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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7-2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部分学员 学习《实践论》有很大收获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部分学员
学习《实践论》有很大收获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学习理论的学员二百七十一名,其中中学程度者四十四名,高小者一百八十二名,相当初小毕业者四十五名。他们从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开始学习《实践论》,历时两月,收获很大。
在学习《实践论》之前,曾由党校负责同志阴一刚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法则,使学员在思想上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反对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改造思想方法。接着就由河北省委组织部薛迅部长讲《实践论》。讲授时都用具体事实来说明基本原理。
学习开始时,有许多学员认为“哲学是神秘的,抽象的,看不见捉不住的,不容易理解。”“学这个对自己没帮助”,“工作中用不上”,“内容太深,学半天弄不通,白耽误时间”。领导同志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又作了动员,说明学习实践论的重要性,并特别说明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本身就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概括上升的理论,只要和实际斗争结合,是很容易懂得的。这样学员开始感到“哲学并不神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包含着哲学的道理”。也有的相信“学习《实践论》后,工作会少犯些错误”。学员的学习情绪也就高涨起来。
经过这次学习以后,学员们都认识到“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次大革命,这是学习中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大家对课程的理解,可从期终的测验成绩中看出来:参加考试的共二百六十三人,甲等一百七十九人,乙等五十人,丙等二十七人,丁等仅七人,绝大多数成绩是优良的。
有些什么主要的收获呢?
首先使大家更加明确认识了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肃清了迷信及宿命论的思想残余。从学习讨论中看到:大多数学员由于过去曾受到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教育,因此还有迷信及宿命论思想的残余。经过这次学习以后,他们认识到一切客观事物及主观的思维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同志,只要立场坚决,好好工作和学习,是可以进步的。并且认识到革命和建设就是要改造这个物质世界。
其次,大家懂得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开始认识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工作开始有了预见性和主动性。并认识到,看问题要全面;不要只看到缺点,也要看到优点;不要只看到自己部门,也要看到整体。有的在检讨时说:以往由于思想方法之片面性、主观性,因之处理问题时发生了许多错误。还有的检讨说:光管完成任务,不管方式如何,使我们工作受到很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大家认识到要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要加强学习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努力提高向前。同时还认识到事物是发展的,要从发展观点上去看问题。
再次,批判了割裂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大家认识了工作碰壁的基本原因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要求。学员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农民小生产的散慢性、保守性反映到党内来,在工作中表现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加上一般学员文化理论水平低,又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更为严重。学习后,一方面批判了不顾实际情况硬搬上级指示的教条主义错误,如有的检讨说:“不根据具体情况,我曾经在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村庄布置打井工作。”有的检讨出:在城市中布置妇女纺织工作,因而遭到群众反对;有的总认为“工作经验能解决问题,书本子不解决问题”。以及轻视总结工作等偏向。了解了实践是理论能动性之飞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之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提高认识后,有的恨自己过去学习不够,下决心要在今后好好学习。
再次,批判了认识脱离实践的“左”倾与右倾的错误,特别是认识了落后于实践的右倾错误,认清了改造主观世界之重要性。一般学员均认识到认识超过当前的现实性及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便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如过去有些地方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等。同时也批判了认识落后于实践的右倾错误,使大家认识到落后于实践的现象在历史转变的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目前革命的新形势下,有许多同志没有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认识还停留在旧的阶段上,如有的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满;有的背着功臣包袱,埋怨党不提拔自己,只觉得自己吃不开了,而不虚心学习;有的不满意修洋灰马路、盖厕所,认为马路不修成洋灰路也一样可以走,不盖厕所也能拉屎。这次学习中,大家已从思想上认识了埋怨党是不对的,主要是自己的认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也认识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认识了整风整党之重要性。
最后,大家懂得了只有暴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的道理;只有承认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想“自己偷着改了”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在党内,要从斗争中取得一致,而不是一团和气的团结。对阶级敌人要坚决地进行斗争,不是熄灭或掩饰这个斗争而是斗争到底。必须反对改良主义、阶级调和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两个月的学习,是有很大收获的,但仍有少数学员存有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和某些不安心学习的情绪,因此这种收获还是不普遍的。

武训历史调查记(续)

第3版()
专栏:

  武训历史调查记(续)
武训历史调查团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这个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使陷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麦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记载。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说:“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闹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乌合万余人,暗结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页)
那些旗号和农民领袖的姓名,据《馆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四页)所载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红旗郜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顺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花旗杨朋岭;大绿旗杨泰、杨福龄;小绿旗雷凤鸣、王振南;黑旗宋景诗。照反动统治阶级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于大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顽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同上书同页)
先让我们来看统治阶级所写的宋景诗的略传:“宋景诗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现在小刘贯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馆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狱,……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狱,……揭竿而起,号黑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再让我们来看当地农民所说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们访问了一个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的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诉我们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诗造反的缘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缴大粮的是好地,缴小粮的是沙碱地。大粮地每亩四百钱,小粮地每亩一百钱。满清政府依据地主的请求,要增加小粮,减低大粮,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粮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粮地的绝大部分却在贫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粮,对农民说来,无异要刮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诗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们说,宋景诗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狱。劫狱出来就正式造反。他们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约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训却在干“竖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谓“行乞兴学”。
这个萧集的老农民还讲了宋景诗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镇对立的原因。他说,柳林尽是“好户”(地主),他们就是主张“减低大粮,增加小粮”的。柳林周围五十二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纷纷搬到拥有当时最顽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杨鸣谦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顽强得多。《山东军兴纪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统治阶级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在当时地主阶级间,也流传这样的话:“柳林团能杀能战,樊寨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堠堌团熊种王八蛋,小囤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一个村庄樊寨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里。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杨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六○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间,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运廒粟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的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围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那一年是二十二岁,他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兴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顺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和萧洪飞一样,萧集的另外四个老人,七十岁的萧振如,七十岁的萧怀祥,七十岁的萧泗汉,六十四岁的萧桂树(他们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新中农),也都称颂宋景诗的起义,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这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头,不抢不砸”。
在柳林东面的后路堂村,有一个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户,后为地主,现为中农。他是武训同时代的人物,他比武训只小十岁,在武训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在闹黑旗时,他已十二岁,记事儿了。不凑巧,当我们访问他时,他刚有病,精神不行。特别是关于武训的事,他简直没有劲讲。可是当我们一提到宋景诗的时候,他的兴致马上来了。说了几句之后,竟挣扎着从炕上坐了起来。他兴奋地说:宋景诗是“穷儿,好拳脚。他堠堌不打,小囤不打,单打柳林”。“黑旗不抢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诗同村的贫农王立成(八十一岁)也向我们夸奖黑旗军的纪律:“宋兵可有规矩。宋景诗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说,那时候老百姓对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诗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郭继武和韩祝龄还记得黑旗有这样几句话:“攻克柳林团,吃饭不作难,先杀十团长,后杀步老先(也是一个地主,乔庙人——笔者)。”
杨鸣谦行十,故号“十团长”。宋景诗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败了他,把他杀死。
关于杨鸣谦的死,现在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杨参军庙碑”上有些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圩墙遥见宋逆带领数十骑,似来谍状。公即率丁一队往追,不意伏贼突出,众寡不敌,……奋力血战,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贫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农潘耕历,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王二砦,离小刘贯庄只二里地。当时,他们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说,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壮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们的村和小刘贯庄,同被统治者称为“贼窝”。他们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来的嘴里,时常听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德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贯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谈,宋景诗“巧计杀杨十爷”的经过是这样:宋景诗在柳林南门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杨得知就去南门。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杨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维修,除了告诉我们,他曾经听见老人们称赞宋景诗怎样“杀富济贫”外,他还记得宋手下有几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识,却当了宋的军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骑大马的杨二马鞯,“他耍一把青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见马,不见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杨二马鞯、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见之于《山东通志》)。他说:“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骑马。”
民间传说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说他们“精技击,娴刀法,有勇惯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页)。《山东通志》也说:“宋景诗所领黑旗,多相从习学枪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阵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页)
满清统治者称宋景诗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一度有所谓受招抚的事。《冠县县志》载,咸丰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页)。《临清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诗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页)。咸丰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踞州城(指临清——笔者)车营街一带”(同上书同页)。这一仗,宋景诗从冠县的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并且打进了州城,大败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书第十六页)。“招抚”以后的情况,《冠县县志》也有记载,说宋景诗“不听调遣”,“叛迹显著”,“名为官军,实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页)。《馆陶县志》则说他的起义规模更加扩大,“各旗联络,有数万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页)。为什么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时胜(指胜保——笔者)营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顾,东抚谭(指山东巡抚谭廷襄——笔者)仍有慰抚劝令助剿之意。”很明显,这时的统治者只能作一些无效的劝说。下面几句更活画出他们的窘相:“力不能制,优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狱为幸”(均见《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可是他们没有如愿,宋景诗还是“攻城劫狱”,并且越来越会打仗。这不但是农民至今还这样传说,并且也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上面所提到的萧集的五个老年人就说:“宋景诗回来以后,更会打仗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则无意中大大赞美了宋景诗的善战,和大大讽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军惯用横截法。官军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顾。副都统遮克敦布、营官谦禧,尤畏贼如虎。蹑贼常在十里外,贼行亦行,贼止亦止。时人有‘谦不打,遮不动’之谣。”(《馆陶县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页)
另一个败在宋手里的清将是提督恒龄,地点在冠县清水镇,时间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诗杀死杨鸣谦之后三个月。王立成兴奋地讲述至今还流传在他村子小刘贯庄农民中间的这一场胜利的战斗:“僧王(指僧格林沁——笔者)的前锋恒大人(指恒龄——笔者)在小刘贯庄外二里地窑上扎营,用铜炮轰。那时候,宋景诗不在小刘贯庄,他在三十里外的幞头村。小刘贯庄的人去报信。宋景诗说:‘你们只顾在小刘贯庄喊杀放箭。’接着,宋景诗就去抄后路,从村后去包围了清兵,杀得恒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诗一个人能敌二十个,周围的人哪敢回手,个个吓迷了。”
最后,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刘长佑合军攻宋景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二十九页),宋景诗才败于专制王朝的、以帝国主义武装来装备的、所谓“拐子洋枪队”。但在交手的初期,这个“亲王”也还是吃了败仗,而最后他所得到的“胜利”,也仅仅是“正史”上的所谓“宋景诗败走”(《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五页),和劳动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听了当地老人们的谈话之后,觉得《临清县志》上的几句文章还算是记实的:“宋……为患四年,以僧邸军威之盛,仅乃胜之,卒未闻被歼。”(第一册第十六页)
那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的记忆力真好。他记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那是不错的;他也记得“僧王发兵”是在“八月里”,那也是不错的。《临清县志》(同上页)说:“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诗败走。”
路延林形容清将的轻敌,很是生动:“到八月里,僧王发兵,说‘黑小子们不够垫马蹄子’,立马出征,可是头一仗就打败了。”
让我们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王立成的原话,来给那聪明善战的农民革命领袖写下他的最后一页的战绩吧:“恒大人带兵逃回柳林,禀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亲带五百红孩儿,骑红马,穿红袍,打洋枪,来打宋景诗。宋吃不住洋枪,退到了小刘贯庄。他一面在围子上插旗,下战表,三更造饭,四更对敌,准备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带起东西走。僧王看见围子上明灯亮烛,并且听见一片敲锣打鼓的声音,却不见宋景诗的兵出来。僧王说:‘黑小子为什么不出战?’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见寨门大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所访问的农民们谈到了当时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团”所进行的恐怖暴行,说是“大抢三日”,许多人被杀死,吓死,割去耳朵。小刘贯庄妇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们抢走。和宋景诗同族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全家逃亡外省,从此改名换姓,子孙几代都不敢回原籍。我们访问过现住赵郎砦的宋克义(五十一岁,新中农),他是宋景诗堂兄弟的孙子。他说他的祖父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柳林团搜出来了。柳林团说不能叫他好死,罚他驮极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亲因是遗腹子,出世以后即改姓陈,才保留下来。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县,改名换姓,就在那儿落了户。
王立成也很难受地谈到宋景诗撤退后,小刘贯庄受地主的残酷镇压和报复的情形。“宋景诗走了以后,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内,给洗了。全村八顷地入了官,给了柳林杨家。柳林杨家又租给别村的十一户来小刘贯庄种地。柳林杨家把宋景诗家的祖坟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诗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诗的娘活钉在东昌府城门上,五只钉子,两三天才死。……”
这时候,武训却在闹“行乞兴学”,向人民的敌人磕头!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统治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投捻南奔”(《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有的说他“投叛练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总兵刘永清诱至州,醉而缚之,乃伏诛”(《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有的说他在“同治九年……假名徐连升,往来归徐陈亳之间。……十年二月获景诗”(《山东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页)。
至于农民群众的说法,那是另一种。他们对宋景诗,充分流露了他们的怀念之情。宋景诗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诉我们,这个为农民爱戴的“宋丫头”(农民们说,宋景诗平日说话不多,闲静如女子,打起仗来却勇冠全军。这个名称疑是这样说开的)最后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换姓,在桂花县落户,教了一百个徒弟,活到八十岁。”
武训的歌颂者孙瑜曾在电影中捏造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农民周大,来和武训相比,并硬说周大和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而称之为“一文一武”。但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很明显的,革命农民与反对革命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如果武训的歌颂者一定要把武训捧为“一文”,那么,那堪与匹配的“一武”,不是别人,正是与宋景诗为敌,帮助满清统治者屠杀农民的柳林团团长杨鸣谦及其继任者——他的亲侄亦即武训的恩主——杨树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诗的小刘贯庄有功而被赏赐小刘贯庄八顷地的杨树坊,正是提拔武训,替武训在柳林修第一所“义学”,被孙瑜、李士钊们捧为“开明绅士”之一的那个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或杨树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的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本节完,全文未完)(附图片)
柳林老人谈宋景诗
柳林镇(即“武训镇”)城关
柳林在武训时期是地主堡垒,周围五十二个村子的地主集中在这个围子里抵抗宋景诗的农民革命军。武训“恩主”杨树坊之叔杨鸣谦就是柳林“民团”的团长,为宋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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