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05-3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
西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农业生产迅速获得发展。贵州省荔波县的瑶族、云南省高黎贡山西边的?族、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藏族等，原来大部使用木犁、木耙、木锄；耕作方法有的仍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播种时，放火烧地后，不施肥料，把种籽撒在地里，就等着收割。土地产量极低。今年春耕开始，人民政府为克服各少数民族生产上的困难，发放了巨额的无利农业贷款，把大批铁制农具、耕牛、种籽和粮食送到各民族农民手中。西康省人民政府无代价地供应给藏族农民十一万件铁制农具，有的地方还帮助藏族农民用新式马拉犁和播种机进行耕作。道孚县第一区农民，过去缺乏锄头，现在每一户都平均有两把锄头了。据贵州省雷山、惠水、麻江等八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初步统计，各族农民用贷款购买耕牛达四千四百六十头、猪二万多只、农具五万多件、大米一百一十七万斤、肥料二十六万斤。该省荔波县瑶山一带六百七十多户瑶族农民，在得到政府贷款后，耕牛增至六百七十头，每户平均有耕牛一头；养猪九百九十八只，每户平均喂猪一只半；原来用人拉犁的，现在都用耕牛了，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生产面貌。三月间当人民政府从百里外把大批农具运到瑶山的时候，瑶族人民都高兴地说：“毛主席暖！麻当落几！”（意即毛主席好！努力生产！）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各民族耕作技术亦有很大改进。云南省的贡山、福贡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已开始改变了过去的落后耕作制度，把多年的轮耕地改成了年耕地，有的还把一年种一季作物的地改种两季。该省新平县他拉乡、山苏乡的彝族，原来种田不施肥料，也没有厕所、畜厩，今年已修建厕所、猪圈和粪坑，开始积肥。西康省国营新都桥农场、藏族自治区干宁农场，都积极帮助藏民改进耕作技术，调换优良品种。新都桥农场根据当地藏民的要求，试种了茶、棉、麻、油菜等二十七种作物，并栽培了从苏联及东北运来的桃、柿、苹果等四十多种果木苗。藏民说：“你们试验成功，我们就照样种。”在各族人民杂居区内，汉族农民并帮助兄弟民族农民进行春耕。贵州省贵筑县桐木洼等地苗族、彝族春耕时缺水灌田，附近头堡等地的二百多个汉族农民，就帮助他们修好了四个能灌田三千亩的大水塘；同时，还用实地示范方法，帮助苗、彝族农民学习“稀撒秧”、盐水浸种和堆肥等先进耕作技术。
目前春耕播种工作已基本结束。连最寒冷的康藏高原地区，新的作物也已露土茁长了，藏族自治区东部和南部各县及雅江、干宁、康定木雅区等地的麦类作物，已长有四、五寸高，农民正开始锄头遍草。 （本报重庆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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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西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
大力帮助各族农民解决春耕困难
中共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时解决僮、瑶、侗各族农民春耕生产的困难，发放大批农贷和救济粮款，大大提高了各族农民的生产情绪。今年春雨来得较早，目前全区已普遍插秧，个别地区秧苗已高到一尺多。
春耕开始时，中共桂西区党委第二书记、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等负责同志分头下乡检查工作，了解少数民族农民春耕生产中的困难和要求；中共桂西区党委并抽调二十多名干部组成生产工作队，到僮族自治区邕宁县第二区领导春耕。这就扭转了部分县、区领导同志不重视春耕生产的偏向。
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大力支持各族人民进行春耕生产，今年春天发放的救济粮款共一百六十九亿元，上半年生产贷款四百三十六亿多元，短期周转农贷三百三十四亿多元。据僮族自治区直属宾阳、横县、邕宁等十四个县初步统计，这些县用发放的贷款一百二十五亿多元购得耕牛九千多头，小农具七万多件，种子一百一十万多斤，肥料十八万多担，可解决七十多万亩田地生产的需要。
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推动银行、贸易公司、合作社帮助农民推销土产、特产，大量供应农民生活生产资料。上林县贸易公司老早就准备了大量剪口铁，合作社组织小型农具加工厂，各区社并就地组织私营铁炉，按照各该地农民习惯使用的式样、重量、铁质、价格与农民订立合同。仅三区就供应了合乎规格的大小农具一千四百多件，并供应农民大量肥料和收购了茶油、桐油、牛皮等。百色专区及时地召开物资交流会，组织国营贸易机构和私商收购各族农民的土特产。
经过发放农贷、救济粮款，供给各种生产资料及收购土特产等的工作，提高了各族农民政治觉悟和增产信心。如上林县七区江芦乡各族农民用贷款买得耕牛、肥料、谷种后，全部水旱田比去年提早一个月犁完，还增种了芋头等备荒作物。
桂西僮族自治区山地很多，野兽出没，为害农作物和家畜，虎患特别严重。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和生命安全，在农闲时，组织农民打猎，使兽灾一天天地减少。
（本报广西记者站 廖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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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
播种三万多亩苏联优种棉花
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今年普遍播种了苏联的优良棉种，现在棉苗已露出地面。
吐鲁番盆地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是新疆著名的产棉区。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在这里开始推广苏联优良的“湿乃得尔”棉种，经过两年来的试种结果，吐鲁番盆地的气候、土壤很适合这一棉种的生长。去年农民用苏联棉籽播种的棉花，每亩籽棉产量一般都在三百斤以上，比当地土棉的产量高出一倍到三倍。今年吐鲁番盆地共播种棉田三万八千多亩，其中有三万一千多亩都播种了“湿乃得尔”棉籽。现在，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正在棉田里给每行棉苗筑土坎，保护棉苗度过五月间的风沙吹袭，以保证棉花的丰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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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松江省委检查直属机关支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
松江省直属机关各单位在去年冬天曾订出了支援基本建设的计划。中共松江省委为进一步加强与督促各单位认真执行计划，最近组织了一次支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检查结果证明：一般的单位在执行计划中是比较认真的，“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已在干部中普遍树立起来，表现在日常工作上已注意到为基本建设服务，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表现在：
一、在基本建设材料的供应上。工业厅把基本建设材料的生产做为领导重点，特别提出要坚决搞好红砖的生产（地方材料中最严重的是红砖问题）。在厅里生产科中成立了基本建设材料组，并配备了较强的干部。他们为了帮助解决红砖生产的技术问题，从厅内技术室抽调三名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化学各一名），帮助解决电气、机械故障和化验土质及研究红砖的吃水率、耐压率问题。对石灰、石头、胶合板等的生产，也都派了专门人员经常了解掌握。在商业厅领导和指导下的各专业公司，也都注意基本建设材料的供应工作，小五金已按计划进货，某些目前感到货源不足的，也都派人到各系统上级公司请示解决。
二、在生活日用品的供应上。商业厅指定了经理、科长专搞为基本建设服务的工作，今后将定期深入各公司检查。现在哈尔滨、佳木斯、密山、阿城等地，有工地的地方已普遍组织了流通商品推销组，有的并成立了推销部和摊床。哈尔滨百货公司已成立了四处工地服务部。佳木斯市做了基本建设生活必需品的调查工作。各公司一般都是经理亲自掌握为工地调拨物资的工作。土产公司、合作社通过分区供应基本建设工地的副食品，在哈尔滨市分九个地方与工地直接联系。基本上满足了各工地的需要。
三、在公路运输上。公路局从报纸批评该局不重视基本建设工作后，即重新学习了文件，联系检查了为基本建设服务的思想。现在该局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到省运输公司指导基本建设运输问题。他们为了基本建设运输的需要，增加补修了哈尔滨、佳木斯两市及宁安县通往工地和运输基本建设材料的道路、桥梁。省运输公司在四月一日召开了公路运输会议，明确布置目前以大力支援基本建设为中心工作。省运输公司由经理领导三个科长专门深入哈尔滨市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四、为了满足基本建设需要，省委组织部和省府人事厅从各单位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抽调干部中各单位也确有困难，如民政厅有的科现在只有一个科长，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为基本建设输送了八个科长。邮电管理局已训练了一批为基本建设、工矿、林区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现在服务得都很好，他们拟继续开办这样的训练班。省联社看到基本建设（还有工矿、林区）的合作社领导干部弱，主动从本系统抽调了一批强有力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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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天津铁路局很多单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
前天津铁路局领导干部不重视财务管理，该局财务制度不严、纪律松弛，在一九五二年内连续发生以营业款、维修款、上缴款非法购置固定资产，专款不专用，财务收支不清等严重错误，因此，该铁路局未能完成全年的财务计划。
一九五二年内前天津铁路局所属天津分局工程队、古冶车辆段、沧县工务段、南口机务段、太原医院、石家庄材料厂、张家口分局工程队、北京蓄电池厂等三十多个单位，先后动用营业费、维修费、应上缴款项等三亿一千余万元，非法购置固定资产，或作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费用。天津分局工程队在一九五二年初备置工具计划不周，在施工中用工程款九千三百三十六万六千元添买了起道机、起重机、拉练滑车、帐篷、自行车、打字机等。北京蓄电池厂扣住应上缴款项五千八百六十八万七千二百元，买了一台和粉机、十个抽风扇。
该局由于财务监督不严，专款不专用，打乱财务计划的错误一再发生。张家口铁路工厂原计划房屋大修理的工程为十九件，后来改为十七件，减少了两件工程，反而超出全部预算近三千万元。该厂的机械大修理原计划是十八台，用款一亿四千余万元；计划批准后，该厂机械大修只作了十四台，还超出预算一千七百余万元。
某些单位只顾完成生产任务，忽视财务收入，财务制度普遍存在混乱现象。在去年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中，前天津铁路局车、商部门偏重于完成运输任务，忽视业务规章，漏收大批囤存费、调车费。有的货主在货物到达办完提取手续后仍拖延不取。有的甚至利用货场作为货物收转处，以节省自己的搬运费。据天津西站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材料初步统计，该局共漏收囤存费一百六十三亿五千多万元。有的新建专用线使用后，长期漏收调车费。如石德线藁城站、通县支线通县站的专用线早在去年第三季即已使用，但北京、石家庄两分局并未通知车站收费日期及计算里程，以致漏收调车费达十七亿六千多万元。这些漏收的款项由于跨过年度，某些货主已无法追加预算，不能补偿，造成了铁路方面的损失。
有些材料部门的财务工作也很混乱。天津、丰台、张家口、太原等材料厂普遍发生料帐不符现象。但他们都假造了“料帐相符”的报告来欺骗上级。许多厂在收发材料时不用正规手续，随意借用，因而错误百出。丰台材料厂凭借条借给北京分局工程队六十吨白灰，三万块红砖，因借条遗失，借料单位不承认，拖了很长时间才算清。大同材料库料帐不符，库存定量内材料实存比盘点多八亿元，定量外实存材料比盘存短少十六亿元。
由于上述原因，严重地影响了前天津铁路局一九五二年度财务计划的完成。按前天津铁路局定额资产部核定资金为二二○亿元，但一九五二年决算占用资金即达七一六七亿元，其中只材料一项即积压资金三四四九亿元。资金周转原计划八·一八次
（四十四天），实际只完成六·七四次（五十三天），因而浪费资金五一九亿元。运营收入欠收三○六一亿元，上缴利润欠三百亿元。
前天津铁路局所属很多单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的事实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并希望现在管理上述这些单位的天津、太原、北京铁路管理局负责分别处理以上问题。 （来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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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观主义的产物——假“千斤乡”
——湖南醴陵县攸坞乡一九五二年增产情况的调查
冯之丹
三月十六日，我和新湖南报的二位记者同志一起去访问湖南醴陵县第八区的攸坞乡。访问之前，我们都为这个乡的大面积增产的成绩感到无限兴奋。县里和区里的负责同志都给我们介绍：一九五二年，这个乡平均每亩水稻田的稻子产量达到一千零一斤。
我们走进这个乡，向乡政府秘书文秋清、副主席谭云秋等说明来意。她们也再三告诉我们说：“这是千斤乡。”当天夜晚，我们便和模范互助组长、劳动模范们会了面。这个小型座谈会却使我们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那个据说每亩产量达到一千多斤的老农民汪其寿坐在屋角里，不吭气。生产能手姚甲月用戏谑的语气向模范互助组长汪志伦问道：“你看，我的产量是不是一千多斤呢？”汪志伦笑了一下，不作声。暗淡的灯火照见他的背后有两个农民也在嘻笑。汪志伦谈到他的互助组的产量：“我们互助组的平均产量是每亩一千零一十二斤。是啊，确实的。不过，不过验收时是下雨天，干部打着伞，披着蓑衣秤的。”
第二天，我们又找这个乡的两个模范互助组长汪志伦和汪纪伦谈了很久。汪纪伦是候补党员，一个朴实、坦直的青年农民。汪志伦看来是一个能干而诚实的中年农民。他们已开始觉察到我们对产量问题有些怀疑了。汪志伦说：“你们不是到这里转一下身，问一下材料就走的吧？你们要是喜欢真情实事，我就告诉你们‘千斤白’。”汪纪伦说：“人民日报登了林求姆的产量是假的，我们这里不止一个林求姆哩！”
“千斤白”
乡里流传着一个“千斤白”的故事。这里解放前有个地主叫汤明令，他有一张“宽嘴巴”，喜欢夸耀自己，经常扯白（吹牛）。他说：“我家的芥菜，一蔸就重十斤，一担百蔸重千斤。”农民们从此就送他一个外号叫“千斤白”。现在，农民们就拿“千斤白”来讽喻“千斤乡”。
“千斤乡”的“千斤白”是从去年春耕以前就“扯”起的。那时节，醴陵县盲目地号召普遍搞“千斤户”“千斤乡”，盲目地为“全县有三万多农民订立了千斤增产计划”而高兴。醴陵县人民政府去年第一次分配第八区的增产任务是全区每亩平均达到七百斤，后来加到七百五十斤，最后又加到八百斤。第八区区公所和第八区的中共党委都闭着眼睛接受了。他们并不熟悉当地的人力和地力情况及小农经济的特点，从来没有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是凭着“号召”“动员”、大轰大擂的一套办法“领导”生产。攸坞乡是第八区的重点乡，中共区委书记武全友和区长聂仁贵经常到这里来。去年春天，武全友到这个乡时，向农民发出了“号召”：“我们要反对保守思想，凡是订出每亩田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稻谷的，发给六万元补助费。”领导这个乡的生产工作的区、乡干部，不顾当地的人力和地力条件，普遍号召农民“打破保守思想”，订“千斤增产计划”。于是汪纪伦、汪志伦两个互助组带头订立了
“平均产量一千斤、最高产量一千五百斤”的计划。这样，全乡都轰动起来，谁不订“千斤计划”，谁就有“保守思想”。七十八岁的老农民黎煊希被干部们批评为“保守典型”，因为他不订“千斤计划”。这个佬佬背转身就不服气：“好吧，你们说我老古板，要换换我的老章程，就看看你们扯白的新章程！”
秋收的季节到来了。区委委员丁炳炎站在稻田边，指指这里，又指指那里，得意地说：“嗯，一千斤不得少了。”区公所给县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说：“全区经过评比参观，决定了神福港、攸坞两乡为千斤丰产乡。……神福港乡验收结果，已完成千斤乡的任务（攸坞乡还未验收完）。”区委会和区公所在“验收”前就已认定了两个“千斤乡”，并布置了“千斤乡”的验收办法。区长聂仁贵从神福港验收了“千斤乡”回来，到攸坞乡打了一个转身，向验收的同志们说：“攸坞也要成个千斤乡哩！”
县农林局派来的干部杨厚斌在攸坞乡“验收”。杨厚斌和乡干部谭云秋等选了一些“丰产田”验收。天正下雨，秤了湿谷子；而且是在每一个等级的田亩中选了最高产量的田做“代表田”，来推算全乡的产量。那天夜晚，杨厚斌把会打算盘的农民黎之良等找到乡政府，算到深夜，全乡“一千斤”平均产量在算盘珠上还是打不出来。杨厚斌向黎之良说：“加上去，加上去！”最后不知怎的就出现了“一千零一斤”的数字。
不光荣的“奖旗”
“千斤白”做出来了。汪其寿的心里始终很难受。汪其寿是个“一尺就是十寸”的老实农民，干部验收了他的丰产示范田，说他是“千斤户”，后来又评他是区劳动模范。汪其寿的平均产量实在只有七百多斤，他心里有话开不得口，当了劳动模范，内心有愧。他生来都没扯过“白”，这回“扯白”了。每次开会有人请他介绍增产经验，他总是坐在屋角里，不作声，“不愿意当着众人扯大白”。他那个互助组也造了假，小学教员给他们造了一个
“底子”，放在组长汪志伦那里。互助组内天天读报，但是大家都怀疑起报纸上登载的别的地区的丰产消息了。
去年冬天，县里送来了一面奖励“千斤乡”的红旗子。群众冷冷淡淡地“迎接”了它。第八区的中共区委委员丁炳炎在乡政府门口的坪上发出了他所习惯的“号召”：“同志们，我们夺取了红旗子，我们要光荣再加光荣，胜利再加胜利！”群众低声地交谈着：“千斤白，千斤白。”“扯白，不光荣。”
汪志伦自从互助组造了假，也感到不好过。他这样想：“干部要假的，农民造假的，政府就信假的，这不成了假社会，假世界！”他总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他想：“也许是政府今年要假的，来鼓励鼓励生产热潮；明年就不会再要假的了吧。”“唉，如今革命还不彻底，人还有假思想呵！”
脑筋有些“古板”的老农民黎煊希，自从出了“千斤白”以后，就更不相信“千斤增产”是能够达到的了。他的“老章程”似乎有了根据。他说： “千斤乡只能是千斤白，全乡一千斤，永远也达不到！”
“千斤白”助长了他的保守思想。
汪纪伦原是第八区的爱国增产旗帜，模范互助组长。“扯白”以后，他眼看着自己和互助组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党支部的威信也受了损失。群众说：“劳动模范喽，想扯白得红旗子喽！”有的农民风言风语地说：“人民政府别的事情实实在在，就是产量的事喜欢扯白的。”“那个嘴巴宽，胆子大，就吃得开啊！”汪纪伦越来越感到扯白不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他终于向记者勇敢地、坦率地揭穿了“千斤白”，说出他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全互助组产量也差不多，全组五十多亩水稻田中，的确有“千斤丘”，但是面积很小；平均起来只有七百多斤。
可怕的主观主义
整个区委和区公所被主观主义的氛围所笼罩着。丁炳炎在攸坞乡负责“培养重点”，但他对于群众流传着的“千斤白”的说法好像连听都没有听到过。我们第一次访问攸坞乡后，向区委书记武全友反映了假产量的情况。在记者们走了之后，他就带着“不平”的情绪去进行“调查”。他找到汪纪伦问道：“你的产量究竟多少啊？”汪纪伦直率地说：“我的产量只有七百多斤，过去我扯白，对党不老实，甘愿受党的处分；但是干部也有责任的！”区委书记完全不考虑、更不相信汪纪伦的诚恳的检讨。他找了几个干部个别谈话之后，召开老农民，模范互助组长的座谈会。汪志伦、黎之恩他们都说自己的产量只有七百多斤，没有一千斤。看风使舵的汤顺生说：“拿我的产量来说，全乡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多！”他说他的平均产量是九百多斤，但是他报了个收获量，又报了田亩数，算下来，却只有八百斤；当场便“缩了口”。座谈会散了，区委书记留下几个党员谈话，他说： “据我们调查，这个乡的平均产量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多斤。”区委书记就这样“调查”完了。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领导生产的办法照旧在实行着。乡里召开了政府委员会，由聂区长主持，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三年的攸坞乡（已和南塘乡合并）生产计划。计划规定全乡平均产量是一千斤，理由是，老攸坞乡去年平均产量“一千斤”；新并入的南塘乡去年验收产量是 “八百多斤”，新攸坞乡去年平均产量应该是 “九百多斤”，因此今年要达到一千斤。并且每亩田规定要施混合肥料九十担。在乡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时，委员汪菊伦（农民）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第一，新攸坞乡平均产量一千斤的计划不实在，因为去年老攸坞乡的产量是假的；第二，每亩田平均最多施肥五、六十担，九十担是放空炮。”结果计划没有通过。区委书记听了这个情况，赶到汪菊伦家里，严声厉色地对他说：“乡支部决议的，区里批准的生产计划，你汪菊伦竟敢提意见，通不过！”
丁炳炎又在“号召”农民订立“千斤增产计划”了。他站得高高地发出了他所习惯的“号召”：“大家来热烈挑战竞赛，造成热潮，订出奋斗目标来！”于是“千斤增产计划”由党员们带头订出来了。在乡政府里面的墙上贴得满满的，几乎每个计划都是以“响应政府号召”开始，以“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收尾。汪纪伦互助组的计划上写着今年“平均产量一千斤”， “每亩比去年增产七十五斤”。其实，全组去年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
撕破“千斤白”
中共湖南省委得到了记者们反映的情况以后，为了摸清湖南省去年增产的“底子”，使省委“心中有数”，派出了调查组，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三处处长周继舜同志（前中共醴陵县委书记）领导，结合检查生产，去醴陵攸坞乡进行调查。记者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工作。调查组在四月十一日到了醴陵第八区。区委书记武全友就首先报告他的“调查”结果。按照他的分析是：“群众有保守思想，企图降低常年产量，因此故意要把产量报低。根据自然条件和去年丰产运动情况，如果验收准确，这个乡的产量一千斤是会有的；但是验收有毛病，因此，不能肯定这个乡的产量。这个乡有个汪菊伦；群众故意把产量报得低，是他在积极鼓动。”于是，他把汪菊伦这个敢提意见的农民形容为“三头六臂的人物”，说汪菊伦如何在乡政府委员会上捣乱，使全乡的“千斤增产计划”不能通过。区长聂仁贵介绍了几个“高额产量”的数字。他们对汪纪伦、汪志伦、黎之恩所反映的产量情况，一个字都不提。
四月十二日，调查组的同志们下乡了。我们每天分头工作，集中汇报。区委书记武全友是那样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去思考摆在他面前的实际情况。当调查组的同志汇报了较低产量的例子时，他说：
“这是差田！”当有人谈到汪纪伦的七百多斤产量时，他说：“这是胡说八道！”第三天，他和周继舜同志一起去访问他所认为最能吻合他的愿望的
“千斤户”姚甲月。他叫支部组织委员左耕云去找姚甲月，对姚说：“你是全乡的最高丰产户，现在武区委找你去谈产量，你要斟酌斟酌噢！”姚甲月来了，他报了他的每丘田的产量，“九百多斤，一千多斤……”，武全友兴奋地记下了这些数字。他对周继舜同志说：“我看全乡平均产量，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斤。”第四天清晨，武全友在调查组的会议上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第五天的早晨，别的同志就用从各方面证实的材料，推翻了他的
“调查”。原来被区委认为是全乡“最高丰产户”的姚甲月去年平均产量还不到九百斤；“一千多斤”又是扯白的。
农民们热情地欢迎和支持我们的调查。他们说：“人民政府真是实实在在，一点也不假的。”老农民汪其寿把记者邀到他的房子里，把他几年来的经济收支账本都拿出来（他记账精细是远近闻名的）。他戴上老光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帮我们算细账。（算的结果，他的十四亩七分七厘水稻田，去年每亩平均产量是七百三十九斤十五两。）农民们很愿意听“千斤白”不利于国家制订建设计划的道理。他们说：“是啊，大家扯白，毛主席怎能订大计划！”
调查组综合、研究了材料，作出结论的时机成熟了。组员们共调查了九天，访问了五十五户农民
（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其中有中农十六户，雇农、贫农三十七户，其它阶层二户；党团员十人；乡、村干部十三人；劳动模范九人；单干农民十五人，互助组组员三十二人，互助组长八人），听取了他们对生产和产量问题的意见。周继舜同志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了这次调查。他向调查组员们（大都是本县干部）说： “对于产量问题，我去年领导这个县的工作，我也有责任，现在我们必须严肃地去对待党的任务。”最后一天，调查组研究了有关产量问题的情况，分析了这个乡的自然条件，并反复核对和肯定了全乡具有代表性的十五户农民在一九五二年的平均产量。根据这样的调查研究，周继舜同志作了初步结论：攸坞乡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是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可是并没有一个“千斤户”，三个模范互助组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
四月十九日晚上，召开了全乡的党员大会。周继舜同志向支部及区委报告了调查总结，宣布 “‘千斤白’真相大白了”。
区委书记武全友听到“七百多斤”的结论，大吃一惊。在事实面前，主观主义者开始清醒了。但是他还弄不明白：“很奇怪，为什么群众不向我们（区委委员们）说真话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他自己到群众中去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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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美好的明天
——访问四二九队铁山地质工作组
本报记者 汪琦
访问铁山是十分愉快的事。这不但因为铁山是一个群山环抱、风景优美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铁山到处充满着劳动的喜悦。在祖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春天，这些壮丽的景象，使每一个来到铁山的人都会振奋起来，如同看见了幸福的明天一样。
四月，四二九队铁山地质工作组已完成了他们第一个地质勘探报告。这个资源报告所精确计算出来的铁矿埋藏量，将作为祖国建设新的钢铁中心的重要的依据。这个庄严的神圣的事业，鼓舞着铁山地质工作组的年青、快乐的人们。
铁山地质工作组一共有九个人，要在四月份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之中有三个人是从来没有进过地质学校的练习生。他们去年年底刚来铁山的时候，就像站在汪洋大海边上的孩子。从老铁山到尖山，中间有几座大山。山就是山，什么也看不出来。老同志却说：“要把每座山的铁埋藏量计算出来。”“这怎么可能呢！”三个练习生就是带着这样渺茫的心情走上了这个新的岗位上来的。另外三个实习员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他们学习过，也实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被他们所亲爱地称呼为老一辈的三个技术员，解放前不久才从课堂走出来。旧社会的阴暗，使他们没有得到一点温暖。要学本领，就要背着石头，跟在师傅后面茫无目的地走。一年，两年，都摸不着地质图。师傅默默无言，徒弟也不敢轻意询问。他们各有各的心思，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把他们隔开了。解放后的一切情况都变了，国家爱护着他们，人民期待着他们，发掘地下秘密的光荣任务落在他们的肩上。他们虽然有着奔放的工作热情，但是，对新的地质工作也很生疏。他们不怕担子重，把这当作最大的光荣；他们不怕困难，把它看成考验。他们不是根据人规定任务，而是根据需要来分配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都担负着两种以上的工作。他们晴天爬山，下雨进洞。晚上，他们汗水湿透的衣服和潮湿的鞋还没有脱下来，就又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了。
生长在美丽的清华园的董新菊，为着祖国的需要，三年读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去年九月，她走上了这个光荣的岗位。她出生二十二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她和思家病、胃病斗争着。她出来的时候说三个月后回家，现在已经半年了，妈妈来信探询着她的归期。她告诉妈妈：“你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上看我的消息吧，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回家。”她的爱人在另外一个地质勘探队里工作，他们彼此深深地怀念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到一起去工作。她想：“这是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矛盾的时候，我应有所选择。这是一个考验！”她两次答复组织，她不愿意走。她说：“我就好比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我走了，机器就会不灵的，我还是留下吧。”实习员王光天在一个一千多公尺长的坑道里做观测点。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们的资源，养肥他们自己，匆匆忙忙地抢走了我们的铁，把一个非常不规则而又残破的坑道留给我们。铁山地质工作组的人形容这个坑道说：“一脚高一脚低，又滑又危险！”她虽然患着关节炎，还是整天蹲在那上面不断滴水的坑道里工作。许多年没有人进过的坑洞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闷人的气味。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总是和她的近视眼闹蹩扭，在坑道里工作了一天，出来时，她的脸色都变黄了。如果有人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拒绝，接着照常去工作。配合钻机、测水位、劈取岩心等工作，技术员和实习员都没有参加，由练习生独立去做。他们人少，工作多，路途相隔很远。他们想出了节省一分钟、一秒钟的窍门。练习生在测水位和配合钻机的时候，把一天所要走的路线先计划好，尽量缩短走路时间，不走弯路，增加工作时间。量水位时先把水位基号的号码排列好，把铅笔放在要记录的那页纸上，在测记时，把皮尺和记录本放在一起，不会因找这找那而耽误时间。他们一边测，一边记，顺着规定的路线走。他们的心血换得了更高的工作效率，一天做了五十二个点子。当我访问他们的时候，练习生李伯阳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我们不单纯学习，我们已经直接参加工作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成每季、每月、每天的工作计划。”
九个人就像一个人在工作。他们做每一件工作，都要经过学习和讨论。有时，他们请别的部门的同志给他们讲测量、物理探矿、钻探。为了更懂得自己的工作，他们经常学习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部门的工作。有时，九个人围着一个堆满了图和书本的长方桌子，肩碰着肩、头挨着头地研究和思考。技术员沈其韩把要讨论的题目宣布以后，热闹场面马上就出现了。有的发表意见，有的提问题，有的说出自己和其他同志尖锐对立的意见。参加这种争论，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平时最沉默的黄钟的声音也决不小于别人。有一次，我参加他们关于怎样学习苏联计算矿量的先进方法的讨论会。边效曾和黄钟之间发生了争论，大家也都参加了讨论。最后，在精确计算矿量的统一的思想下，意见一致了。记录的同志把这个结论记在本子上，工作就是依据着这个结论来进行的。同样的争论，也会发生在另外的场合。三个实习员和三个练习生都是独立工作的。在一定的时期内，技术员要检查实习员的工作。边效曾很相信一个道理：“做地质工作靠两条腿跑，那里没有跑到，就会出毛病。”他做棺材板山地质图时，因为有一个地方没有走到，把整个地质构造搞错了。他带着实习员上山的时候，总喜欢谈许多话。他说：“过去做地质工作，站在山头一看，大笔一勾，就算完了。现在，我们要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一丝一毫也差不得。”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检查实习员的工作的。“老王！这个观测点位置错了。”对方稍一强调客观原因，他马上就严格地说：“测量的不对，我们自己可以用皮尺量呀！”他是从来不吝惜让该返工的工作返工的。全组年纪最小的董新菊常常得到大哥和大姐的帮助。她刚来时，跟老同志出去填地质图，老同志总是一边走一边指给她看地质变化现象。老同志画了图，又叫她看。她开始工作的时候分不清断层，以后就慢慢地学会了。现在她也和老同志一样教练习生怎样工作。老同志看到他们被祖国当作无价之宝送到工作中来，又看到他们飞跃进步的情况，常常羡慕地说：“你们真幸福！”董新菊总是这样回答：“以后的人比我们更幸福！”
他们热爱工作。他们了解铁山，就像了解一个最好的朋友一样。他们爱铁山，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在室内工作了一个时候，就想到山上去看看铁山怎么样了。从野外回来的人，兴奋地把一天的工作告诉别的同志。别的同志带着极大的愉快听着，问到他们所熟悉的和关怀的一切：一条山脉，一个断层，一块石头。快乐的董新菊一听到人提到尖林山，马上就跳起来说：“我的尖林山怎样了？”
“那个地方我去过，多好的铁矿呵！”
他们爱铁山，铁山也爱他们，不断地把新的知识和宝藏显露给他们。铁山的埋藏量被正确地计算出来了，尖林山又见了新矿。每一个小的胜利，都使他们更热爱工作；每一步的前进，都成为他们欢乐的原因。傍晚，铁山是十分美丽动人的，一切都笼罩在薄薄的迷雾中。春风吹过，带来田野中一阵阵的油菜花香。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在球场上、在俱乐部里、在田野中，纵声地欢笑着。铁山地质工作组的同志，最近以来，往往是从办公室出来的最迟，从山上回来的最晚，但是，他们很快就和这温暖的夜晚融和在一起了。看电影、跳舞、散步，在他们做完了工作之后，那怕只有几分钟，他们也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的。与其说他们在画一张图，写一段报告，爬一座山，不如说他们是在一天天地接近着最崇高的理想，每一刻的工作都带来那样多的愉快和幸福。从前地质工作者的理想永远是理想，一条虚线多少年以后还是一条虚线。一座埋藏了无穷宝藏的大山，仅仅因为一层薄薄的肉眼看不透的黄土掩盖着，就会使你看不见岩层变化的真面目。旧社会里许多地质工作者也有过热情和理想，可是，他们的理想在纸上湮没了。一个老地质工作者，他奋斗了半生，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曾在一本地质书上写着：地质学是一种不科学的科学。在新社会里诞生的董新菊在大学念书时，读到这一句话，她无论如何弄不懂。她想：
“既然是科学，为什么又不科学呢？”在她到铁山来工作以后，她慢慢地懂得了。不是地质学不科学，而是过去没有任何条件能够证实地质学上的推断，知道了也等于不知道，这正是旧社会地质工作者的悲哀。现在呢？有各种科学的先进办法和大规模的新式的工具，每一个勤劳得来的正确推论，立刻就会得到证实。有时，虽然推想错了，事实又会反过来教育他们。他们就是这样不断被考验着，不断被新的胜利所鼓舞。他们是祖国宠爱的儿女，全国人民为着他们每一个新的收获欢呼着。他们就像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的嫩芽，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了。他们热爱祖国，他们的勘探宝藏的斗争火花，照亮了祖国灿烂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