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06-07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向米丘林学习
——纪念米丘林逝世十七周年
周建人
前世纪，查理士·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大著作“物种的起源”。达尔文搜集了很多的证据，写成此书，击破了唯心的、神秘的特创论。他说明各种生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各个体都和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等等，他第一次地把生物科学安放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面。达尔文的学说，后人称为达尔文主义。
但达尔文的学说不是全部正确的。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后来欧美资产阶级自然科学者，常常忽视他的正确部分，传述了他的错误部分。比如强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意见及同种竞争等等；或者倡导和达尔文学说的正确部分不相容的唯心论，如魏斯曼、摩尔根等人的主张，就是显著的例子。达尔文学说的正确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已被折磨得几乎只剩痕迹。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继续发展着。米丘林把达尔文学说的错误部分去掉，而发扬和充实其正确部分，成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然科学者相异之点不仅这些。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者常常反对哲学，他们想拿自然科学来代替哲学。但是这些自然科学者表面上反对哲学，实际上却在自然科学的著述里灌输着唯心论的哲学思想，他们借自然科学之名来宣扬非科学的、谬误的观点。
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然科学者米丘林不是这样的。米丘林十分重视哲学。他的“原理和方法”第三版序言一开头就这样说：“在辩证法上‘……没有什么事物是有尽的，绝对的，神圣的。它表明一切事物的内在与外在都不是静止不动的；除开发生和死亡的连续过程，以及从低级向高级的无止境上升过程，没有什么其他现象能够在它面前持久存在的。’（恩格斯）”米丘林接下去说：“这个原则，过去和现在经常是我的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
由于米丘林是拿这个原则去看达尔文主义的，所以他能够进一步发展达尔文主义的正确部分。旧时代的自然科学者只拿自然科学去解释自然，即达尔文亦不例外。米丘林则开始相信自然科学者有改造自然的任务。他的“我们不能坐待自然界给予的恩施；要从自然界夺取它——这才是我们的任务。”这一名言，是一切新进的自然科学者所传诵和熟知的。
米丘林活到八十岁高寿，整整六十年的劳动，全是致力于改造自然的工作。他不是开山掘河那样的改变自然，他是改造植物的品种。植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改造植物品种即是改造自然。他一生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了极大的努力，因此，苏维埃政府曾授予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
他的劳绩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创造过大约三百种果树的新品种（包括非乔木形的）。他曾把果树种植到以前不适宜于生长的地区，如西伯利亚种起杏树，阿尔泰山区种了梨树等等，并使苏联大块地面上变成了果树园。但是他的劳绩远不止此。
米丘林掌握了辩证法的一切东西皆不永恒存在的一般原理，掌握了大凡生物因受外界生活条件的影响得来的新性质都可以遗传的原理，并且进一步掌握了控制植物、改造自然的方法。
如果单说米丘林肯定了生物能把生活中所获得的性状传给后代，好像和一般主张后得性能够遗传的话没有什么差别。但米丘林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生物体和环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离的，所以外界条件对于生物体的诸性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说得详细一点，就是说：米丘林认为生物体和四周的生活条件是统一体。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旧生物学者老是想不通。生物的生活中有所谓“代谢作用”，它不断地吸收外界物质，构造成为组成自己身体的物质。这话用术语来表现，就是说：外在之物，吸收入体内，变成为内在之物。但这内在之物不是常住不变的。它还是变，并且分化为简单的物质，排泄到外界去，转化为外在之物（在植物里，多量的代谢产物堆积在身体里或不生活的部分）。生物体和环境的关系可知是密切的。又如阳光、空气、温度、湿度等许多生活条件，无不影响生物形体的构成，即各种性质的形成（同在一株植物体内，一部分的物质供给别的细胞作营养时，供给者对吸收者来说也是外在之物）。
我们懂得这一关系，也就懂得生活条件的变化能使生物体发生变化的道理了。环境是不是在变化呢？是在变化的。生活在不常住的生活条件中的生物，必定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所以可以断言，生物是在变异的。但是生物有变异，同时也能遗传，因为有遗传，所以能把变异的性质巩固下来，遗传下去。以后再发生变化，再遗传下去。没有遗传的变异是不可想像的。正如没有停留的移动一样不可想像。
比方说，有人不停留地行走了十里路，费了一小时时间。这就是说，他是在移动，但移动的时候也在停留。古人甚至把停留这一点强调起来，说“飞箭不移”。意思是说箭移过去，每一瞬亦在空间停留，所以可说“不移”。生物体有变异亦有遗传的遗传性，自然不像物体在移动中有停留的那么简单。说得详细一点：因为各种生物各有自己的代谢作用的类型（代谢作用的方式各有不同），而有一定代谢作用类型，就有一定的遗传性。如生活条件使代谢作用类型发生了变化，那么遗传性也就改变了，生物体表现出来的性质也改变了。米丘林反对魏斯曼、摩尔根等的遗传说，因为那些说法是错误的。但米丘林没有否认遗传作用本身。苏联还设立有“米丘林中央遗传学实验室”，不就是一个实际的证明么？
生物体的生活过程中存在着变异和遗传这一矛盾，从短暂的时间来看，好像变化并不显著。但如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变化是显著的（改造品种时，即在不久的时间，变化亦显著）。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所说：“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九八页）生物体的变异和遗传的矛盾也是这样。
但生物的遗传性不只是消极的不变化，实际上有它的稳定性或保守性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定的代谢作用类型有一定的物质运动方式。下一代的生物体在一定的环境中间进行代谢作用时，物质运动依照上代的代谢作用类型那样运转，生物体就表现出上代的形状和性质。李森科描写遗传的情况说：“生物在上代中所经历的全部发育，好像都累积在性细胞里。这个细胞便从头创始发育。这件事好像把前代缠绕起来的那串无数的改变与蜕变，由内部再伸展出来……”（“遗传及其变异”第八十八页）。
米丘林认为改变生活条件是可以使生物体发生变化的，但是因为生物的遗传性又有保守性即稳定性，所以为了易于改造（或称为教育），使它能达到人类所需要的目的，须要把它的稳定性变为不稳定。他常常采用营养杂交及有性杂交等方法来证实这点。拿有性杂交来说，有性杂交所得的杂种，遗传性就不大稳定，容易适应不同的环境了。它的可塑性就大些，容易改造些。米丘林在“原理和方法”一文中说：“杂交中两个亲本的原产地和环境彼此相距得愈远，它们的杂种幼苗对于新地区的外界条件就愈容易适应。”（米丘林选集，二○一页）因此米丘林对于有性杂交的看法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完全不同。按照孟德尔·摩尔根派的见解，遗传因子是孤立的、不变的，如两个品种相杂交，两亲的优良性质如汇集在子息里，就会得到优良的品种。但这全是偶然的，受偶然性支配的。米丘林认为杂交使生物的遗传性的保守性变为不稳定，因此可以改造它。有这等方法和原理，就有了改造自然的信心。米丘林认为两个亲本植物杂交而生的杂种，在发育的早期，性质是受了环境的生活条件如在空气及泥土的温度、大气的电量、主要风向和风力、光的强度、土壤的成分和湿度的影响之下发现出来的。所以他说：“每个杂种幼苗有机体是亲本和亲属的性状加上外界因子影响的总和。”这一看法和孟德尔·摩尔根派显然不同。又因为各种条件都在变化，所以同一种亲本，在不同时期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杂种。米丘林利用杂种的可塑性来改进品种。这一点常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所误解，他们认为米丘林的育种工作，大部分就是杂交工作！这种错误的看法必须纠正。
中国的自然科学者很愿意向米丘林学习。学习他的宝贵的经验来建设新中国。讲到学习的方法，一般是研读他的书。米丘林选集去年已翻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米丘林学说的宝库，可以发掘出许多珍宝来。但米丘林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业中，必须不断地向前看，因为单纯地利用我的方法会把它们转变为教条……”（“米丘林的生平及其事业”，第十二页）。所以我们向米丘林学习，不要仅仅只学习他的技术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工作和思想方法。就是更要学习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树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自然科学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非常之必要；克服从旧社会里带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如果存在着的话）非常之必要。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说，革命须有理论作指导。不单革命需要理论指导，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中也是需要理论指导的。要使工作做得正确，要在这斗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米丘林的工作中的指导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中国的自然科学者已有不少人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接着应当学习“矛盾论”了。这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正确地分析事实，认识真理的钥匙，非努力学习不可。学习毛主席的其他的著作，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有极大的益处。因为毛主席的其他著作同样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生动的典范，自然科学工作者如能详细阅读，融会贯通，也会得到关于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我这样想。
我们纪念米丘林，决不是只要讲讲他的功绩就可以满足，也不是只要读读他的书，学习他的技术工作方法就可以满足，虽然这是需要的。必须更进一步，学习米丘林之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宇宙观，掌握辩证法作为一切工作中的确定不移的基本原则！认为只需要自然科学，不需要哲学的想法是错误的，认为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不需要哲学的指导原则也是错误的。我们纪念米丘林，必须学习像米丘林一样，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注〕今天，六月七日，是苏联伟大生物学家米丘林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
（附图片）
米丘林

第3版()
专栏：

争取出版工作的高度思想性
真理报社论
我国出版事业的巨大规模，就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关怀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标志。苏联每年出版的书籍，其总数几乎超过革命前俄罗斯出版书籍数量的十倍。
苏维埃的书籍应当是有高度思想性的，有丰富内容的，具有完美的文学形式和水平的出版物。我们的那些积极赞助新的和先进的事物、揭露坏现象和伪善人物的著作，帮助党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著作，都获得了人民的赞许。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斯大林同志对思想问题的指示，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全体工作人员行动的战斗纲领。出版局的工作人员，也像我们报刊全体工作人员一样，应当遵循着构成苏维埃制度生活基础的政策。我们的书籍应当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思想，宣传各民族友爱的思想，并应反映出苏维埃社会的道德——政治的统一。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中说：“苏维埃文学——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除掉人民的利益，除掉国家的利益外，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利益的。苏维埃文学的任务就是在于帮助国家准确地教育青年，答复他们的询问，教育新的一代成为精神百倍，相信自己事业，不怕障碍，准备克服任何障碍的人。”
出版好的书籍，是苏维埃每一个出版局的头等重要任务。任何一个出版局的工作的成功，决定于对所要出版的每本书、每本文学作品的高度的严格要求，决定于时时注意提高它们的思想、科学和艺术水平。
我们许多出版局执行了党的指示，在其工作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事实证明，在个别出版局的工作中，仍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国立法律书籍出版局的工作就不能令人满意。它所出版的书籍不能适合于苏联法律科学的要求，落后于实际工作者的需要。这个出版局所出版的许多书籍，正如党报中已经指出来的，有着严重的思想上的错误，其中有些书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出版局在选择作者方面是草率的，让一些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的、没有必要的知识的人来写书。
由于出版局的领导者们漠不关心，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组织机构的书籍出版准备工作，为一小群思想不正确的人垄断了。出版局工作中的严重错误，首先说明了这里的编辑工作没有正确地组织起来，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了宽容和自满的情况。
近来，对俄国的和外国的古典作家文艺作品的再版工作和编辑工作质量的严格要求，为某些出版局降低了。苏联的读者是想要获得古典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创作的优良版本的。这责成出版作品的编辑们细心地和谨慎地去对待出版的原稿。可惜，许多出版局的领导者忘记了自己对读者的责任，时常把出版文学作品的准备工作委托给没有经验的和没有诚心的一些人去作。
在某些文学作品再版的时候，时常发生严重的错误和对原文歪曲的地方。例如，国立文学出版局和军事书籍出版局在编辑杰米扬·别德内依文集时，就对这位诗人的原文采取了专横的擅自处理的态度，其结果，他的许多诗都被歪曲了，甚至有些地方的原文简直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伪造。文集的编辑列吉宁用一种毫无诚意的态度对待所委托给他的工作：他收在选集中的，不是诗人最后的定稿，而是较早的，被诗人自己挑剔出去的作品；他没有注意到别德内依早已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修改是在党的批评影响下完成的。国家文学出版局和军事出版局的领导者，对待别德内依作品的付印工作是不负责任的，把这件事情完全转托给对原稿无知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和不用心思的编辑们。
对出版书籍的粗枝大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除了蔑视读者，轻视他们的利益之外是不能再有其他解释的。在我们出版局的全体工作人员面前，有着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为争取具有高度思想、科学和艺术水平的出版物而斗争。读者们的利益是要求作品再版时，要保证作好对原文的细心的科学的准备工作。
事情的成功决定于人，决定于干部。出版局的领导者应当在对作家的工作方面，建立起应有的秩序，引导有资格的专家来写书，要把创作讨论会安排得很好，并对准备出版的原稿作认真的审查。
用熟练的和经过锻炼的编辑、出版工作人员来加强出版局，提高编辑、出版人员的工作能力，改善对他们的教育工作，是保证原稿的编辑质量的重要条件。在这一方面，印刷出版总局应该加以严重注意。过去，它没有保证对出版物质量的监督，没有保证改善出版工作，对于提高编辑的政治和专门知识的问题毫不关心。
出版局的工作是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地方党组织应当经常地注意出版局的工作，应当关怀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但是，应当指出，某些党委会对于这件事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例如，在契卡洛夫出版局和赤塔出版局计划出版作家米哈依洛夫文集的时候，负责编辑工作的法切也夫就在编辑这本书时犯了粗暴的错误。但是契卡洛夫和赤塔联共（布）州委会对于出版局的这些错误熟视无睹。
党组织应当改善对地方出版局的领导工作，深刻地注意它们工作的内容，严格地注意书籍的高度思想性。
我们的出版局具有光荣地顺利地完成他们面前的严重的和负责的任务的可能性。苏联出版局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增长着的要求，尽力提高出版物的思想水平，把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思想带给群众，宣传我们祖国在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成就。
（刘竞译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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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四三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四三期已经出版。
本期刊载了我国各人民团体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真相的报告书的摘要。本期社论题为“共产主义报刊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本期其他的重要文章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克的“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争取和平就是争取生存”；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西罗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民族的兄弟合作”；英国共产党副主席杜德的“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危机日益增长”和波皮沃达的“南斯拉夫人民必将使他们的祖国回到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等。
本期的社论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刊是党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武器，在现阶段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它的作用和任务实在是异常重大的。共产党的报刊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为它与人民、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有密切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因为它代表真理，经常地正确地反映工人们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并一贯地为这些利益而奋斗。由于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共产党的报刊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威信。社论接着叙述了苏联的“真理报”、中国的“人民日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报刊的卓越贡献。社论最后说：但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各种机关报刊，还常常存在着缺点；这些缺点，时常表现在内容的缺乏战斗性、与广大的读者联系不够，或谴责美帝国主义不够尖锐，不能够以生动鲜明的风格来宣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不能够透澈详尽地向群众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基本问题，等等。在人民民主国家，某些报刊没有能够恰当地探讨思想问题和党内的问题，没有深刻地注意经济生活的发展，也没有足够地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报刊予以经常地、具体而深入地领导，将有助于改正某些党报所发生的缺点，提高共产党报刊的水平，使它们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更有力的武器。
波克的文章说：发展生产力以进行和平建设，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来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利用天然财富是必要的，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波克的文章接着对比了苏联改造自然变荒地为沃土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却使沃土逐渐变为荒地的情形。波克说：一方面资本家利用科学——许多年代的思想、经验和劳动的成果——主要是用来制造为全人类所斥责的武器的工具，另一方面苏联的科学和技术，正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而服务。全世界的和平战士们坚决地表示永远不对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作战。
伊巴露丽的文章说：和平或战争的问题，对于一切国家、一切正直的人们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千千万万的人日益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战争危机的祸根，除非各国人民协力阻止，美国指使它的附庸国家进行的扩充军备的竞赛，就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西罗基的文章叙述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兄弟民族的分裂以及解放后两个兄弟民族团结一致的情形。西罗基说：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族人民的平等地位。但是，我们不可能满足于斯洛伐克人民取得的形式上的平等。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先进国家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对于落后民族劳动大众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应该给予实际的长期的援助。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斯洛伐克的工业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西罗基的文章接着介绍了斯洛伐克在解放后几年来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已获得的巨大成就。
杜德的文章说：由于殖民地与附属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而产生的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决定整个世界局势的主要因素。目前，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反对殖民地与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战争，或者是为了征服从前是附属国、而现在已经获得自由的国家而进行的战争。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日益严重的经济与政治问题，都是与殖民制度的这种日益增涨的危机有关联的。杜德接着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军事义务和战争的负担日渐加重，它们在已经削弱的经济和可用的人力物力方面所遭到的困难也就随之增加了。帝国主义用来对付殖民制度危机的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只可能使危机加深，同时使国内问题更加严重，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尖锐化。杜德最后说：在殖民地国家里面，只要那里建立了有效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只要那里有发展的和政治上成熟的共产党能够在它们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起领导作用，那里就能够获得最伟大的胜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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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海通航
苏联 波列伏依
编者按：波列伏依此文是应本报特约为庆祝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伏尔加—顿运河的胜利完成而写的。在伏尔加—顿运河的建设过程中，波列伏依曾经进行长期的专门的采访，并在“真理报”连续发表许多篇关于伏尔加—顿运河的通讯。波列伏依所著“真正的人”一书早有中文译本。这书使他在中国成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苏联作家之一。
去年年底，我给伦敦城的知识分子作了一次关于苏联进行共产主义伟大建设工程的报告。希望听这个报告的人非常之多，以至报告会不得不从一个不大的房子迁到一所宽敞的大厅去举行，才勉强地把那些对报告很有兴致的人容纳下来。报告历时四十五分钟，可是提问题的时间却有两个半钟头。
所有这一切是很值得注意的。这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生活的光辉明朗的、能战胜一切的真实，突破了所谓“大”不列颠的报刊每天散布出来的谎话和诽谤。这说明了普通的人们，甚至就是像英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也不顾新法西斯的美国宣传的疯狂叫嚣或各种各样的怪叫，而注意地、兴致勃勃地、兴奋地注意着现在正在我们社会主义世界中进行的伟大建设工作，并且把我们的和平劳动，把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的伟绩看作是人类的光辉的未来。
来听报告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其中有一个人就信仰而论是保守分子；就专门技能而论是工程师。据说他不仅是英国的，而且也是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出色的水利工程专家之一。他非常坦白地说道：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真像一个神话。但在神话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一段不可征服的距离。我不相信在现代的技术水平上，尤其是在现在的国际情势之下，能够进行这样的建设工程，而且在苏联政府所宣布的期限内完成。这真是不可想像的。”
现在，当根据规模宏大的斯大林计划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建设，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一段话。这种设计英明、规模空前而且目的又极为人道的建设，在战争精神病笼罩之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确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但他们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对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人来说，则是日常的东西。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的胜利，连结苏联五个海的大运河的通航，显明地和不可动摇地证明了这一点。
把伏尔加河和顿河这两条我国的大河连接起来，是我们的能干和热爱劳动的人民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好几百年来就活在那些讲伏尔加妈妈和顿河爸爸会面的歌谣和神话中的。但是只有在我们苏维埃时代，只有在空前的创造性的劳动高潮的雄伟的日子里，——我们苏维埃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日子里，这个几百年来的梦想才最后实现了。
胜利完成了解放祖国的丰功伟绩而现在又进行着改造国民经济这个伟大工作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特别能够理解和评价我们苏维埃人刚刚完成的工作的全部意义的。请看那苏联国土广大无边的地图。请找那条欧洲最大的河流伏尔加河和顿河最接近的地方。在这里，伏尔加—顿通航运河现在通过草原，穿过山岗和分水岭，定下了全长一百零一公里的路线。从今以后，冲洗着我们祖国海岸的五个海——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及黑海，已经由于有了便利的内河交通而彼此永远连结起来了。穿过我们全国——从北极地带到亚热带，开辟了一条直通船舶的交通线。
这条新运河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已说明了它在国民经济上的伟大意义。甚至在我们这个以大规模水利建设出名的国家中，甚至在像第聂泊河水电工程、莫斯科运河、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等类的巨大建设当中，伏尔加—顿这条运河也占着特殊的地位。我所举出的这些建设，基本上是解决一项任务，就是动力或运输的任务。然而这条新的运河，这个共产主义建设的初生儿，却一举而解决了三项任务，这就是运输的、动力的和灌溉的任务。伏尔加—顿运河既然是苏联五个海的伟大通路，既然是工业、灌溉系统和农业电气化的强大电力泉源，因此同时也就是为我们苏联人民所从事的改造自然的伟大事业服务。
东南部分的广大领土，是以其土壤之富饶出名的，但自古以来就遭受着旱灾和干风的威胁，现在这一带地区却得到了大量复苏的、由人的创造性意志合理地送到田野里来的水分。在斯大林格勒州西南一带地区，有十五万公顷土地受到灌溉，一百万公顷土地有水供应。在罗斯多夫州将有六十万公顷土地受到灌溉，一百万公顷土地有水供应。这样，东南俄罗斯的苏维埃农民，他们的劳动过去总是受到旱灾和凶恶的干风的威胁，现在是永远摆脱了。
这个共产主义建设的强大的初生儿，伏尔加—顿运河的基本意图，就是要解决这个三位一体的、内容极为人道的、意图非常大胆的和规模宏大的任务。
去年建设工作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作为一位作家的我，很幸运地在这里度过了夏天。在这条当时还是盐土地带的干燥草原的伟大路线上，正在修建闸门、堤坝、抽水站、防波堤和灯塔。
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来说，这是在明天的共产主义世界里，在我们这个旧星球还不曾有过的那些建筑物的世界里，在未来技术——巨大的、智慧的、精细的、完全服从工作人员的创造意志的技术——的世界里的一次幸福的旅行。
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建设工程跟前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吃惊了。在我们面前的草原上，好像是分出来的一条山脉一样，显露着巨大的泥土堆成的堤坝，高度有三十五公尺，直径还要大。看起来，这样的堤坝决不是人力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个从地面上凸出来的断崖，是某种地理变化的结果。事实上，无论如何是看不见堤坝上有大群的人的。堤坝上面伸出两排有支架撑着的粗管子。浓密而浑浊的污水从这些管子的口中送出来。几个人沿着这些管子不急不忙地走着。如此而已！
原来在下面，在顿河的河床里，停着一整队只有一小组人管理的吸土船。这些表面显得很笨的船只，正在这个采石场上挑选着大量的沙土，拌和着水以后就把它们送到管子里，堆到高高的堤坝上面。
现在，当这个堤坝已经修建起来，而且新生的齐姆良海的浪花已经溅到它那铺着砖石的斜坡上来的时候，可以报道一些关于它的诞生的材料了。这个长达十二点八公里的巨大堤基，是依靠吸土机器的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如果用大批掘土工人，得十年至十二年才能修筑起来。
为了使伏尔加—顿运河的伟大建设实现，需要用大量的、为数空前的混凝土。人们告诉我，这些混凝土是由十六个为这项建设事业工作的水泥厂，以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访问过这样的工厂，没有看过它的技术设备，仍然会很难想像这种不平常的企业。
在齐姆良水利站建设区访问这样的水泥厂，对于我来说，乃是在明天的、共产主义未来的技术世界中作了一次特殊的旅行我们访问的一批工厂，屹立在整个建筑场上面。它们日夜不停地工作着，威力强大的运载水泥的“MA3”牌汽车，每辆可以载七吨混凝土，它们结成一条不断的行列，保持着平均的间隔，不分昼夜地从工厂开往堤坝和闸门。这种用汽车组成的活动传送带，拖了三公里长。这三家联结在一起的工厂，一天一夜就可以把好几列车的洋灰、石子和沙土变成液体混凝土，然后大量倾泻出来。在这三家工厂中工作的，有几十部复杂的机器、输送带、巨型天秤、调配机，但只有一个人，一个坐在巨大的电气控制台面前的值班工程师在管理它，他从各种灯泡观察全部工作的进程。他一步也不走出房间，按着无数的电钮；他扭着电气开关，指挥着三个厂的全部工作。这个巨大的生产综合设备，在我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钢铁有机体，而这个渺小但具有无限威力的人，就是这个有机体的指挥各种机能的脑子。
混凝土、钢架以及各种建筑工作这样高度的机械化，使我们能在一天之内把八千立方公尺的混凝土安置到建筑物里面，而在去年十一月六日，我们的伟大的国庆节前夜，又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纪录——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九立方公尺。
最后，谈谈在修建这条伟大航路中起了那么大作用的巨大的掘土机罢。记得飞到这个建设场所的时候，我们要求总工程师送我们到那个正在进行最大的工作的地方。我们去到伏尔加—顿运河的分水岭，那里建设者们必须在一处高地开一个很宽的缺口。我看过莫斯科运河的修建工作，到过国外运河建设的地方，当然我以为会在这种伟大工程的地方看到成千成万的人。
当我连一个人也看不到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呵。一个巨大的草原勇士——“ЭЩ—14—65”式掘土机正在大量地掘土。它的槽斗一下就可以装十四立方公尺的土，六十五公尺长的钢杆把它们高高举起，送到离挖掘地点一百余公尺的地方，再抛到看来好像山脉似的坡上。
这个执行几万名掘土工人的工作的庞大机器，是由只有五个人组成的掘土机小组管理的。
几百部苏联各种牌子的掘土机担任着主要的工作。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ЭЩ—1”式小型移动掘土机和每槽斗能容三立方公尺土的电动履带掘土机。成队的吸土船，几百部普通铲土机和履带式铲土机，几千辆自卸卡车，几十部多斗掘土机都在帮助它们。这些机器跟在掘土机后面，好像是在梳理倾斜的运河河岸。
在这项建设工程的各个地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了苏联技术的极大的胜利，并且想起斯大林早在一九三一年所说过的英明的话：“……如果以为我们不必实行机械化，便能支持我们的建设速度和生产规模，那就等于希望可用匙子吸尽海水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由于记住了伟大领袖的这几句话，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以自己的全部威力大大地帮助我们解决规模空前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我们在运河旅行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那些人，我们认识并且作了朋友的那些建设者们，也使我们感到很大的惊讶。这是我们的同胞，是普通平凡的
苏维埃人。但在这种为人类所未曾看到过的设计规模的建设事业上工作的时候，在苏联工业供给他们的这些人类还未曾见过的机器上工作的时候，在把苏联科学上的最新成就运用到实际中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些人，好像是超越了时代，已经学会以
共产主义的标准来生活和思考了。
一大批这样的人从我们眼前走过去。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见一个显著的、很能说明这种建设的特征的现象——复杂而灵活的机器，排除了体力劳动。管理这种机器的工作人员，是出身于特殊的实用技术的工人。人们有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虽然这些建设工作和全部生活的进度是很迅速的，但这些建设者仍然找得到空闲时间去中学校、技术专科学校里学习，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争取技术证书。
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已经说过，这个共产主义建设的初生儿——伏尔加—顿运河解决了三项伟大的任务，但除了这三项以外，这个建设事业也解决了第四个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任务。它是一个特殊的实验所，对于考验新的大规模技术来说，对于伟大苏联人民现在正在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阿姆河进行的规模更大的其他建设来说，它是一个“打靶场”。伏尔加—顿运河的建设者们所累积起来的宝贵经验，会给其他各个建设的建设者们以不小的帮助……
我高兴把所有这一切告诉计划了并正在全国进行着为这个古国所空前未有的建设工作的伟大的自由的中国公民们。你们的祖先曾经修建了世界建筑技术上惊人建筑物之一的万里长城。你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顺利地制服着强大而不驯服的淮河的自由的中国人，我相信你们知道了伏尔加—顿运河的建设者们的胜利，是会感到高兴和愉快的。
而我们苏维埃人，也和建设者们一起，把伟大的五海的水上新道路完成的日子，看作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赢得的伟大的新胜利。这是和平的胜利。这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张孟恢译）
（附图片）
波列伏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