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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0-21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一年来各地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情况

第3版()
专栏:

一年来各地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情况
本月十二、十三两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察哈尔日报”、“平原日报”和“湖北日报”等,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各该地干部一年来热烈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情况,并写有社论或专文总结学习经验,指导今后的学习。
据天津日报报道,“三反”“五反”以后,全市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医院的干部,已有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目前高级干部和学习辅导员已学完“实践论”和“矛盾论”,一般干部也已学完“实践论”,正在学习“矛盾论”。该报所载“天津市在职干部‘实践论’学习小结”一文报道,该市干部通过对“实践论”的学习,大多数干部提高了思想觉悟,初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改进了实际工作,打消了过去认为“学习理论和业务无关”的思想,并为今后的理论学习奠定了基础。天津市的经验是:在一般理论水平还不高的同志学习“实践论”时,必须采取多讲课的方式。要做好讲课工作,必须组织教员队伍。另外,学习的领导机构必须和各系统的领导干部及基层单位取得密切联系,具体了解学习中的思想情况和问题,批评学习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及时提出推动学习的适当办法,及时解答疑难问题。
从六月初开始,河北全省也已展开大规模的党史学习运动。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党史学习,广大干部的思想都有所提高。部分干部更由于思想理论水平提高,改进了自己的工作。随着党史学习的开展,各地还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的教学组织,积累了教学辅导工作的经验;少数地区并组织了正规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以上成绩的获得,主要是由于各级党委都把干部理论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广大干部在“三反”运动后提高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他如教育网的建立,理论教育队伍的组成,统一领导下的教学辅导工作的建立等,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在党史学习运动中,某些地区或某些单位,还存在着以下缺点:一、对于通过党史学习以便进一步学习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这个方针,还缺乏明确认识,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二、在学习中对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原则还缺乏正确的了解,更谈不到正确地贯彻。为此,“河北日报”十三日发表社论,号召全体参加党史学习的同志,必须克服上述缺点,以保证党史学习运动得到更大的收获。
察哈尔省对于“毛泽东选集”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学习,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的。全省各级机关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一学习,并成为本机关学习辅导组中的骨干。目前,这一学习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某些领导干部开始注意加强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和克服对问题草率下结论的偏向。一般干部也扭转了过去不愿下乡、下厂、下矿的思想,愿到实际中工作中去锻炼。在工作中也开始克服事务主义和盲目性,注意了抓紧关键问题、解决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很多部门、干部更结合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和思想。
平原全省干部现已有一万七千四百多人参加党史学习,并已收到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后,不少干部感到“思路宽了”,“对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有了警惕和克服”,初步懂得了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重要性,懂得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
湖北省自本年七月份在全省干部中展开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学习以来,已掀起了学习高潮。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参加学习的干部人数已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认真地读几本书”已成为干部普遍的呼声。为了搞好全体干部系统学习理论的工作,本月十二日“湖北日报”特发表短评,号召全省“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的更多、更好!”
又据解放日报报道,华东区的干部最近也已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在华东一级机关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提出高级干部要首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总结三年来的工作经验,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会现已规定各单位在今年内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和上海市级各机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决于本月中旬和十一月初全面展开。华东其他各省市,也都在积极布置“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

河北省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已逐步展开

第3版()
专栏:

河北省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已逐步展开
河北省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的。五月间,河北省委为了有计划地加强高级干部学习,采取了首先组织省级机关高级干部学习,然后逐步推动各地高级干部学习的方法。五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了组织省级机关高级干部学习的通知,在省委书记林铁亲自领导下,经省委提名,首先组织了五十七名(到九月中旬已增为七十三名)高级干部进行学习。学习的组织是按党和群众团体、政府、军区系统分为三个大组,由林铁、马国瑞、杨秀峰、薛迅、王奇才、于权伸等分任各大组正副组长。在大组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组,作为经常活动单位。他们学习“矛盾论”是从七月份开始的(政府系统因作政策检查,开始较晚)。学习方法基本是自学,并结合互助小组漫谈,每周开一次座谈会。党和群众团体系统的高级干部在“矛盾论”学习中,已座谈过十次。为加强思想指导,他们并组织了四个人的理论指导组,负责研究学习中提出的理论问题。
随着省级机关学习的开始,各地地委、市委委员的党史学习在六月份也开始了。在六月下旬及八月上旬,省委曾要各地委、市委委员报告个人学习计划及学习情况。到九月中旬,省委已收到地委、市委委员的学习计划三十六份(集体的三份),学习报告十五份。地委、市委委员的学习有两种情况:一部分(少数)理论水平较高的编成高级组,自订学习计划。有的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的学“矛盾论”、
“实践论”。另一部分(多数)和一般干部一同学习党史。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委、市委委员单另编组,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计划自订计划,学在一般干部的前面,必要时参加和指导一般干部的学习讨论会。这种方法对一般干部的学习帮助较大,但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和一般干部学习结合不够的现象;另一种是和一般干部一块学习,不另编组。这种方法对鼓励一般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和及时了解和解决
一般干部的学习问题有很大的作用,但就提高高级干部本身学习来说,不如前一种。根据省委的研究,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坚持高级干部单独编组,但又要积极参加和指导一般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多向一般干部作启发报告、解答问题。
河北省高级干部在将近四个月的理论学习过程中,一般已克服了无计划无制度的自流状态,开始建立起比较正常的学习组织和制度,因而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主要表现在:一、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经过学习,更加认识了学习理论的重要,体会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少同志提高了学习理论的兴趣,开始养成了学习习惯,基本上坚持了学习制度。在学习方法上也摸索到一些经验。二、大部分地委、市委委员和少数省级干部,都能和机关干部的党史学习密切结合,这不但使自己的学习内容更加充实,而且因为有的同志给一般干部讲课、解答问题,参加一般干部的学习讨论会,从而加强了对一般干部的学习的思想领导,推动了一般干部的学习。保定市委在学习“矛盾论”时兼学党史,分工讲课,对市委本身学习和一般干部学习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政策观点和工作方法已有提高。省级干部经过学习,结合检查自己对当前的工作和政策的观点,大家普遍感到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体会到过去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发生某些偏向,主要是思想方法有毛病,因而未能具体地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学习“矛盾论”中,感到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提高工作的重要环节。目前他们正在研究自己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各地委、市委委员学习党史后,很多同志对毛主席各时期的正确路线领会得更加深刻具体了。但是,在当前学习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思想指导不强。如省委对各地委、市委的学习,思想指导不够具体,各级领导对水平较低的同志缺乏具体帮助,以致影响了学习效果。二、学习组织和制度是建立起来了,但还不够巩固。部分同志工作和学习的矛盾尚未解决,学习时间仍有被侵占的现象。所以加强工作计划性,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学习自觉性还是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三、省级大部分同志的学习和一般机关干部的学习脱节,对丰富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加强对一般干部学习的领导都有影响。四、发展不平衡。无论在执行制度和学习收获方面都有这种现象。因此,加强对学习落后部门和个人的领导,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参观中国印本书籍展览

第3版()
专栏:

参观中国印本书籍展览
谢兴尧
我国是发明纸张及印刷术最早的国家。这两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有极大的贡献的。为了使一般人系统地看到我国印本书籍发展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在第三届国庆节,举办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这个展览分两个陈列室,共展出中国古代和现代印本书一千多种。这些印本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印刷术上的许多伟大创造,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印刷术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发展历史。
在没有发明纸张及印刷术之前,我国最早的文字有的是刻在龟版和牛骨上,即“甲骨文”;有的则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即“钟鼎文”;其后,有刻在石上的,如“石鼓文”;刻在玉版上的,如“诅楚文”。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书籍是写在缣帛上和竹简或木简上的,即古人所说的“垂之竹帛”。这次展览的第一柜是“甲骨”和“简牍”(约公元前一三○○年至一○○年),“甲骨”是用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简牍”即旧来所说的竹简,是用笔写在木片或竹片上而用绳子编起来的。“简牍”除了三五片真的以外,还有一本完整的“兵器簿”,是用七十多根木简摩仿原简编成的。以下是北魏、隋、唐、五代的写本和照片,写本大都是佛经,照片有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的金刚经,及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的历书等,都是著名世界的珍贵文物。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古国之一,文化遗产最丰富。可惜有很多宝贵的古代文物,在反动统治时期,已被帝国主义所掠夺,展览会中所陈列的“摩本”和“照片”,正说明这个问题。如“甲骨”在清光绪中叶以后即在河南安阳出土,腐朽的清朝政府毫不加以重视,大部分经过奸商流入日本。抗战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宁夏西部额济纳河附近,从汉长城遗址发现了大批的“汉简”,共有数千根之多,其中最完整的,即这次展览中所摩仿的“兵器簿”,而这样一大批珍贵原物,都由蒋匪送往美国。敦煌出土的缣和隋、唐写本,绝大部分也早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掠夺盗走。如上述照片中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及唐乾符四年历书等,原本都在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博物院,我们自己所陈列的倒是些“摩本”和
“照片”。
中国古代书籍,因缣贵而简重,在文化的发展上不能不受限制。到了公元前十二年(西汉成帝元延元年)由于纸张发明,写本书籍随之大量发展,在文化的传播与提高上,有很大的贡献。六百年之后,我们的劳动人民又发明了印刷术,由一个人用手辛勤抄录的方法,进步到同时可以印刷几十部几百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件。在七、八世纪的唐朝,刻书已很普遍,到了五代的时候,巨帙长篇的经典,也都雕版印行,使文化学术的传播和保存方法有了飞跃的进步。
展览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宋本书籍,它占了很大的比重(由第四柜到十九柜)。排列的方法:纵的方面以时代为系统,横的方面以刻书地点为中心。从许多宋版书中,可以推断由十世纪到十四世纪,雕版的中心是:中原的汴梁(开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处。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地区,都有其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如汴梁是北宋的都城,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四川从五代时起,就是雕版事业的重心,建阳是造纸工业发达的区域,此外如江西、广东等地,也有刻本书出版。在这些时代,不仅官家刻书,私人也刻书,因为政府和民间刻书的盛行,于是便有书坊、书肆的出现。当时如杭州陈氏、尹氏的书铺,建阳余氏和虞氏的书铺、都是有名的,他们有的还自刻书版印售。这次展出的宋本,珍本很多,最有名的如“开宝藏”(开宝是宋太祖年号。这书是宋初在成都刻的全部大藏经,是宋朝刻书中最大的工程。刻成后送至宋京开封,所以称为“开宝藏”。宋朝曾将此书送给朝鲜、日本、越南诸国),“唐女郎鱼玄机诗”,“金石录”及卷帙繁多的“资治通鉴”等。这些书无论从雕版、印刷、纸质、墨色以及装订等方面,都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艺术天才。刻书地点由四川、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发展到湖北、湖南、广东。
金朝的印本书较粗,而流传甚少。因金人偏居北方,刻书的中心在山西临汾——金时称平阳府。这次展出的有金藏,又称“赵城藏”,是一部佛教大丛书,原存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这部经的雕版,从金皇统九年到大定十三年(一一四九年——一一七三年),经过三十年才刻成。元刻本的风格在宋、金之间,规模较金本为大。附于元刻本陈列的有西夏文大藏经,在公元一三○○年左右,当时西夏已亡,这说明西夏民族的文字仍在旧土流行。从展出的明本书籍中,可以看出两大特色:一是已有了大量的活字版,一是小说戏曲已带插图绘象,所刻人物山水都极精细,为“版画”中最优美的传统。本来在十一世纪中叶,毕升就发明了用泥土活字版印书的方法,这又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发明。可惜他所印的书,今日已不存在了。至十三世纪(元朝初年)山东人王桢又开始用木制活字印书,印有“旌德县志”,也早已失传。明本中的活字本,流传到现在的还很多。附有版画的书,如陈列的“北西厢”、“南柯梦”、“军器图说”、“天工开物”等,都是很精美的艺术品。尤其是“天工开物”画出劳动人民的各种劳动形象,颇富于教育意义。在这些木刻画中还有用彩色套印的,当时叫做“饾版”套印法、可算已达到木刻印本艺术的高峰。与此相反的又发明了“拱花”的方法,不用任何色彩,只是用压印的手续,把素白的花纹凸出地显现纸上,多半是白云、水波或花叶上的脉络,与各种彩色画面相衬托,更显得精采而多变化。这是这个时代独具的作风,在别的时代和别的国家里,还不曾同样地应用过。
清代的木刻印本,无论在质和量那一方面,都较从前提高了一步。但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印刷术跟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而输入中国,他们的活字印刷术,是从中国学去又倒输入到中国来的,但石印和铜版印刷术,则是新的东西。因此,自清中叶以后,中国的印本书籍,起了空前的变革,一面由人工雕版变为石印或铅印,一面由线装改为洋装,由双页改为单页,于是印本书的面貌,起了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一时期的印本,陈列的除书籍外,还有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壬申十一年)的“申报”和“上海新报”,及梁启超编的“时务报”,徐仁铸编的“湘学报”等,都是最早的报纸杂志。
还有一柜陈列着少数兄弟民族的文字,其中最少见的如“彝文经”,“满文三国志演义”及云南丽江么些文的象形字和标音字。么些的象形字完全是原始的图画象形,标音字则系用字母拼音。
第二室陈列着自五四运动至现在的各种书刊。如“新青年”、“向导”、“中国工人”、“少年共产国际”等杂志,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老根据地出版的铅印和油印出版物,和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及华北各根据地所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中有鲁迅亲手编校的书籍。此外还陈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不仅在量上远远超过过去,在质上也空前提高,如“毛泽东选集”的编印,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不倦努力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九月二十四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第3版()
专栏:

不倦努力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
——九月二十四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共产党在其整个活动中都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党能够在环境中确定方向,了解四周事变的内部联系并在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执行正确的政策。
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与组织者列宁和斯大林对于用革命理论武装党的事业经常给予头等重大的意义。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没有实际工作和理论知识的结合,任何自觉的共产主义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工作盲目,在摸索中工作——这将是实际工作者的命运,假若他们不学习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假若他们不希望使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知识相结合的话。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在我国已为全体党员系统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设了最优越的条件。几百万共产党员坚持着学习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和斯大林全集已成为广大党员群众和多数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的财产了。
各级党组织在通过党的教育系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方面曾作了不少工作。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底现有水平,还仍然不能符合共产主义建设任务所提出的高度要求。
党章修正草案中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用国际主义及与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兄弟联系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员,极度加强社会主义祖国对其敌人侵略的积极防御。
为争取完成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要求所有党员提高其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提高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先锋作用。这一点只有在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就是党章修正草案中提出下列要求作为每个党员的义务的原因:
“努力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
没有理论知识的修养和政治锻炼,共产党员便不能成功地实现其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作用,便不能向非党群众正确地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底内容,也不能成为为实现党的决议而积极斗争的战士。关心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是每一个党机关,每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最重要的职责。
在目前正举行的党代表会议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代表大会上,那些没有很好地组织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党机关,都受到了公正的批评。比如,在奥木斯克市党代表会议上即已指出:在上一学年配备党教育网的工作中就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学校和学习小组的教学工作中经常出现读死书和学究派的现象,所学的材料并不都是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相联系的。同时在代表会议上也指出,很多领导干部对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进行理论学习。
在哈巴洛夫边疆区党组织中,几乎有五千个党员和候补党员没有参加政治学习。另外,约有一千人左右为各种原因退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有四百九十个政治学校和小组没有完成教学计划。
在爱沙尼亚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也指出组织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中的巨大缺点。在这里许多学习小组中,课程讲授的思想水平很低。由于党机关方面缺乏监督,有些党员便选择了自学方式,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的不学习。
在敖得萨州的党代表会议上也指出,这里党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藉口主要工作繁重而不关心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这些人显然是忘记了下面的事实:不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便不能够完成领导人所应完成的任务。
在许多代表会议上都公正地指出,有很多党组织没有认真地为提高党教育系统的教学质量而进行斗争。宣传员常常是从一些不具备领导功课应有条件的人员中选拔的。同时党机关又很少帮助这些宣传员充实知识,提高技巧。
所有这些缺点都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组织尚不能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坚决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组织对党员及候补党员的政治教育并保证对他们掌握最低限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实行监督。各级党委书记和其他领导者应亲自关注对党员进行党的教育的问题,并经常关怀选择和培养成熟的宣传干部。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每个党员及候补党员的最重要的义务。必须提高党员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底责任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就应该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善于将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党的宣传工作底任务就在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来武装我们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
党教育系统的新学年即将开始。各级党组织应当用一切办法使本年度党员的学习进行得更有组织,使学习在更高的思想理论水平上进行。
整个党教育系统的使命,就是为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培养思想坚定,有高度理论修养的战士。

上海杭州等地人民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第3版()
专栏:

上海杭州等地人民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上海、杭州、绍兴、天津等地人民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及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十八日晚间联合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夏衍在会上指出:鲁迅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会,是在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取得了胜利的情况下举行的,因而更有其特殊深刻的意义。鲁迅先生终其一生,不但对革命敌人及其走狗帮闲作了不屈不挠的韧性斗争,并对进步文艺界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经常提出尖锐的批评。夏衍号召全华东文艺界应更深一步学习鲁迅先生一生光辉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把文艺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十九日上午,夏衍、赖少其,彭柏山、熊佛西、魏金枝等二十余人齐至鲁迅墓地进行祭扫,并献花圈致敬。是日,上海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文汇报均刊载了人民日报题为“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的社论和纪念文章。大公报并发表社评,希望上海文艺工作者能够有计划地、广泛地对鲁迅先生的著作展开学习和研究,使鲁迅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更进一步得到发挥,鼓舞我们前进。十九日前往参观和凭吊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一致对这位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战士,表示极大的敬意。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文艺、教育工作者和爱好文艺的青年七百多人在十八日晚上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市,在十九日上午举行纪念大会,有该市文化教育界和青年代表一千人参加。原绍兴城内新台门鲁迅故居,经绍兴市人民政府改建为鲁迅纪念馆,已于当日正式开放,各界人民前往参观的川流不息。
天津市文教界一千多人在十八日下午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会。鲁迅先生的弟弟、生物学家周建人在会上报告了鲁迅先生的生平。
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在十九日上午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柯仲平,副主席孜牙·沙麻德(维吾尔族)、郑伯奇及文艺工作者、教授等六十多人。正在西安作访问演出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队歌舞团也应邀派代表参加。(新华社)

访“鲁迅故居”

第3版()
专栏:

访“鲁迅故居”
新华社记者 沈容
“鲁迅故居”在首都西城一条偏僻的小胡同里,就是阜城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三年来,有多少人常常这样想,如果鲁迅先生还在,该多好!随着新中国的前进,景仰鲁迅先生的人越来越多了,怀念鲁迅先生的心情也越来越深切了。我们热望着从这个伟大的斗士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而“鲁迅故居”的本身就是很好的教材。
管理“鲁迅故居”的同志带领我们参观了各个房间。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是鲁迅先生借朋友的钱买来,又按照自己的意思翻造过的。
北屋是三开间,堂屋向后院突出一间,是鲁迅先生的卧室和工作室。这间房子很小,大约只有十二平方公尺。室内的陈设由许广平先生按当时的情况布置起来。这里一切都很简单,很朴素,表明这个屋子的主人所过的是坚强辛勤的战士的生活。
靠北面玻璃窗下放着床,这是一只木板床,上面铺着薄薄的被褥。靠东墙摆着一张小小的书桌,桌前是一张藤椅。这间屋子,就是在冬天也是不生火的,火炉在外面的堂屋里。北京的冬天这样寒冷,鲁迅先生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野草”和“呐喊”等就是在这里写成的。他有时候和衣打一个瞌睡,又埋头在煤油灯下继续工作了。他用的那盏煤油灯现在还放在桌上。他律己很严,绝不让日子随便过去。
床的东头放着一只箱子,上面放着书。鲁迅先生偶尔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就随手翻阅书籍或欣赏美术作品。在鲁迅先生的生活中,什么事情也不做的那种休息是很少的。
书桌的一头是一只书架,他把经常要用的书放在这里。屋子的西边放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鲁迅先生所热爱的青年们,就被接待到这间屋里。那时几乎每天有青年来找他。星期天最热闹了,这一批还没有走,那一批又来了。鲁迅先生虽然很忙,很珍惜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从来不拒绝这样的来客。那时,这两把椅子上和床沿上都坐满了人,香烟的烟雾充满了这间小小的屋子。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和青年们深谈,指导他们进行斗争和研究学问。他就是这样通过和朋友们特别是青年们的接触,紧紧地和广大群众联系,和他们息息相关。和青年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多么愉快啊,许广平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在隔壁屋子里也常常听到他的笑声。
桌上笔砚等用物都放得很整齐。鲁迅先生在时,一切经常是这样整齐的。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用起来很方便。他把这点看得很重要,他说如果书籍和用具放错了地方,就好像药剂师放错了药品一样。
书桌上还放着一只闹钟。鲁迅先生很守时。他工作到深夜,睡得很迟,这只钟就在第二天准时叫醒他。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书,在教育部当佥事。他每天都准时上下班。
鲁迅先生住室的南面一间是堂屋。陈设也极简朴,东边是吃饭用的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只没有加盖的藤箱,里面放着鲁迅先生经常换洗的衣服。在冬天,这里才生一只小火炉。堂屋东西两边的房间,原来是鲁迅先生的家属住的,现在放了许多书。他的上海寓所里的书,绝大部分都已运来;连同原来在这里的,一共有一万多册。这些书都经过初步整理,人民政府已指定专人,准备编印一个书目。
出了北屋是一个小院子,这里有鲁迅先生亲手种的丁香,现在长得很茂盛。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后院,里面有鲁迅先生手栽的黄刺梅和其他树木。
“秋夜”里所说的枣树,据管理“鲁迅故居”的同志说,是指后院北墙外的两棵,它们早已被砍掉了。那里现在长着一棵槐树。南屋是一大一小两间,从前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和会客室。这里的陈设也极简单,主要是装满了书的书架和书箱。东边墙上,挂着一张鲁迅先生的画像。书房的小桌上放着一只水晶花瓶,装在一只盒子里。这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赠送的。三年来,到这里来过的国际友人很多。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等也来这里参观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在先生逝世纪念日的时候“鲁迅故居”开放一次。开放的时候,人群川流不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第一次开放,那天来瞻仰的人在一万以上。参观者的行列,长长地排满了附近的两条胡同。去年开放了一个月。今年从十月十九日起开放半个月。在不开放的时候,也每天有人带着介绍信来,要求参观。鲁迅先生一生追求着中国的新生。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的战斗的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和光大。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里。

文化简讯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西北区高等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胜利完成
西北区西北大学等六校院,以及从外区分配西北的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共计一千三百八十七人,截至目前止,已经全部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六校院,今年暑期共毕业学生八百四十人,调外区分配工作者二百四十九人,留本区分配工作者五百九十一人;另外从外区调来西北的八百余人,共计一千四百余人。截至十月六日止,其中除八十一人留校补课待寒假分配,九名因病尚未分配工作者外,其余一千三百余人,统由西北区分配工作。此次分配工作是按照中央“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按照学用一致与工作需要的原则,分配各有关单位。
红十字会第一医疗卫生服务大队自苏北返京
中国红十字会派往苏北工作的第一医疗卫生服务大队一百六十人,业已完成任务于十七日返抵北京。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代表多人。该队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派往皖北治淮工地,为治淮民工进行医疗卫生工作。今年五月二十九日该队又奉调赴苏北,在清江市及涟水、泗阳、沭阳等县展开生产救灾及地方病防治工作,并参加了当地的爱国卫生运动。该队离开苏北、皖北返京时,应地方需要,在泗阳、泗洪两县留了二十九个医务人员组织诊所,经常为当地人民服务。
参加布加勒斯特学生体育运动会的我国学生体育队返京
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学生体育运动会的中国学生体育队一行十三人,已在十一日返抵北京。中国学生体育队在此次运动会的表演赛中,篮球获得第三名;游泳选手吴传玉以一分十一秒七的成绩荣获一百公尺仰泳冠军,并获得一百公尺自由式第三名。参加此次表演赛的除中国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芬兰、法国、英国、意大利、黎巴嫩等国。
“人民文学”本年十月号内容介绍
“人民文学”十月号发表了茅盾的“文艺工作者发挥力量保卫和平”、刘白羽的“爱好和平的人的职责”两文及严辰的诗“十六万万人合唱一支歌”,以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时发表了冈本润(日本)、迈克尔·哥尔德(美国)、斯罗波德斯克
(苏联)等诗人的诗。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及韩雪野(朝鲜)的小说“离别”,它生动地表现出了中朝男女战士们的崇高品格和反对侵略的决心和气概。翻译小说“最后一次谎言”和“觉醒”,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武装日本的阴谋及日本人民的逐渐觉醒的过程。在创作方面,杨朔的长篇连载“三千里江山”,表现了铁路工人援朝大队的战斗生活面貌。碧野的“阿婵”、李威仑的“山前山后”、刘绍棠的“摆渡口”,都比较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民的觉醒。此外,本期还登载了希克梅特的诗和伊萨科夫斯基关于诗的论文。
“文艺报”本年第十九期内容介绍
本期文艺报发表的社论“十六亿人民为争取和平的大团结万岁”,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成功,指出它是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个伟大的新的胜利。艾青的诗“给希克梅特”和田间的短文“欢迎你,诗人和英雄”,对这次来中国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表示热烈的欢迎;此外,并选载了希克梅特的诗作。“希克梅特的新剧本‘土耳其的故事’”一文,介绍了剧本如何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土耳其人民在反动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痛苦生活和他们进行的反抗斗争。张孟恢的“和平歌手密尔左·土耳松—查德”一文,对这次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代表、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的著名诗人密尔左·土耳松—查德的作品“印度组诗”等作了具体的评介。
此外,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开幕,本期“文艺报”发表了社论“把戏曲改革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和“展开戏曲改革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做好戏曲改革工作”两篇文章。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婚丧礼俗改革问题答人民来信

第3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婚丧礼俗改革问题答人民来信
一年多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先后接到郁子善、金大夫、季莘囿、孙相志、李厚仁、佟明义、刘国义、杨根南、范广生等先生建议改革婚丧礼俗的来信。信中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两个。
一、建议政府定出法令,普遍实行火葬。理由是:(一)过去的土葬占了许多良田;(二)棺木和其他送葬品花费很大;(三)土葬有碍卫生,特别是患传染病死了的人,埋在土里也可能向外传染给活人。因此应规定今后一律实行火葬。火葬既经济,又合乎卫生,也无碍后嗣对先人的纪念,还可以扩大耕地面积和破除迷信。
二、旧的“娶亲”仪式,仍流行于广大农村,甚至在不少城市也存在。这种仪式浪费很大。不少人因赔不起妆奁,订了婚不能结婚;也有人因结婚而负债,甚至破产。因此政府应制定统一的新的“婚丧礼制”,铲除这种铺张浪费的封建仪式。
对于上述建议,我们的答复如下:
一、关于尸体葬埋问题。土葬确有许多害处,火葬确有很多好处。但目前由政府规定法令推行火葬是不妥当的。因为:广大的农村“十里不同俗”,很难把习俗用法令统一起来。长期的封建统治所给予人们的迷信观念,也绝不是政府颁布一个法令就可以解决了的。特别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和改革,决定于他们自己,这在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得很明白。由于以上理由,目前政府不可能规定一律实行火葬,而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经过政府提倡宣传,提高群众的觉悟,由群众自己主动地去改革。
火葬目前以先在大中城市中提倡为好。因为城市人多地少,客观条件限制了土葬的发展;城市人民文化程度较高,也易于接受火葬办法。上海、北京等城市已有火葬设备,不少人也已实行火葬。为了提倡火葬,我们建议各城市举办殡仪馆的社会公益团体和个人,应有火葬器设备,并给予举行火葬的群众以可能的方便。
二、关于结婚仪式问题。自婚姻法颁布后,公开的买卖婚姻是被禁止了,但仍有不少做父母的,他们借着旧的风俗习惯,变相地进行买卖婚姻,在儿女订婚、结婚互送礼物上打主意,干涉婚姻自由。因之,旧的结婚仪式不仅是铺张浪费,而且成了买卖婚姻的温床,男女婚姻自由的障碍。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三年来,许多地区的男女青年在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已创造了隆重、新颖而且经济的结婚仪式——集体结婚。这种仪式很受群众欢迎,并已由城市发展到农村,在广大农村中逐渐流行起来。为了提倡这种新的结婚仪式,我们建议各地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民政部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团体予以协助、指导,也希望各地报纸和其他刊物介绍一些经验。
总之,目前婚丧礼俗的改革,尚不宜规定硬性的“统一的婚丧礼制”,而应该是在增产节约的总原则下,教育人民(不是强迫命令)在处理婚丧事情上要简单朴素,各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有意识地支持新的仪式,提倡新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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