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09-1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内蒙古牧业区是如何实施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
程海洲
内蒙古自治区自一九四八年根据牧业区的实际情况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制订并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与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之后，几年来，内蒙古的畜牧业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内蒙古自治区制订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工资问题。合理地解决工资问题，是达到牧工、牧主两利的关键。解放前，内蒙古牧工、牧主关系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雇工，一种是苏鲁克。雇工中包括有羊倌、马倌、牛倌、驼倌、伙夫、扫雪工、挤奶工、剪毛工、打秧草工等；这些雇工的工资一般都很低并不合理。如羊倌，不论羊群大小，每月工资一般都是一只羊；其他各种雇工工资也大体相同。一只羊的工资顶多只能维持雇工本人的生活。“苏鲁克”是蒙语，意即放群，就是牧主把畜群交给牧民放牧。牧主给苏鲁克户的报酬，仅是允许其剪羊毛和挤奶（有的牧主还规定牧民缴酥油）。除上述雇工和苏鲁克两种形式以外，还普遍存在着奴隶式的无偿劳动。所有这些情况，都严重地妨碍着畜牧业的发展。
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既保护牧主的私有权，又保障牧工的利益，以达到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总原则下，提出了执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基本原则：一、保障牧工适当的生活水平和政治权利。二、保护牧主经济，鼓励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三、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订出适当的工资标准，但由于各地存在着生产发展不平衡状况，允许因生产水平的不同，在工资上有所差别。四、尽量作到牧工、牧主双方协商。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内蒙各牧业区都根据当地生产发展情况先后订出了初步的工资标准。如呼纳盟在一九四八年所发布的工资标准，规定羊倌、牛倌、驼倌、马倌和零杂工，最低工资每月为二只羊，并根据放牧牲畜的增多和作工的轻重增加工资到三只四只羊不等，伙食由牧主供给。兴安盟一九五○年规定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道牧区的工资标准是：羊倌、牛倌每年每人工资十八只羊（母羊十五只、公羊三只，上工时先给十只怀羔母羊），四季衣料
（皮衣一件、皮裤一条、棉袍一件、长布衫一件、衬衣二件、靴子两双），伙食由牧主供给。锡林郭勒盟东部联合旗一九五二年夏天规定的工资标准是：羊倌放牧千只以下的羊群，每月工资二只羊，千只以上每增加五百只羊增工资羊一只。放马一百至一百五十匹，每月工资二只羊，一百五十匹到三百匹按放一千五百只羊的工价付给。放骆驼二十到五十峰，每月工资二只羊。除此以外，牧主每六个月供给羊倌、马倌、驼倌三身衣料和一双靴子。伙夫按放一千只羊付给工资。
从上述三个地区的工资标准来看，虽然由于各地生产发展情况不同而不一致，但都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乃至一倍以上。根据这个工资标准，牧工收入一般的除了本身费用以外，尚能养活一个人到一个半人（据呼纳盟牧业区牧民的计算，每人每月生活费约需一只半羊）。
解放以后在内蒙古牧业区执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中的另一具体措施，是改造旧有的苏鲁克制度。
旧的苏鲁克制度由于报酬低微，苏鲁克户对牲畜发展缺乏兴趣，因之苏鲁克牲畜的繁殖率和增殖率都很低，损失率很高。这就成为发展畜牧业的一种障碍。内蒙古牧业区改造旧苏鲁克制度的工作一般是从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才开始的。改造的基本方法是除按旧制度将羊毛、奶食归苏鲁克户所得外，并在每年所产仔畜中分一部分给苏鲁克户；但分给多少不作硬性规定，由牧主与苏鲁克户双方协商议定，因之各地标准不一。如呼纳盟新巴尔虎左翼旗牧主毛拉玛放给陈巴尔虎旗牧民胡和勒泰互助组的苏鲁克母羊共三百二十只，规定每年归还牧主一百六十只羊羔，四年后连本归还牧主；如遇普通灾害，牲畜损失由苏鲁克户负责赔偿，如遇大风雪灾害及传染疫病，双方共同负责。据计算，牧主在四年内可净得羊六百四十只，连本共九百六十只。苏鲁克户除得羊毛及奶食外，可得羊四百到五百只。这样牧主牲畜的纯增殖率比牧主自养时还高，苏鲁克户也得到了实际利益。锡林郭勒盟一九五一年开始在东部联合旗试行新苏鲁克制度，规定羊苏鲁克的标准是苏鲁克户每年保证以百分之五十的羊羔交给牧主。行之有效后，在一九五二年全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即通过了一个实行新的苏鲁克制度的决议。决议共包括七项，其主要内容是苏鲁克期间一般规定为三年，在此期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得中途收回或不放。其具体办法是放羊苏鲁克每百只母羊每年保证交五十只羊羔给牧主，其余的羊羔和羊毛、奶食属苏鲁克户；另外每百只母羊可带五十只羯羊，苏鲁克户只得羊毛不要工资。在赔偿制度方面，规定除不可抗拒的特殊灾害如普遍传染病、暴风雪灾害等损失外，其因放牧不加注意牲畜遭到损失时，由苏鲁克户负责赔偿。并规定放苏鲁克时应由牧主和放牧户及保证人三方商定，签订合同，然后交苏木（区）政府备案；如遇不可抗拒的灾害损失，虽然苏鲁克户不作赔偿，但必须经互助组或行政小组公认为确系不可抗拒的灾害，再经苏木政府同意后才有效力。这样对牧主和苏鲁克户的双方利益都有了保证。除此以外，人民代表会议还规定了放牛苏鲁克的具体办法。
除雇工和苏鲁克两种工资形式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每年在产羔季节，牧主把大量怀羔母羊拨到贫苦牧户家去接羔，其中虽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互助合作性质，但也有不少一部分是属于牧主牧工关系的。这种拨群接羔工资极不统一，并且缺乏解决此一问题的经验，需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逐步求得解决。
内蒙古牧业区工资标准，由于各地干部对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体会不同，各地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各有不同，总起来约有下列四种办法：一、牧工、牧主自行议定。二、牧工、牧主与政府代表集体协议；牧工、牧主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政府代表再根据政策及公平合理的原则，说服双方，达成协议。三、由人民代表会议讨论规定，再由牧工、牧主双方协商，决定后到政府登记备案。四、由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规定。根据已有的经验，第二、第三种办法是较好和正确的，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而且因为得到了牧工、牧主双方面的同意，执行起来也较顺利。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年底曾就过去一个时期执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情况作了一次总结，并强调提出如下三条方针：
一、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认真贯彻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既反对规定过高的工资标准、强迫牧主雇工、不准牧主动用和自由买卖牲畜等偏向，也反对不保护牧工利益、听任牧主随便降低牧工工资和拖延不付工资、违反合同随便解雇牧工等的偏向。二、提倡在规定工资、放苏鲁克、拨群接羔中，实行在自愿两利的基础上双方协商签订合同的制度。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待遇和要求；签订后交政府监督执行。三、加强对牧工、牧主的教育，提高其对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认识。教育牧工把目前的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提高其政治觉悟，在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条件下，积极放牧、改进技术，减少牲畜损失，提高牲畜繁殖率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教育牧主应当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牧工生活，以提高牧工生产积极性，发展畜牧事业。
内蒙古牧业区几年来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已获得显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牧主打消了怕分怕斗的顾虑，安心发展生产，牲畜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呼纳盟新巴尔虎左翼旗塔衣贡诺尔苏木（区）的牧主古布力，在日寇统治初期时，有五千只羊、近七百匹马，到解放时只剩三千只羊、二百多匹马和三十多峰骆驼。解放后，由于执行了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提高了牧工工资，激发了牧工放牧的积极性，牧畜迅速增加，现在他的牲畜已增加到一万只羊、四百多头牛、六百多匹马和八十峰骆驼。再如新巴尔虎左翼旗的牧主毛拉玛，一九四五年解放时只有各种牲畜近七百头，去年已发展到二千一百头。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区）的牧主达西德勒格尔，在解放初期只有二百二十头牛马，几年来由于他执行了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现在已拥有牛、马、羊、骆驼各种牲畜二千三百四十二头。
二、普遍改善了牧工和贫苦牧民的生活，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以呼纳盟牧业区为例，该盟牧业区一九四六年五头大牲畜以下的贫苦牧民计有一千二百户，到一九五二年统计时，其中七百八十户已上升到五头以上。这些上升户中有五百多户就是由于牧工工资的增加而促成的。陈巴尔虎旗完工苏木（区）宝尔吐巴嘎（村）牧工图布信，在解放前当了很多年牧工，连一只羊的财产都没有，现在他已有绵羊三百一十五只、山羊十七只、牛二十五头、马五匹，同时还添置了九辆新木轮车，一个新毡蒙古包。苏鲁克制度经过改造后，除牧主得到母羊百分之五十的羊羔外，苏鲁克户方面也显然得到了很大利益。如前述呼纳盟新巴尔虎左翼旗的牧主毛拉玛，一九五二年冬天放给胡和勒泰互助组的苏鲁克三百二十只母羊，今年已产羔三百多只，依此牲畜增加情况计算，牧主每年可得到一百六十只羊羔，四年后，胡和勒泰互助组可获得四百只到五百只羊。
内蒙古牧业区在执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中，虽已获得很大成绩，但也发生过偏差和缺点。如在制订工资标准中没有很好照顾生产发展情况，因之发生过规定的工资过高或过低的偏向；也发生过不注意宣传政策和强迫命令的现象，在纠正强迫命令以后又曾发生过放任自流的现象；目前仍然存在着工资标准不够合理与不按合同办事等情况。这些都应求得改进，并引起其他牧业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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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布拉格通讯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新成就
朱子奇
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战线上，出现了新的辉煌成就，这就是荣获一九五三年度“国家奖金”的七部优秀文学作品。
今年五月初在布拉格举行的“国家奖金”授奖典礼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西罗基在讲话中，称这些得奖作品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最近期间，在文学艺术事业方面的重大收获，是党和哥特瓦尔德文艺政策的胜利。他说：“我们永远相信：艺术创作不断完成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事业中的重要使命……在这里，在‘人类灵魂工程师’面前，开辟了广阔的创作活动范围。我们的劳动者热望读到明显地反映他们一心创造新生活、他们的思想与愿望、他们和困难与缺点进行顽强斗争的巨大精力的作品。艺术已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有血肉关系的事业了。”
当代杰出的女作家、女诗人玛丽亚·布依曼诺娃的新作“生与死的搏斗”荣获“国家奖金”一等奖。这部小说真实而深刻地刻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恐怖的年代反抗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斗争及对自己的解放者，光荣的苏联红军的友谊与感激的生动场面。小说的故事，展开于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纺织工程师乌尔巴，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热情而能干的格鲁吉亚农业技师吉多。相隔了若干年，他们在被解放了的黄金的布拉格又相见了。作者不仅一般地写出了捷克人民对苏联的友谊，阐明了这种友谊的重要及胜利的前途，而且通过典型的人物塑造了在这方面凸出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她预见了这种兄弟的友谊在战后的未来的日子里，在捷克劳动人民奋身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将得到更高、更广阔的发展。
小说以很大的部分描写与这种友谊紧密相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纳粹匪徒及卖国贼的正面斗争。无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狱牢和绞杀台上，无论在工厂作坊、学校和家庭里，无论在游击队及在由苏联帮助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师团军队中，战斗进行着，英雄事迹发生着。这样全面而又生动和忠实地描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的小说，“生与死的搏斗”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代表作。
作者在最近一篇“我怎样写‘生与死的搏斗’的？”文章中写道：“我以充满热爱和激动的心情写完‘生与死的搏斗’。是的，在过去的时代，当一个作家构思好一个题材而未写成时，看来，这似乎毕竟是他个人的事。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我们有责任把应该表现的题材完成，任何藉口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人民对掠夺者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共产党在这个全民斗争中所起的伟大的作用，苏联的胜利斗争，我们的民族因得到解放的那种难于表现的幸福的感情，这一切都不仅属于我自己，而是我们整个社会所关怀的题材，它属于人民和集体。”
“生与死的搏斗”是玛丽亚·布依曼诺娃的历史巨著纪念碑式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是“在十字路口的人们”，主要是描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混乱时期，人民的生活惨景和政治觉醒，并暴露了在慕尼黑会议以前资产阶级共和国罪恶统治的真实情况。第二部是“玩火”，以希特勒上台为小说的开端，对于伟大国际无产阶级战士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英雄形象和对慕尼黑事件那些悲惨的日子中的布拉格的描写，都是非常深刻和成功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评论家利巴克写道：“‘玩火’是现代捷克散文中最优秀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个伟大的成功。它和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同样地浸透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忠诚。”
玛丽亚·布依曼诺娃的三部曲，忠实而确切地剖析了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三部曲中的故事和人物，前后紧紧贯穿着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红色权利报”的社论称这部巨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近十年斗争史。”
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兼剧作家扬·德尔达的中篇“红色的托尔季查”，也是今年得“国家奖金”一等奖的作品之一。作者以不长的篇幅充分而完善地叙述了一九四五年胜利前后所发生的事件。读者可以从中听到德国法西斯野兽在死亡前的最后吼叫声和前进中的苏联红军胜利的步伐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自己的新生与解放的欢呼声。这部小说特别成功的地方，是深刻而恰当地创造了农民的典型。小说主人翁之一的青年农民，亲身经历了地主的剥削，又亲眼看见新的生活的到来，他接触了共产党人和苏联人，他劳动着，思索着，他成为一个有理想的觉悟了的农民，而懂得了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他的唯一的美好的前途。这也就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农民的命运。
其他两篇得“国家奖金”的小说，是阿多尔夫·布朗纳尔德的“面包与歌”及塞德拉契克的“路易斯安那觉醒了”。前者主要描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劳动者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中，渐渐觉醒和组织起来为争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作者通过当时一群大工商业资本家的种种内幕的活动，细腻而又集中地暴露了他们剥削和危害工人群众的本质。后者正面描写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品质的新人。作者非常熟悉捷克北部的矿工，他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先进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工作中的困难、思想中的自私与懒惰以及内部的破坏分子进行的胜利的斗争。“红色权利报”评论道：“他们创造工人形象所达到的成就，是显示出作家选择的创作道路的胜利，是对我们新文学事业的有价值的贡献。”
荣获“国家奖金”一等奖的诗，是著名诗人维台兹斯拉夫·湼兹瓦尔歌颂祖国的诗集“翅膀”。这是作者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诗创作的选集。这个时期是二月革命后，从政治上彻底打败了资产阶级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历史上“最美丽的时期”。诗人以无限的欢欣与饱满的情绪来赞美这些变化和胜利。诗人想像力与表现力的丰富和诗句的优美与纯朴，都和自己民族的古代文学及民间诗歌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湼兹瓦尔的诗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的诗从各个方面充实了和提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现代诗歌。
湼兹瓦尔是多产作家，他写了许多首著名的诗和一些电影剧本和小说。其中如最近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所颁布的和平金质奖章的诗“和平之歌”
（该诗曾得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奖金），和长诗“斯大林颂”、“祖国”、“历史的影子”等，都是广大捷克斯洛伐克读者所熟悉与喜爱的诗篇。
斯洛伐克的两位青年诗人伏兹台赫·米加利克和巴夫罗·高罗夫的作品“我的晌午”与“歌唱着的心”，也荣获了“国家奖金”。这两位有天才的新诗人，是代表现在斯洛伐克诗歌的繁荣时期的花朵。米加利克的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与明朗的旋律性，语言也新颖平易。由于他一直热心参加各种实际斗争，紧紧跟随着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前进的脚步，就使得自己的诗作密切地结合着当前国家和党的政策，而光荣地获得了“社会主义鼓舞者”的称号。高罗夫很熟练地掌握了斯洛伐克的史诗的特点，发展了民间歌谣体的优美的诗剧。他的诗大部分都能唱或谱成歌。
这些文学的新成就，得到政府高度的重视与鼓励，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尊敬。许多工厂学校和机关及农村，都举行祝贺得奖者会议或得奖作品讨论会等，作家本人常常把参加这些会当作受教育的好机会。得奖作品同样受到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欢迎。
从这几部得“国家奖金”的优秀作品所达到的成就上看，对解决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创作上存在的几个问题，将起重大的范例作用。这几个问题主要是：
（一）表现历史题材问题。有些作家认为在创作当代的现实题材中还可以达到思想性的一定的高度，但如回过头去处理历史题材，就必定会降低思想性，有的作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现象。但，以描写资产阶级共和国历史为主的布依曼诺娃巨作三部曲、写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灭亡的布朗纳尔德的“面包与歌”以及萨波托斯基总统反映工人运动发展史的光辉巨作“新战士站起来”等等成功作品，都有力地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论调。现实和历史不能分开，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与忠实地表现它。实际上好的文学作品所写的过去，必定是“发展于今天，有助于今天”（哥特瓦尔德语）。“新文学报”指出：“文学家应在作品中指出前进的路。但为此，他就必须注意过去，注意历史，描写出我们的人民曾经怎样生活过、劳动过和战斗过。”
（二）写农村生活问题。近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读者群众普遍要求作家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扬·德尔达的作品及格契戈的小说“木村”所刻画出的新农业劳动者的形象和描写因进行了猛烈的社会主义改革后的新农村的面貌，给了读者满意的回答。批评家检讨了在这方面的错误：过去对
一些作家反映农业问题上决定性的关键—如何建立统一农业合作社的小说估价不足，因而降低了作家在文学创作全新主题上所努力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现在摆在作家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深刻反映出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农业合作社在为提高工作质量所进行的紧张的斗争，其中包括如何克服对待集体劳动和共同财产的自私与保守的思想，以及克服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技术上与组织上的困难等问题。
（三）反对公式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这表现在作品中回避生活中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发展的曲折过程，既无冲突也无变化地把故事违反真实地写成直线的发展，和千篇一律地把肯定人物、把共产党员的形象、性格、思想水平、甚至兴趣和爱好都写成像出自同一模型的工艺品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特别批评了作家古波克的小说“布拉格之春”。作者毫无说服力地平淡乏味地叙述了一群积极的青年团员把一个不好的工厂变为先进企业的经过。这样就不得不歪曲作者所主观企图歌颂的生活和人物。而“国家奖金”得奖作品，则成功地反映了多样的丰富的生活与创造了显明的典型人物。如布依曼诺娃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三个妇女的形象和性格是完全不同：一个是坚定而能干的女布尔什维克吉多，一个是热情积极的阿德尔热亚，而另一个是稳重又细致的斯克尔史瓦可娃女医生。这些美丽的活生生的形象给人难忘的记忆，还因为他们与复杂的生活及自己的时代背景紧密地相联着的。
（四）反对文学思想中世界主义的残余问题。虽然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革命后，经过哥特瓦尔德同志亲自发动的“文化遗产大检阅”和大量地全面地学习苏联，尤其是对接受自己民族进步遗产的捷克斯洛伐克古典大作家如亚洛依斯·伊拉塞克等人的生平著作得出了公认的适当的评价，世界主义的影响基本上被打垮了。但是残余仍然存在，如表现在不重视对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学习上。无疑的，
“国家奖金”得奖作品是接受民族文学遗产的榜样，特别是湼兹瓦尔和斯洛伐克的两位青年诗人所写的具有浓厚的抒情歌谣风格及优美而完善的形式的诗篇，在继承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学遗产上达到了新的成就。
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们面前，有着由历代伟大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着的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这些文学家的名字，较近的就有：“女无产者—安娜”作者奥利布拉赫特、“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汽笛”作者玛耶洛娃、“生与死的搏斗”作者布依曼诺娃以及瓦农拉、克拉多赫维尔、诺维伊、克拉查洛娃等。这些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好些还正在领导青年一代的作家为创作表现全新主题的作品而共同努力。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界还提出了恢复伏契克传统问题，动员作家为报纸杂志多写杂文、小品文和报告文学。新起的小品文作家格拉沙洛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受到作家协会组织的表扬。另外，作家协会号召作家们为电影编写脚本为音乐创作歌词以及用朴素的民族语言为儿童写作读物。
苏联作家的许多光辉的作品，也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新文学报”社论写道：“完全有理由地得出一条结论：苏联文学成为了我们每个作家前进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玛丽亚·布依曼诺娃曾说过，她能成为一个作家，苏联文学作品给她的启示是重要原因之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不久将召开全国作家及文学工作者大会，在这会上，将总结一九四九年作家协会成立以来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以及规定今后进一步发展文学事业的方针。作家们在检阅自己的作品时，都要深深地回忆和捷克斯洛伐克新文学事业发展分不开的名字—作家和人民的领袖哥特瓦尔德同志的话：“不要欺骗把希望寄托于你的人：要成为我们人民的灵魂工程师，成为表达他的理想、他的爱与恨的喉舌，成为他的社会主义的鼓舞者！”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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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文教委员会所属机关
深入揭发文教工作中的分散主义
高等教育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陈孟汀受到撤职处分
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机关（以下简称文委机关）在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于六月间集中全力反对了分散主义，并收到了良好效果。
西南文委机关的分散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少数党员负责干部脱离党的领导，违背党的决定、指示，企图把自己的小单位变成独立王国。如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原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陈孟汀同志（已撤职），在他知道上级领导机关决定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局长的人选后，竟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韩明
（原任中共四川省江津地委书记）不行，并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被制止）。他又私自写信给中央高等教育部，反对这一决定。
韩明同志的调任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局长，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由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提请政务院批准的。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但陈孟汀为了个人目的，进行个人活动，违反党章，破坏党的决定。在现任局长到职后，他又加以排斥，不把重要公文函电给局长看；又对下面的干部说：“韩明新来，不了解情况，不解决问题”，以打击局长的威信。他去成都时，把局内的公文签署权交给一科长。他还私自召开院系调整会议，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才通知局长出席会议。陈孟汀这样作的目的，在于企图把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变成他个人的独立王国。今年一月间调整机构时，他私自在局内指定并宣布了几个科长或办公室负责人名单，这样就用私人拉拢手段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陈孟汀的错误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工作中对上级一贯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决定和处理有关大、专学校的重大问题。他介绍自己的科员是科长，作假报告实行欺骗。他出去工作时，到处乱作报告，任意训斥学校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同时违反政策，破坏财经制度，随便答应学校方面买汽车，拨数十亿元的修建费等，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及文教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陈孟汀同志脱离党的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以致在思想上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组织上向党闹独立，搞小圈子，企图把高等教育管理局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作风上离开党的作风，复活着某些国民党的作风。由于他的错误带有一贯性及其对党和政府的威信以及对文教工作的严重危险性，经西南文委提请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党内处分由党内讨论决定。
陈孟汀同志的错误，是和原西南文教部副部长、现任西南教育局局长徐方庭同志的错误分不开的。徐方庭同志对陈孟汀的错误长期采取容忍以至包庇的态度。他对陈孟汀进行私人活动，排斥现任局长的错误行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进行严肃的斗争，也不向上级报告，只是叫大家“不要酝酿”。他自己也有打击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现任局长的错误行为。徐方庭同志脱离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指示，向党闹独立性的分散主义，在反官僚主义斗争前后表现得异常突出。西南文委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张子意同志在文委机关的干部大会上动员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文委机关除按照上级指示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外，还应解决某些干部对新派来的干部闹不团结以及某些干部的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等问题。但徐方庭同志身为党组干事之一，又实际负责领导文委机关反官僚主义斗争，竟对西南局的指示，置之不理，继续进行抗拒，发牢骚表示对抗。如说“张部长不了解情况”，又说“有什么了不起，他和我仅只指导关系”；在机关中散布“张部长讲话不正确”的空气。以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批示文委机关党组织反官僚主义斗争计划时，再次提出上述问题，要求加以解决，但徐方庭同志仍拒不执行。这是拒绝党的领导和指示的最露骨的表现。当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在检查中提出分散主义问题时，徐方庭又一再表示抗拒，否认文委机关中存在着分散主义。这说明徐方庭向党闹独立性的分散主义，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徐方庭同志的分散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对党不满，因此拒绝党的领导和指示，向党闹独立性。他和陈孟汀等在同一思想根源下，结合起来，形成宗派主义倾向，排斥由党决定而派去文教机关工作的干部，企图使文教机关变成独立王国。徐方庭同志初到文教部时，还谨慎地积极地工作。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后，他就开始骄傲自满起来，满足于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中的一些成绩，对政治不很感兴趣，对学习不努力，因此政治上开始落后，思想上开始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滋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在徐方庭、陈孟汀等同志的分散主义影响下，在文委机关中滋长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缺少党的原则的空气，使许多青年干部，学不到党的正确的作风，产生思想混乱，是非不明，以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等倾向。如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的某些干部趾高气扬，自以为“高人一等”，目空一切，一个科员也敢于签署重要公文；在文委机关的党组织内滋长着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民主生活，极端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党在文教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工作中各自为政、无人负责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在工作中表现更严重的是不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甚至违背上级指示，自搞一套。例如关于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工作，中央教育部曾有指示，说明由于高等教育师资、设备的缺乏，目前还不可能设置很多专业；参照苏联的专业设置，先就短期内国家需要干部的情况及高等工业学校目前的可能条件，提出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工科的专业设置。但原西南文教部领导方面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个指示，也不考虑本区的师资设备以及各校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各校工科从速决定专业设置，制订本科四年级和专科二年级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一律从本年度秋季开始执行；还要求文、理、政法、财经、师范等系科，能在本年新生中开始采行专业制度。在时间上，要求各校把专科的专业设置情况在十七天内报部，本科的专业设置在一月内报部。全区高等学校此次一共设置了一百零二个专业。据今年三月中央高等教育部派人检查的结果：仅工科的五十一个专业中，因条件太差应该停设或调整的就有九个之多，另有五个是需要改变性质的，有十六个是需要大力补充条件才能继续办下去的。这种对教学工作过急过高的要求，是造成当前学校中教学任务过重、师生过分紧张忙迫、健康情况不佳、学生学习消化不良等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徐方庭等同志的错误，党坚持了教育的方针，曾反复帮助徐方庭等认识自己的错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但徐方庭等仍继续消极对抗。后来徐方庭等同志虽然也作了初步检讨，但极不深刻。为了教育全体干部和徐方庭同志本人，西南文委提请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在行政上给徐方庭同志以记过处分
（因为他犯这种严重错误还是第一次），并责令徐方庭同志作书面检讨。党内处分由党组织审查他的书面检讨后决定。
在六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张子意同志作了总结报告，他首先就陈孟汀等人的错误性质及其危害性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西南文委机关紧接着又继续深入检查、批判了工作中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加深干部对政策方针的认识，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加强做好工作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办法。现在各机关单位都制订了工作计划和请示、报告以及学习等制度。在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最近召开了中等技术学校调整会议，通过了西南区中等技术学校调整方案。中等技术学校的调整工作现已开始。在文化馆工作方面，西南文化局已派工作组去昆明，深入检查并解决文化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文委所属的西南卫生局、西南新闻出版局等机关单位，都在积极地调整编制，改进工作，把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斗争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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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产业工人进入清华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为了适应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高级技术人材，清华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今年扩大招收了七个班的学生，招生工作已顺利完成。二百八十名新同学将于九月十一日进校学习。其中有来自石景山、唐山、太原、天津等地的炼钢工人、纺织工人、机械工人；有来自开滦、井陉、阳泉、大同等地矿区的煤矿工人；也有首都的建筑工人以及中央各机关的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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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三○一工厂和二○五工地
通过普选工作推动生产
沈阳市三○一工厂和市建筑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二○五工地在普选工作中，使普选和生产结合，既把普选工作做好了，又使普选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
三○一工厂普选工作开始后，领导方面就认真地进行这一工作，使普选和生产密切结合，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在组织领导上，首先成立了以副厂长姜万寿、工会主席张万荣为正副组长的普选工作组，并指派了三名科长具体掌握普选工作。在普选工作组领导下，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首先由党总支书记向全厂职工做了关于选举法的报告；然后由经过学习的干部和宣传员等深入各车间、科室进行宣传教育，使普选宣传成为一次生动、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宣传中特别强调了普选和生产结合。因此当工会主席张万荣在选民登记前号召职工们提高生产，迎接普选时，全厂职工便积极地响应了这一号召。许多模范小组和先进工作者都提出了保证。如模范小组组长金玉相代表全组工人提出把质量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做到均衡生产、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出勤率等保证。各个车间也根据本车间情况提出不同口号，号召解决关键问题。如缝纫六车间提出“消灭落地棉，迎接大喜事”；第五车间提出“加强车间管理，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就这样，全厂不断地出现创造新的生产成绩的事情。据统计，全厂产量提高百分之一点六，质量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八，出勤率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八。
市建筑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二○五工地普选工作也是围绕着生产进行的。七月下旬，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何侠同志曾指示二○五工地要按期或提前完成国家任务，提高工程质量，加强和贯彻责任制，进行质量大检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因此任务较重，但普选工作在工地开展后，不但没有影响工作任务，而且推动了工作。如当全工地深入展开普选的宣传教育工作后，有几个小组由于工人政治热情的提高，创造了新的工作成绩。如贾元林抹灰小组全组七月份没有完成定额（每日十八公尺五），但学习、讨论普选文件后，工人热情提高，找窍门、挖掘潜力，每天达到四十公尺，超过定额一倍多。钢筋车间施工员徐焕馨发明了两种工具，给国家节省了材料，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如过去发放工资时常出错误的工资科、会计科，工作也有了显著的改进。第四食堂炊事员经过教育，也自动订了工作公约。
重庆市普选接待室
为来访群众解答有关普选问题
重庆市选举委员会和各区选举委员会所设立的普选接待室，从六月份以后，接待了很多为征询有关普选问题而来访的人民群众，鼓舞了人们参加普选的积极性。
随着普选工作逐渐深入的开展，接待室日益众多地接待着来自各方的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以及各阶层人民。截至目前止，来信、来访的已有一百二十多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询问选民资格问题的。这些问题大都得到了及时处理和认真解答；有些不能及时解答的，就负责转送有关部门处理。为了不使一个应该得到选举权利的人失掉选举权，接待室还派人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去访问，有时甚至跑到几十里路外去了解情况。第一区普选接待室接到五十多岁的老太婆邱珍来信，申诉她解放前九年被迫卖了土地，就一直当帮工，因而应该有选举权利，但是在她现住处找不到证明。接待室便派人到她原来居住的郊区土桥乡去了解，从农民协会里得到了证实材料，立即发给她选民证。她很感谢人民政府对人民选举权利的关怀，便积极参加普选工作。
接待室在接待中对许多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人，尽量给以更多的方便。有的人把接待室亲切地说成是广纳人民意见的地方，很多妇女毫无拘束地前来询问。第一区普选接待室来访的人中，妇女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六。有些远在几十里以外的居民也来询问。佃农蒋光澄从土湾跑了二十多里到市接待室来问老年人有没有选举权（因该地尚未展开普选），他知道老年人有同等选举权利时，兴奋地表示：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普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