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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04-2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我在新中国所看到的和想到的

第3版()
专栏:

我在新中国所看到的和想到的
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 文幼章
我的妻子和我现在快要结束我们历时四个月的保卫和平的旅行了。这次旅行是承苏联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邀请而得以实现的。我们要感谢所有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花费了时间和精神,使我们有各种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么多的新中国的景象。如果我们把所得的印象全讲出来,那就非写一大部书不可。今天在告别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讲到最重要的几点罢了。
我们在加拿大,是把全部时间贡献于和平运动的事业的。这次我们所目击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从柏林直到这里——新中国的北京,各地的每一个人都要求着和平。在每一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各种谋求人类福利的伟大计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控制水患和灌溉以及中国兴修淮河和黄河水利的那些巨大的工程。人们为今后十年或是二十年而定的各种计划,鲜明地、无可否定地证明着:和平正是所有的人们的伟大愿望。
殖民地制度必须废除
有些西方国家的人们会问我:“如果亚洲的人民这么热烈地要求着和平,为什么许多地方在打仗呢?”答复是简单的:殖民地制度必须废除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殖民地制度,例如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以及现在美国的,都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军事压迫和武装抢劫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制度现今还是由外国的武装力量维持着。这些制度不合时宜了,这些制度是压迫性的、反民主的。殖民主义存在着一天,人们之间就一天不能有正义、人类平等或公平关系。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求着和平,那就让他们立即把独立主权交给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罢。这就是对上述问题的答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在是“白种人棒击殖民地人民的政策的继续”。美国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是企图对付在殖民地区和先前的殖民地区的十亿以上的人民要求解放这一事实的。中国的事例,使西方帝国主义惊慌到疯狂地乞灵于细菌战。因为住在帝国主义集团国家的白色皮肤的人们只有二亿五千万,而他们大多数现在并不肯为英美两国的那些早已有了太多的钱财的人们的利益而在亚、非两洲进行的无用的战争中送死。
这些话,在最近三年来加拿大的各种和平会议上,我曾经公开地说过。我要继续这么说,直到一切殖民地区域的我的兄弟姊妹们都获得了自由、正义和平等。
中国的新政府使我感奋
我亲眼看到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怎样的诚挚和切实,我是多么地感奋呵!这政府是诚实的、进步的、富有经验的。它的为人民服务不同于中国全部历史上任何政府对老百姓的统治。这政府的原则和目的那么明确,它办事那么真诚而坦白,它的业绩那么正直而彪炳,使得西方的军国主义者们和贪婪剥削的帝国主义者们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它,欢迎它。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廉洁的惊人范例。在这时期,要清除老旧腐朽的贪污风气的残余,阻止政府工作人员向旧有的恶习倒退,这个运动是必需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表现出他们跟过去的政府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就在本身内部开始了这个运动。他们对他们自己是严厉的,而对还受老旧的坏制度所影响的其他人们是宽大的。这个运动不但使中国在经济上大大地加强了,而且已经在全国范围创造了一种伟大的新道德力量。那么公开而且真挚地进行着的这“三反”和“五反”运动,在中国的道德风气上所作出的一天中的成就,多过于蒋介石的伪善者们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十年中所作出的。我特别关心于这一种伟大的道德上的清除工作,因为我在中国做过许多年的传教士。我所注意的就是强调作恶者必须公开坦白;信任一个人的伙伴们的善良意志;宽恕凡是完全坦白而且真诚改过的人们等等。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坏人们或是道德上软弱的人们变成坚强善良的人们。这是我生平所见到的同类的运动中间最成功的一个运动了。
我寄予中国以百分之百的乐观。因为,老实说,你们能够赢得“三反”和“五反”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正像我所见到的种种似的。你们一定能够克服未来的任何一切的困难。
中国对国际经济会议的贡献
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最近所作的宝贵的贡献,是人民政府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合情合理的态度的优美范例。凡是愿望着友好的任何人,都可以依照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互利的贸易。只有心中隐藏着罪恶的帝国主义计划的那些人们,才能够拒绝这些友好的建议。只有阴险地策划着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的那些人们,才会反对这一类新的诚实的贸易。
新中国有宗教自由
我在这一次访问中,看到新中国有着一切宗教的完全自由。我的传教士生涯的经验,使我们有机会跟中国基督教徒作了多次的讲演,开了多次的会议。我曾经知道他们正在加紧努力,要使自己的教会在其各种深刻细致的形式上都扫除掉帝国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亲自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举例来说,一些伟大的建筑计划,如在淮河流域所进行的,从各方面都使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广大利益得以确保。而这些利益也是我在几个区域所目睹的。这一切,使我更清楚更沉痛地体会到几乎所有回去的传教士们在西方国家所作的报道的虚伪性。他们中间少数人所提供的好的报道,是被其他所传布的所谓“压制和恐怖”的大量谣言所淹没了。
当我在这里看到中国人民辛苦工作和改善生活的时候,我老是自问着:那些传教士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用各种阴谋动员西方国家来进行对中国的战争的情形,怎么竟能够漠不关心或是毫不理会呢?为什么传教士们不想一想:如果他们把解放以来已经在中国出现的好的情况又清楚又忠实地作一番报道,那么美国是不能够动员西方国家准备战争的。如果早就把关于中国新政权的真实情况传给美国人民知道了,美国政府怎么会敢于用这恶魔似的细菌战来对付中国人民呢?
我代表着教会运动中所有善良分子,觉得应当向所有的中国朋友道歉,因为教会方面曾使他们蒙受到大大的损害。特别是最近七年中的。在燕京大学看见了暴露帝国主义的展览会以后,我活生生地体会到这一种损害。我要求我的中国基督教朋友们弄明白帝国主义的各种形态的毒害,把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会洗刷一下,肃清这一种毒害。
访问中国的新东北
除却一九二一年在旅顺港和大连的短期勾留,这是我访问中国的伟大东北的第一次。当我从火车的车窗中向外瞭望时,我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对锦州到沈阳的一段的最初印象是:它很像加拿大西部的三个省:马尼多巴、亚伯泰、萨斯喀特彻温。这块土地上每一种农作物的收获量都是神话般的丰富。同时这儿也有过去落后的封建地主的无情的剥削和破坏,蒋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掠夺和破坏以及前则军阀后则日本人的掠夺的悠久岁月中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标志:山上的松树被砍伐得精光,风沙在播扬。灌溉用的水渠因荒废而被淤泥所堵塞。贫苦的农民没有多余的力量来改善物质环境。
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个大规模的改进计划在开始,解放了的农民们正在愉快地和自觉地参加这一工作。
在离开巨大的产煤中心的抚顺十二英里的地方,我曾在路旁停下来和在田中工作的几个农民谈话。我问他们:“你们预备种什么呢?”一个农民回答说:“大豆和马铃薯。”然后他以那种北方农民所特有的纯朴的庄重、礼貌向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老年人点点头说:“这是我父亲,他已六十三岁了。过去我们一直是雇工,但是现在我家有七亩地,我们吃得很好并且可以买新衣服。”我曾问到有关增产运动的情形,他向我点头,并说明他在这一运动中所担负的工作。我曾告诉他风沙很使我苦恼,他很有信心地说:“我们的政府有办法处理这个。我们将种很多树,实行灌溉。我们将很快获得机器。”
就一个从淮河起,游历过伟大的山东平原,北上进入东北的加拿大人说来,用手、用小的驴子和用行动迟缓的牛来耕种田地是他所注意到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要使这样一块巨大面积的土地耕种机械化,该需要多么大数量的机器,而这块土地又是多么适合于使用拖拉机耕种呀。如果加拿大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友好的商业和信用关系,那么只要把加拿大政府在准备反对亚洲人民的战争中所消耗的金钱的三分之一用在这一方面,那就可以使我们的制造拖拉机和农具的工厂忙着继续工作二十五年。在口袋里增加了新财富的数亿中国农民们在生活中第一次觉得今后需要房子了,他们将会多添置一套新的衣服。只要明年他们中的一半人添置新衣服,那么中国现时布匹的产量就可能供不应求。无论在布匹或机器方面,贸易的可能发展都是无限的。一个人只消看一下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中,中国出口贸易的价值,他就会看出仅是依靠这一基础来进行一个长时期的贸易所可能达到的信用额有多么大。这就是当我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存”而作的旅行中,不断地在我的脑中所出现的思想。
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东北的一切工业都是在忙着制造和平用途的物品。此外,一个人只要在那些重工业区中作一次匆促的旅行他就会了解到美国人的关于苏联“掠夺满洲”的宣传是一种最荒诞的战争宣传。苏联确曾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一部分财产,但这一件事已在和新中国政府的谈判中获得了解决。日本投降时,中国人曾经分散过很多的货物和机器,而蒋介石匪帮则在尽量抢走他们所能搬走的东西后,又在撤退前企图破坏一切,但今天在东北,整个的工业已经恢复,它的各个部门很快地达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战前水平。
麦克阿瑟和他的日本财阀朋友们为什么要这样急于在鸭绿江边建立自己的阵地是不难了解的。以麦克阿瑟的侵略军曾经在一个短期中所占据过的江边的据点为中心,在一个约莫二百英里长的弧形半径中,聚集着大量的工业和天然富源,特别是煤和水电动能。绝顶荒唐的是西方的政论家竟妄图把麦克阿瑟和他的日本朋友(这些人从前曾经用中国人的血在满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称为是“警察行动”的军队。说什么美国军队是依照麦克阿瑟所经常背诵的“主诵文”中的最高原则而行动。这是一种纯粹的欺骗。现实主义的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魔鬼引用圣经”的例子,而我是完全同意中国人的解释的。如果美国的军国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日本朋友们,果真如他们所大声宣布的那样,要求“停止侵略”,那么他们在过去的九个月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停止在三八线上并获得一个协议。
每一个头脑清醒、重视现实不为美国宣传所造成的偏见所左右的人都可以看出,以一个广大的新西北做为它的后方的中国新东北是可以击溃任何美日的新侵略计划的。在历史上,沈阳曾经是许多大规模血战的战场。腐化的沙皇俄国雇佣军队在这里曾被新兴的工业化了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击败。在这里,庞大的、配备有美国武器和美国顾问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曾被包围,数十万人作了俘虏。这里也将是华盛顿现在正在筹建中的庞大的美日军队被最后歼灭的地方——这是说,假定他们能渡过鸭绿江的话,但这是很成问题的。
新中国是可以击败细菌战的
我去东北的目的之一是想调查细菌战的情况。美国飞机曾经在朝鲜和中国的许多地区散布细菌。我曾经一路把它记了下来。但是除了朝鲜以外,这种攻击在东北要算最集中的了。美国的细菌战犯们想显示他们具有“老中国”的观点。不知他们自己正是“麦克阿瑟主义”的牺牲品。他们害怕相信有关新中国政府的能力和成就的消息。任何说新中国好的人都被机械地指摘为“共产党员”,因此他的意见也不被重视。美国细菌战的军国主义者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是发生在蒋介石的旧政权下,那是会引起恐慌和混乱的,但现在却不同了。人民已学会组织自己,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政府。政府已有了极优良的卫生事业。千万名年青而热心的自愿工作者随时敏捷地在准备去工作,现在有效率的训练已可借用电影教育来进行。细菌战是可以被一个觉醒和解放了的人民所击败的。
我的妻子和我都深以不能看到你们的伟大的“五一”节游行而惋惜,我们必须赶回去出席第四届加拿大全国和平会议。但是我们将能从你们的新的优美的电影上看到这一盛况。我们将隔着太平洋向你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万岁!”(附图片)
文幼章

拥护工学院调整方案

第3版()
专栏:

拥护工学院调整方案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马大猷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在会议上拟定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已经由政务院批准,并已在本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了。这对于全国的高等工业教育是一个最大的喜讯,是全国高等教育彻底改革的开始,也是全国高等教育无保留地服从祖国需要、为祖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材的重要步骤。这是值得所有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热烈拥护的,也是值得全国人民欢呼的。
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不适合于新中国人民的需要的。但是因为教师们的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就使全国高等教育的彻底改革受到了种种阻碍。在“三反”运动中,经过思想检查,我们认识到:解放虽然已有三年,但高等学校里仍然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我们不但没有按照祖国建设的需要培养干部,相反地我们还是用老一套办法换汤不换药地教育青年并且不断地向他们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思想毒素,毒害着青年,使祖国建设事业遭受了不可补偿的损失。这次工学院调整方案能得到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一致拥护,说明高等学校教师的认识已有极大的提高,也说明大家已能从祖国建设需要考虑问题,能根据祖国实际经济情况考虑问题,这是思想改造学习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在过去三年中对院系调整问题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在解放初期,我很不愿意听院系调整的说法,这主要是怕北京大学工学院搬家。那时听说东北等地是重工业区,很需要工学院,我就怕政府决定把北京大学工学院搬去。我自己不愿意“充军”到东北等地去,我想教授们也是不愿意去的,所以我就向有些同志们“解释”说:“政府一定不会要我们搬家的,因为它知道办不通。”我并且制造“理论”说:“工学院没有必要设在工业区,因为工学院和其他学院分开不能联系就办不好了。”我在那时是不认识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我只是把办教育当做满足自己兴趣、施展自己本领的事情。
一九五零年暑假开过高等教育会议后,我就赞成院系调整了。那时搬到东北等地的问题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赞成院系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看着新型大学的发展很眼热,觉得如果经过调整,旧型大学可以摇身一变就成为新型大学,它将大大地得到发展。尤其是看到全国航空系调整后得到很多经费,我更是羡慕了。因此,曾在一九五一年春天谈过各系重点发展,也谈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面合并,又谈过大量扩充科系。这些都是为了钻空子,大捞一笔,搞起自己的家当。在“三反”运动中,北京大学工学院发现极严重的积压浪费现象。我所想到的那些“调整院系”的花样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成功,积压浪费的数字还要更大得多。
我虽然由于自私原因表示赞成调整院系,但是在一九五零年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独立的工业大学的原则时,我是第一个反对的。我自己出身于理学院,和理学院有很多联系,我就觉得理、工学院关系密切,不应分开,所以我反对工业大学而赞成理工大学。我那时说在独立的工业大学内请不到好的数学物理教员,同学的基本训练要受到严重损失。我并且拿一些独立工学院为例,证明我的说法。我当时想,好的数学物理教员必须有个自己的系,能培养自己的学生,他们才觉得有前途。在独立的工业大学里教的都是别人的学生,又限于浅近的基本课程,他们如何能有兴趣?一直到“三反”运动中仔细检查自己的思想,我才发现我这种想法的错误。我这种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工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点,是祖国建设的有力支柱,具有高度觉悟水平的优秀教师为什么强调自己兴趣而不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来工作呢?都是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又什么叫做自己的学生呢?现在想来这都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把别人都看成和我一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当时因一般教师的思想情况和我很相近,不但没有人指出我的荒谬,反倒有人对我同情,使院系调整工作受到阻碍。我的理工大学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理、工学院关系是密切的,但是没有必要在一起。因为祖国建设的需要,工业方面是要招收大量学生的,而理科需要就比较少。如果有工学院系科的学校都有理学院的系,后者数量就要非常大,而每一个系的学生人数却很少,办起来是非常不经济的。工业大学所需要的就是健全的数学和物理教学研究指导组,不应该过分浪费人力多设很多系。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我却在很长时间里搞不通,主要是因为我考虑院系调整完全是从个人出发,从本位出发,没有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因此阻挠了这个重要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就是因为我们高等学校教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使祖国的高等教育在解放后三年还没有彻底改革。按照工学院调整方案中的计划,一九五二年经初步调整后,全国工学院招生名额可以比调整以前多百分之九十七(一万四千五百人),这就可以看出调整晚了三年,使祖国遭受了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这样对待我们培养高级建设干部的神圣任务,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我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表现,在学校中的主张都严重地妨碍了院系调整工作,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中,我是对不起人民的。
工学院调整方案受到普遍的拥护,但这只是高等教育改革工作的第一步。如何贯彻这个方案的实施,完成这个调整工作,完成招生计划,办好专修科,并进一步精简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上保证为祖国培养大规模建设所需的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秀干部——这些严肃的任务都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经过“三反”运动,思想已有极大进步的高等学校教师们是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的。固然,工作是艰巨的,只有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觉悟,继续发扬“三反”运动中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地发挥集体力量,才有可能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决心继续切实地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我的思想,并争取在伟大光荣的任务中贡献我的一切力量,为我们的光明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从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师范学院——在艰苦物质条件下办好学校的一个例证

第3版()
专栏:

从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师范学院
——在艰苦物质条件下办好学校的一个例证
吴玉才、柏生
(一)
曾经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学习过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在昆明时期的那几年生活。
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的。北大、清华、南开由北京、天津南迁前各有千余同学;迁到长沙时,有一部分同学英勇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在长沙的师生就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最后从长沙搬到云南昆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理工学院在昆明,文法学院在蒙自。一九三八年夏,文法学院也由蒙自搬到昆明。
西南联大师生的八年教学生活是艰苦的,流动性也很大。光是同学的教室、寝室,就搬了好几次。其中的“新校舍”是在一九三九年落成的,它是西南联大的中心,是西南联大文、理、法三院所在地。这座校舍座落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一条黄土马路旁。初建时,连电灯也没有,宿舍里八人共用一盏油灯,(图书馆是用汽灯)。直到一九四○年三月,新校舍才装上了电灯。新校舍一半是同学们的宿舍,一半是教室、办公室,还有一座图书馆。所有的建筑都是极简陋的。宿舍全部是茅草房:草顶、土墙、通风的木格子窗。教室和办公室虽然有一部分是在草顶上加上了一层活的铅板,但若遇到刮风下雨,铅板被风吹雨打的声音,时常压过了教师讲课的声音。而茅草房的宿舍,在风季、雨季常发生屋漏墙倒的事。每年学校对这茅草房都要修补一次,如修补前遇到倾盆的大雨,半夜里同学的床铺就要遭到水患,因此,张着伞睡觉的事,已经不稀奇了。在风季,教室、寝室、图书馆的桌子上、床上,到处是一层黄土。谈到同学们上课的情形,更是困难,在新校舍“北区一号”上完第一课便得赶到离开很远的“昆北食堂”或大西门外“师院”上另一课。要是遇到下雨天,那就更糟了,因为新校舍是在坟场中开辟的,泥土很松,一下雨,到处都是烂泥。从寝室到教室、饭厅、图书馆,是一段泥泞的路,要是穿布鞋,一脚踏下去,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
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几年里,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几乎每天都要到昆明来轰炸。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学校的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被炸坏了。以后一到雨季,就到处漏水,在图书馆里看书必须张着雨伞才行。为了预防敌机的空袭,显微镜等贵重仪器设备都搬到乡间去了,实验时同学们必须跑上十五六里路。至于实验室的设备,以及图书馆的书籍,更是缺乏,所有的只是当年由北京带去的一些图书仪器。有一个时期,学校的经费困难极了,连上课时挂地图用的按钉也买不起。
谁都知道在抗战期中昆明是全国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西南联大同学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能吃到红米、素菜就算不错了。
同学们的衣服也发生了问题,往往是补了再补,破了又补;鞋底磨穿了,还得继续穿着。
由于生活的困难,联大同学不得不在外面过着“兼差”的生活。最普遍的当然是兼任中学教员和家庭教师。
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也并不能例外,他们把自己的衣服,甚至书籍都出卖了,但生活还是难以维持。家属们就自己动手做肥皂、做点心、刺绣等来出卖。闻一多教授因家庭负担重,不得不在深夜代人刻图章;吴晗教授经常提着筐子,到菜市买完菜再去上课;朱自清教授曾经在冬天披着赶马车人穿的毡斗篷上课……这些都是大家所不能忘记的。当时,教授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都把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同学和教师,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昆明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民主运动蓬勃地在联大开展起来。同学们和教师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日益增长着,因此,大家的生活虽然那样苦,又不安定,但学习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西南联大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通过三校共同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办理着校务,而这三个学校各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作风,但能相处合作八年。这对于今天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二)
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天津时,在昆明留下了一个师范学院,在原来的校址继续办下去。这就是现在的昆明师范学院。
昆明师范学院的同学们在云南解放前曾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并且有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云南解放时,学生们都说:“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现在见到太阳了!”于是,在校舍和其他设备都残缺不全的基础上,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员们就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把学校办了下来,而且有了发展。现在谈起来,大家都是充满了信心的。
“新校舍”建筑时,原来只准备用三、四年,但到现在却已经快十四年了。从前,一到雨季,那些茅草顶和铅皮顶的教室和宿舍里就漏雨;屋顶上和寝室里的床底下长满了青草。有一回,雨水漫进屋里竟有一、二尺深,全校员工就努力挖了水沟,抢救了房屋。人民政府及时地拨下了抢修费,把旧有的茅草房修理了一下。女生宿舍拆掉了,用原有的材料把二层楼改建成了平房。去年暑假,修理了原来的图书馆、饭厅和一个大教室,估计还可以用三年。另外,又经过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新盖了两座二层的新房子,作为各系的办公室、实验室和一部分教室。
师范学院实验室里的仪器是非常缺乏的。教授和学生们便都动脑筋想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譬如说:有些物理实验用的小机件就是由他们自己配做的;烧瓶、烧杯或量筒坏了,大家就用酒精灯烧一下或截去一段,还是拿来继续用;博物系没有显微镜,就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跑十几里路到马街子天南中学去借用;有的系还和云南大学取得联系,借用他们的设备;没有标本,教授就自己到黑龙潭植物研究所去借。这样,现在一般已能按照进度做完实验了。
学生们还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了生活。云南刚解放时,大家还吃一部分杂粮,一顿四百多个人吃的菜只用七公两的油。后来他们开辟了荒地,去年暑假就收获了南瓜、青菜和洋芋各约七千斤;另外还养了猪。这样一来,伙食就大大改善了。
学生们在学习中不断地进步着。去年年初,正当农村中减租退押运动热烈开展时,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思想上曾经有些波动,后来通过政治课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去年三月间,学生们又学习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召开了检举隐藏在校内的特务分子的大会,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提高了警惕,学校成立了保卫委员会,进行经常的保卫工作。有一个时期,某些学生认为“师范学院的学习环境太坏了,最好是到北京去念书”;还有一些学生则向学校提出过高的要求,但经过学习,这种错误思想也纠正了。
爱国公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以前不少学生是不重视政治课的,从订了爱国公约以后,听课的人数经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正逐步地在学习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教员在上课前后了解了学生的思想情况,收集了学生的意见,讲课时就能比较实际地解决学生们的问题。节约方面,在爱国公约的推动下,全校的用电量在五个月内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
一九五一年新招收的学生中,有三十多个是云南各专区保送来的工农干部,同学们说:“他们是我们的生力军。”这批生力军给学校带来了新的革命的作风,不但对学生,而且对教师们也起了推动作用。
昆明师范学院的大部分师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国家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前途是光明的。(附图片)
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们在草坪上进行小组讨论

看记录影片“欢乐的新疆”

第3版()
专栏:

看记录影片“欢乐的新疆”
唐漠
“欢乐的新疆”是一九五一年年初摄制的。还在初次试映的时候,它就得到人们的赞扬。因为人们从这部影片里得到很大的喜悦,引起了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
这部影片的特点是富有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它用生动的画面介绍着新疆的风光、文化古迹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那些画面都那样有特色,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柯尔克孜族人刁羊游戏那一段描写以及维吾尔族少女在小溪边刺绣等场面,特别使人感到新鲜。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新疆和内地的隔离,人们常常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一般人脑子里的印象,总爱把新疆和荒凉、沙漠一类字眼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影片用生动、丰富的形象作了介绍,使新疆和我们之间的遥远的距离缩短了,那些“荒凉”的印象消失了,我们看到新疆正在欣欣向荣,居住在新疆土地上的十三个兄弟民族,正在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影片对于新疆和伟大祖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党和人民政府怎样领导建设新疆的情形都有报道。新疆一经解放,影片就介绍了党和人民政府在计划着怎样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热情地协助当地人民修筑水渠,人民政府贷放种子和农具,设立民族学院等等。这些,使人们看到了解放后的新疆人民,无论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影片还用简练的叙述方法介绍了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到达新疆、中央派出的技术专家们正在为新的建设事业从事设计,以及中央贸易机构高价收买各族人民的生产品和低价销售内地工业产品的情景。就从这些画面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看到了全国人民对兄弟民族建设事业的协助,使人们具体了解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正确实施过程。
当我们看到新疆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飞跃进步,以及新疆人民中先进人物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青年团、少年儿童队时,我们的心情也就和新疆人民一样地高兴起来了。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不是荒凉,而是旋转的机器、是新兴的水利和富饶的土地,农田里的丰收。当你看到一望无际的籽粒饱满的谷麦,各族男女在田里,在葡萄架下,收获大堆大堆的、一筐一筐的新疆的名产哈密瓜和葡萄时,人们不会不被那丰收和各族人民的愉快劳动所感动。正如影片的说明辞所说:“这些空地和荒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工厂的车间,矿山的矿场,或者是繁荣的城市。”在解放了的新疆人民前面,已经展开了繁荣美好的明天。
此外,影片对于伟大盟邦苏联的帮助、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关系、新的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报道。
影片的成绩,是和影片的创作者——摄影吴梦滨、薛鹏翬、编辑姜云川以及作曲者李凝和录音者刘钊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摄影者为了拍摄本片曾经在新疆工作了将近一年,除了穿戈壁、越草原等的辛勤工作以外,在有些场面(如刁羊游戏等)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心经营和摄影的技巧。录音者深入新疆各地收集民间歌曲,创作富有民族风格的音乐和歌曲,也给本片增加了不少特色。
“欢乐的新疆”受到人们的称赞,使我联想起,我们最近看到苏联出品的介绍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影片。制作这类影片是苏联政府给予苏联电影工作者的任务,苏联电影事业部长波尔沙柯夫曾经这样说过:
“……创制关于各联邦和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记录片、这些影片的任务是表现苏联人民——他们正在顺利地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底多面生活和劳动的英勇果敢。”
“所有这些影片都有极大的思想教育意义。它们不仅在增广知识上很有价值,而且能够巩固苏联各民族友好的崇高感情,在观众心中激起为我们美好的祖国和祖国的杰出人物而自豪的感情。”
这些话对于我国记录电影工作者来说也是合适的。中国记录电影还在年青的阶段,我们有理由为“欢乐的新疆”这样的影片的出现而高兴。我们觉得“欢乐的新疆”有成功的一面,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还存有缺点。这就是影片多半只是一般的叙述,缺乏更多的生动的典型的事件,缺乏更多的工农群众的活动,特别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的介绍,因为通过他们的介绍,就更能使人们得到生动的教育。对于民族文化和生活特色方面的描写也不够充分,像刁羊游戏那样的描写毕竟太少了。我们知道,假如作者们能够更加深入各族人民的生活,那将会发觉各兄弟民族在劳动、艺术等方面是有着更大更高的成就的。从这里我们想起,像这样的影片的创作工作,假如能够在一开始时就吸收民族的艺术工作者或当地的文艺干部参加,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成绩。
我们祖国的土地是这么广大,民族是这么众多,每天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有着新的巨大成就,制作这一类影片对于我们是太需要了。我们期待着电影工作者大量摄制反映伟大祖国各方面的进步的影片。

文化简讯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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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音乐工作者创作组费克、曹克等一行十一人在本月十日抵达朝鲜前线,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们的热烈欢迎。创作组人员日内即将分赴前线各部队进行工作。
▲湖南大学师生二千二百余人,去冬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已于四月初先后返校。为了巩固下乡的收获,全体师生曾经严肃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工作,互相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经过土地改革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迫切需要,知道了作为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和人民教师,如果不把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掉,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都是有莫大的危害性的。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对阶级观点、唯物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组织观点,也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思想总结经验交流大会上,很多教师和同学作了生动的报告,批判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一致认为要改造思想,非自己下决心不可。许多同学和教师并表示,要在该校即将开展的“三反”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严格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湖南大学李达校长在思想总结胜利会师晚会上也强调指出,要大家以参加土地改革的精神,参加“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洗一个干净澡,把自己的污点都洗刷掉。四月十日,全校即热烈转入“三反”运动。
▲中国店员工会天津市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店员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于四月十二日成立了政治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店员有贸易货栈、五金等行业的店员约一千二百多人。学习期间暂定为一个月,课程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经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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