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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第3版()
专栏:

上海工人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编者按:六月十一日、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个工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和“上海工人对文艺工作者要求些什么?”等文。后者是上海市工人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文艺座谈会的纪录,现转载在下面(标题及分段稍有更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工人对于文艺工作面向工人以及文艺工作者和工人结合的问题,是十分关心的。他们的意见不仅应该引起上海文艺界的重视,正如不久以前本报所发表的北京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报道一样,同样也应该受到其他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机关团体的重视。他们应该加以研究和讨论;并结合文艺整风学习,检查自己的工作,作出具体的改进工作的计划,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一、上海工人文艺活动蓬勃发展
三年来,上海工人文艺运动有很大的进展。单就全市性的活动来看,工人戏剧观摩演出举行过两次,歌咏竞赛也举行过两次,体育舞蹈大会举行过
一次。永安纱厂曾经有二千多人参加歌咏竞赛,两次戏剧观摩演出的观众有十万多。工人们有着丰富的创作才能,在演出的二百多个戏剧节目中,工人自己创作的占一半以上。创作的主题都是直接取自政治生活、劳动生产与工人生活的,包括: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生产竞赛、识字运动、劳动保险、婚姻问题等等。表现的形式有歌剧、话剧、活报、京剧、越剧、歌咏、相声、杂耍……等十五种。三年来,工人文艺团体组织也有很大的增加和多方面的发展。一九五○年七月开上海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时候,工会领导的文工团只有二百三十多个,参加人数只有一万六千三百多人;目前各种文娱团体(包括文工团、剧团、歌舞团、乐队等)已发展到六千二百三十个,参加的工人达十一万以上。各区和各产业工会基层组织的俱乐部有八百多所。这些都是上海工人在解放后迫切要求文艺活动的具体表现。
在这些活动中,出现了不少工人作家。申新六厂有位工人,原来不会写文章,但是经过不倦的学习,现在单是某些地方戏的剧本已创作了二十几本。工人成云雄说:“我们厂里有位不识字的老年工人,解放后心里很愉快,机器转动得快,他唱得快。有一天他唱呀唱,唱出了一个歌:‘五星红旗红又红,中国出了毛泽东,帮助农民分了田,工人做了主人翁。’后来这个歌得了奖,很多工人也就跟着他学唱学创作。”有的工人原来连歌谱的音符都不认识,现在已学会创作歌子。沪西不少工人努力学习创作歌曲时,提出“学习志愿军打飞机”的口号,他们的创作态度也很严肃认真。上海电力公司周效良说:“工人中创作人才不少,有一次在黄浦江的运煤的小火轮上,看到办公室里挂了很多工人自己画的漫画。但是这些漫画,专家们都没有去注意。”
但是,从上海一百万工人的需要和工人文艺活动在各厂开展的不平衡情况看来,上海的工人文艺工作还是很不能满足工人的实际要求的。
二、对一般文艺作品的意见
一部文艺作品的好坏对工人有很大的影响。被服二厂蒋兴昌说:“工人看到‘抗美援朝’影片里的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爬山弄破衣服,露出了棉花,还忍着寒冷追杀敌人,大家很受感动。因此做衣服一点不马虎,要做得牢牢的;从前做的,发现毛病,马上拿回来修补。大家都说:‘要提高产品质量,做不好就对不起前线志愿军。’”申新六厂成云雄说:“工人爱看‘光芒万丈’,我们厂里年老的女工看了,不仅生产积极,防备特务的警惕性也提高了,有些人到车间里来,她就要去查问。”电力公司工人看了这部影片,修发电机时修得很有劲。好作品就是这样叫工人看了喜爱,并有力地教育着工人。可是,如果作家思想上有毛病或者工作不认真,搞出的作品不好,就会在工人中发生很坏作用,影响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志成布厂王渭山说:“有一个时期,不少反阿飞(上海解放前后一个时期内,曾经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受了美帝国主义‘文化’的毒害,在服装和生活上都模仿某些美国电影所表现的美国西部那些不务正业、有流氓习气的人,叫做‘阿飞’——编者注)的滑稽戏,把阿飞的油腔滑调写得很突出,卖弄很多噱头,结果台上实际上变成不是反阿飞,反而是宣扬阿飞了。马路上阿飞已经看不到了,舞台上的阿飞却在起着坏作用。我们厂里有一个工人,看了这种戏后,就时常学起阿飞的腔调,帽子歪戴,手向腰间一叉,做出种种怪模怪样来,影响了工人们的生产情绪。”工人们一致对这种内容不健康的作品,提出严厉的抗议,他们说:“我们对这种有害的戏绝不能容忍!”
祥昌机器厂杨期顺参加座谈会之前,向工人们征求意见,问大家喜爱那些表现工人的电影时,工人说:“手指头扳扳看,三年来描写工人的电影不到十部。”“好的,数来数去也只有‘光芒万丈’、
‘高歌猛进’、‘桥’这几部。”工人普遍感到描写工人的作品太少,好的更少。在小说方面,工人们说,这更是少得可怜了,工人们想来想去,只能提到草明的“原动力”,这是工人还比较爱看的一本书。王渭山对音乐创作发表意见,他说:“能叫工人喜欢的歌也不多,常常唱的只有‘东方红’、‘我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中苏人民团结紧’……等。”“一般配合生产运动的歌子不多,描写工人生活的歌子更少。例如全国有很多的纺织工人,解放后生产情绪都很高,但是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歌唱他们自己生活的歌子。”
工人们纷纷提意见说:作家们似乎看不到或不关心工人群众中轰轰烈烈的斗争和英雄的事迹。国棉六厂唐克新说:“解放到现在三年,上海工人经过一九五○年的‘二六’反轰炸和反封锁斗争,克服了生产上许多困难;一九五一年又经过抗美援朝生产竞赛,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等大的斗争,生动的事迹说不完。但是为什么在文艺作品里没有反映呢?或许作家有困难,但是作家下厂的很少。去年,有些作家已注意这些问题,开始深入工厂,可是,到现在仍没有作品。”国棉十厂季金燧说:“上海有的作家很忙,有时做报告,说怎样写怎样写,讲得头头是道,但始终没有见过他们写的文章,只有在游行后登出一点诗来,也都是‘红旗啦……’等等老一套,看了没有劲道。”工人们热切地渴望从文艺作品里看到祖国的新面貌,但是这一点也使他们很失望。周效良说:“老工人热爱祖国,要看一看祖国怎样在兴旺前进,他们说要能在戏里、电影里看到修治淮河的伟大工程就好了,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望。”工人们都说作家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他们的劳动太不能满群众的意了!
有些文艺工作者也写了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但不少的作品是公式和口号,工人嘴里讲出一大套的理论和教条,没有感情。写人物的转变,落后的写得突出,正面的就写得没有力量。尤其是临时赶起来的作品,这种缺点更严重。王渭山说:“五反中的歌,因为作家没有体会工人的思想情感,大多是没有感情的,口号多,名词多,如‘上山打虎,上山打虎’,‘大张旗鼓,大张旗鼓’,有谁要唱呢?”有的作家讲究作品的永久性价值,就不认真或者不愿意写工人喜欢的短小的和配合任务的作品。永安纱厂张国熙说:“我们认为,创作配合运动是需要的,明天不用就不用,今天你的作品起了作用,就有价值。但是赶任务也不是简单的事,作家对工人不熟悉,赶任务也赶不好的。”
有些作品常常歪曲了工人的形象,歪曲工人的生活。唐克新说:“写工人形象,都是工人嘴一张老大,笑起来哈哈哈。拳头伸出来总是粗里粗气,思想感情也总低俗不堪。其实我们工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特别是解放三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各种运动的教育底下,许多工人同志阶级觉悟和政治文化都有很大提高,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工人中间能创作的也很多。因为作家思想上有问题,总把工人看为简单的,粗俗的。他们看到工人的某些落后、粗鲁的地方,就感到兴趣,就以为是‘典型’了,这样那能不歪曲工人呢?”
即使有些并不算太坏的作品,工人们也觉得并没有写出工人的英勇斗争的精神,甚至有的戏写劳动人民推翻反动统治的时候,把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写得很重,而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却表现得并不生动有力。这叫工人看了不舒服:难道我们工人的斗争性是这样差的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工人们对歪曲工人形象的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唐克新指出“和平鸽”里面把工人写得那样愚蠢,那样不遵守制度,受伤的腿上了石膏,还到工厂蹦蹦跳跳,作者明明是在出工人的洋相。刘淑英对“和平鸽”也提出意见:“电影里把钢铁工人描写成小偷。工人阶级没有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我们厂里有人因工作受伤,厂长、党委一定派人去访问;但电影中,却有工人偷偷到医院去送一瓶药的事情。”丁荷英说:“工人看越剧‘人面兽心’里的工人后说:“这不是我们工人,像是高楼上小姐,这样软弱。”也有工人认为影片“团结起来到明天”里几个工人演得不像。成云雄对电影“无限的爱”批评说:“那种小资产阶级处处对工人穷人们施舍的情形,对我们实在是一种侮辱。”邹癸生指出越剧编导联谊会编的“婚事”一剧的缺点说:“戏里面写工人欠房东房钱,这也是侮辱,解放后工人生活过得蛮好,根本不会欠。”
工人们对作家不能很好地表现工人,歪曲了工人形象,表示很不满意,唐克新恳切地说:“今后作家应该好好检查,为什么对那些极少的落后的东西有兴趣,对工厂里的生动事迹、模范人物不注意,硬要叫工人出丑呢?”
三、对通俗文艺作品和创作形式的意见
工人生产忙,都喜欢看短小通俗的文艺作品,如顺口溜、快板、小调、相声、地方戏的短唱词、短剧、连环画等。可是,这方面没有得到一般作家的重视。譬如工人最爱看的是连环画,永安纱厂每月就要添置几百本新的。但是现在所出的连环画并不能使工人们满意。把抗美援朝的故事和工人生产的故事作为题材的作品太少,同时存在着粗制滥造和改头换面的现象,还有很多连环画的内容是有毒素的。如:“清宫秘史”、“武松与潘金莲”等,有的是根据有毒素的旧影片改编后加上一个新名目出版的。
歌曲对工人们的劳动生产和政治斗争的鼓舞力量很大,工人欢喜短小有力的歌曲,杨期顺说:“他自己在‘五反’运动中就有这样的体会,教大家唱短小歌曲如‘奸商你往那里逃’、‘两条道路由你挑’等,情绪很高,工人主动要求:再教我们唱一只歌吧!大家学会了,年纪小的老的都唱,车间里、大会上到处传播着歌声。”但是有很多音乐家老喜欢写二部四部合唱的歌,对这些复杂的和长的歌曲,工人是没有胃口的,没人唱,因此也就不起作用。还有人提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和教授出的一些歌集和音乐书都是印的五线谱,很少有简谱。工人有时要买一本看看,就没法看懂。所以希望作曲家了解和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
文学作品是文艺主要形式之一,但是在这方面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差,文艺工作者没有重视为工人写些通俗的喜闻乐见的东西。工人说:“现在有些作品写得太深了,不像毛主席和有些首长的讲话文章,比喻多,生动通俗,听也听得懂,看也看得懂。”王渭山说:“有些作品是西洋体裁,倒装句,工人看不惯。为什么不用中国人民容易懂的形式来写呢?”工人们希望看世界文学名著,建议加强和改进改写翻译通俗本的工作。唐克新说:“目前我们自己的创作不多,翻译作品看起来吃力,把翻译作品改写成通俗本是很需要的。改写不要拖拖拉拉,可以把作品的主要部分和目前有关的问题,用讲故事体裁写出来,要有系统,勿拉杂,看起来容易。我看过的通俗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等,都比较好。‘日日夜夜’里的沙布洛夫就很生动,和原作没有什么出入。改写通俗本工作做得好,对工厂文艺可以起推动作用。”
工人们还提出有些翻译的苏联影片,言语翻译得太深奥。
四、文艺工作应该首先面向工人
很多工人同志从具体的文艺工作如剧场、演出、服务态度等问题提出意见,认为上海文艺工作没有很好地关心工人文化生活。从这里也表现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缺乏明确的文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观点。
上海的工厂大都集中于沪东和沪西,这两个地区也是很多工人和工人家属居住的地方,而上海的电影院、戏院等文化娱乐场所则集中于市中心地区,工人地区只有少数的二、三轮小影院、小戏馆、戏棚子和露天剧场。这原是从前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上海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解放后,上海文艺工作领导机关已注意到这一点,如在沪西建立工人剧场,徐汇区建造“衡山电影院”等,我们希望今后用更大的力量来坚持这个方向。在今天来看,工人地区的文化娱乐场所的面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观。林成忠说:“沪东的一些小戏棚子演的都是一些黄色下流的东西。经常演的是‘碧落黄泉’、‘樊梨花’、‘九美图’、‘陆雅臣’、‘武则天’、‘花魁卖油郎’等没有经过改革的地方戏。它们大都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一类的旧内容,还有的犯了歪曲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斗争的错误。”丁荷英说:“我们看了‘白毛女’影片,对封建地主增加了仇恨,但那些小戏馆却在宣传封建思想。”有些曲艺号称革新双簧,却滥放噱头。林成忠说:“希望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重视和加强改造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改革演出内容。不要光注意中心区的几个大剧团。”丁荷英说:“虽然我们工人不会跟着这些坏戏里面的人物走,但是应该有好的给我们看。”
工人很希望看到在中心区戏院里演出的一些好戏。铁路工人殷锡泉说:“工人想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买票要排队,工人根本没有时间,打八折的团体票,也多是家庭妇女、里弄居民买的。”成云雄说:“好戏应该首先和工人见面。但是我们看戏常常要下很大决心,我们厂里工人看兰心戏院演的‘在新事物的面前’,买不到票,又没有时间排队,就托了住在戏院附近的人代买的。看完戏,深夜没有车子,大家合叫小汽车回沪东。”工人们都说看一场戏车钱比戏票花的多。至于新的电影,也是轮到沪西沪东二、三轮影院上映时,工人才看到。工人们说:应该改变这种情况。
对公营的专业剧团不到工人地区去演戏,工人们都提出批评。市总工会文教干部叶清江说:“上海有不少公营剧团,却不大下区下厂演出。有的剧团留恋兰心戏院的场子,可是兰心只有七百多个座位,而上海却有一百多万工人。沪东沪西都有工人俱乐部和场子,工会有时请他们去演,他们都不大愿意去。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人,只欢喜兰心的漂亮的场子。”
好些工厂的工人同志认为,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为工人服务的精神很不够,工人们常常租不到希望看到的影片,该公司有时只是应付,工作不认真。邹葵生说:“有一次租一部影片,内容可以配合厂里开的大会,可是,说好了,临时又不给。公司都给我们一些糊涂、听不清楚的老片子。”
五、文艺工作者应该与工人群众结合
工人们说,几年中,有不少文艺工作者下厂来体验生活,在思想改造和创作方面都有了一些收获,工人也得到很多帮助;但是,也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却没有什么收获。他们中间有的忘记了自己要进行改造思想,却是为着专门收集材料和自己搞创作才下厂的;有的带着“我是作家,是下厂来体验生活的”思想来作文化客人的;有的是做文艺导师来的;还有的只是因为组织上分配,不是主动要下厂的。
文艺工作者下厂以后,不先拿下架子,处处以领导者自居,还谈得上什么改造呢?张国熙说:“有的文艺工作者还摆着指导别人的架子:‘我会唱歌,会搞戏,你们召些人来,我帮你们排戏。’”成云雄说:“希望文艺工作者不要看到个别工人落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学,说工人阶级不能做领导阶级。其实工人的阶级性是很明确的,比方说在‘五反’当中,和老板进行斗争时,工人就表现了高度的斗争热情和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有的文艺工作者在斗争的场合见了老板,还是‘客客气气’笑嘻嘻的拉不下脸来。你看,阶级立场的不同,不是很明显么?”
同样的,作家没有从思想上认清下厂改造思想的意义,努力建立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观点,即使到了群众斗争生活的场所,也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深入群众斗争生活中去,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工人们热情地在这方面提出很多批评和建议。叶清江说:“去年有一位文艺工作者在厂里体验生活,不下车间,每天上办公室,茶一杯,书一本,和高级职员谈天。下班后,就去高级职员家里玩,他和高级职员联系得很好。厂休息日别人去访问工人家属,他却回家,或者溜到苏州去玩了。”申新九厂虞建程说:“一九五○年有位作家到我们厂里来体验生活,来了一个多月,工人看见他都奇怪地问:这是什么人?有人回答说是青年作家。工人想找他谈谈,却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有的文艺工作者要等人家替他介绍,才与工人见面的,不是主动地热情地关心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关心工人中间发生的大小事情,在思想感情上还固守着知识分子“王国”,因此,总是带着知识分子腔调和工人们交往。成云雄说:“作家和记者到厂里来,一开口就是什么‘思想观点出发’,‘提到原则高度’,又是达到什么‘目的要求’,工人听都不愿听。”作家的这一些不正确的态度直接妨害自己和工人群众结合。“工人在劳动中唱着自己做的歌,作家一去就不唱了。”王渭山说:“作家下厂,应该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是简单地我教你文化,你给我生活的这套买卖。作家要完全生活在工人中间,不能打游击似的,否则就不能彼此间结成知心朋友。作家和工人在一起时,不要怕暴露自己的思想和缺点,大胆暴露好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帮助你,你也能痛下决心挖根,不断改造自己。”
工人们也要求下厂的作家对他们的文艺生活多给些实际帮助。像过去有的文艺工作者下厂,只管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几幕头的剧本。香烟吸了一盒,工人写的东西请他看,只说:好!好!其实,看也不看。请他们帮助排戏,也说:“不行,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就推掉了。有些作家主观上是想热心帮助人家的,但讲起来就是讲究服装、演员腰身等一套理论,这样对工人就没有什么帮助。
六、对工人文艺辅导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意见
工人同志认为,上海的文艺工作领导上对普及工作的重视是不够的。在对工人进行文艺教育、培养工人写作能力的工作上,存在不从实际出发的严重缺点。因此,虽然办了很多学习班,但工人得益不多,收效也很小。王渭山、丁荷英等都说:写作讲习班、戏剧学习班,学的东西太多,脱离实际。请来的专家从大鼓讲起讲到弹词、快板、相声和作品分析,包罗万象;一学起来就是什么高潮、低潮,有的专家还教大家在戏里怎样写谈恋爱等。这和工人希望学习怎样表现劳动生产的要求有什么关系呢?完全不对头了。还有的作曲家教工人学习创作二部轮唱四部合唱,把乐理硬向工人脑子里装。工人听了高潮低潮、二部四部以后,原来写过剧本和歌子的也吓得不敢写了。有的工人跟着钻技巧,就走了弯路,后来在群众的批评下才又摸对了原路。协新毛纺厂杨迎春说:“沪西音乐创作学习班教我们写二部合唱二部和声,我只能夜里开夜车,用功夫,但是瞎摸中作出来二部合唱的歌曲,工人不欢迎。后来我针对厂里的生产情况,写些短歌曲,如写毛纺工人织军毯支援志愿军等,工人就对它很有兴趣。现在我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满足群众实际需要,创作才有意思。”
工人写了稿子和作品送给作家看,作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批改。王渭山就提到有些歌被改后,唱起来就没有工人感情。成云雄说:“作家对我们讲究思想性、政治性、原则性、政策性,很多‘性’,我钻也钻不出名堂。有的工人写的稿子,作家们不是说没有这个‘性’,就是说没有那个‘性’;初学写稿的人,被这些‘性’吓住了,写作时顾虑很多,甚至不敢写了。有些意见很空洞,工人不懂。”
工人同志对办学习班时铺张浪费的作风也提了意见。他们觉得学习班结束时吃西点,看魔术,发纪念册太浪费;另外又给大家发帖子玩一通,浪费了人民不少的钱。
工人同志都说:学习班是要办的,但是要办得好点。要了解工人的实际需要,同时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来培养他们,不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使他们受到毒害。还有,建议学习班教的内容不应该是纯技术的,应同时注意政治教育。
工人同志对这次文艺界整风寄与很大的期望。他们希望文艺工作者在这次整风中,能够深刻地批判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确立对人民群众负责、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观点。成云雄说:“作家应该多检查检查今天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底对得起人民不,不要老是想自己的过去。”工人同志都说:我们厂里工人很欢迎文艺工作者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希望文艺界通过整风,认清自己的毛病,改掉这些毛病以后,更好地创作,能像工人订生产计划一样订出自己的创作计划。我们愿意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展开劳动竞赛,共同来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

一个工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见

第3版()
专栏:

一个工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见
申新六厂工人 成云雄
作家和工农兵怎样才能结合,并且结合得很好。关于这问题,在这次上海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是应该得出结论的。我想:文艺界的同志,应该把这一问题作为整风运动、思想改造中的主要的一部分,否则,虽然你嘴里整天地唤着或想着:“要听毛主席的话,文艺面向工农兵。”但是怎样才算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怎样又才是文艺面向工农兵呢?如果不进一步地把这问题搞清楚,作家们是很难与工农兵结合得好的。
上海的工人阶级与作家一直是互相不很了解不很熟悉的。因为在解放前上海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写些给小资产阶级看的作品;在反动派统治的时候,虽然有些作家也想写表现工人阶级和给工人阶级看的作品,而且也写了一些,但是因为不熟悉工人,所以写得并不好。后来有些作家跟着共产党,进入了农村、部队,长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使这些作家与农民、解放军已初步地结合起来;但是工人阶级和上海的作家们却是在解放后才开始熟悉起来的。由于相互不了解,要求作家一下子写表现工人的作品,是有一定困难的;不过作家们不该太强调困难,应该从主观上努力起来。难道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老舍先生说得好:“我重新再从小学读起,做一个小学生。”他从十句八句学写,慢慢地写些短剧,他写的“龙须沟”,是一个成功的作品。老舍先生的成绩和他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他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他初步地体会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他不是光在嘴上说些空话的。
所以,作家们要想写表现工人的作品,首先要使自己热爱工人,热爱劳动,懂得劳动的伟大,把自己的生活与工人、劳动联系起来;用想一想比一比的办法:想一想,如果没有劳动者,自己的衣、食、住,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比一比,自己与劳动者的生活是如何?解放以来,自己对新中国广大人民的贡献有多少?这样就能纠正作家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从热爱工人与劳动中,更进
一步地去了解体味劳动者的生活、思想、感情。比如:有些作家下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结果学了五六个月,学到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作家与工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口头上说是下厂学习,其实对工人和劳动并不热爱,他们总以自己的一套,来体会工人阶级的生活,结果自然学不到东西。
我们工人最关心的是劳动和生产,我们对新中国的生产的发展,特别感到高兴。生产的机器、成品,不管是小的钉子,或大的轮盘,我们都像爱护自己的儿女或眼睛一样地保护着。如果作家们不了解这一点,如果并不真正热爱劳动和生产,想去与工人阶级结合,这是空想。作家们一定要坚决放弃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一套想法,虚心地在劳动和生产中学习,才能真正确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情感,假使你热爱劳动,能与工人谈些劳动生产的问题,工人一定会与你搞得很亲热的。
文艺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通过工作检查和思想检讨,还应该考虑:怎样下厂向实际学习?从什么地方去学?学了以后,又怎样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怎样才能服务得好?怎样帮助工人阶级自己掌握文艺这一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文艺界的同志们,应该要像工农兵订生产计划、作战计划等一样的来进行工作。全国的工人阶级目前已展开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文艺界的同志们,应该在文艺战线上,展开你们的竞赛!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相互鼓励,为着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的高潮共同奋斗吧。

爱与不爱

第3版()
专栏:

爱与不爱
克东
解放日报所载“一个工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见”
一文,充满着工人阶级的朴实、热诚的情感。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工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是多么关心,并寄与多么大的期望。
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这文章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真正爱劳动和生产,或者不真正爱劳动和生产,这就是工人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分界线。由不真正爱劳动和生产到真正爱劳动和生产(也就是真正爱劳动人民),“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主席语)。
这里,我联想起几件事来:不久以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满怀改造自己的热望到工厂里去了。起先,他在保全部工作,一般说与保全部工人的关系搞得还好;后来,他又被派到筒子间工作,就与保全部工人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有一次,他走过保全部,工人看见他来,真是热情极了,因为彼此已好久不见面,所以就跑来拥抱他。但是这个文艺工作者忽然觉得这个拥抱他的工人身子很脏,不禁扭了一下,工人立刻察觉到这个了,就说:“我洗了手再来吧。”另有一个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后,把自己的床铺弄得很讲究。有一次,好几个工人去找他玩,他看到工人同志要坐他的床时,表情显得很不自然,工人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的思想,就说:“不要紧,我们坐地下吧。”这个作家也连忙说:“哎,地下太脏——我这里有草纸。”(意思就是说地上不干净,拿草纸垫一垫吧。)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有下厂改造自己的决心,他们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还搞得不错,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这两个作家,只要在直接和他的切身问题发生一下——那怕是一点点——关系时,诸如拥抱他一下和坐坐他的床等,他们的真正爱与不爱的思想感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工人阶级还不是真正的爱,他们总觉得工人是脏的;他们最爱的还是自己,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最干净的。他们的思想深处,原来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这两个文艺工作者下厂的动机还算比较好的,至于那些抱着“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贴”,“要去看看工人阶级是否大公无私”而下厂的人,其不爱工人是更显然了。因此,也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某些人说,是相当根深柢固的。思想改造,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只要到工厂、农村去遛几趟或者看几本理论书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我们在文艺整风中,倒不妨检查一下,你所真正爱的东西,到底是那些东西,你所不爱的东西,到底是那些东西。从思想深处不隐瞒地、不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地、挖掘出爱与不爱的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思想的病根。

加利亚和日本的艺术戏剧工作者 给我国工人、农民及艺术工作者的信

第3版()
专栏:

加利亚和日本的艺术戏剧工作者
给我国工人、农民及艺术工作者的信
编者按:保加利亚艺术戏剧工作者工会在“五一”节前夕来信向我国戏剧工作者致敬。日本“前进剧团”也在“五一”节写信向我国工人、农民祝贺。从这两封信(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转来,收到较迟)里,可以看到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艺术家对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与文化交流都具有共同的热烈愿望。保加利亚艺术戏剧工作者工会给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的信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国际“五一”劳动节,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艺术戏剧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敬礼。
祝世界和平坚强的堡垒伟大的苏联领导的人民民主兄弟国家的艺术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地加强与巩固。
“五一”节万岁!
主席帕·季米特洛夫(人民艺术家)
书记格·马尔考夫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日本“前进剧团”的来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兄弟们:
我们对你们在建设新中国所获得的辉煌成绩和在北京召开的“五一”庆祝大会,致以庆贺。
虽然我们由于吉田卖国政府的迫害,不能应你们的邀请前往中国,但我们相信,愿望世界和平的全日本工人和农民的歌声,和遥远隔着大海的你们的歌声,会响彻全世界的。
我们“前进剧团”,为了保卫和发展日本民族的戏剧和电影,至今一直斗争了二十二年。为了粉碎挑拨战争的阴谋和殖民地的堕落文化,现在我们分为三个演剧班,在日本全国的都市和农村轮流演出。在电影方面,我们和群众一起,摄制了“不!我们要活下去”和“箱根风云录”,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然而,日本的民主力量现在还很弱,我们的国土被作为外国的军事基地,争取日本解放的斗争会愈来愈激烈的。
我们把你们所建设的美好生活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宣誓:我们不久就要建设幸福的日本,自由地和你们来往,坚决保卫世界和平。当“五一”劳动节之际,我们以这个宣誓,衷心向你们致贺!
全中国的工农团结万岁!
中国与日本的友好万岁!
中国的戏剧和电影界的发展万岁!
一九五二年的劳动节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前进剧团代表河原崎长十郎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

优秀的乡村女教师田桂芝(图片)

第3版()
专栏:

优秀的乡村女教师田桂芝
陈今言画
(一)吉林省敦化县胜利村永胜屯是一片为群山环绕着的平原,牡丹江的急流从这里蜿蜒而过。一组一组的农民正在那堆满粪肥的辽阔田地上劳动着,愉快地哼着新学的歌儿:“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
(二)但在永胜屯初解放时,屯里绝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写封信或写一副对联都得求别人。
(三)一九四八年春天,屯里忽然传遍了一个新鲜事儿:“老田家的桂芝回来了,要给咱屯里办学呢!”有的就说:“哟!十七岁的毛丫头也能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