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1-15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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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哈尔滨是松花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城市。它拥有一百零五万人口，又是联系南、北满的枢纽。现在它已经由过去以商业为主的消费城市，变为工业生产的城市了。这是哈尔滨码头的一角。各地来的大量物资都在这里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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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洛托夫举行记者招待会
就召开外长会议问题发表声明
【新华社十四日讯】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讯：苏联外交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于十一月十三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苏联新闻界代表及外国驻莫斯科的记者。
记者招待会开始后，莫洛托夫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苏联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以关于召开外长会议问题的照会一件送交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
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建议召开外长会议，以便：第一，在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第二，在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和与此有关的保障欧洲安全问题。
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引起了外国官方人士和各种倾向的报纸的广泛谈论，因为照会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政府的建议在许多国家的社会各界中受到欢迎。
这些建议在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人士和某些报纸中受到了另一种看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把这个照会说成是“否定的”，他硬说苏联的照会没有表示愿意举行会议。这种说法显然是违反事实的。
现在，召开外长会议的问题成了世界舆论注意的中心。什么苏联并没有表示愿意举行会议的说法，是不能欺骗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的。不难看出，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不妨提一提，就在最近，苏联在八月四日、九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三日曾三次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召开外长会议的问题。
但是，问题并不是只有苏联政府希望召开外长会议，而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不希望召开。谁也不能否认，这四国政府都曾表示过赞成召开外长会议的。但是，在关于这样一个会议目的何在的问题上，它们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十一月三日的照会中已经详细说明了。我们的态度是：如果外长会议的目的在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种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所发表的某些声明看来，它们也是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但是，很显然，空谈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回事，在这方面采取真正的步骤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认为，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是为了要朝着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方向迈进一步。这应该是研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以及讨论德国问题（包括恢复德国统一及缔结和约）的目的。解决德国问题是和欧洲的安全密切相关的，因而也是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密切相关的。
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它们拒绝研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企图使德国问题的讨论服从于加速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目的，而不是服从于在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统一的目的。
你们自己可以判断：走这条路，能够有助于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吗？我们苏联人对这问题的答复是：不可能认为这是朝着巩固和平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样做是不会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建议在流茄诺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呢？显然，并不是为了当真努力谋求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关于建议召开流茄诺会议的照会公布以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马上表示，即使流茄诺会议召开，会上大家最后是否能取得协议，还大成疑问。这种表示当然并不是偶然的。
荷兰议会议员葛雷特逊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美、英、法三国的态度可以认为是企图使关于召开四大国会议的一切商讨得到消极的结果。他说：“完全有理由可以断定，这种失败正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当然，一个人完全可以因为不能忽视广泛的国际舆论同情举行四大国会议，而大谈特谈举行四大国会议，实际上却使这些谈话成为毫无价值。苏联完全用另外一种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苏联来说，会议并不是投机的对象。我们所以关切地希望举行一次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的会议，是因为我们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希望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
正是因为这样，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建议美、英、法、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起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谁也不能否认，在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非常重要的。谁也不能在认真地谈到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时，不涉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为了彻底地解决朝鲜问题（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统一朝鲜问题），其他国家尊重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亚洲国家的合法利益，也是很重要的。在同意举行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这一点上取得协议，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已经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巩固和平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艾登先生最近在下院说，东西方紧张关系能否缓和，完全决定于苏联政府。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西方”难道不应对它们目前与东方国家的分歧负主要责任吗？在另一方面，事实非常明显，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就是减少西方和东方的分歧的一个重大步骤。
这一切都说明，如果真正希望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然而，建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不就是要把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急待解决的问题立刻一起解决。如果把事情说成这样，那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够同意这样一个过分简单的解释，这是歪曲建议原意的。但是，事先使会议受到约束也是不对的，因为会议应该自己决定现在什么决议可以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这方面，苏联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为了希望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我们支持考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五大国会议首先应该考虑到有必要停止扩军运动，做到真正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按照联合国宪章负有保卫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大国的军备。裁减军备是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联系而不可分的。全世界人民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裁减军备和停止扩军运动。当然，我们也准备讨论其他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有赖于其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西方政治家们的言论和外国大部分报纸的文章，都对苏联提出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避而不谈。很明显，这是那些有意维持、甚或企图加深国际紧张局势和力求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集团使用压力的结果。然而，我们相信，侵略集团的这种顽抗，不但不能削弱争取巩固和平的人们的努力，而且将使他们更坚决地为缓和国际关系而斗争。
苏联十一月三日的照会也建议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谁也不能否认，德国问题的解决对于保障欧洲安全和巩固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苏联才认为在讨论德国问题中应包括德国统一的问题以及和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全德政府缔结和约的问题。这是符合欧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毫无疑问，同样也是符合德国人民本身的利益的。
美、英、法三国政府坚持不同的立场。它们拒绝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来恢复德国的统一和讨论对德和约。自从苏联政府提出对德和约原则草案以来，快要有两年了。然而，直到今天，美、英、法三国政府还没有表示他们对苏联这项建议的态度，也没有提出它们的对德和约草案。它们通过签订巴黎和波恩条约来尽速把西德拖入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这种意图证明它们所奉行的政策的方针是和恢复德国的统一背道而驰的，更谈不到保障欧洲的安全了。
如果这种侵略方针继续下去，没有人能把西德当作一个和平国家，因为西德将成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工具了。在这种情况下，北大西洋集团的侵略分子或许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和西德的侵略分子达成某种谅解，但结果总是一样，一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由于彻底落入了以前希特勒党徒和其他报复主义者的手中，就将用其军国主义者的语言来讲话，并将成为发动新侵略的危险场所——如果我们真正关心欧洲的安全，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个事实。
非常清楚，重新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及使西德参加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意图，直接威胁着法国、波兰、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安全，并且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明天失去信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安全是不可靠的。
美、英、法三国政府在它们十月十八日的照会中正确地将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目前正在实行的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不仅是和西德邻国的安全而且也是和保障其他欧洲国家安全不相容的。同样，美国在欧洲和其他接近苏联边境的地区日益扩大军事基地网和欧洲安全的保持，也是不能调和的。
西方报纸通常避免谈论美国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的微妙问题。看来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有过那一个记者敢于认真地证明：美国打算用来包围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是为了美国的国防需要。这一点是无法加以证明的，而且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真正要保障一切欧洲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力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那末，谁能否认苏联要求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的正当性呢？
当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可以这样说，美国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军事基地可以巩固集体安全。显然，这里的“集体安全”决不是意味着一切欧洲国家的安全。因为，美国在某些欧洲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作为一种“实力”威胁，显然是用来对付那些并没有建立军事基地的其他欧洲国家的。这意味着，杜勒斯先生无意重视美国照会中所谈的关于欧洲安全的话。他所做的就是再一次歌颂“实力”，把这当作处理国际关系的喜爱的方法。无论如何，最好记着，这种方法在苏联面前已经完全破产，而且对于那些根据这种想法而决定计划的人们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
既然三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显示了一定的不一致，而且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和欧洲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苏联政府便不得不要求得到一个澄清。苏联政府照会中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苏联政府希望英国政府以及美、法两国政府说明，它们既经表示愿意在四大国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并承认保障欧洲安全的必要，那是否就是说它们不打算既建议在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而同时又采取措施，要求尚未批准巴黎和波恩条约的国家批准这两个条约。这样一种说明是必要的，因为上述条约若获得批准并付诸实行，德国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四国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那时会议将受到三国和阿登纳的波恩政府事前就约定了的义务的束缚，这种义务就是把西德拉进北大西洋集团，并成立一支西德复仇主义的军队。”
苏联等待着对这一点的澄清。
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自然产生了这个问题：外长会议是否会举行呢？这个问题的答复首先要看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态度，也就是说要看它们是否同意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以及德国问题和与此有关的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召开外长会议的迫切性决没有减少。可是，决不应事先使会议局限于讨论任何一个问题，而从其议程中排除了基本的问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一方面的任何成就，无论是关系到东方或是西方，都可以看做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成就。
目前，外国报章杂志对于百慕大美、英、法三国会议谈得很多，虽然这个会议的特定目标和它的片面性质决不能解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关的问题。这样一种使某些国家和另一些国家对立的会议，只能引起直接相反的结果，甚至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可是，这个会议有一点是颇有意思的。这个会议是一个狭小的集团的几个国家所举行的，可是它也不能仅限于讨论任何一个问题。这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目前要对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问题置之不理，那是不可能的。千百万人民的注意力正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主张立即讨论这个问题。
维·米·莫洛托夫在发表声明后，答复了苏联和外国记者所提出的问题。
路透社记者悉·韦兰德和美联社记者里·卡西斯奇克姆企图试探苏联对苏、美、英、法四国首长会议的态度。他们问：在四国政府首长会议以前，是不是应该召开外长会议？
维·米·莫洛托夫答：问题并不在于仅仅谈论会议。重要的是确定会议的目的。
从这种观点看来，关于上述两种会议的问题是必须予以研究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组成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消息报”记者弗·库德里雅夫采夫问：您对朝鲜政治会议的前途怎样估计？
维·米·莫洛托夫答：我们的印象是，朝中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及时召开朝鲜政治会议。然而，政治会议的召开当然不是仅仅取决于一方面的。
合众社记者肯·布罗尼问：如果大家认为有可能在会议上讨论任何国际问题的话，那末除了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可能在会议上提出呢？
维·米·莫洛托夫答：我前面说的话已经说明，不应该事先限制会议只讨论某种问题。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任何国际争执问题。如果会议认为，某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那末会议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这样做。苏联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讨论停止扩充军备、坚决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问题。
也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如果讨论这些问题是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话。
“真理报”记者尤·茹科夫问：西方国家往往说，苏联政府主张研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可以认为是主张同时研究一切国际争执问题。这种说法对不对？请详细谈谈。
维·米·莫洛托夫答：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从苏联政府主张在外长会议上研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中绝不能得出这样结论，认为一切争执问题应同时研究。
这个建议主张的是：第一，一切大国应无例外地参加外长会议；第二，不得事先以只准讨论某种国际争执问题的义务来约束会议参加者，而要使他们可以共同协议来研究任何迫切的问题，只要大家认为这种迫切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会议的这种开法，由于不事先限制会议参加者只准提出某种国际问题来讨论，所以对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最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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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帮农民算三笔账
当前党和人民政府的严重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和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教育农民的目的是要不断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逐步提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个教育不但需要正确的思想内容，而且需要通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如果光对他们谈眼面前的经济利益，不宣传社会主义，不宣传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那当然是不对的。这不是领导农民前进，而是迁就他们的自发倾向，助长他们的小私有者的思想。但如果光对他们宣传千篇一律的大道理，不从他们的切身经验出发，不从他们眼面前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那同样是不对的。因为农民最相信的是事实，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大道理。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农民的切身经验和他们所熟悉的生动事例向他们宣传大道理，用算细账的方法使他们从眼前利益看到远大利益，看到眼前利益必须服从远大利益。在这一方面，各地都有了不少经验。广西灌阳县第一区用实物和图片展览的方式教育当地农民便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农民从这些实物和图片的展览中看到：一九四八年未解放时买一斤盐要二十三斤谷子，现在只要人民币一千七百元，折合三斤五两谷子。一个人一年吃十二斤盐，全区共有三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一年共节省八百零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五斤谷，比全区一年应缴的公粮多三倍。一九四八年做一件棉衣服至少要二百斤谷子，现在连手工钱在内，只要六十五斤谷子。一九四八年买一把二斤十四两重的锄头，要六十斤谷子，现在只要一万七千一百元，折合三十四斤谷子。这是说农民买的工业品便宜了。在另一方面，农民卖的农产品却比解放以前值钱了。例如一担柴火解放前只能卖得一斤半米，现在卖八千元，折合八斤米。连一根最小的坑木，也值一万八千元，约合十八斤米，而在解放以前，坑木当柴火卖，卖不到二两米。在这个展览会上，还有许多关于增加生产和志愿军保卫祖国的图表、图片和实物，加上通俗的文字说明和生动活泼的口头解释，把这里的一切同全国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农民在这里不但看到了解放以来生活改善的具体情况，唤起了他们对旧生活的惨痛回忆，而且看到了新生活跟全国各方面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的联系。他们看到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联系、棉布和郝建秀工作法的联系、乡村和城市的联系、和平生活和抗美援朝斗争的联系、稳定的物价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联系、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联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联系——他们看到了创造新生活的具体道路。这样具体生动的教育，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更好地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号召。
各地农村宣传教育工作者，应当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际要求，创造各种各样的算细账方法，有系统地向农民进行具体细致的思想教育。目前特别需要帮助农民算清三笔账，这就是：第一，党和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在解放以来使农民得到了哪些利益，证明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证明农民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工业化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证明农民拥护党的总路线，响应党和人民政府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号召是不会错的；第二，农民为什么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这对于国家有什么利益，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第三，农民为什么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互助合作，这对于国家有什么利益，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
在算第一笔账的时候，应当告诉农民：全国解放以来，已经有三万万以上的无地少地的农民永远摆脱了封建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分到了七万万亩左右的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普遍增加了农业生产量。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四年来兴修了小型塘坝涵闸等工程三百一十多万处，凿井七十三万眼，恢复和新建大型灌溉工程二百一十四处，扩大灌溉面积约四千六百多万亩，并在原有二亿一千多万亩的农田上改进了灌溉排水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几年来共发放农贷十万亿元，帮助广大农民解决了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政府又用各种方法努力供给农民肥料：一九五一年由合作社和中国土产公司供应关内农民肥料八十七万八千吨；一九五二年由合作社系统供应关内农民各种肥料二百五十三万吨；一九五三年在关内供应各种肥料三百六十三万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讲究耕作技术，创造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不断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大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开展供销合作运动，实施国家收购政策，使农民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卖出农产品和买进工业品。在这所有方面，最重要的是必须拿本户本村本乡本县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的具体事实来作比较，以便使农民充分了解，农民所得到的这些利益，不但是反动政府所永远不会给的，而且也是任何农民个人的力量所永远不能得到的。在算这笔账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人民政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农民所得到的利益，很多是直接出于工人阶级的努力，是国家实行工业化建设的直接结果。由此来使农民信服，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工业化的利益，都是分不开的。国家的利益、国家工业化的利益和工农联盟的利益，就是农民的最大的利益。
在算第二笔账的时候，应当告诉农民，农民的生产品首先是粮食对于国家究竟有什么意义。全国不种粮食的城镇人口有一万万上下，农村里不种粮食而种棉花等等经济作物的、虽种粮食而因灾害等等粮食不够吃的，又有几千万，他们一年需要好几百亿斤粮食。工业愈发展，工人、城镇人口和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也愈多，他们需要的粮食也就愈多。谁把粮食卖给他们呢？由商人卖，商人就要赚他们的钱。如果每斤粮食抬价一百元，一百亿斤粮食就要抬价一万亿元，这是人民的一笔多大的损失！而且商人为了赚更多的钱，还会囤起粮食不卖，让很多人吃不到粮食，让国家的建设垮台，让工农联盟垮台，这对人民是一个多大的危险！所以农民为了拥护党和人民政府，拥护工业建设和工农联盟，就必须把粮食卖给国家而不卖给私商。不错，私商现在为了从农民手里抢买粮食赚钱，可以把买价也抬高些。这是因为私商买得少，赚得多，出一点高价也没有什么。但是国家买得多，不但不赚钱还要赔钱，一斤多赔十元，一百亿斤就要多赔一千亿元，这笔钱从哪里出？国家定的价钱必须是既不亏卖粮的人，也不亏买粮的人，所以卖价既不能偏低偏高，买价也不能偏低偏高。正如广西灌阳县的展览会所证明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解放以来政府每年都用公平的价格向农民收买或者预购大量的农产品（单是土产特产副产品在过去三年中政府就收购了一百万亿元），根本改变了过去私商向农民压价以致丰收成灾的现象；同时政府又把买来的粮食用不高的价格卖给缺粮的农民，或者用低利贷给他们，对于灾民还用粮食救济他们。这些事实是个个农民都知道的。因此，应当充分利用本户本村本乡本县的具体事例，用算账的方法证明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政府的好处。许多农民经过充分的宣传解释后，都能懂得应当把粮食卖给国家的道理。例如东北松江省有些农民反映：“打下粮食不早给送去，怎能对得起国家？若不是国家预购，用钱紧还不是往外批青？”（见本年十月十六日东北日报）湖南省汉寿县四区农民李才贵说：“我的谷子要卖给合作社。政府又没有田，我们不卖给它，明年又哪里有谷卖给我们？工厂的工人吃什么？把粮食卖给私商，如果被囤起来，不是害了我们自己？”（见本年九月十八日新湖南报）
在算第三笔账的时候，应当告诉农民：既然国家工业建设愈发展，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愈多，农民为了帮助国家建设，为了改善自己生活，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产量的唯一大路就是参加互助合作。在这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村有无数的实例，可以证明互助组比单干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强。例如广东省揭阳县第四区美德乡汪汉国模范互助组，在组织起来以前，因土质极坏，洋田平均产量每市亩只有七百斤，坷田五百斤；组织起来后，集体力量大，能做到深耕细作，逐渐改良了土壤，到一九五二年洋田平均产量每市亩提高到一千零二十六点三斤，坷田每市亩提高到八百三十六点三斤。（见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南方日报）又如河北宣化县小东庄高锦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扶持下，大大发挥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并逐步改善了经营管理，因而获得了很大的丰收。今年全社三百一十一亩二分水浇地，共收得十四万九千九百多斤粗粮，平均每亩产四百八十二斤，超过常年产量一点七六倍，比互助组和单干农民每亩地多收一百六十多斤。（见本年十一月七日河北日报）跟着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能为农民制造大批新式农具和拖拉机，我们现有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能发展为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像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再过一些时候，我国农民便能像苏联农民一样，过真正丰衣足食的生活。对农民说明这一切时，也要充分利用本户本村本乡本县的具体事实，使农民充分了解互助合作有哪些优点，懂得为什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最有效地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土质，增加产量。
只要好好帮农民算清上面说的三笔账，农民便能从自己切身经验中具体认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按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办事，用实际行动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号召，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发展互助合作多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来满足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农民才能走上丰衣足食的新生活的道路。
为了做好这样的宣传教育工作，农村宣传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入农民群众，充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的实际情况，并认真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指示，特别是有关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件，以便把两者生动地通俗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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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大规模宣传国家总路线
干部职工近廿万人已听了报告极为振奋
【本报讯】为了使北京市全体人民了解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而自觉地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本市自十月下旬起，已大规模地展开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目前受到这一宣传教育的已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矿企业干部、大中学校师生、民主党派及工商界人士近二十万人。这一宣传并即将深入到全市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在大规模地展开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以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曾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及青年团北京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各级党委和团委并已向本市全体党员团员进行了传达。十月中旬，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乐光同志给本市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及部分宗教界人士作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传达报告。为了指导全市干部的理论学习，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同志并分别向全市干部理论学习的传授员、理论教员、理论教育工作干部和中等学校的教师作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
全市各单位的党和行政负责同志对传达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的工作极为重视。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劳动局和卫生工程局等八个单位的局长或副局长，宣武区、崇文区等各区区委书记以及许多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等均向所属干部作了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并有一部分厂矿负责干部已向职工作了传达报告。
全市干部、工人和大中学教职员等听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后，都极为振奋。大家明确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后感觉到“心里豁亮了”，“信心加强了”，“工作劲头更足了”。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模范高寿恒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我们的指路灯塔，我一定要多找窍门、挖潜力，培养技术工人，使我们的工业迅速走向自动化、机械化。”该厂运输部会计石玉如说：“我的工作也是为国家总路线服务的，我一定要把会计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早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北京人民印刷厂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说：“我一定要努力生产，多给国家积累财富，我要亲眼看到我们工人最理想的社会。”西单区合作社一部分干部批判了轻视商业的思想，表示一定要搞好合作社工作，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工农联盟。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听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后，认清了私营工商业的努力方向，表示要积极改善生产经营，努力学习，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福兴面粉厂、大有粮店、达仁堂国药铺等私营工厂、商店资方已提出公私合营的要求。公私合营兴业投资公司的干部，在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必经道路后，保证要作好自己的工作。农林局干部进一步认识了互助合作运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从而提高了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丰台区东河沿村农民郭贞洁说：“我们应该多打粮食，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只有国家工业化了，才能给我们制造拖拉机，有了机器，农村就会大大地提高生产，我们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幸福了。”二十八中和女五中的师生听了总路线的传达以后，都欢欣鼓舞，青年学生决心要努力执行毛主席关于“三好”的指示，为祖国工业化准备力量。
为了进一步普及和深入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中共北京市委决定，通过各机关企业及工会、青年团、学校、国营贸易、合作社等各个系统，继续进行广泛的宣传。组织各个系统的党的报告员和负责干部，向全市国营及地方国营工厂、国营贸易合作系统、公私合营工厂和商店、私营工厂和商店的全体职工，向医务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三轮工人、搬运工人和手工业者，郊区农民等普遍作一次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使广大人民能认清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为了使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进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市教育局以及青年团北京市委并已分别制订了关于北京市在职干部、高中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职员以及全体团员学习计划。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在职干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计划”中规定，自十月下旬至明年一月中旬为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要求全体干部通过这一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总路线是制订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根据，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具体贯彻总路线。高级干部更应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提高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来认识，以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从十月下旬起，本市各机关、工矿企业干部、大中学校师生、各民主党派及宗教界人士已经正式开始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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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双方代表
取得关于议程与讨论方法的协议
【新华社开城十四日电】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双方代表今日发表联合公报如下：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双方代表批准由双方顾问会议商定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议程及其讨论方法的协议。兹将协议全文公布如下：
关于议程与讨论方法的协议。
对下列各项交换意见与寻求解决：
（一）政治会议的成员与地点；
（二）政治会议的时间；
（三）政治会议的程序；
（四）政治会议的行政安排；
（五）政治会议的经费。
注一：任何议程项目皆可同时讨论。成员与地点问题和时间问题，视译员与人员限制的情况，得在两个小组会上同时讨论。
注二：任何一项议程的最后解决有待于所有议程项目的解决。
【新华社开城十四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今日发表公报如下：
此次双方关于议程与讨论方法所达成之协议，系根据我方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双方顾问会议上提出之建议。对方对我方原建议曾略加修正，我方表示同意。
对方顾问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双方顾问会议上，建议增加本协议中之第一句，即“对下列各项交换意见与寻求解决”，并声明对方代表之“权限未变”，但对方代表“受权来试图取得可能导向解决所有各项议程的一致意见。”对方顾问同时建议：在我方原建议中关于讨论方法之第一点的第二句中插入“视译员与人员限制的情况”一句。
我方顾问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双方顾问会议上表示同意对方对我方原建议的修正，但声明我方的了解是双方对于议程上的所有项目都要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这也正是双方关于议程与讨论方法的协议中注二的含意。关于对方顾问在十一月十二日双方顾问会议上提到的对方代表的所谓“权限”，我方顾问指出，在此次双方应以诚意协商来解决问题的会谈中，不能容许以所谓受权范围之类的藉口来限制问题的解决，因此声明此次双方会谈将不受对方这一声明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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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赴朝慰问团在平壤等地继续进行慰问
贺龙总团长等赴海防前线慰问志愿军
据新华社平壤讯：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和第一总分团，继续在平壤市、南浦市和海防前线慰问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十一月六日到八日，慰问团分为三组，在平壤市进行慰问。慰问团总团副总团长朱学范、老舍率领一部分代表慰问了平壤纺织工厂。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史东山等访问了共和国英雄工厂、某军需工厂职工。第一总分团副团长马思聪等，访问平壤附近的大同郡龙峰里，由朝鲜农民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玄七钟陪同前往。此外，慰问团连日还慰问了平壤中央医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铁道省、朝鲜人民军铁道司令部、内务省警卫队、朝鲜劳动党中央党校、平壤第四人民学校、第一女高中、孤儿院等单位。
十一月十二日，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将军，副总团长邢西萍、章乃器、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老舍等一行一百六十多人慰问了海防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指挥员和战斗员。贺龙将军等冒雪在海防阵地上参加了欢迎会。总团长贺龙将军、副总团长章乃器、康克清、陈沂等都先后在会上讲话。当贺龙将军祝贺海防战士们的胜利，赞扬他们仗打得好，工事做得好时，战士们齐声高呼：“光荣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胜利属于伟大祖国人民”的口号。
慰问团文工团在风雪中为英雄的海防战士演出精彩的慰问节目。
当晚慰问团在该部领导机关参加了欢迎会，并在会上进行慰问。海防部队负责人和贺龙将军都在会上讲了话。贺龙将军并把十数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万岁”的锦旗送给海防部队各单位，由各单位负责干部代表接受。
十三日上午，贺龙将军等并参加了海防部队的座谈会，和海防部队负责人及著名的战斗英雄进行座谈。慰问团文工团并专门为英雄们作慰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