组也在场。每一飞行组由三个飞行的军官作代表，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士兵。
中队作战官杰克逊上尉首先对我们讲话。他的话大体上是这样的：“你们中间的某些人在以前曾受命执行过特殊任务，投掷特殊炸弹。那些任务在过去是试验性的。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新飞机，第五航空队的要求也提高了。这里的人有些还未执行过这样的任务，但你们在以后的数周中也会要这样做的。本中队的其余人员，一俟他们再执行过几次任务后也将要执行这类任务。”
“这些特殊炸弹装在你们的机翼上。如他们已被安装好，你们就不要再去碰他们了。如装弹组正在安装炸弹，在他们装完之前，不要走近飞机。检查你们的飞机，如因某种原因你们不能起飞，你们须通知中队，让它派装弹组去把炸弹卸下。”
“如当你们在北朝鲜上空时，因某种原因，你们的炸弹丢不下去，你们便应飞往东海岸，在海洋上空返航。在飞临釜山时，应尽一切努力设法把弹丢在南面的海中。”
杰克逊上尉并暗示说：弹中物质对中国军队与北朝鲜军队是致命的，但我们的部队则已受到保护。
随后，一个大队助理情报官向我们讲话。他说：在此所谈的每一点都是绝密的，甚至于不许告诉我们的那些军官同事。他着重指出：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也不许在我们的宿舍里或在俱乐部里谈论此事。末了，他着重的说：一定要保守机密，因为大队长坎普上校已说过，对那些谈论此事的人，他要非常严厉对付他们。
于是，杰克逊上尉又讲话了，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有些人不愿执行这种特殊任务而宁愿执行正常的任务，但这种任务还是要全体飞行员去干的。在士兵们中间，就把这种任务称为“中队计划任务”。结尾时，他再度提醒我们在这教室外谈论是不许可的。
约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亦即中队作战官杰克逊上尉讲课说明“中队计划任务”程序后的第三天，我们这一飞行组被指定执行一次“中队计划任务”。
柯劳欧尉官说：我们的程序将和上几次一样，但是目标是在穿过新溪西南的河流。
我问柯劳欧尉官是否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按正常程序轰炸车辆等而投我们机翼炸弹于河中的道理，他说，那是十分秘密的，但是既然我们是同一飞行组的人员，他愿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他说：杰克逊上尉曾经告诉他，这些特殊炸弹就是细菌弹。因此，使用这些炸弹就会使中国人和朝鲜人病倒因而不能继续这个战争。他警告我们说：不要再谈论这个消息，因为它是高度秘密的。
我们起飞后，飞向新溪附近的目标投下了我们的四枚细菌弹。没有发生任何爆炸，我们汇报时称之为不爆炸炸弹。
在我和柯劳欧尉官这次谈话后不久，我曾和第三十四中队长汤普逊少校在基地内同坐过一次车。既然在他的吉普上并无他人，我就对他说，我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我们以特殊炸弹的名义携带细菌弹，并且请他解释一下此事的所以然。他说：我的消息是正确的，那是第五航空队的命令，必须予以执行。因此我确实知道了最初的三次特殊任务和“中队计划任务”都是细菌战任务，我们所投掷的特殊炸弹就是细菌弹。
五月七日左右，当我们上飞机时，我们的大队简令官弗里生少校，也在那里，准备与我们一起飞行。我们的飞机在翼上装了四枚细菌弹，在弹舱中又装了六枚。我们把细菌弹分三次投在遂安和遂安附近的三个地点，最初投在遂安以南，其次投在遂安城里，最后投在遂安东北。任务完毕时，弗里生少校说：我们不用去汇报了，我们这次任务，特别是他也同去一节，不许告诉任何人。
约在五月十六日左右，本大队的队长坎普上校也乘我们的飞机同去，我们投了四个细菌弹，目标是在遂安的附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与驾驶员耿诺、领航员和轰炸手汉麦，一起执行了一次“中队计划任务”。在飞机前，耿诺尉官问我有没有飞过这种任务，我说：曾执行过，只要把投弹的座标告诉我就行了。目标位置是在遂安附近的一个供应站，我们首先飞到那里，投下了四枚细菌弹。没有发生爆炸，它们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
我在北朝鲜共执行了十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除了上面叙述的七次以外，另外三次都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份。目标是江东、新溪、三登、遂安和新坪等地区附近的水源或粮食供应站。每次投了四枚细菌弹。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我们的飞机在三登附近被高射炮所击中。虽然我们的飞机是中队里最好的飞机之一，它仍一直下降，我们就不得不跳伞，我们的飞行组人员包括驾驶员耿诺尉官，领航员和轰炸手汉麦中尉及我自己被朝鲜警察俘获。
戴维德·伊·潘尼（签名）
军号AO—729654中尉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
第十七轰炸机大队
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
（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领航员中尉戴维德·伊·潘尼。（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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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领航员—轰炸员和中队情报官中尉鲍贝·埃·汉麦的供词
我是鲍贝·埃·汉麦中尉，美国空军A O—2222293，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的B —26型轻轰炸机的领航员—轰炸员。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我在北朝鲜被击落时止，我一直驻在釜山K —9 基地。
我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加入空军，并在得克萨斯州豪斯敦城埃林顿空军基地受领航员学员训练。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我受委任为少尉，同时又以临时任务被派到弗吉尼亚州兰莱空军基地受战斗机组训练。我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抵日本办理手续以后，就被派来朝鲜。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抵K —9 基地，一九五二年三月份开始执行战斗飞行任务。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我被提升为中尉。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直到我被击落时为止，我担任中队情报官。我经联邦调查局审查过，我的等级是机密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我生于密士失必州，新奥古斯特里亚城，家住在密士失必州高尔夫波特城克利街二七一七号。
我初次与细菌战接触是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当时，我接到紧急通知去执行一次特殊的联合作战中心（第五航空队联合作战中心）任务。我的机组人员在十四时向作战组报到。中队作战官告诉我们飞往K —14—靠近汉城的金浦空军基地，在该地接受简令和起飞任务。我们收拾起装备，然后上飞机。
我们约于下午十七时抵达金浦，接到通知要在二小时后才能接受简令，所以我们先去吃晚饭。十九时，第五航空队的一个少校代表作了自我介绍，并向我们发布简令。我们是参加这次简令的唯一机组。该少校一开始就说，我们即将飞行的任务是一次秘密任务。接着，他说，我们是去执行一次细菌战任务。
然后他描述所带炸弹为四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他告诉驾驶员，我们要以八千五百英尺高度，飞向西海岸水面，然后向北飞至安东投下细菌弹。这使我们都很惊讶。作为一个轰炸手，这是我的职责。
他给我看一幅五万分之一的详细目标图（航空用）以观看目标地区的样子，并且训令我将炸弹投在安东之东北角。我们被告以尽快地越过国境线返回。该少校说：假如我们遭遇敌机，首先要设法越过国境，然后再设法避免被击落，如在中国上空被击中，要以与此相同之办法处理，要不惜任何代价越过鸭绿江，假如我们被俘，对飞越中国之事将归咎于我，因为我是该机的领航员。我必须说，这是由于迷失航行方向而越境，最重要的是绝不要提及细菌弹。
该少校说，假如我们不能投中主要目标，绝不要把任何一个炸弹带回南朝鲜，他给了我们一个第二目标。他发布了飞行指示，并再度警告我们绝不要承认在中国大陆投掷细菌弹。我们必须要返回K —14基地汇报。
简令后，我们走向我们的飞机。细菌弹已经装好，在我们作准备起飞的整个时间内，机旁总站着一个警卫。我所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当我们到达飞机时，弹舱门已经关好。我们起飞后上升至八千五百英尺，朝海上飞去，我们飞绕开城，在沙里院和平壤遭遇一些高射炮火。过平壤后，我开始应用长航仪同时计算目视飞行之方位点。
在二十二时十六分，我们自鸭绿江以南约十英里处，开始作投弹水平飞行。我指示着驾驶员。我所寻找的是河流和道路的分布。在离目标约三英里处，我以投弹瞄准器对准了航线，然后叫驾驶员敞开弹舱门，并把投弹间隔速度计定在连续投弹之位置上，每弹间隔为一百五十英尺。
在到达投弹点时，我只需揿一下投弹电钮，所有炸弹便以每个一百五十英尺之间隔连续投下。
我要看看某种的爆炸，但没看到炸弹的闪光。投弹后，我们立即回转身离开目标区，飞回K —14基地汇报。主持我们汇报的是同一少校。我对他说，我已按照命令执行，在距安东东北角一英里处，投下四枚细菌弹，未看到爆炸。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成功的任务，但警告我们不准向任何人谈及这次任务的详细情况。他说：“你们都是军官，你们知道泄露秘密情报的处分。”他叫我们解散了。次日晨，我们回到自己的基地。
一般来说，没有人知道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是干些什么，除非他执行过这样的任务。我能断定，自我飞行特殊任务起，至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我被击落止，这类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是在经常执行着的。我认为自K —14起飞的原因，是由于自K—14起飞距离中国最近。利用另一基地的另一原因，我相信是使人不知道我们，并使我们大队轰炸中国的消息难以泄漏出去。
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队的飞行人员。给该中队挑选来执行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的人，都是由中队作战官所挑选的。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的机组人员必须都是军官。
此后，我曾自K —9（釜山）基地执行过几次投掷细菌弹任务，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当时我与下列机组人员共同起飞：
驾驶员耿诺中尉
我自己领航员
短航领航员法齐奥中尉
机械士二等航空兵哈尔斯蒂德
但那时我不知道这是细菌战任务，这是沿我们搜索路线的一般轰炸任务的简令，但在十八时左右，我被叫至我的驾驶员房间内，他告诉我，计划一下关于他给我的一些座标的准备飞行工作，这些座标约在新溪以西一英里处。他告诉说：我们受令将翼下炸弹投在那里，但不告诉我这是谁对他说的。起飞后（约二十二时稍过一点），我们直接飞至新溪，投下四枚翼下炸弹。我看到两枚爆炸，两枚不爆炸。我们继续执行一般性的轰炸扫射搜索，并以正常方式汇报。
四月三十日，我自K —9执行另一次类似任务。这次，我和我的驾驶员耿诺中尉接受任务，向遂安以东二英里处的目标，投掷四枚翼下炸弹。我再度看到两枚爆炸，两枚不爆炸。这次任务的其余工作是沿我们指定的路线执行正常搜索。
以后，第三轰炸机联队来了，自五月二日起在我们基地起飞执行战斗任务，当时他们的跑道正在修补中。有几个军官是我的朋友，将他们曾飞过的细菌战任务告诉我，其中包括数次自K —14起飞的第五航空队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与我所飞的那次任务一样。在他们的基地上，普遍地谈论着第三轰炸机联队执行的细菌战任务。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了解，我们空军正执行着的这类战争已到达了何种程度。
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在大队简令官弗里生少校讲过一堂课后，我才首次确实知道细菌战任务正在K —9进行着。那天中午刚吃过饭，我奉召到大队简令室开会。这是一次补课，为我们少数领航员—轰炸员没有在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听讲的一课而补讲的。我看到我中队其他三个轰炸员也在那里，门也上了锁，有一名警卫在站岗。弗里生少校对我们说，大队正在飞行细菌战任务，我们是轰炸员，所以我们是投弹的人。他附加说，因为我们是在作战地区的战斗飞行员，所以对这件事是不能选择的。
弗里生少校简单地描述了一下细菌弹，并说其中有鼠疫与霍乱。他说细菌弹是由特别地勤人员把它们装上机翼的，使我们不与五百磅的翼下炸弹接触。假如我们发现炸弹信管的装置有毛病时，要告诉夜间作战官，然后特别地勤人员会来纠正。
他说，为了保密，自K —9起飞的细菌战任务，被称为“中队计划任务”。他警告我们这是绝密的，在战时谈论机密情报等于找死。接着他叫我们解散了。
我飞过二次“中队计划任务”。由于他们之间相似之处，我得出了结论：就是我较早的二次投掷“不爆炸炸弹”任务，也是细菌战任务。我的第一次“中队计划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执行的，我和我的驾驶员耿诺中尉，在江东东南五英里处之一目标投掷细菌弹，在投下四枚翼下炸弹后，我看到二枚爆炸、二枚不爆炸。
我执行的最后一次“中队计划任务”是在五月二十四日，目标在遂安附近。机组人员为驾驶员耿诺中尉、领航员我自己、短航操作员潘尼中尉和机械士哈尔斯蒂德二等航空兵。唯一不同的是翼下之四枚炸弹都是细菌弹，我看到四枚不爆炸炸弹。我不再执行细菌战任务，因为我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被击落。
我大队中的第三十四、三十七和九十五共三个轰炸机中队，都执行“中队计划任务”。执行“中队计划任务”经常有着双重目的，第一是投细菌弹，第二是在飞行其余时间内，沿途作路线搜索，飞机首先飞至指定的目标投下四枚翼下炸弹，投弹后，就继续沿搜索路线对车辆进行一般性的轰炸与扫射。鲍贝·埃·汉麦（签名）美国空军中尉军号A O—2222293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二日北朝鲜（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领航员——轰炸员和中队情报官中尉鲍贝·埃·汉麦。（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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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驾驶员中尉小詹姆士·埃·耿诺的供词
我是小詹姆士·埃·耿诺中尉，军号A O—1909980，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生于西弗吉尼亚州南查理斯敦城，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参加美国空军，一九五二年二月间抵达朝鲜，分派至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为驾驶员。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我与同机组人员潘尼中尉、汉麦中尉在北朝鲜被击落，为朝鲜警察所俘。
我执行过两种细菌战任务—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和我们所谓的“中队计划”任务。
联合作战中心特殊任务是由第五航空队联合作战中心直接和完全控制的，我们必须自我们基地至另一基地接受简令和装载炸弹。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我接到通知立即向大队作战科报到，以准备一次战斗任务，当我和我的机组到达大队作战科时，接到指示要我们立即前往K —46基地，担任一次联合作战中心之特殊任务，我们估计这是一个紧急目标，故跑向我们的飞机，以最大动力向K —46基地飞去。
我们于午后三时在那里降落，但接到出乎意外的通知，要我们等到下午九时才接受简令。我们在下午九时向基地作战科报到，十分钟后，一个少校来了，他立即将房内之所有其他工作人员打发走，他开始以极简单的明了的方式向我们发布简令：
“你们的飞机内已装好四个五百磅炸弹大小的细菌弹……把这些炸弹投在位于满洲境内约四十英里之通化附近。”
接着他说明由于敌方的雷达，我们在往返目标的途中要尽可能低飞，他给予我们飞行路线——以七千英尺高度自K —46基地至K —47基地至铁原至元山至咸兴到长津湖，然后继续以低空飞向通化，我们将以同一路线返回在K —46基地汇报，该少校又谈了些对我们任务上所必需的其他情报，我们就走向飞机，发觉弹舱门已经关好，但由于该少校急迫的态度和我们飞行时间的逼近，我没有注意这件事，只很快地对飞机作了一次检查，我发动了引擎，将飞机滑至起飞位置，但我仍在思索该少校所说的话：“假如你们在满洲境内被击中，立即投下细菌弹，并告诉你们的俘获者，这是由于你们迷途之故。”
我们飞过K —47基地和铁原，看见了清楚指示着战线的探照灯灯光，我们能够看到火箭的飞射和徐徐向地面飘沉的降落伞照明弹，突然间灯光消失了，我们是飞行在敌人之领土上空，我们继续沿规定路线前进，越过了长津湖，在该处我将飞机下降至使我在群山间仍能作相当安全飞行之最低高度，我关掉座舱上大部分的灯光，以免使领航员和我自己感到眩目。
领航员把地图搜索着，突然间，他说：“鸭绿江！”是的，鸭绿江躺在那里，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条江便置身在中国了。
只有引擎有规则的节奏打破了夜间沉静，机组人员的静默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进入了不应进入的领空，我们的态度是保持安静，使中国人不知道我们是在那里。
在中国情况是不同了，城镇和村庄都点燃着灯火，车辆也都开亮了灯，突然间领航员对我说我们正飞近目标，故我开足动力，上升至六千英尺，当我们飞临一条横贯我们目标、自东北流向西南之河流时，领航员找到确实的位置，通化城灯火通亮，显出了一个完整的目标，当我们距目标西南约十英里处我拨正投弹器和开启弹舱门，通知机组人员我们正开始作投弹飞行，于是开足马力，向目标俯冲。我在距山谷谷底约五百公尺上空恢复平飞，然后减低马力，并将飞机滑翔至该灯火通亮之城市，在通化之西南边我们投下了细菌弹，我再度开足马力，关闭弹舱门，将机头朝天飞去，当我们向上急升高时，城市马上消失了，险些儿碰上一座山。
我向回程方面飞行，领航员通知说：“看不到爆炸”，这是几分钟内所说的唯一的话，我又下降至低空飞行，当我们再度飞越鸭绿江回到朝鲜时，突然间，我们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虽然朝鲜并不欢迎我们来，但至少料到我们是会来的。
我的短航操作员说了几句衷心而诚恳的话，他表示厌恶这个任务，当我们到达长津湖时，我升至规定高度，我们又恢复正常了。
在K —46基地，当我们一下飞机，那个对我们简令的少校就向我们要汇报的情况。之后我们飞回我们在K —9的基地。
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后，我接到通知到大队作战科报到，在那里大队简令官弗里生少校告诉我们说：“你们已被挑选来担任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就是将你们机翼下的四枚炸弹投在一个预定目标上。”他继续说：“由于这些炸弹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将其带回南朝鲜”，他说一旦在起飞时引擎发生故障，宁可将飞机驶向海上而不应用在跑道上缩回起落轮的正常紧急程序，并且一定要把飞机飞向海中，而不要把炸弹投在友区。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飞机与机组，他没回答，他给了我目标的座标，并警告我在告诉机组人员时应说我们是袭击“一个军火库或仓库或其他类似的东西”。
但正当我们要离开时，弗里生少校以很友善或同伴的态度对我说：“我们接到情报说北朝鲜发生疫病，今晚你们将要携带细菌弹帮助它一下。”
我的机组人员是：
领航员：鲍贝·埃·汉麦中尉，短航操作员法齐奥尉官，机械士罗勃特·麦·哈尔斯蒂德二等航空兵，我交代了座标，并说我们要将我们的翼下炸弹投在那里，但不要问任何问题。
我们在下午十时起飞，直向目标飞去，投下四枚翼下炸弹，领航员报告有二枚爆炸，二枚不爆炸，细菌弹被投在新溪附近。
约在五月一日我参加了一次会议，由杰克逊上尉向一组驾驶员作在预定目标投掷“特殊”炸弹的任务之讲解，并告诉我们目标的座标会在任务的当天给予，这就是正在执行的所谓“中队计划”任务，他告诉我们汇报时说这种任务是攻击车辆的任务。以后同一军官杰克逊上尉直率地对我说：实际上在四月下旬已开始的“中队计划”任务，就是细菌战任务。
我约飞过八次“中队计划”任务。这些任务约三天飞行一次，日期大致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二日、五日、八日、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细菌弹全投在新溪、伊川、遂安、栗里、阳德与江东等地区。其中典型的一次是约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左右，这就是杰克逊上尉简令所说的“另一次铲除任务”。他重复说道，当飞机在起飞时发生故障，必须将其驶向海中，而不要在跑道上缩回起落架。那天与我同飞的有汉麦中尉和潘尼中尉，我们被简令作一次普通的封锁任务，后来我传达了我的细菌目标的座标，任务执行情况正常，我在机内通话器中听到“投弹”，四个细菌弹就投落在遂安地区。
我们与平常一样地继续我们轰炸和扫射车辆的任务，并在回来时，就我们“不爆炸的炸弹”进行报告。
在与杰克逊上尉一次私人谈话中他告诉我，我们已在整个联队活动地区投下鼠疫菌，他对我说他是一批受过细菌战训练人员中的一个，他有将中队计划带给我们的特殊任务。小詹姆士·埃·耿诺（签名）美国空军中尉军号A O —1909980北朝鲜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十七轰炸机联队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三十七轰炸机中队驾驶员中尉小詹姆士·埃·耿诺。（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