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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第十六区委员会忽视私营工矿职工政治教育工作的检查报告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关于北京市第十六区委员会忽视私营工矿职工政治教育工作的检查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编者按:四月十八日本报发表了读者马寗对京西门头沟地方党委不重视工人教育工作的批评以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立即派了两个干部到京西门头沟,协助第十六区区委进行了检查,并拟定了短期的工人政治教育计划。现将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十六区区委检查的结果及对于今后加强工人教育工作的意见刊载如下:一
北京市第十六区全区人口共七万八千三百多人,其中固定人口有五万六千六百多人。在固定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有三万二千七百多人,约占全区固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强。据统计,目前全区有私营煤窑工人一万八千多人(包括固定工人八千多人,流动工人一万多人),分散在一百二十四座小窑工作。流动工人都是河北、热河、察哈尔省的灾民和门头沟附近几县的一部分利用农闲来作工的农民(这一部分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作工所得的工资)。此外,还有店员、建筑、搬运、手工业等行业工人七千多人。这就说明,这个地区的工业生产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重视工人的政治工作,乃是当地党委的重大任务。
在十六区党委领导下的京西煤矿工会,直接领导全区国营、公营机采矿的工会工作,其所属的私营工作委员会,则领导私营小窑的工会工作。私营小窑现有工会会员九千一百多人。私营矿工中现在只有共产党员四十九人,分散在街道支部,没有以生产企业为单位建立党组,因而在工人当中,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另外,在十六区工会办事处领导下的行业工会会员(包括店员)有四千六百多人,也迫切需要进行教育。
但是,两年多以来,京西煤矿工会私营工作委员会,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工会虽然举办过四期干部训练班,但参加受训的工人仅一千人,而学习的内容也只是工会法、劳保条例、劳资合同、工会工作等。工会十六区办事处也举办过一次训练班,因为训练时间短,教员水平低,效果不大。而在进行整党教育时,也没有向工人进行系统的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虽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一般职工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在 “五反”运动中进行了阶级教育,但这是用给工会基层干部讲课,然后由他们向工人传达的方法进行的。由于工会基层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低,传达的效果也是很差的。据调查,“五反”运动后,工人和店员的思想还很混乱:有的认为“商店应该是劳资双方所有的,大家都替国家管理”;有的认为“资本家要和工人同样劳动,而且要比工人更勤俭”;有的认为“‘五反’后,一切事都由劳资协商,按规定办事,不会再有剥削了”。有些从农村来的工人原来认为“五反”和土地改革一样,“打倒了资本家,大家都能分点果实”;后来看到事实不是如此,就不满意,说:“城市不如农村搞得彻底”,“白天黑夜地干,是白干了,还得罪人”。这就说明,京西门头沟地方党委在工人中的政治工作是作得很不够的。二
第十六区党委和京西煤矿工会为什么没有把私营企业工人、店员的工作,尤其是工人的教育工作作好呢?主要因为他们没有重视这一工作。这表现在:
(一)区委对工人工作没有一定的领导制度。在解放初期,公营煤矿的工人工作归区委领导,那时,区委是以工人工作为中心的。但是,当公营煤矿工作改由市委直接领导以后,两年来区委就从未专门研究过工人工作,也没有专门派干部深入小窑或行业中去了解工人的要求和检查工会的工作;对有关工会工作的报告也没有认真研究,没有及时给工会以指示。总之,他们对工会工作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工人的教育工作,区委认为那是归工会负责的,就放松了领导和检查。特别是对私营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区委只是被动地解决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福利问题,把经常的领导推给门头沟镇委负责。而镇委只有两个委员,要担负领导一万八千多工人的工作是有困难的,因而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就做得很差。
区委之所以不够重视工人的政治工作,乃是因为他们对于该区(工矿区)的特殊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只注意了农民,忽视了占居民人口百分之三十二的私营工矿的工人。一九五一年,因为区委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工人工作,京西煤矿工会主席陈士林经上级批准后,已不参加区委会。
(二)京西煤矿工会对私营煤窑工会工作的领导也很差。他们认为小窑寿命不长,工人流动性大,又有镇委领导,因此就只强调搞好国营矿的工会工作,对私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很少作专门研究,也不经常去督促和检查。另外,分配给私营工会工作委员会的干部也是不足的。脱离生产的专职工会干部只有九人(一九五一年时只有七人),其中又只有一个干部作宣传工作。没有足够的干部,要想把一万八千多工人的工作搞好,也是有困难的。三
为了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巩固“五反”运动的思想成果,教育工人团结资方发展生产,北京市第十六区党委在五月初旬召集有关部门检查了对工人工作的领导,对今后工人教育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并拟定了短期的政治教育计划。从五月下旬开始至六月底为止,在私营企业的工会干部约二千人中普遍进行一次阶级教育,指定区委、区政府和工会的党员干部九人担任教员,进行讲授。私营小窑的干部分六片集中讲课,以基层工会为单位进行讨论。每周听课一次,讨论一次。行业工会干部的教育由十六区工会办事处负责进行。
区委准备在工人集中地区装置广播器,利用广播对工人进行经常的教育。
为了统一领导私营工矿、行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区委拟建议由工会、青年团、区政府文教科联合组织一个工人教育委员会,由区委直接领导。区委则分出一部分力量切实做好领导工作,由区委宣传部经常地了解和研究工人的思想情况,提出教育计划,以加强工会的思想教育工作。门头沟镇委应增设生产委员和宣传干部。并决定街道支部中的矿工党员,按矿工窑区单独编组,以便进行教育。为了加强青年工人的工作,党的镇委会应设立青年工作的干部。北京市郊委和市总工会也应指定专人,负责加强郊区的工人、店员工作。

我们对音乐工作继承民族优良传统问题的一些意见

第3版()
专栏:

我们对音乐工作继承民族优良传统问题的一些意见
上海市国乐工作者 许光毅、吴景略、陈永禄 孙裕德、凌律
编者按:上海市国乐工作者许光毅等对继承民族音乐遗产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值得音乐界加以注意。希望音乐家、音乐教育工作者发表意见。
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周扬同志来上海广泛收集和了解文艺界的情况,现在我们就音乐工作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提供意见如下:
要在音乐工作上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必须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解放以来的三年当中,这工作做得很不够。例如音乐界依旧充满着崇拜西洋、轻视民族遗产的思想。直到最近才得到批判。又如上海的音乐教育中的民族器乐的课程,好像点缀品一样,根本没有对民族乐器作过什么研究与改造。再如研究工作方面,按理必须广泛地搜集和整理材料,加以研究,但目前据我们所知,这一工作也只有天津中央音乐院几个人以及其他极少数单位在搞,还没有采用发动群众的方式,没有作广泛地进行搜集、整理、研究的准备。当然,在民歌方面,历年的收集研究工作是有一定成就的。
我们希望迅速纠正这种偏向。首先要在这次文艺界整风学习中,明确地肯定:必须继承民族音乐传统,制定具体的整理研究计划和步骤,加强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技术教育工作。
关于研究民族器乐的问题和目前的情况,我们有如下的意见:
研究、整理、创造民族器乐,是发展与推进民族音乐所必需做的工作。民族乐器和工人农民的文娱生活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是开展农村和工厂音乐活动的有效工具之一,并且对于戏曲歌舞音乐的改进,也有很大的帮助。例如目前的歌剧就是从秧歌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假如能充分利用民族器乐组织的配合,很可能创造出新的大众歌剧,将歌剧推进
一步。又现在流行的地方戏的音乐,也有作进一步专门研究的必要。因此,我们除了必须研究民歌以外,还应该特别重视器乐的研究。
苏联政府对民族乐器的特别重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下面是“苏联艺术的发展”一书中的话: “以民间乐器为主的音乐研究的开拓,由于当局
的奖励和指导,奏效极大。各地方都热烈仿行。
这个专门研究,则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做中心。”
“组织了许多以木琴为主,加上管乐器的管弦
乐队,……手风琴乐队是民间乐器中最普遍的。”
民族乐器演奏是人民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人民热烈要求改革它的内容。就上海而言,解放以来,民族器乐团体的成立在一百几十个单位以上(戏剧歌舞团体的器乐组织尚未计算在内)。现在参加国乐团体联谊会(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组织的)的十个单位,其人数达三百十六人,其中工人占极大多数。去年沪西区工人要求参加沪西工人俱乐部国乐组的有百余人。这不是说明了群众热爱自己的器乐艺术吗?至于群众对这种艺术形式要求改革,可以从下列一事得到佐证:各团体纷纷要求新创作;不断有人反映说:“国乐是很喜欢听的,就是内容贫乏,听来听去只有这几只曲子。”特别是近来经过多次招待国际友人的表演后,国乐界深深地感到必须充分发掘灿烂的民族的宝藏,发展并提高现有的艺术水平,才称得上真正的代表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现在的情况却距离理想太远了。大家都在疑惑:政府既要我们参加这样重要的表演,为什么不及时把国乐界组织起来呢?目前不创造条件、不估计情况,是无法赶上文化建设高潮的。
在过去,由于对广泛流行于华东华南和其他地区的、用民族乐器演奏以器乐曲为主的音乐形式,未予充分利用与研究,使乐器的研究与改造成为空谈,这是应该予以注意的。
三年来国乐界主要的由于觉悟与认识不够,没有作什么研究和创作工作;也没有主动地争取领导方面的重视。因此,除在乐器的演奏上,仍保持旧有的水平,演奏了极少数的一些新曲外,没有其他成就和发展。
民间器乐曲的新创作是异常缺乏的,群众对此最为不满,这是目前国乐方面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除以上所述外,还因为国乐是流传于民间的,在封建时代与宫廷庙堂音乐相对抗,在反动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则与洋化堕落音乐不相容。这就决定了它的存在底主要形式是业余性,因而对于器乐应用问题(如民族风格、和声、曲式等问题),还未能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造成了创作上的困难。至于极少数能够掌握民族乐器的特性而加以应用者,或缺乏生活体验,无法创作表现新感情的乐曲;或由于非专业的缘故,缺少时间来进行创作和研究工作。此外没有大力展开培养群众创作(如技术科学化的普及工作等)也是缺乏新创作的原因。
音乐上的思想混乱现象,也是民族器乐方面的严重问题。那些跟民间器乐曲混在一起的、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宣传“命定论”、“虚无主义”的乐曲,以及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颓废主义的音乐思想,依然很自由地传扬着,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给了人民很坏的影响,模糊了我们所要继承的东西。
由于人民的音乐水准不断地提高,而国乐界又处在自生自灭的停留状态,现有的器乐理论与技术水平已愈来愈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去年九月,上海国乐界在逸园举行大规模的捐献音乐会,听众就有提高艺术性的要求。
此外还有器乐技术上的科学与不科学的对立,乐谱的不统一,乐器与定音漫无标准等等问题,也都阻碍了器乐艺术的发展。
民族器乐组织的艺术形式是人民要求发展和改造的。目前的困难是在于没有组织专门研究,没有组织广大喜爱国乐的群众力量来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此,首先必须做好研究工作与领导工作。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建议政府根据现有的条件,创立一个实验乐团,挑选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和专家充当骨干。这种乐团应与广大业余国乐团体建立正确的领导关系,借以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这种乐团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加强学习西洋技巧,特别是苏联在音乐上的丰富经验。同时有步骤地领导展开整理研究工作,组织作曲者体验生活,创作新曲,进行乐器的研究和改造,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举办训练班,培养新人才,发展业务。必要时可以计划乐团企业化。
再从全国民族器乐的组织和人才散布情形看,上海最为集中,条件较好,适合于重点试行。建议由文化行政机关领导试办实验乐团,取得经验,推行全国,为将来设立规模宏大的民族音乐研究院奠定基础。
举办这样一个实验乐团,对目前音乐工作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解决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和发展问题,而且是必须做好发展民族音乐的基础工作。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它将为民族音乐铺平发展的道路。
苏联某音乐家曾经说:“中国民间器乐的发展,将在东方亚洲的音乐体系中占首要地位,将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独树光辉的一帜。”

孩子的控诉

第3版()
专栏:

孩子的控诉
草明
鲍丽君已经是十二岁的孩子了,在小学念书,很用功,很活泼。她的祖父在抚顺发电厂做工,家庭生活过得很美满。她每天下课回家,做完了功课,就领着妹妹和弟弟玩耍,把老师给她讲过的故事给弟妹讲。那几天美国飞机正骚扰抚顺,连日投下许多毒虫。老师早就把美帝国主义怎样用毒虫杀害朝鲜孩子和中国孩子的阴谋告诉了小学生们,并教给他们如何防疫。小小的鲍丽君听了,心里很恼怒:“咱们小孩子跟谁都无仇无怨,美帝国主义怎么竟想害死咱们?”但是她也想到帝国主义是无恶不作的,不能不加小心。她就告诫了弟妹,不要在屋外乱拣东西玩,不要用手抓虫子。
三月九日那一天晚上,她的九岁的妹妹鲍丽蓉从外面玩罢回来,要姊姊给她搔痒。她是非常爱妹妹的,妹妹求她什么,她一定得给她办到。但是那一天小鲍丽君觉得有点不对头,因为怎样用力搔,妹妹还说痒得不行。她就向她说:“我再用力搔,你的皮肤得破啦。你是不是在外头玩什么脏东西啦?”鲍丽蓉只是摇头。丽君抓得累了,就住了手。想起明天还得上课,她撩下妹妹就睡觉了。她睡下时,还觉得自己很幸福的,满脑子打算明天早晨上学后如何如何;下课回来,又怎样和弟妹一块玩。唉!谁想到不幸的事情就突然在夜里发生了!原来鲍丽蓉当天夜里就发了病,发高烧、呕吐黄水、迷糊;第二天早上就死掉了。后来经中国医科大学病理学系解剖,证明她是患急性传染性脑炎死的。这种病在中国从来没有过。
当我随“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访问鲍家的时候,丽君和她的妈妈都愤怒地哭诉了。小小的丽君是多么伤心呀。她说:“九号晚上我们姊妹弟弟三人玩得好好的,谁想半夜里妹妹就发了病,第二天早上就死掉了。妹妹死得那样快,我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可是我妹妹真的死啦,我永远见不着她了。妈妈头几天给我们三人各做了一双鞋子,都是一个样的。但是因为妹妹惨死,妈妈怕美国毒菌还会害我们,她就把妹妹的衣服和鞋子都烧掉了。你瞅,我们的鞋子还挺新的。我一看见这双鞋,我就想起我妹妹,我就想起美国鬼子,我真恨它!它安的什么心肠,硬要毒死我们小孩子?硬要破坏我们家庭的快乐?请调查团替我向国际控诉美国鬼子的罪行,请世界上的大朋友们主持公道,替我妹妹报仇!严惩撒细菌的美国鬼子!”
小丽君的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我知道她是多么痛心,又多么愤怒!
夺去了儿童生命的是华尔街那些成天梦想霸占全世界,不惜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财阀们。破坏一个普通善良家庭的幸福的,是美国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们。
听了鲍丽君的控诉,她的哀痛已成为我的哀痛了!因为我是个母亲,我也有孩子。
是的,那一个父母没有可爱的儿女?那一个男女没有兄弟姊妹?美国侵略者今天能够把毒虫撒到中朝的国土上,毒害中朝的儿童;谁又能保证它明天不在别的国家里去毒害那些儿童们?
为了保卫我们的后一代,我呼吁全世界的慈心的父母们,紧紧团结起来,迅速制止美国侵略者所进行的罪恶的细菌战。
草明注:这段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只是死者的名字未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的两个报告以及国内其他新闻里披露过。但在我所作“制止美国侵略者的暴行”(见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一文中曾提到过。

文化简讯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韦悫副部长,于五月十九日在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正式宣布辅仁大学除社会、经济两系和贸易、保险两专修科外,其它各院系通通作一调整,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为一个新的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名取消。该校师生对这一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院系调整的英明措施,表示坚决拥护。许多科系师生并保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努力。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机关报“安徽日报”已于六月一日在合肥创刊。该报为对开型日刊。另外,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同日成立并开始播音。
▲新疆省人民政府为培养该省的高、中级农业建设人才,在最近设立了一所农业学院,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给以帮助。中央农业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许多技术人员和北京农业大学教师热烈要求参加该院工作。中央农业部在本机关工作不受影响的原则下,暂时批准了八人。他们都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林业、畜牧的专家和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他们表示愿意长期为新疆农业建设服务。 ▲川西区崇庆县崇庆女子中学教员周德拱,利用简单的工具和原料,仿制复式显微镜获得成功,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表扬。这种仿制的显微镜最高能放大实物六、七百倍。周德拱是崇庆女中的生物和理化教员。由于该校没有显微镜,在他讲课时,学生们都不感兴趣。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决定试制一具复式显微镜。他的计划得到了该校领导干部及自然科学教员的支持和帮助。在他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下,第一具复式显微镜终于制成了。制造这种显微镜,应用的工具和原料不多,所以易于推广制造。目前川西区的一些中学,已按照周德拱的方法制造了一批显微镜,解决了一部分教学设备的困难。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已有民族小学七十五所,入学儿童已达六千五百多人,较解放初期的入学儿童增加近三倍,许多贫苦学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助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为儿童们编印了藏文读本,并训练了五十多名藏族和汉族的小学教员。
自治区人民政府积极兴办学校,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和赞助。该区丹巴等县的藏族人士都极力协助学校建设,康定营官乡的藏民仁真旺呷自动捐助粮食二十石修理该乡小学校舍。为了满足各族人民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今年再增设民族小学十所。

模范调度员孙孝菊(图片)

第3版()
专栏:

斯远 编 江荧 丁鑫 画
一、我国第一个女调度员孙孝菊,在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分局车务科做调度工作,她虚心钻研,并采用了苏联先进经验——“扎果尔科调度法”,建立了一套“熟悉情况,依靠群众,主动地做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调度工作方法。
二、她开始做调度工作,时刻想到党对她的指示:调度员并不是单纯的记录者,也是铁路运输中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她又想:滕代远部长常常号召我们好好学习苏联经验。她于是借了一本讲“扎果尔科调度法”的书,努力学习它。
三、她发现了“扎果尔科调度法”的主要精神是:熟悉情况,掌握情况;了解群众,依靠群众。她把自己的体会告诉了调度主任祝永祥。但祝永祥不置可否。
四、她又找其他调度员来共同研究。调度员郑宝林讥讽她说:“你这个女同志,刚干调度工作,就谈起什么先进经验来了!”
五、但孙孝菊没有灰心。她根据“扎果尔科调度法”的精神,常常到外面去了解情况。她对自己所掌握的三十多个车站,都非常注意,常常在休班时到车站上跟工作同志谈话,了解车站的设备能力,并征询他们对调度工作的意见。
六、有时候,她主动地乘坐货车,了解货车运输中的情况和问题,并跟司机们讨论如何发挥机车的牵引能力。
七、有一次,调度员郑宝林又讽刺她:“我们不出去了解情况,也一样能工作。”她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很谦虚地说:“我们干调度工作的,如同军队的指挥员一样,不了解敌情,怎能打胜仗呢?”由于她的启发,郑宝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八、在上级号召全国铁路职工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以后,她分析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情况,发现从新屯到衣安之间的坡道是个最不容易多拉车皮的地方。她想,如果突破了这道难关,“超轴”就能实行了。她亲自跑到这个地区去察看。
九、她知道司机马洪滔的政治觉悟高,不保守,她就找他研究怎样在这个地区多拉车皮。
十、司机马洪滔自愿授受了在这里驾驶机车的任务,牵引了二千五百五十吨,终于很安全地驶过了这个地区,而且快跑了四分钟。这就有力地打破了保守思想。现在司机们都能在这个地区“超轴”了。
十一、因为能掌握情况,依靠群众,她每次订的工作计划都全部完成了。她发出的任何一个调度命令都没有落空。
十二、她深刻地体会到铁路企业的任何部门都是不能孤立的。于是,她普遍地和车站、机务段订立了联系合同。这样就缩短了列车的停留时间,多牵引了货物。铁道部和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调度工作者学习并推广她的先进工作方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