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09-06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6版()
专栏：

美国在联合国的空前孤立
沛文
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十二天会议的结果，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由于赞成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国家越来越多，因此，千方百计地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空前的孤立了。
关于政治会议的组成，有两种主张。苏联和中朝两国坚决主张政治会议应采取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圆桌会议的形式，按照这一主张，除了停战双方的国家参加，还应有其他关心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国家参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治会议在和平协商的空气中进行，也才能保证政治会议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出更有效的贡献，这是完全符合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的，也是对巩固远东与世界和平极其有利的。而美国一手包办的所谓“十五国提案”，却反对政治会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无理地把参加会议的国家只限于停战“双方”，所有能够帮助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国家都被排斥在会议之外，让停战“双方”的国家，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美国为什么要主张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治会议呢？正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印度“国民先驱报”所指出的：是为了“更公然地自作主张”，是为了“限制政治会议的效用”，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为了便于操纵和破坏政治会议，为了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讨论过程中，苏联和中朝两国的主张，受到了广泛的赞同。甚至美国最要好的“盟国”像英国和法国也是同意圆桌会议的形式的，不赞成把政治会议变成“政治上的板门店会议”，不赞成政治会议“由对立双方组成”。至于美国的主张则普遍地得不到支持。甚至参加美国包办的“十五国提案”国家的舆论也对美国的主张加以抨击，连英国保守的“观察家报”都愤愤不平地说：“目前美国的态度很难用纯粹理性的标准加以解释。”
当美国不能找出很多理由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他就找了一些所谓理由来反对圆桌会议。但这些理由是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美国硬说要是政治会议按照圆桌会议的形式来开的话，南朝鲜李承晚的否决权就被取消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中朝两国政府关于政治会议组成问题的声明中明确提出：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难道李承晚政府不是属于停战的一方吗？美国还硬说，政治会议要采取圆桌会议来开的话，会限制了联合国军方面出席政治会议的国家的数目。这个所谓理由同样无法立足，因为我国政府的声明已经明白提出：凡以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国家，可被考虑作为停战的一方参加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中对这一点也完全表示同意。这能够说是对联合国军方面参加政治会议的国家数目的限制吗？美国政府又硬说要是政治会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可能扩大会议的议程，以致所谓会影响到对朝鲜问题的解决。这更不值得一驳，因为中朝两国政府声明中已经指出：政治会议应该先行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再谈其他问题。这样，政治会议首先解决的就是朝鲜问题，如何能说会影响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呢？
美国在发现它的主张得不到多少支持，它的诡辩也得不到它的仆从国家的同意之后，就在联合国中和各个仆从国家之内，展开了一系列的强迫这些国家屈从美国主张的活动，甚至把走狗李承晚的所谓“外务部长官”卞荣泰带进大会，指使他狂叫反对印度，增加对美国“盟国”的压力，企图用这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来维持它在联合国中向来挟持的多数。以便开动表决机器把自己的蛮横无理的主张，强加于联合国。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虽然勉强通过了美国的“十五国提案”，但是这决不像美国宣传机器吹嘘的那样，是一次什么“大胜利”，恰恰相反，表决的结果，证明了美国在联合国中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
让我们研究一下表决的记录吧：“十五国提案”虽然通过了，但是赞成这个提案的只有四十三票，尽管美国威吓利诱了一通的结果，也不过搜罗了比必要通过的票数稍稍多了一点。而同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苏联参加政治会议的提案的表决，却获得了大会五十五票的赞成，这就是说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的比支持美国提案的要多十二票。由于美国横蛮的反对，印度参加政治会议的提案没有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表决，但是，这个提案在政治委员会的表决也就足够说明美国孤立的情况了。根据投票纪录，反对印度参加政治会议的只有二十一票，而赞成印度参加政治会议的却有二十七票，弃权的也有十一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投反对票的国家中，除去美国而外，像美国的“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所承认的“仅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国家”。除了希腊而外，美国操纵的主要战争机器北大西洋侵略集团中的十二个国家全部没有支持美国，甚至和美国一道派遣军队侵略朝鲜的十五个国家中，也只有傀儡希腊和附庸哥伦比亚给美国投了一票。这就是惯于打肿脸充胖子的美国宣传家们的所谓“大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像美联社记者罗伯茨透露的：要是没有美国的“大棒”和“美元”“对它的朋友施以强大的和不受欢迎的压力”的话，要取得所谓这样的“大胜利”是不可想像的。据罗伯茨说：“比如，土耳其和菲律宾就是在它们真正想投票赞成印度（参加政治会议）时决定弃权的。”罗伯茨又承认：美国在取得这些所谓“胜利”的同时“遭到很深的创伤”。“美国的压力策略所留下来的裂痕可能在今后长期留下来，而在其他问题发生时毒害它。”“纽约时报”的记者汉密尔顿关于美国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中的处境，更说得明白：“美国处于自从联合国在七年半以前开始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困难境地”。就是以吹牛撒谎、颠倒黑白著称的杜勒斯，在如此冷酷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表示“遗憾”了。
用和平协商办法解决国际争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赞成和支持，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任何国家都不能抗拒。美国愈是拒绝和平协商，愈是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它就必然会愈加陷于孤立，这可以说是肯定的规律。
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关全世界人民利益的迫切问题，而政治会议的如何组成和如何进行又和朝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有着重大关系。因此，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主张朝鲜和平的人们应该为反对美国的一切阴谋诡计，争取政治会议在健全合理的基础上召开，争取朝鲜问题的彻底和平解决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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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挚的爱
袁谅
在郑州，有一个年轻妇女的名字，在很多人中间传颂着。她也的确值得传颂，她从前本来是一个闭门不出的从农村到城里的姑娘，后来成了街道积极分子。她从前本来一个大字不识，现在能阅读通俗书报，还有，她进了国营郑州棉纺织厂没有多久就在筒子间当了生产小组长了。可是，这还不是人们称颂她的全部内容，更重要的是她在处理和她丈夫的关系上表现了新中国妇女的纯真品质和高尚道德。她的名字就叫李景云。
一九四八年十月，郑州解放了。她的丈夫毛渊为了在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献出一份力量，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他把参军的道理讲给李景云听，李景云觉得很对，虽然有些恋恋不舍，还是同意了。她丈夫临走时还再三叮嘱：“新社会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妇女也有地位了，再不要像从前闭门不出，要参加社会活动，要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当时，她们结婚才刚刚十个月。
她丈夫走时，可巧她婆婆不在家。她婆婆一回来，听得儿子参军南下了，就呕媳妇的气。她婆婆耽心自己的儿子离了家在军队上吃苦，又耽心儿子一下不回来媳妇变了心，就常生气地对媳妇试探着说：“我儿子出去不知是死是活，你还年青，空守了他做啥？”李景云就给婆婆耐心地解释。同时她也牢牢记着丈夫临走前的叮嘱，开始参加了街道上的工作，渐渐变成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了，常常召集开会，参加读报组，和男同志一块研究工作。就在这时，有的落后分子就说李景云的闲话，说她要离婚呀；要变心呀；她婆婆当然也看不惯媳妇这种样子，当着景云的面就说：“跑红了，心眼也大了，还能看起俺振卿（毛渊的小名）。”她虽蹩着一肚子委曲还是耐心地给婆婆解释。刚刚参加工作碰到的困难，外人的冷言冷语，婆婆的疑神疑鬼，真使她不知怎么样好。她就把这些情形托人写信告诉了她丈夫，希望从丈夫那里得到帮助。不久，丈夫的信来了。信中把她大大鼓励了一番以后说：“你不要顾虑这些，一个新社会的青年是不应该向困难低头的，你要鼓起勇气向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斗争，你要记着自己是一个新社会的青年妇女，是一个革命军人的妻子。”她真高兴极了，就把信的内容讲给婆婆听，还不断地给婆婆讲些革命的道理，婆婆的思想也渐渐开朗了，对她也稍稍好了些。她的工作更积极了，很快就被选为居民小组长。此后，她和她丈夫就常常通信，丈夫的每封来信，都对她的工作和生活是一种鼓舞，她觉得丈夫更可爱了。
可是，足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渊却一直隐瞒着一件事，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解放重庆的战斗中左臂负了重伤，在医院左臂被截去，成为残废了，出院后，他照常积极地参加了工作，并随军进入康藏高原。对自己的受伤残废，他当然觉得是光荣的，残废以后能够继续为革命工作，他也觉得是愉快的。但有一点他总是不放心：他的妻子会不会还爱他呢？这就是他一直隐瞒着这件事实的原因。他每次给妻子写信，除了鼓励妻子努力进步和表示关心妻子的身体和生活外，老是注上这么几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不能回家了，你有啥意见吗？”他每次都想试探景云的态度。次数多了，景云也觉着有些奇怪：他为啥老是这样问呢？她的每封信都回答得很坚决：“人民需要你到那里，你就到那里，我没啥意见，请放心！”毛渊每看到一次这样的答复就被感动一次，时间长了，他觉得再不能隐瞒下去了，应该把事实告诉自己的爱人。
去年春天，景云又一次接到了丈夫的信，信中还附了一张残废后的照片。信上写着：“景云：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早已在解放重庆的战斗中洒出了鲜血，成为残废了。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年纪还轻，我要继续战斗下去。”她读了信，看了照片，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她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觉得这样可爱的丈夫还是这样不了解她，不相信她，把这件事两年多来都在隐瞒着她；另一个是她感到残废了的丈夫离自己是这么远，起居饮食，得不到自己妻子的一点照顾。她马上就回了一封信，信上说：“振卿：你为了祖国，受伤残废，这是光荣的，至于我，请你放心，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光荣的。”信中除附了自己的一张照片，还表示愿意到丈夫那里去，一边做点什么事，一边还可以照顾他。
回信很快从康藏高原上到了郑州，信上说：
“景云：看过你寄来的信和照片，深深觉得你对我的衷爱，使我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你的进步太快了，太大了，出我意料之外，你的确不愧为新中国的一个先进妇女。希望你继续努力，提高自己，我们都还年轻，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生活也将会无限幸福的，让我们并肩前进！我在康藏高原上工作紧张，生活愉快，组织上也对我照顾的周到，请你放心吧！
你的爱人振卿”
从此，他俩的通信更多了，感情也更亲密了。去年下半年，李景云进了郑州市的纺织训练班，她决心学习一种生产技术，为祖国建设服务。在训练班学文化又学技术，她的确碰到不少困难，可是由于她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由于丈夫常常来信的帮助和鼓励，她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结业时她已可以阅读通俗书报，可以亲笔给丈夫写信了。接着她就进了国营郑州棉纺织厂，不久就当了筒子间的生产小组长。
当记者去访问她时，她兴奋地拿出她丈夫写给她的十多封信给记者看，同时告诉记者，她丈夫最近来的一封信希望她可能的话到康藏高原去看他，还汇来一笔钱。马上，她又给记者解释起来：工厂才建立，人手少，生产技术她刚摸上门，自己又担任着小组长，是离不开的。最后她说：“参加祖国大建设要紧，个人的事先搁一下吧！我已写信告诉了他，说我暂时不能去，要他努力工作，建设边疆，将来日子还长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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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高的爱情
谢觉哉
资产阶级社会爱情的条件为金钱与美貌。人民民主社会的爱情：“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婚姻法第七条）；为“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婚姻法第八条）。
资产阶级社会的爱情是不巩固的：“金尽交疏，色衰爱弛”。人民民主社会则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个人工作的进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因而对个人爱情与对国家爱情亦一致起来而出现了高尚的、诚挚的、巩固的、新的夫妻间的爱情场面。
我们已经在厂矿中、农村中、机关中看到不少进步的男女因为工作的共同努力而结成美满姻缘，尤其在爱国的解放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中，看到更为动人的事实。比如：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模范军属——志愿军董世贵的未婚妻高桂珍，他俩都是翻身农民，董世贵是共产党员，在前方立了功；高桂珍是村的青年团支部书记，工作做得很好，董的父亲怕高变心，写信要董回来结婚。高桂珍听了即跑到董家说：“爹！你放心吧！我决不变心，他就是残废了，我也和他结婚。我今年才二十，他才二十三，我们年纪都不大，等抗美援朝胜利了再结婚。”以后，高桂珍就经常到董家去，帮助他们种地，并侍奉世贵的父母。在高的影响下，该村刘秀兰、郝玉敏、陈凤英、田淑珍、杜玉珍都送自己的未婚夫参军了，并经常通信，互相鼓励。现在她们都积极生产、学习，成了村中积极分子。（参看新中国妇女第五号）又如：郑州市模范军属李景云与其爱人毛渊结婚不到一年，毛渊就参军了。李景云在其爱人毛渊的通信鼓励下，积极参加工作，努力生产，毛渊在解放战争中负伤，失去左胳膊，成了残废。李景云去信说：“你为了祖国，受伤残废，这是光荣的……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女性对男性这样，男性对女性也是这样。
四月二十三日，东北日报登了一篇标题为“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的文章。文中说：苏静娴是王佐民的未婚妻，一九五一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工作。在第五次战役中她的右腿负了重伤，辗转送到后方医院时，伤腿已经发黑，医生决定动手术截肢。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知道自己只剩下一条腿时，非常难过，这将给她今后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尤其是和王佐民的关系。她想：“他那样年青能干，难道还能再爱这样一个缺腿的残废人？”但她终于写信告知了王佐民。佐民即时来信，说：“知道你已经光荣负伤。你为了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流下了鲜红的热血，……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对你无限钦敬，我也为有你这样的一个爱人感到光荣。……我还要告诉你一句：从今后我将会更加爱你。”去年十月王佐民和苏静娴结婚了。在沈阳北三马路上，人们常看到走过的一对亲密的青年男女，女的胸前戴着耀眼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走路架着双拐；男的在一旁关切地扶持着她。这便是东北粮食管理局里人人称赞的一对青年夫妇——共产党员王佐民和青年团员苏静娴。
像这样从工作中从战斗中锻炼出的高尚的爱情，把对个人的爱与对国家、社会、民族的爱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不是建筑在面貌与肢体上，而是建筑在为新社会建设奋斗的高尚理想的基础上，这就使得他们更能为社会建设事业尽力，也因而就更增加了他们生活的幸福。
高尚的社会产生高尚的人，高尚的人产生高尚的感情。婚姻法第十九条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规定，只是消极的一面，许多革命军人婚姻的女方或男方，早已超过了这一面。我们应该前进，向模范的军人夫妻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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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桩黑市交易
李高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把法国比成一个花美国钱的妓女。华尔街老板们在军火生意做得不顺心的时候常常对她大发脾气。这回联合国大会讨论关于朝鲜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以后，美国老板又拿这位“马利安娜小姐”来泄气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报纸——斯克里浦斯—霍华德系报纸在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斥责法国在联大政治委员会表决关于印度参加政治会议的提案时“袖手旁观”，不跟着美国投反对票而敢于“弃权”。这篇社论认为法国简直成了美国怀里抱着的一块“石头”。它说，我们对法国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然而当我们需要法国时，他们就不知道那里去了。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抱着这块石头，直至它使我们沉下去时为止吗？”
美国老板们为什么这样起火呢？他们不是正宣传美国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中的“胜利”吗？的确，美国这次是“胜利”了——“胜利”得使自己快要变成“孤家寡人”了。“印度时报”说得好：“美国的胜利说明它已脱离了它的欧洲盟国以及亚洲国家，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对于美国这种空前的孤立状态，“纽约邮报”引所谓“联合国中头脑清醒的观察家”的意见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正在亲自主持断送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有力地位”，眼看着美国代表团的势力“直线下降到联合国历史上最低的程度”。斯克里浦斯—霍华德系报纸也认为：联合国的这次表决“提供了一些不祥的迹象，说明我们（美国）在冷战中失势了。”这就使得美国老板们不得不暴跳如雷起来。
斯克里浦斯—霍华德系报纸为什么又首先向法国发火呢？在联大政治委员会上跟着美国反对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只有一群拉丁美洲的小喽罗，外加希腊和台湾的国民党僵尸。连美国的第一个伙计英国也投了赞成票。法国只不过“弃权”而已，为什么首先挨骂呢？原因是美国和法国这回在幕后做了一桩肮脏的政治买卖。美国发现在这场买卖中折了本。本来，法国对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主张，原是和美国相反的。但是，由于它对摩洛哥的野蛮侵略和驱逐素勒檀西迪·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的事件，亚洲、阿拉伯各国准备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去讨论。于是法国就要求美国支持它阻挠联合国讨论摩洛哥问题。满身生意经的华尔街老板马上要法国以在朝鲜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上支持美国为交换条件。这场黑市交易就此做成了。但是，这种狼狈为奸的政治阴谋，引起了亚洲、阿拉伯各国对美英集团进一步的反对。美联社八月二十六日报道说：“美国和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让安全理事会讨论法国的政策）已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西方的情绪。……甚至小小的外约旦的报纸也表达了民众的愤慨情绪，发动了反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运动。”这样，美国就更加陷于孤立了。因此，斯克里浦斯—霍华德系报纸认为美国是“愚笨地作了法国的傀儡”，而且责怪法国赖账。它写道：“我们政府在摩洛哥案件上支持了法国，我们便失去了回教国家集团。然而，法国在印度问题上并没有支持我们。他们在投票时弃权。”
中国有一句俗话：“菩萨不灵庙已旧，堵好东墙垮西楼。”这正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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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战士

我以母亲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孙文芝亲爱的志愿军战士同志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母亲，跟前有三个孩子。几个月来，我几乎每天都在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一部伟大的史诗——你们写给我的一百几十封来信。亲爱的同志们，这是你们用鲜血与生命写下的史诗啊！在每一封来信里，你们都把我叫作“妈妈”或者“母亲”，你们都向我倾吐着你们热爱世界和平，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伟大的感情。我怎样来形容我所受到的感动呢？
我牢牢地记得你们那雄劲有力的保证和誓言。战士万扶风的信中说：“亲爱的母亲，请你打开日记本，把我的话记下来。我和我周围的战友，包括连长杨如兴，政治指导员许荣光在内，都决心以击落更多的敌机来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保卫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还有一位戴绍基同志，家在上海，他已经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可是他还是那样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志愿军，担任着修械工作。他在来信中说：“文芝同志，我向你保证：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所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朝鲜问题一天没有和平解决，我们一天不回祖国；我们坚决为下一代孩子的幸福而奋斗到底……。”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刚走上楼梯，就听到有人在我的房间里说话：
“你看，这封信实在太感动人了，他们多么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啊！”
我一下就猜到，又是我那几个朋友——年轻的母亲——来翻腾你们的来信了。我轻轻地走进去，她们又把我整理得整整齐齐收藏好的来信，翻得满桌都是。当时我心里很有几分生气。但，看到她们那种被吸引被感动的神情，我禁不住又责备起自己来：干么生气呢？祖国母亲的每一颗心，不是都在朝鲜，都在你们身上，伴随着你们吗？你们信上的话也不是给我一个说的，而是给祖国千千万万母亲们说的呀！
几个月来，我每天在回家的路上都会这样猜：今天会收到你们的几封来信呢？三封？四封？有时一回到家里，孩子们就会抢着把你们的来信递给我，顶小的孩子，也急急忙忙地抢着对我说：“妈妈，又是志愿军叔叔写来的！”接着，她们就要求我把信的内容讲给她们听。有时候她们还邀请她们的小朋友来听我念。她们不只一次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志愿军叔叔为什么到朝鲜去呢？”“志愿军叔叔在朝鲜苦吗？”“志愿军叔叔想家吗？”……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来信，都很满意地答复了她们的问题。看吧，王纯素的来信里这样写着：“最近，上级要调我回国学习，但我向上级再三要求，希望把我留在朝鲜，我要为祖国人民服务在斗争的最前线！文芝同志，我不是不想祖国，相反，常常做梦都看到它，我和你的愿望一样，为了天真活泼的孩子，我要留在朝鲜，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保卫孩子。”除此之外，我还能给孩子们再说些什么呢？
近来，我发现孩子们在热衷地进行着一种活动——画图。她们画了各种各样的图画，要我附在信里寄给你们。她们画了满载东西的火车，说是支援你们多打胜仗；画了坦克飞机，说是送给你们多杀敌人；画了天安门，因为知道你们想念毛主席；把她们自己的照片送给你们，还在照片背面歪歪斜斜地写上“送给志愿军叔叔”和她们自己的名字，因为知道你们关心着祖国的孩子。一天夜里，已经十点多钟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忽然说起梦话：“红蜡笔，红蜡笔！”突然她又在床上到处摸起来。我知道，她在梦中又想起来画天安门寄给志愿军叔叔的事了。
有一次，当我给孩子们念了王纯素同志的第二封来信时，她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王纯素同志的来信说：“孩子们的照片，我们志愿军都是非常欢迎的，你那封来信还没有递到我的手里，照片就被别人拿走了，只给我留了一张，那就是孩子们用小手亲笔写着‘志愿军叔叔’的一张啊！我战斗在炮火激烈的战场上，或露宿在积雪的山林里，看到孩子们，想到孩子们，就能鼓舞杀敌的勇气，就能帮助我克服困难，就能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温暖。”
现在，朝鲜停战了，祖国母亲们的心情是更加愉快了。我常常想到你们走出了射击台，高举着武器，欢呼“和平万岁”的情景。但是，为了这一胜利，你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呀！黄继光、邱少云正是因此而献出他们伟大的青春的生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时我又想起今年六月另一个为了胜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陈世荣。
那是张竺芳同志在六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告诉我的。在反击轿岩山的战斗中，顽强伟大的战士陈世荣同志，在冲到敌人的主峰前，左腿被炸伤了，但是他忍着剧痛爬上了主峰，裹扎了一下伤口，就和另外两个冲上主峰的战士夏玉民、杨金辉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守住新攻下的阵地。敌人一连两次的反扑都被他们打退了，突然，一颗炮弹飞打过来，弹片落到世荣同志的背上，他第二次又负了重伤，工事也被炸塌了。当他苏醒过来时，立刻说：“不要管我，快修工事，监视敌人，我来擦枪。”他忍着剧痛，擦好了三个人的武器。第二天天一明，敌人用更多的兵力又反扑上来了，陈世荣挣扎起来射击敌人。这时，一颗燃烧弹打过来，把他的身上的信号弹打着了，烈火在他身上燃烧起来，夏玉民急忙过来给他扑火，而他却一面单手射击，一面说：“不要管我，阵地重要，我身上的火光容易吸引敌人的火力，你们快转到旁边去打。”还高声喊：“咱们是最可爱的人，要做最可爱的事！”敌人把火力都集中在火光燃烧的地方，陈世荣同志就在这时光荣地牺牲了。而他的战友就在他的鼓舞与掩护下，全部击退了敌人的反扑，争取了时间，使主力部队到达了主峰，像一把尖刀似地插在轿岩山前。
每当夜深人静，我在读着你们的来信，或者给你们写回信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封信，会想到那位英雄的陈世荣烈士，我又不由得要走到我的小孩的床前，看着她们熟睡的红红的小脸，我更觉得孩子的可爱，也更觉得你们的伟大了。
再过几天，学校就要开学了，我那八岁的大女孩子已经考取了小学一年级，五岁的二女孩子也考进了幼儿园小班。我想起了前天她们在整理书包、蜡笔、纸块时的情景。那时，二女孩子忽然天真地问我：“妈妈，不打仗了，志愿军叔叔啥时候回来，到我们家里来呀？”我正想怎样来回答她，大孩子却立刻接过去说：“妈妈，不是说美国狼还在朝鲜吗？志愿军叔叔回来了，美国狼来打我们怎么办呢？”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孩子的回答我想你们是满意的。你们为保卫和平，保卫祖国，保卫祖国千千万万母亲和孩子的英勇斗争，是如何深刻地教育了祖国人民啊！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有千言万语感激的话要向你们说，我就是再写几天几夜，能表达这种感激的万分之一吗？
夜，已经很深了。星星满布在天空，清凉的风吹拂着这个城市，蟋蟀在庭园的草地里叫着。我向东方凝望了一刻，好像那里正在发白，我算不准时间，我想清晨的太阳也许就要在你们那里升起了。同志们，我以一个母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礼！
八月十六日深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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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渔歌
高源
“解放军同志来了真好啊！
鱼贵米贱好生涯。
叶胜福的父亲死了要往海里抛，
亏得解放军去埋葬。
要不是解放军来到这地方，
打鱼人死了那有好下场！”
这是渔民歌颂解放军的许多新渔歌中的一首。你在南海万山群岛一带，到处都可以听见，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怀着无限的感激唱着这支歌。因为它所叙述的事情，是这样震动着渔民的心。
南海一带的打鱼人，过去受到封建王朝的残酷的压迫，对于他们的规矩是：一生住在船上，上岸不准穿鞋，死了还不能在陆地上埋。几百年来，做儿女的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父母的尸体被抛到大海里。
那还是我们部队刚到岛上不久的时候，渔民叶胜福的父亲死了。眼看着，叶胜福又要把生养自己的亲人丢到海里被沙鱼撕得一片片地吃掉，谁能不为这悲惨的境遇而心碎呢？可是渔民们根本想不到，死人不准葬在陆地上这个老规矩可以改变。几百年来，它似乎是和太阳出东落西一样地永恒不变。于是，叶胜福家里的人，不能不为自己的不幸的命运放声痛哭了。
哭声从船上传出来，传到战士们的耳朵里。这是多么不幸的遭遇啊！战士们怎能不闻不问呢？
战士们终于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飞快地跑到连部，向连长作了报告。连长一听，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父母被地主逼死的情景，联想起过去穷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况。谁知道在这里，那些吃人的恶魔竟把死人不准安葬订成天经地义的规矩，而直到现在它还威胁着善良的人民。连长眼眶润湿了，他默默地把自己的铺板取下来，好一会才说道：“来！咱们用铺板钉一口棺材，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安葬叶胜福的父亲。我们要用事实告诉渔民兄弟，过去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他们订下的‘老规矩’也应该统统打倒。”
许多战士都把行李搬到地上，取下自己的铺板，并且选了最好的板子，自己动手做成一口很好的棺材，并且用锅烟子、猪血等自造的黑漆刷了好几遍。还有人到山里采了一大堆鲜花，扎成好几个大花圈。
难道这是真事吗？几百年来被人瞧不起的穷苦的渔民死了也能葬在陆地上，并且还有这么多当兵的抬着棺材，抬着花圈，打着锣鼓送到墓地上。他们还给选了岛上最好的山地，给筑了这么大的坟墓，给立了一块大石碑……多少年代啊！这里的渔民，谁敢有这样的愿望，谁敢有这样的梦想呢？但这不是梦，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毛主席的队伍——人民自己的队伍来到这岛上了。
于是，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新渔歌，歌颂渔民翻身的新渔歌到处唱起来了。让这些歌把他们全部的欢欣和感激都唱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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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敬” 华君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