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0-08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时评

认真检查总结代耕工作
由于抗美援朝斗争的继续加强和爱国丰产运动的开展，今年的代耕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并有了一些新的创造。为了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把农村代耕工作提高一步，各地应结合目前的秋收运动和即将开展的评选优抚模范的运动，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一次代耕工作。检查总结的重点应该是代耕政策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给烈属、军属代耕土地的产量，因为代耕土地的产量是测量代耕好坏的主要标准。只有使烈属、军属土地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一般群众的生产水平，他们的生活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因此，在新区应总结推行固定代耕的情况和经验，老区应总结代耕和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结合的经验。其次，各地为了保证烈属、军属的土地增加产量，曾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如帮助烈属、军属订增产计划，进行防旱抗旱，保证土地及时耕种，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业技术，等等，这些办法实行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经验，都应该逐一加以研究总结。第三，要检查烈属、军属享受代耕面是否有过宽过狭，即应代耕的未给代耕，不应代耕的反而给予代耕的偏向，并依据当地情况适当地规划代耕面。同时要检查一下有否免服代耕勤务过多和代耕勤务负担不公平的现象，并根据检查的结果，提出明年改进代耕工作的计划和办法。
检查总结应该自下而上地逐级进行，重点应该放在乡（村）和区。在进行检查时，可以采用领导机关组织检查组深入检查，和发动群众展开评比运动相结合的方法。在群众的评比运动中，要对好的给予表扬鼓励，不好的给予教育批评，以提高群众对代耕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并从而发现代耕工作的模范。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的“关于评选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模范及拥军优属模范的指示”中，曾规定于一九五二年秋收以后，至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在全国进行一次评选优抚模范的运动。作好代耕工作的检查总结将给农村开展这一运动作好准备，同时会进一步推动明年的代耕工作。因此各地的领导机关应重视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一定力量，发动广大群众，把这一次检查总结工作切实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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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亲们的声音
——给和平使者们
金凤
（一）“我们给予了生命，我们要保卫生命！”
“我们给予了生命，我们要保卫生命”，这是母亲们庄严的声音。我走进那降生着生命的地方——一个医院的妇产科，听到新生婴儿的呱呱啼叫，看到那母亲的疲劳而幸福的脸容，生命在到处活跃着。就是这个医院的护士萧玉山，在她手里经过了五六百婴孩。每一次婴儿的降生，都引起她的担心、惊奇和喜悦。但是直到她现在做了母亲，她才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幸福和辛苦，她才更体会到一个生命的降生是多么不容易。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当那小东西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对他就有多少焦虑、期待和不安！一种责任感降临到我身上，使我常常不由自己地要想起他来：他是个什么样呢？他会平平安安健健壮壮地长成起来吗？他将来会遇到什么？”说到这里，她轻轻舒了口气，“他平安地出生了。我喂着他，眼睛不愿意一刻离开他。奶多了，怕呛了他；奶少了，又怕他吃不饱。我的丈夫一来，也是忙着问什么时候给他种卡介苗，什么时候给他注射预防针，忙着给他操心。一个生命的成长真是不容易呵。”我们从她的孩子的出生谈起，谈到孩子的将来，谈到和平幸福的生活，也谈到了当前的战争威胁。她的心情沉重起来了。她沉默了一会，缓慢有力地说：“我们既然给予了生命，我们一定要保卫生命。世界上没有比一个母亲更能知道一个生命的艰难和宝贵的了。对于我们做母亲的来说，和平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我们孩子的幸福的将来！”说到这里，她紧紧地搂着她的孩子说：
“假如炸弹现在落下来，没问题，我一定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
同样的话，我听到有八个孩子的母亲黄月华也说过，但是她加上了一句：“我有这么多孩子，我抱那个好？”因此，她呼吁千千万万的母亲团结起来“拯救孩子！拯救和平！”她十分关心地注视着正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和她的孩子们热烈地读着和讨论着有关和平会议的消息和文章。
（二）让“和平”幸福地成长起来！
“让和平幸福地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新生婴儿“和平”的母亲——一个年轻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杨子生的声音。
我坐在她的床前。松松的辫子垂在她的肩头，她是一个可爱的母亲。她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我生孩子没有感到一点痛苦，我白担了多少心。我的母亲和奶奶告诉我：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边上走一转。可是我生小孩，因为有了无痛分娩法，简直没有什么痛苦。这都是在和平的时代、毛主席的时代，才有这等幸福。孩子生出来是迎接和平的。”她顿了一下，望着我，有些脸红：“这样，我们就叫他‘和平’。”金色的阳光从大玻璃窗外直泻进来，她活泼地叫着：“多好的天气哪！我常常想，‘和平’，”她温柔地笑了一下，“我的孩子，会像鲜花一样在这样的阳光下成长起来。我想，他将来也许当一名医生，也许当工程师，也许像他父亲一样搞创作，也许像我一样爱演戏。不管怎样，在新中国，孩子一定会走正义的道路，会幸福地成长起来。”
是的，“和平”将会幸福地成长起来，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孩子都将幸福地成长起来。这不仅是她，这位年轻的母亲一个人的信念，也是千千万万新中国母亲的信念。她们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是坚决的。
（三）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再来残害我们的孩子
并不是每个母亲和孩子都有那样的幸福，像萧玉山、杨子生和她们的孩子一样。饱受着战争摧残的中国母亲们，她们还忘不了往日的悲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使中国几百万母亲失去了孩子。这里是其中几位母亲的痛苦、愤怒的声音。这是魏慧明，她的孩子被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炸死了，那炸碎了的小胳膊和小腿，早晚都在她的心里摇晃着。许多孩子是在日寇统治北京的时候吃混合面吃死了的。这里这位常老太太，她生了十个孩子，连饿带冻死了八个孩子。在日寇占领北京的第一年，她就失掉四个孩子。那时候，母亲们从夜里站队站到天亮，买回一点豆饼，还不够孩子们吃。这位周大娘，她的孩子吃得光拉稀，最后瘦得皮包骨头。日寇又来抓闹“虎烈拉”的，看到拉稀的就活活往石灰坑里扔。周大娘惊慌地抱着孩子，从这条胡同躲到那条胡同，跑得两条腿都发肿。亲生的孩子，不能眼看着往石灰坑里埋呀。“孩子总算拉扯大了，可是由于过去的损害，到现在还是骨瘦如柴，老闹着病”。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在旁的许多母亲陪着落泪。
没有东西可以衡量母亲失去孩子的悲哀。我走进北京西城一家普通的家庭，这家的母亲正忍受着巨大的苦痛。这位许老太太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除了很小的一个之外，她亲手带大了十二个孩子，熬过了旧社会艰难的岁月，额上密密的皱纹刻划着她的辛劳。好容易解放了，孩子们工作的工作，学习的学习。等待着老太太的是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料不久以前，她突然接到她大女婿的来信。女儿被美帝国主义撒布的细菌杀死了。女儿死了还丢下一个五岁的孩子。这对于老太太是个可怕的打击。她没有想到现在会失去她的孩子。她心痛着她的女儿，更疼着失去母亲的小外孙。老太太以前一天忙着家务，很少出去参加集会。她听到孩子们讲反对帝国主义，她老闹不清什么叫帝国主义。现在，她咬着牙颤巍巍地说：“这回我可闹清了什么是帝国主义，那就是叫母亲失去她的孩子，孩子失去母亲的怪东西。我得找它拚命。”我告诉她一个人找它是没有用的。北京正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许多国家都派代表来一起开会讨论：怎样制止帝国主义逞凶，怎样使母亲不再被它夺去孩子。老太太听明白了，她连忙点着头，要我告诉代表们：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再来夺去我们的孩子。这是悲哀的也是愤怒的母亲的声音。
（四）我们有力量保卫我们的孩子
新中国的母亲们，已经站了起来的母亲们不仅有决心、也有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孩子。成千成万的母亲把她们的孩子送到了朝鲜前线去为和平而战斗。许多母亲直接走上了捍卫和平、保卫孩子的最前线，吕希炎就是其中的一个。更多的母亲们，在家里活跃在各个战线上。周大娘、常老太太和其他许多家庭妇女都参加了街道的卫生、治安工作。她们巩固了人民民主基层政权。走上生产战线的母亲也愈来愈多了。她们每日每时地在为和平而劳动，为和平事业增添着力量。
我走进一家工厂的托儿室。在这里，母亲们正在愉快地给自己的孩子喂着奶。“赵玉书，你的挑战条件订得不低呀！”一个青年女工高高兴兴地向着另一个正在低头喂奶的女工高叫着。赵玉书抬起头来，也叫着说：“欢迎你应战呀，张景惠。”我问赵玉书，她的挑战条件是怎样的。她笑着说：“不算高，产量超过定额百分之五十，质量保证百分之百。”
上班的铃声响了起来。在车间里，我看到赵玉书、张景惠和其他的母亲们都低着头踏着她们的机器，全神贯注着生产。在她们机器前，插着标志着优胜成绩的小红旗。陪着我参观的工会同志告诉我：为了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女工们展开了生产竞赛，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赵玉书缝裤里，原定一天缝十六个，现在做到二十五个；张景惠缝里面结合，原定一天二十七个，现在做到四十个。
这是母亲们保卫和平，保卫孩子的最响亮的声音！（附图片）
“为了保卫她们的孩子，亚洲的妇女将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在一起，坚决地保卫和平。……”黄月华的八个孩子聚集在母亲身边听她读宋庆龄先生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的报告。冯文岗摄
萧玉山放下手里的“保卫和平”杂志，抱起她的孩子。她说：“对于我们做母亲的来说，和平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我们孩子的幸福的将来。”　（人民日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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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笨拙的骗术
李高
今年春天，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刚被揭露出来的时候，美国细菌战犯的辩护者们对于中、朝两国人民提出来的证据，还装出要“辩驳”一番的架势。比如，美国新闻处四月三日纽约电引用美国“著名的杜波斯博士”的话说：“共产党报纸”“所说的细菌没有那一种可以带在昆虫身上”。第二天，“美国之音”又广播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昆虫蜘蛛室主任寇兰称，这些照片（指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发表的照片）是被歪曲了的无害昆虫的照片。”可惜得很，细菌学、昆虫学、传染病学等等，都不是美国“独有”的“秘密”。最近，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发表以后，面对着这铁的证据，美国政府除了让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发表了几句“死不认账”的声明以外，再也不开腔了，杜波斯们也消声匿迹了。不过
“纽约时报”和它的一些追随者则另外采取了一种手法，拼命地向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进行人身攻击，斥责他们不忠于“被共产党指责使用细菌武器的集团”。
更可惜，全世界人民来看科学家的见证时，却只要求他们忠于事实、忠于科学。
空口否认和人身攻击的徒劳无效，使某些急于在自己的美国主子跟前邀功的帮凶着急起来了。他们不得不鼓起唐·吉诃德先生攻打水车的勇气，出来“驳斥”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的内容。这就是英国“每日电讯报”。这个报纸的先生们知道，“辩”是没有办法“辩”的，他们只好乞灵于一种笨拙、下流的骗术。他们把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内容的百分之九十几向他们的读者隐瞒起来，留下的一点点则用浓墨大笔，按自己的意思把它涂改、增添一通，然后登到自己的报上严加“驳斥”道：“你们看，这就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这报告书多荒谬啊！”
请看看九月二十二日“每日电讯报”歪曲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里关于大同事件的一段叙述：
“五月十六日夜间，大同郡的农民听见一架飞机在上空飞行。他们猜想这是一架美国飞机。第二天早晨，其中有几个人吃了蛤蜊，后来就得了霍乱病。他们猜想，他们之得霍乱病，是因为吃了这些蛤蜊。他们猜想，这些蛤蜊之所以会染上霍乱菌，那是因为洋鬼子把霍乱菌放进去的缘故。外国鬼子把蛤蜊装入飞机，然后在夜间把蛤蜊投在大同郡。”
接着，“每日电讯报”说，国际科学委员会就是“一本正经地聆听这些胡说”而作出结论的。
大家不妨把“每日电讯报”这段引述和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的原文对照着读一下，看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究竟是谁在说“胡话”。美国细菌战犯的辩护者无聊透顶，他们把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的原文和附件所说的关于大同事件的铁一样的人证、物证、医学的证据、细菌学检查结果和科学的判断等等通通隐瞒掉，而换上自己诌出来的几句“胡话”，再加上一连几个“他们猜想”。他们以为这样就把报告书“打倒”了！
“每日电讯报”同一天又宣布说：国际科学委员会相信伊纳克、奎恩、奥尼尔、克尼斯等四个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而“这些供词是自相矛盾”的。
“矛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美国细菌战犯的辩护者的手法吧！
据“每日电讯报”说，“伊纳克明显地跟他自己矛盾”，因为伊纳克在供词的一页上说，他只在黑夜里看见过细菌弹，可是在另一页上他又画出了一张异常清楚的细菌弹图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人们只要打开伊纳克的供词，就知道伊纳克早就交代清楚了：他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听过一次秘密课，“课程的主要部分是专门讲解细菌战所用的武器”。一个听过专门讲解细菌武器的课程而且亲手投过两次细菌弹的美国空军中尉，画出一张简单的细菌弹图样有什么奇怪呢？“每日电讯报”把伊纳克供词中关于听课这一段完全隐瞒掉，而摘出伊纳克说明他头一次看见细菌弹是在夜里的那几句话来“证明”他的供词“矛盾”。这种障眼法真是“高明”呵！
英国“每日电讯报”给美国主子辩护时采取的这种骗术，在美国来说本已不算新奇。今年五月七日，美国“国际新闻社”就采用过同样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空军战俘奎恩供词。它把供词里奎恩承认去年十二月在朝鲜听了一次细菌课的时间偷偷地改为
“八月”（那时奎恩还在美国），用来“证明”奎恩供词的“荒谬”。
美国“国际新闻社”这套骗术早被揭穿了。可怜的“每日电讯报”竟没有接受教训，踩着它的脚后跟摔交。它本想给自己的美国主子洗刷一下罪责，结果弄成像俗语所说的：“泥菩萨洗澡——越洗越脏”。
美国细菌战犯的辩护者们也许有他们的打算，他们估计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里，人们是很难读到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的原文的。所以他们的空口否认和笨拙骗术，总可以在一部分人中间起些欺骗作用。因此，我们呼吁所有热爱和平、热爱人类前途的人们，不独要自己去读读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而且要把报告书的真实内容告诉所有的人。科学的尊严，决不能让美国细菌战犯和他们的辩护者用这些卑鄙、下流的方法来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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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秀的青春闪耀着光辉
马天启
一、谦虚的态度
从一封简单的介绍信和她本人的一段谈话里，我知道了她的简历：
高秀，十八岁，青年团员，学生出身。一九五○年冬天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久以前，因病回国休养。因身体不再适于前方工作，党为了培养她，批准她投考工农速成中学。
当我意识到这最可爱的人将成为我的学生的时候，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骄傲的心情。但是，在我将要告诉教导干事发给她“准考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凡投考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员，本人或家庭必须是工农成分，且须具有三年以上的工龄。
高秀的军龄不足。
这怎么能行呢？我感到这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告诉她说：
“你是否可以参加入学考试，明天午前才能通知你，因为你的军龄差一年。”
她没有说什么，行了个军礼，走了。
次日，经过优抚处同志再次介绍和对于她的材料的反复审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可以发给“准考证”，因为她是人民的功臣，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本人是个孤儿，父亲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这些，她为什么不讲出来，或者填写在登记表上呢？在决定录取她的一次谈话中，她才说出了她的思想：
“我是一个志愿军，当然要做一点工作。我觉得我做得很少，没有什么可说的。”
谦虚的态度，对于革命的高度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二、“她能行呀！”
渐渐地，我知道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出入在枪林弹雨中的英雄事迹。
十六岁的高秀刚参加志愿军的时候，不少同志对她表示怀疑：“她能行呀？”
但是，二年来，无论是在炙热的盛夏或雪深没膝的严冬，在险峻的山路上或泥泞的田野里，有时为了完成一个紧急任务，一宿要行军一百里以上，她不但没有一次掉队，而且还经常抢着帮助体弱的同志背枪、背行囊。除掉有时集体乘车外，只要是有人在地下走，她自己从不肯坐车。在休息的时候，同志们问她：
“小鬼，不累吗？”
她的回答是：
“精神上不累！”
是的，她的精神永远是愉快的。人们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疲劳。她说：“虽然长途行军，腿快要累折了，腰酸痛得要命；但是当我想到个人的劳苦，可以换得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什么都忘了，我感到的只是光荣！”
“她能行呀！”再没有谁对她表示怀疑了。
三、活捉五个特务
高秀调到了某地野战医院工作。一天，从前沿阵地拉下来一汽车伤员。其中有一名叫做陈继勇的，据本人谈，他是由于患伤寒病，加以有多年宿疾，所以组织上才让他到后方医院休养的。
二十天以后，陈继勇的病忽然好了。他要求留在医院里做炊事工作。当时医院正缺少炊事员，陈继勇留下来了。
他在参加伙食班工作以后，表现得特别积极。早晨在别人没有起来的时候，他首先到厨下去工作。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往往还留在厨下。有时他夜半穿上衣服到外面去，许久时间才回来。在生活会上，他给别人提的意见，都是十分尖刻的。这些事实引起了高秀和张世奎的怀疑：“一个新到的外来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这个野战医院原是隐蔽在山深林茂处，不容易被敌机发觉的。但是从陈继勇来了以后，敌机曾数次到这里来轰炸和扫射，前后有几名伤员和一名护士受伤。高秀和伙食班长张世奎把陈继勇到这里以后的各种情况不断地报告政治指导员，同时暗暗地留心他。
一天，雨过天晴的夜半时候。月明星稀，山地里显得分外寂静。高秀正执行着游动哨的职务。她对于每一个影子，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都是十分留心的。蓦地，在医院中心区病房的右侧，一株老树的下面，升起了两颗鲜艳夺目的信号弹。高秀机警地追踪过去，向树下打了两枪。一个黑影向病房的左侧略一闪动，便不见了。随后听到病房门微微地响了一下。这时候，高秀便完全明白了，知道特务准在这病房里。当她推开病房门走向屋里看时，全体伤病员都在熟睡，只有陈继勇穿着衣服刚刚要向被子里钻。眼前的事实铁一样地被证实了。高秀马上把情况报告了上级。
病房门口加了岗哨。
第二天，每人发给了一张卡片，团部命令举行军人登记。
别人都很快地写好卡片，只有他——陈继勇，在那里踌躇。一会儿把原籍写成上海，一会儿又改成山东，写了涂掉，涂掉了再写，脸上苍白，腕子在发颤。
最后，经过连指导员、团政委们和他谈话，并经过多方调查研究，问题弄清楚了：
陈继勇，二十四岁，是美军空投蒋记特务的小组长，他的小组有五个人。他十四岁就开始做特务工作，到现在已经干了十年了。
他供出了若干材料，把其余四名特务也召集来了，当场被我们逮捕。
他随身所带，除信号枪和信号弹是放在病房后面杨树旁一块青石下面的洞穴里外，还有一包四两重的毒药，准备遇有机会投到饮水或菜汤里去，把这地区的全体伤病员、工作人员“一网打尽”！
情况就是这样危险！在这个事件中，高秀充分地发挥了革命军人高度的警惕性的这一高贵品质。团部除对高秀和伙食班长张世奎通报表扬外，并给高秀记大功一次。
四、火网里抢救伤员
去年八月，高秀在某地山地里的一个野战医院里当护士。伤病员们有的是被安置在山腰上的窑洞里，也有少数是安置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
一天夜里，敌机以四十二架的大编队，对医院轮流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住在坚固的窑洞里的伤员是安全的。有许多人一直在玩着自制的扑克、胡琴。但是，有十九名重伤员住在老百姓家里，房子被打着了，失火了，十九位同志眼看就要牺牲在里边。这时候，高秀想：这十九名同志，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够眼看着他们被烧死在里面吗？不能，绝对不能！她在请示组织批准后，她用两手抱住头，利用敌机扫射的每一间隙，从数丈的高处，向山脚滚下来，弹片和枪弹在她周围呼啸着，她的手、脚、衣服被划破了，但是她终于滚到了山脚下。她迅速地跑向病房，毫不犹豫地从烟火中抢救伤员。当她在刚刚把第十九名重伤员抢救出来，离开房门还没有一丈远的时候，“呼隆”一声，四间草房都坍塌下去了。
在把抢救出来的最后一名伤员安置好了的时候，她望见距离这里有三里路远的另外一座民房——也是我们的病房，同样是由于敌机扫射烧着了。她想：那里面的伤员同样需要抢救的呀！她迳向那里飞跑了去，半途被一块石子绊倒了，在刚刚爬起，待要再次前进的瞬间，她发现自己的右腿和腹部负伤了，裤筒和上衣，被弹片撕得粉碎，殷红的血浆，从伤口流了出来。
半月后，伤口还没有封严，她又主动地开始工作了。由于她这种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保全了十九名伤员的生命。这批伤员出院后，都纷纷献花给她，并要求组织上给她记大功一次。
由于过度疲劳和神经的过度紧张，她不幸地染上了妇女病。
五、“让我抗美援朝到底吧！”
在她染上妇女病以后，组织上要她回国休养或学习，但是她说：“请允许我抗美援朝到底吧！请允许我完成出国前的誓语吧！看！朝鲜老百姓被美国鬼子烧杀奸淫，没吃的，没住的，折磨得多苦啊！这群恶狼如果窜过鸭绿江去，我们的遭遇，不是会和朝鲜老百姓一样了吗？”
再三的恳求，终于使组织上不好再坚持地命令她回国。但是，组织上对于她的工作，却考虑到不能不做适当的照顾了。
一个雨天的半夜，从平壤、阳德等地运来一批伤员，汽车停在离医院三里半路的公路上。上级的命令是：要在破晓前，把全部伤员抬到医院里去，任务是如此紧急而且严重。
两个月来，大雨连绵，防空洞里整天都没有干爽的时候。山路泥泞而又崎岖，每一往返，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当时，院部组织上的命令是：除高秀一人留在医院里照顾伤员外，全部出动。出发前，组织上郑重地对她说：“咱这个医院里你最小，全部伤员要你一个照顾，你知道责任的重大吗？你不仅要伺候他们敷药、注射，甚至伺候他们大、小便，而且还要警惕坏人破坏！”
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她知道是不容她提出相反的要求的；但是她心里雪亮：这是为了照顾她的身体。
在很好地安顿了病房里的伤病员以后，雨越落越大了，风越吹越紧了，她想：让伤病员们在外面多受一时的风吹雨淋，就多加重他们一时的痛苦；如果能多一个人帮助抬运，就可以减少伤病员们的一部分痛苦。她对于组织上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对于自己的照顾，感到不安。她终于决定了：去！一定要去！和他们一起抬运伤员去！
在她把自己的意思对医院里的伤员同志们讲清了以后，好些伤员被感动得落泪了。他们说：“小高，你太好了！你去吧，我们会照顾自己的。”
天亮前，任务完成了。她背下来了七名伤员，抬下来了五名伤员。从公路到山洞，每一往返是七华里。在背不动的时候，她就躺在路上，再让伤员躺在自己背上，一步一步地向前爬。伤病员们说：“我们的小高，滚得像个泥球了。”
次日，组织上要她休息。但是她想：人少事多，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工作，怎么能够安心休息呢。她悄悄地又给伤员们打饭。当她挑到第五桶饭的时候，忽然晕倒在路旁泥塘里。她病了，病势一度很严重。团政委命四名军医前来急救。诊察结果，都认为病情危险，急需输血。当时由院长、连长、护士、炊事员们，给她输了一千西西以上的血，打了许多急救针，四名军医轮流着看守了四天四宿，才苏醒了过来。大家才算舒了一口气，都说：“小鬼，你可把我们吓坏了！”
事后，连长受到了团长的严厉批评：“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干部呢！”并再次决定她回国休养。但是这一次，她又没有回国。她保证今后不再做自己力不胜任的工作。
同年十二月，她和男同志在一起挖山洞，又累病了。
这次，团政委把她找了去，严肃地问她：
“你是不是革命军人？”
“是革命军人。”
“革命军人应该怎样？”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好，我代表组织，命令你回国参加学习，休养身体。”
团政委就是这样简单地，但是是果断地，处理了她的问题。
“让我抗美援朝到底吧！”这话几次地爬到她的口边，又几次地吞了回去，因为她知道这一次团政委是不会答应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