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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的第一部截煤机 在大同煤矿试验结果良好

第2版()
专栏:

我国制造的第一部截煤机
在大同煤矿试验结果良好
太原机器厂职工在去年九月份造成了中国的第一部截煤机。为了鉴别截煤机在实际操作中的效能,找出进一步改进的依据,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三月份已先后在大同矿务局第一矿进行了两次试验。试验结果良好。参加试验的人员,有太原机器厂技术检查人员、技术员和工人,大同矿务局的技术人员和截煤机手,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和所属煤矿管理总局、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都派有代表参加。
参加试验的人员,都为参加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试验操作而感到光荣。大同矿务局第一矿职工听说新中国第一部截煤机到了矿上,下了班饭都顾不得吃就争着去看截煤机。当截煤机在矿上开动空转时,职工们热烈鼓掌,每个截煤机手都争着参加试验,都争着充当中国制造的第一部截煤机的机手。在第二次试验中,苏联专家捷尼索夫亲自参加指导。
大同矿务局第一矿的煤质较硬,但在试验中截煤机的快截速度、慢切速度、牵引效率等,都达到或接近规定的标准,也接近了苏联制造的六十五马力截煤机的标准。参加试验的人员和苏联专家,对试验的结果都表示满意。截煤机手贾新民认为这部截煤机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截煤机,在操作上比其他的截煤机都顺手得多。在试验中苏联专家也很受感动,他说:“根据试验的结果,证明这一批截煤机是可以用了。新中国诞生两三年中,能造出这样的机器,又是这样的准确,太伟大了!”捷尼索夫并指出了这个机器的缺点主要是选料不合格,在选用材料时应具备的条件考虑不够,很多应该热处理的材料没有经过热处理;今后应严格地进行质量检查和遵守规定的技术条件。太原机器厂技术检查人员,对试验的情况和苏联专家的意见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准备带回去在职工中进行讨论研究,以便在今后大批制造中求得改进。

“三反”中提拔的新干部带来了新作风 黑龙江森林工业管理局工作面貌改观

第2版()
专栏:

“三反”中提拔的新干部带来了新作风
黑龙江森林工业管理局工作面貌改观
黑龙江森林工业管理局的“三反”运动展开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队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拔了十六名斗争积极、立场坚定、出身纯洁、忠实可靠而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充当科、股级干部。
这些被提拔的新干部虽然有些工作能力,但在过去“老虎”当权的时候,却被视为“无用”,而不能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现在,“老虎”捉住了,前进的绊脚石被搬掉了,邪气吹散,正气上升,因而工作很快就有了新的起色。如:材料科材料股主要是负责识别材料和作供应全局范围使用物资工具计划的;原任股长韩树奇是大贪污分子,以前人们认为:撤掉韩树奇别人拿不起来这摊工作。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被提拔来担任这个工作的高玉山,一方面参加反贪污斗争,一方面不仅把工作能担当起来,而且还把大贪污分子以前积压下的两个计划任务搞起来,使工作和生产没受到损失。如:“春采流送”需用的押角子和森林铁路机车轮套等两个订购和加工计划,全被大贪污分子韩树奇积压起来,险些拖延了流送和停止了森林铁路运输。高玉山到职后,马上就抓紧了这两项计划,派专人到沈阳定货,及时供应了工具,保证了“春采流送”和森林铁路运搬工作。
材料科的于学刚,原是二十一岁的被人看不起的“小文书”;这次被提拔为该科管理股长后(任务很重要,因该科有供应全局物资、工具的大仓库很多),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了很多制度,把过去乱无头绪最易贪污的所有仓库,有计划地组织人力进行了整理。过去没有食堂,工人生活很苦;于学刚接职后,就首先成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加强了管理制度,专人负责改善了生活,群众非常满意。工人们说:“不光打住了‘老虎’,换了新人当领导干部,生活也改善了。”另外,于学刚在反贪污和业务工作之间挤出了时间,抓紧了对工人的教育,给工友讲“三反”斗争的政治意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因而工人群众的生产热劲普遍高涨,工作效率普遍提高。如被服厂,过去每个缝纽工人一天能做三十二套单衣,现在每人一天能做四十套;虽然有三个工人因病歇工,每天生产总数却毫未降低。
其他各科、股新提拔的科长、股长,也都正在积极、主动地做工作。如:新提拔的作业科代理副科长李文学,已深入林区领导作业;基本建设科新提拔代理副科长王福田,除参加反贪污斗争外,也正积极张罗森林铁路、修路、筑桥等重大的基本建设工作。每个人都生龙活虎地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智慧,做出了一些成绩。特别是这些人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发扬民主、和霭虚心、诚恳朴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与过去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显然不同的。 (吴殿坤)

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

第2版()
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
我国制造的第一部截煤机已经在大同煤矿做了两次试验。试验结果良好。截煤机是现代采煤工业中的重要机械。我国工人阶级能够制造出这种比较复杂的过去所不能制造的矿山机械,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可限量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就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保证。由于过去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我们工业的发展是畸形的。许多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机械或机件,我们自己都不能制造,而要依靠进口。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下,工人阶级发挥了创造性,许多过去自己不能制造的东西,现在能够制造了。但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因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却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些领导干部也不能认真地批判技术人员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持和鼓励工人的各种创造。当太原机器厂制造出来截煤机时,就有一些人认为这些自制的截煤机不一定能够使用。有一个煤矿,在听到太原机器厂制造截煤机成功而要求定货时,有关的领导部门的技术人员竟给挡了回去,他们认为还是到国外定货为好。有些技术人员甚至拒绝在自己所在的厂、矿中试验我们自制成功的产品。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美国的好,怀疑苏联的先进经验,更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还是拿旧的眼光来看解放了的工人阶级。截煤机的试验成功,只不过是中国工人阶级千百项创造性的成就中的一件。它对于那些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创造力的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们,应该彻底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真正树立起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工人群众打垮了“石棉王座”

第2版()
专栏:

工人群众打垮了“石棉王座”
丁羽 林沫
在石棉业大奸商周锦庭的华丽住宅的走廊墙壁上,嵌着一块汉白玉石,上面刻着一群石棉商给他送的贺词,称他为“石棉王座”。周锦庭又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象牙图章上。显然,他是以“石棉王座”自命的。数年来,他通过种种违法活动,霸占石棉产地,操纵生产和销售市场,把对国防和重工业十分重要的石棉工业几乎完全垄断了。
拿华北区来说,公、私营石棉工厂共有十家,其中有九家是私营的。在这九家中,被周锦庭掌握和控制了的就有七家:在天津的有振业、春华、德华、振兴、瑞记等五家,在北京的有至中、三明两家。周锦庭是北京至中石棉厂厂长、北京三明石棉公司董事长、天津振业石棉公司总经理、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由上述天津五家私营石棉厂组成)主任委员。周锦庭所掌握的这七家石棉厂,不仅操纵了华北区的石棉生产和销售,就全国来说,他们也是势力最大的一个石棉垄断集团。周锦庭曾得意忘形地说:“要买石棉,必须找我。”
投机坑骗起家
周锦庭原是东北某小县城一个杂货商的儿子,自小跟着他父亲学买卖。后来在东北军阀杨宇霆手下当副官,拐巨款逃到天津。不久,又拉上一个名叫任甫亭的小官僚,合伙包了三年天津全境的烟酒税,从中大捞了一把。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他开始插足石棉业,和人合伙经营河北省涞源县的石棉矿。一九三五年,又和任甫亭等合伙,把天津一家名叫魁业隆的石棉厂接兑过来,改名为振业石棉厂。干了不到一年,周锦庭就借着任甫亭的势力
(任这时在伪冀东政府当“建设厅长”),把别人从振业厂踢了出去。接着,他又用阴谋手段吞并了天津中华石棉厂,夺取了天津瑞记石棉厂设在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分厂。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锦庭又勾结国民党匪军,仗势贱价收买了日寇遗留在天津的两个石棉厂。因为石棉业当时不赚钱,他又穿着蒋匪军“上校”军服,在天津上海等地捣卖黄金,做投机生意。
垄断石棉矿山
解放以后,石棉业营业好转,周锦庭就集中力量来垄断这一行业。他对已经开采的几个最大和最好的石棉矿(西康、四川、河北、热河等地的石棉矿),设法垄断收购,排挤其他商家。他曾和河北的一个石棉矿订过包购合同。合同规定:出产的石棉,必须全部卖给周锦庭的垄断集团,不得卖给其他商家。为着垄断川、康石棉,他在成都设立了川康办事处。西康出的石棉,纤维长度在全国数第一。解放之初,各地西康石棉奇缺。周锦庭先派人在成都抢购,继又派人深入西康,贿赂西康贸易公司的某些干部,把大批西康石棉抢到自己手里,运到北京、天津,以数倍以至十多倍的高价出售。
为着垄断四川的石棉矿,周锦庭派经理人员和当地的封建会门头子相勾结,贿赂了矿区所在县的前后两任县长、公安局副局长、县大队长、税务局长、人民银行经理、一区(石棉矿区)区长等负责人员,使该县的人民政权、军队、银行,都为他服务。一九五零年当地有灾荒,很多农民吃草根和“观音土”度日。周锦庭的代理人胡吉堂就向县人民银行贷了巨款,在当地抢购食米两千担,抬高米价,加重灾荒。又拿食米当钓饵,招来大批灾民给他们挖矿,残酷地榨取灾民的血汗,却美其名曰“以工代赈”。胡吉堂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写信向周报告说:“县府指令区署派范队长为石棉矿山军事代表,招集开采石棉厂户代表及工人数百人开会,甚圆满。凡是给我开采的厂户等,如有自行私卖石棉或高价出售者,查出依法重办。”
周锦庭惟恐矿山生产量增加,会影响他垄断石棉价格,曾一再去信,命令胡吉堂设法限制矿山生产。要胡“与矿山接洽”,“使其产量每月以十吨至二十吨为度”。因“开采过剩,势须落价卖出”。
周锦庭为独霸石棉矿山,曾多方设法抵制其他厂商去收购和开采石棉。他听说上海有商人到四川采购石棉绒,就马上去信给胡吉堂说:“申(上海)孙寿桐去川购绒,我方须作一抵制。”他要胡与矿方
“签订独家经售合同”,使矿方“不得再与他人有定货或销货情事”。胡吉堂做了布置后,上海石棉商在四川的市场上到处碰壁,谁也不敢卖给他们。向胡吉堂要求分让,遭到拒绝;向县府申请,也得不到批准。胡吉堂曾写信向周报告说:“凡此地已开采矿山,任何厂商非能侵犯;我厂有优先权,我以经济控制。”
周锦庭抵制其他厂商采购的目的达到以后,又怕别人直接投资开矿,于是又写信指使胡吉堂:“上海汤某去开采石棉,……见函即与各负责同志洽商相当办法。……决不能允许他人开采,是为至要。”
就这样,周锦庭在一九五零年完全垄断了四川某县石棉矿。
罪恶的非法垄断集团
因为解放以后石棉制品销路畅旺,天津五家私营石棉厂之间不断地互相打架,抢生意。周锦庭感到这样竞争对自己不利,就在一九四九年正式出面,组织了联合的石棉垄断集团。
这个垄断集团曾规定了六条“合作”办法:各家平时出售石棉粉在半吨以上的,即属“合作”范围;其他产品除门市零售及售与私营五金行外,均属“合作”范围;凡在合作范围内的,都得按照议定价格出售,并按规定比例提出红利,到一定时期,将各家所提出的红利按规定比例分配。其规定分红的比例是:振业得百分之三十五,春华、德华各得百分之二十,振兴得百分之十五,瑞记得百分之十。以后他们为抓取北京的市场,又把北京三明石棉公司拉进去,规定在北京范围内的合标售货,三明可分得红利的百分之十五。下剩数目,天津各厂按原比例分。
他们在合标办法中对售货价格的规定是极为严格的。如有那家低于规定价格售货,经查出后,须将少卖的钱赔出,分给各家。但高价出售则不限制。各家在合作范围内所售出的货,必须随时向春华经理李雅南报告,由他记账,到时算账分红。如发现那家私自售货不报,则将全部货款没收。
他们每星期天以“聚餐”的形式集会一次,商量盗骗国家财产的办法。这一组织操纵着华北的石棉市场,以高价坑骗国家。天津海河工程局某验收员在收货时比较认真,他们就怀恨在心,可恶地决定:凡售货给海河工程局,一律加价百分之五十。海河工程局为工作需要不得不买。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零年一年,周锦庭这一个垄断集团伙分的非法利润就有四十六亿多元。周锦庭个人及其他厂另外所得的非法利润还很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各厂经理全吃肥了”。年终结账时,各家曾轮流请客庆祝。振兴、德华两厂经理,曾以一百六、七十万元一桌的酒菜,一连请了数次。
他们怕这种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为时不会长,一九五一年一月又进一步成立了“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把垄断集团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继续进行各种违法活动。
惊人的非法利润
周锦庭并不满足于这点利润。他通过安置在天津市信托公司的“坐探”王延龄,随时了解市场情况。那一种货缺了,他就暗中抢购囤积。他抓橡胶,抓颜料,也抓五金。现已发现的他在各处囤积的物资,有十四、五种之多。有些东西已经霉坏了
(因为价钱不大,他宁让它烂掉也不卖出)。一九五零年初,他曾把北京、天津市场上所有的岩棉
(又名“玻璃石棉”)搜购一空,囤积起来。他原来是以五、六百元一斤购进的;而急需此项物资的电业总局不得不以十万元一斤的价格向他购买。非法利润高达一百六十多倍!
他从他垄断了的四川低价购到石棉原料后,先运到北京至中石棉工厂,掺砂对假,加价卖给天津振业石棉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再加价卖给振业公司
(董事会可以用这办法非法逃出资金),公司再以偷工减料的方法制出劣等成品,用非法合标的方式无限制地提高价格,狠狠地敲诈国家。他们从四川购买的一批石棉,购价加运费共二亿四千万元,在至中厂售出价提到六亿元,获得巨额非法利润;在振业公司加工后,由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卖出的三号石棉绒,非法利润高达百分之一千三百二十九!
偷工减料破坏生产
周锦庭的石棉工厂的各种产品很少不经过偷工减料的。他拿掺假的坏货来破坏国家的工业生产,暗害志愿军,暗害工人。我们的空军要从他那里购买石棉布来包裹飞机发动机,以防止高空的严寒。我们的坦克手们要穿用石棉衣来隔避因发炮而引起的高热。但这些石棉布是掺进大量废棉花制成的,失去了应有的效能。它可以使飞机发生事故,使坦克手无法对敌作战。
天津炼钢厂的劳动模范潘长有,穿着一件由周锦庭的振业石棉公司制作的石棉衣去热修马丁炉。因为石棉衣是掺进大量废棉花线织成的,潘长有刚一挨炉门,这件标定着可以耐火五百度到七百度的石棉衣就着火了。因潘长有很机警,幸未受到危害。
周锦庭的石棉垄断集团,经常把大量劣质产品售给各铁路局、炼钢厂、电业局等重要工业部门。这些石棉制品是用在机车、锅炉蒸汽、高压汽管的保温、隔热、接口等重要部分及电力绝缘部分的。但是这些制品都大量掺了假。石棉瓦中掺了麻刀、废纸,石棉绳和石棉布中掺了旧棉花,石棉粉中更大量掺了白土、滑石粉、石灰以及尘土。周锦庭卑鄙无耻地说:“我们连扫地土都能卖钱。”
要把这样坏的东西卖出去,就必须行贿和欺骗。周锦庭在这方面是“能手”。一九四九年卖给天津铁路局材料厂的一万五千多块铜骨石棉瓦,因掺杂过多,成品裂缝、落边、缺角、厚薄不一致,完整的百不抽一。但周锦庭贿买了材料厂仓库主任萧荫斋,在收货时只验数目,其他一概不究。周锦庭在包装石棉粉时,包中间先放一个无底的铁桶,桶内装坏的,桶外装一层好的,然后把铁桶抽出,上面再盖一层好的。他们把这叫作“穿衣”、“戴帽”。
周锦庭使用各种类似的手法,把大批坏货送进了国家的仓库。
周锦庭的工厂像牢狱
在周锦庭的工厂里,工人的健康、福利和政治权利是根本谈不到的。
北京至中石棉厂,是周锦庭在一九五零年独资开办并亲自管理的。这个工厂活像一座牢狱。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厂里基层工会成立以前,工人只有在每星期天晚上才可请假外出两小时。这就是她们唯一的休息时间。这厂的工人绝大部分是青年女工,都是周锦庭从天津招来的。她们进厂时,每人都要打上铺保、人保,并立有一份保证书。上面规定:“只许资方解雇工人,不许工人不干。”
天津振业石棉公司和北京至中石棉厂的劳动条件,都极端恶劣。做石棉灰的屋子,门窗都被关住。工作时,石棉粉和滑石粉满屋飞扬,对面看不见人。石棉粉把工人的眼睛迷糊住了,工人互相用小棍拨弄。工人有时开开窗户通通空气,周锦庭不答应,说是吹跑了他的石棉粉。工人要求发口罩。周锦庭说:“石棉败火,吃到肚里一点不要紧!”有时工人呛得不行了,就抓把棉花捂在嘴上。至中厂的女工们除按规定每天工作十小时外,还要被派去给周锦庭打扫住宅,擦地砖、擦玻璃、以及充当洗衣服等劳役。
工人在石棉的粉雾中工作久了,就要得肺病、胃病、眼病。一九五一年五月振业公司的工人到医院检查的结果,一百六十七名工人中,有四十九人患肺病(因肺病而死的工人前后有四个),百分之八十的人有胃病,其他还有眼病及心脏病。工人每月看病的占全公司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我们参观过天津振业公司一厂的纺棉间。这儿有六十来个女工在纺石棉线。工作间满屋飞扬着石棉纤维,厂房里到处可以听到一片工人的咳嗽声。有一个女工,咳嗽很厉害。她脸上黄瘦,大眼,嘴唇无血色。她名叫祁慕珍,有肺病。每次看病时,医生都告诉她需要休息。但她要吃饭,却不能不拚命支持。工人告诉我们,在这车间里曾经有一个叫刘吴氏的女工,因得了很重的肺病,吐血,以后就被解雇了。副理赵恒泽对她说:“你要死在厂里,我们还得给你买棺材哪!”
残酷的压榨
周锦庭曾经把工人分为十一种名称,同工不同酬,对很多工人随时都可以解雇。短工,用一天可以解雇;临时工,用一个月可以解雇;季节工,用三个月可以解雇。这三种工人都和长工干同样的活,所得的工资却相差很大。长工一天的工资平均为一万三千元,短工一天只七千元。有很多工人已经在厂内作了二、三年工,名目却一直是“短工”或“临时工”。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在振业公司二厂经常作活的有四、五十个工人,长工却只有三个人。
周锦庭大批雇用短工和临时工,一方面是为了少付工资,另一方面,又和他的生产的投机性分不开。工人说他是“利大了就干,利小了就散”。工人经常受着失业的威胁。有的工人在冬天被解雇了,就借债,卖衣服,让老婆住娘家。工人赵鸿起去年冬天被解雇后,曾去卖血,一次卖了二百五十西西。
振业公司一厂的纺线工是计件拿工资,她们拚命纺一天才挣五、六千元。因为挣的钱不够维持生活,有的工人在早上两、三点钟就进厂工作,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去,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小时。女工刘陈氏说:“咱们顶着星星来,顶着星星去,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凉水。”对这些计件工,资方仍要想办法克扣她们的工资。一厂副理赵恒泽等在工人交线时常常压低质量和数量。工人纺的线算那一级,完全由资方决定,并无标准。厂里用的磅秤,只有四两、半斤、十二两、一斤四种符号。在称线时,不到半斤就算四两;不到十二两就算半斤。工人争辩时,赵恒泽就凶恶地骂:“臭工人,叫唤什么!”“你们吃饱养肥了,该出圈了!”有时候他发了脾气,就把全体工人的线由一号降到三号
(三号线工资比一号线少百分之六十)。谁反抗,下次交线就更要倒霉。女工刘黄氏说:“咱们含着眼泪纺线,挣这几个受气钱。有时气上心头,实在干不下去。但又想起家里没吃的,就只得咬咬牙干下去。”女工李吉氏说:“提起这事,眼泪就淹了心。”李吉氏因为资方压秤、压级的事不得解决,曾哭哭啼啼半个来月,没有上工。刘陈氏则被气病,一连躺了三个月。我们最近去调查的时候,李吉氏才刚病好上班不久。她含着眼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周老八(周锦庭)大老虎,他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我们是滚在他的刀尖上过日子啊!如今感谢咱毛主席,他眼睛看得清,号召‘五反’,才打开虎窝,捉住了老虎,我们才得见天日了!”
横暴的统治
在周锦庭的工厂里,工人没有政治的自由。周锦庭不准工人参加学习。他一见工人看进步书籍,就说:“不许看这些邪书!”连工人买公债他都不许可。他经常收听和散播“美国之音”,并用种种谣言来威胁工人。他公开说:“我的厂子不许党、团员进来!”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工人佩带着工会证章,就问:“你不带它能不能吃饭?”强迫工人立时把工会证章摘下来。北京至中石棉厂开工后,上级工会干部要去和工人联系,组织工会。一连去了五次,都被周锦庭挡在门外。他说:“里边正在试验机器,还没有开工。”该厂工人孙兰秋暗中和别人商量组织工会,周锦庭发觉后,就向孙兰秋家里的人造谣,说孙兰秋在厂里乱搞男女关系,迫使孙兰秋自动退职。
周锦庭还到处安排自己的爪牙,用以监视工人。在振业公司本厂有“王氏三兄弟”,在北京至中厂有“王氏四姊妹”。过去工人称他们是“王党”。
“王氏三兄弟”是流氓打手,平常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一直到“五反”运动中周锦庭被逮捕以后,他们有的人还在破坏“五反”。“王氏四姊妹”是周锦庭派在至中厂管理工人的大组长、小组长。她们的任务是监视工人,向周锦庭通风报信。
无耻的欺骗
周锦庭的振业石棉公司还有一套对付工人的最厉害的手段,就是钻政府和工会的空子。在这方面,周锦庭有一个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振业公司的副经理高直夫。
高直夫熟读了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会搬弄理论名词。每当工人要求什么福利或和资方有所交涉,他就用一大套“理论”把工人挡住了。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他就讲资产阶级是四个朋友之一,工人不可以和资产阶级斗争。振业公司原来有一百二十名纺线工。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之前,资方就想把这一批纺线工不算作厂内的正式工人,使公司的全部工人不超过一百人,这样就可以不实行劳动保险条例。这个欺骗办法没有被政府批准,周锦庭等就大叫:“实行劳动保险要加重生产成本!”“这是摧残工商业的条例!”“这是振业公司的危机!”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一面由高直夫“说服”公司的工会干部,一面向天津市劳动局递呈文。呈文中诡称,参加纺线的女工都是家庭副业生产,不是厂内正式工人,她们在年龄、技术、体格及劳动时间上,很多不够正式工人的标准。因此,要把她们算作正式工人,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必须由厂方来一次甄别考试。不够标准的得由资方解雇,以免妨害生产。劳动局不加调查研究,就同意了他们对工人进行甄别。于是,周锦庭、高直夫就打着劳动局的旗号,唆使公司的工会干部出面,经过一次甄别,把十四个纺线工解雇了。这些被解雇的工人,一直认为是“劳动局实行劳动保险条例把我们解雇的”。
周锦庭解雇了这些工人,还不满足。他又和高直夫商订出用“改进生产,订立劳资合同”的欺骗办法来解雇工人。在高直夫一手拟定的劳资合同中,有三分之一的条款是关于解雇的。合同规定:工人随便打闹、出外买零食、三次旷工、纺线不合规格等,均可“由资方解雇之”;最后,若厂内粗纱机开动,则得“全体解雇之”。因此,工人把它叫作“解雇合同”。后来经过多次讨论,工人看清楚了他们的圈套,坚决不签字,资方的阴谋才未得实现。
工人阶级打垮了“石棉王座”
周锦庭能够垄断石棉业,这是他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和国家进攻的结果。他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方面,是“五毒俱全”。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初步估计约达一百亿元。他在生产上的垄断性、投机性、破坏性和骇人听闻的压迫和非法剥削工人的行为,充分说明他是要想篡夺经济领导权,向独占资本的道路发展。人民的国家,决不能容许周锦庭之流的愿望实现。在“五反”运动中,不管周锦庭怎样歪曲政策,百般抗拒,广大职工群众终于在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挺起腰来,彻底揭发了他的种种违法罪行。过去受周锦庭欺骗、利用的工会主席王泽恒及其他若干职工,也已觉悟过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开始向周锦庭进行斗争了。
大奸商周锦庭因为坚不坦白自己的罪行,现已被天津市人民法院逮捕了。他将得到应得的惩处。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 不应该忽视报纸的批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
不应该忽视报纸的批评
编辑同志:据我了解,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对医务工作者忽视读报的现象提出批评后,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领导下的医院、卫生所、卫生工作队等几十个单位中,工作人员忽视读报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一直没有设法纠正;甚至在党报提出批评以后,他们还没有按照党报所提出的意见,去检查和改进所属单位医务工作者的读报情况,加强干部的时事和政治学习。这种漠视报纸批评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我希望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立即改正这一错误,并希望其他有关领导机关,同样地重视党报的号召,深入检查和改进所属单位的干部不注意读报学习的情况。
萧尔文
编者按:读者萧尔文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希望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负责干部立即重视对所属各单位工作人员的时事政治教育,建立读报工作。这是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关键。

“没有时间”读报不是事实 北京市第一医院检查时事学习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没有时间”读报不是事实
北京市第一医院检查时事学习
编辑同志:读过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对某些医务人员忽视读报的批评后,我们北京市第一医院立即进行了一次检查。
我院大部分医生都能经常阅读报纸,但绝大多数的护士、助理护士却不常读报,或根本不读报。这些人也像其他医院的某些人员一样,强调“工作忙”,“没时间看报”。“三反”开始后,这些人更少看报了。妇产科的一位大夫说:“看电影的时间少了,也就用不着找报纸看电影广告了。”外科病房的一位护士说:“有点空还需要看看业务书,补习英文,准备跳院转业,所以没有时间看报。”该病房共有七个工作人员,院方为他们订了一份报纸,已经有三个月了,但至今还有两个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我院有许多人不知道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样也不知道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对医务人员忽视读报的批评。
检查结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医院当前的基本问题是忽视政治。强调“没有时间”、“工作忙”是忽视读报学习的藉口。
我们先把上述情况报告给你们,日内我们将提出加强时事政治学习的办法。实施结果,以后再写信告诉你们。北京市第一医院

北京市第二医院节约检查委员会 领导全院检查改进读报工作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第二医院节约检查委员会
领导全院检查改进读报工作
编辑同志:看到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对于医务工作者忽视读报学习的批评以后,我们检查了我院工作人员读报的情况,发现我院工作人员忽视读报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据调查,全院八十多个有阅读能力的工作人员中,基本上不看报的在二分之一以上。那些经常看报的人,学习效果也很差。据我们口头测验结果,其中有几个人对于重庆的“星四聚餐会”、武汉市的“纪凯夫事件”、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及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奥斯陆会议等问题,都不知道。
为什么上述现象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呢?主要责任是在领导方面。根据我们调查,全院大多数人还是要求阅读报纸的,但是领导方面没有及时地满足群众的要求。医院前副院长卢庚全本来是负全院政治思想领导责任的,但他本身就不关心政治,以至蜕化变质,在“三反”运动中已被撤职法办;因此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时事教育是更谈不到了。过去全院职工、病员共有一百五十人,只订了四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院长室的)。去年十一月,在群众一致要求下,才增加了八份报纸。但是因为没有领导,没有建立读报制度,所以工作人员忽视读报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纠正。
报纸上的批评,引起了我们对读报问题的重视,并督促我们对全院工作人员的读报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四月二日,全院工作人员对读报问题进行了讨论,规定每天有一小时的读报时间,对于重要问题并随时组织漫谈或讨论。我们希望其他医院和机关都能注意并检查本单位的读报学习,纠正忽视读报的现象。
北京市第二医院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第四医院 制订了加强读报学习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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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第四医院
制订了加强读报学习的办法
编辑同志:最近,我们在北京市第四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中,进行了一次读报学习情况的调查,发现在九十多名有阅读能力的工作人员中,不关心读报学习的竟占六分之五。
许多人由于忽视读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就逐渐疏远甚至完全隔阂起来了。如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陈怀九帮助奸商李寅廷制造暗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救急包”的滔天罪行,已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但是这些医务工作者们却一无所闻。又如和我们医务工作者关系比较密切的“纪凯夫事件”也有许多人不知道。
当问到他们为什么不看报时,大多数人是强调工作太忙,他们说:“又三反,又防疫,又要坚持工作,那有工夫看报。”也有人说:“有时间还要看看技术书呢,不然,就落伍了。”甚至还有人表示:“我根本没有看报的习惯。”其实,这些都是忽视政治、单纯技术观点的具体表现。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纠正忽视读报的严重现象,我们组织大家针对读报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克服忽视政治的错误思想,培养自觉的经常读报的政治兴趣。我们并且初步规定了加强读报学习的办法:第一、由医院工会组织读报小组,订出经常的学习制度,并不断地进行检查,督促;第二、指定适当的人对没有阅读能力或阅读能力较差的人,作通俗解说,给予辅导;第三、由专人负责发报和保管,并固定阅读地点,充分发挥报纸效用,不浪费一张报纸;第四、适当地配合中心运动举行时事报告或座谈会,必要时进行关于读报学习的测验。
北京市第四医院工会主席 殷宗琦

北京市第三医院接受批评 多数单位已组织了读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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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北京市第三医院接受批评
多数单位已组织了读报小组
编辑同志: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指出我院工作人员忽视读报的缺点,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很正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行政领导方面没有认识到报纸是指导实际工作、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武器。以前医院里虽然也订了不少报纸,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督促大家进行读报学习,更没有建立经常的读报制度。因此,正如报上所批评的,很多人对于国内外重大的政治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
为了彻底纠正医务工作者忽视政治时事学习的现象,我们已决定在报纸份数较少的部门,增订报纸;并且计划在今后经常举行时事测验,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的政治时事教育。经过报纸的批评,现在全院已有多数单位组织了读报小组,并且订出了一定的读报学习制度。护士中的不问政治的倾向正在改变,如外科病房护士长现在亲自领导本单位的护士,每天读报纸。但是,仍有少数部门对报纸上的批评重视不够,还没有把不看报的情况改变过来。我们正在设法把他们也组织起来,使全院工作人员都进行经常的读报学习。
此外,人民日报读者在批评中,提到我院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纪凯夫事件”。经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情况在护士中是普遍存在的;一般的医生还比较重视报纸学习,并且知道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部

北大医院建立读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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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设的反应

北大医院建立读报制度
编辑同志: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揭发了北大医院工作人员忽视读报学习的事实,北大医院的领导方面立即作了深刻的检讨,订出了改进办法;并发动工作人员进行讨论,对忽视读报学习的错误观点,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目前的改进情况是:一、院方订阅的报纸已由二十五份增到八十三份;二、各单位都组成了读报小组,每天至少读报半小时,并进行重点讨论;三、试行定期的时事测验,以督促和帮助大家读报;四、由专人负责,每天划出读报重点,并在大门口和饭厅等地张贴报纸。
院方还注意了病人的读报学习问题。
北大医学院通讯组

北京市一区联合消费合作社 接受批评加强时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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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设的反应

北京市一区联合消费合作社
接受批评加强时事学习
编辑同志: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批评我社大部分工作人员忽视读报学习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我们感谢读者的帮助。
正如报纸所指出的,我社工作人员忽视读报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长期没有设法改进,这说明我们领导方面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工作人员读报学习的重要意义。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已在各分销处负责人会议上作了检查,并且决定今后一定加强对阅读报纸的领导。现在,本社主副食供应站及百货门市部已开始建立读报组,每日抽出一小时的时间来阅读报纸。其他各分销处亦将普遍地建立读报组。
北京市第一区联合消费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