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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7-08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购棉储棉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第2版()
专栏:

  购棉储棉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张先文
政务院六月一日“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及中共中央“保证购棉储棉任务完成的号召”发出后,中共各级党组织、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引起了高度重视,积极动员、布置,组织了购棉储棉领导机关,通过干部会、农民代表会、合作社社员大会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说明这一工作是关系国家经济建设、关系军民衣着的大事,号召党员、团员、干部、社员等起带头作用,开展爱国主义的售棉储棉运动。经过一个月来的努力,已经取得相当成绩。有些地区并掀起了村与村、县与县的挑战竞赛,棉农群众打着锣鼓、扭着秧歌,到人民政府去送爱国棉,情绪极为热烈。但从全国来看,这一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区至今没有把这一工作布置到区、乡。有些地区还刚在开始布置。六月份全国(缺东北)棉花收购数字只完成原计划十分之四,在目前全国公私纱厂停工待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能不提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当然,一个指示、决定要贯彻到群众中,变成群众的行动,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而且六月份正值农忙,对购棉储棉也有一定影响。但从主观方面检查,也有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各地警惕。
第一、部分地方政府对政务院这一指示的严重政治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很不重视,未作广泛深入的动员。有些区乡干部认为:“拿钱买棉花,还费这样大的力气动员干什么?”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当地专区及县人民政府也没有认真进行检查与纠正。有些地区把这一任务停留在口头上,对下面情况了解不多,也未能及时帮助下级解决问题。如河北省邢台专区对购储棉花任务,只作了一般的传达、号召,未向区、乡作具体布置。平原省新乡原计划六月二十一日开县、区农民代表会,七月六日至十五日正式进行购棉。后来虽经纠正,但毕竟是迟了。山西晋南有的地区,把购棉储棉工作当成只是经济机关的任务。诸如此类的错误,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着。
第二、有些地区,部分干部和部分党员、团员未能在售储棉花中起带头作用。平原省花纱布公司的一个收购组长,家中存籽棉一万一千斤;营业科副科长家中存皮棉三千多斤;山东省吴桥县张庄中共党支部书记第一次经区干部动员,出售棉花二百六十斤,经过第二次动员,又拿出七百斤,他坚决表示没有了;但据别人了解,他还存有三千多斤。这种情形应当提起当地领导机关注意。
第三、有些干部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进行工作,严重地妨害了购棉储棉的进行。山东省蒲台县一富农有存棉一千多斤,村干部急于完成任务,有五个人分头去动员他,每天动员五、六次,结果使对方顾虑增大,更不敢出售了。动员方式不好,使有些农民误认为政府要没收棉花,因而把棉花藏了起来。河南省邓县曾发动“一户一斤棉运动”(现已纠正),有的农民本来无棉,不得不向外地抢购来缴任务,结果引起市场波动,反而对购棉不利。
据最近各地典型调查,农民手里确实还存有棉花。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及六月份正逢麦收季节,致使国家的棉花收购数量未能达到预定计划。
经过六月份的酝酿与准备,七月份的售棉储棉情况估计可能好一些。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主观上加紧努力,并纠正工作中的偏向与缺点。
(一)棉花收购任务很重,单靠经济部门的干部是不能完成的。党政领导机关只发一些号召,而不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也是不能奏效的。应该由各级各系统领导机关共同组成联合办公室,认真领导、掌握,并抽出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收购小组,深入下层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点,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经验已经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还未动起来的产棉区,则更为重要。
(二)购棉储棉工作必须与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通过各种会议,向党、团员、干部和农民讲解清楚:把棉花卖给国家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也是最光荣的事情。要使大家认识“发家必须保国”、“保国才能发家”的道理,将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国家联系起来,提高农民爱国热情。号召党、团员、干部、劳动模范、合作社社员起带头作用,发起挑战竞赛,把棉花尽快卖给国家。河北、河南等省有些地区这样做了,结果是成功的。许多群众反映:为了抗美援朝,也应该把棉花拿出来。我们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再来残害我们!所以,只要能给农民讲清道理,打破顾虑,棉农群众是可以将棉花迅速卖给国家的。
(三)有些地区麦收刚过,夏征接踵而来,各种突击任务都要完成。为了不致顾此失彼,各地区应特别注意将购棉储棉任务与其他任务密切结合起来。河南有些地区将购储棉花与夏征工作结合进行,已经证明是可能的。并收到好的效果。相反的,河北省有些地区因为没与除虫、夏征很好结合,就使购储棉花的工作推迟,耽误了时机。如邯郸、邢台两专区因布置较晚,预计要到七月中旬才能开展起来。
(四)政府各经济部门除应密切配合、一致行动外,还应注意把棉商小贩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将现存棉花卖给国家,并由政府发给证照,代国家收棉。这样可以消灭牌价与市价脱节现象,增加收购量。河北省的经验已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河南省个别地区采用现购有奖办法和普遍机动提价办法(超过中央规定牌价百分之五)来代替市场管理,结果是助长了棉农看涨惜售心理,给小贩以可乘之机,形成牌价与市价脱节的严重情势。
时间是紧迫的,任务是繁重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地紧张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和耽搁。否则纱厂停工期间就会延长,全国军民的衣着和物价的稳定可能受到影响。国家的困难,将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困难。望各地领导机关、干部、群众加倍努力。

西南区第二期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西北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地区减租接近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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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区第二期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西北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地区减租接近全部结束
西南区第二期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六月中旬开始。这一期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包括川东区合川、梁山等七个整县,和江北、开县等六县的各一部分;川西区眉山、邛峡等十个整县;川北区仪陇、西充等十四个整县;川南区泸县、峨眉等二十五个整县,和泸州市、自贡市两市郊区;贵州省清镇、贵筑等四十三个整县,和贵阳市的郊区;西康省天全、荣经等十个整县;云南省昆明、呈贡、宜良三个整县。以上地区农村人口共计三千多万。其中除川南区二十五县和两个市郊区须今冬明春才能全部完成以外,其余地区在今年秋收以前可大体完成。
为更好地完成这一期土地改革,各地都曾训练了大批的干部。训练方法是开会总结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和整顿思想作风。如川北区西充县前后就训练了两千三百多个农民干部。现在,这些干部都已经下乡了。此外,参加这一期土地改革工作的,还有各省(区)、市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界人士。仅重庆市这次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各党派、各界人士(包括一部分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干部),就有八百多人。从北京前来西南参加土地改革的第一、第二两个工作团六百多人,六月初已经分别到了川东、川南、川西和川北的各地农村。
上述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在去冬今春都曾发动农民反恶霸和减租运动,经过这个运动,削弱了封建势力,发展了农民的力量。而且农民的觉悟都提高了,他们对于实行土地改革迫不及待。这次,各地人民政府贴出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后,农民都说:“分田的日子可来到了。”他们保证:今年夏天一面进行土地改革,一面还要完成爱国增产任务。
(新华社)
西北区有广大的农村在去冬今春实行了减租。减租的地区包括:陕西省南部汉中、安康和商雒三专区所属三十个县(市)的一千九百八十多个乡,甘肃省五十三个县的二千六百多个乡,宁夏省五个县的一百二十九个乡,和青海省十二个县的二百五十三个乡;以上共一百个县(市),四千九百多个乡。人口共为一千二百多万,占西北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强。截至目前为止,上述实行减租的地区,除甘肃省有一百多个乡的减租运动还没有结束以外,其余各地减租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西北区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是很重的。除少数地区外,地租额一般占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最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青海省“正租”虽较轻,但各项额外剥削达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农民们把自己所受的剥削,形容为“一个萝卜几头切”。甘肃省临夏专区还流行着一种“招门客”的农奴制度,被招的门客(农民),世世代代要给地主服劳役。经过这次减租,西北农民所受的剥削已大大减轻。
经过这次减租运动,西北各地农民的力量有很大的发展,陕西省南部和甘肃省等地农民协会会员数,一般都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最高达百分之三十多。农民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了一步。在这次减租中,甘肃和青海的回族农民和汉族农民,一致对地主阶级进行了斗争,进一步加强了民族的团结。
各地在减租运动中,都注意了培养干部的工作。如甘肃省二千多个乡中,即有二万一千多名农民优秀分子被选拔到乡村政权中工作。各地干部经过这次减租工作的锻炼,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也都有提高。这些,就为今冬明春在上述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新华社)

华东区举行土产会议 确定土产生产、推销和价格原则 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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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区举行土产会议
确定土产生产、推销和价格原则
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盛况空前
华东区土产会议自六月十五日到三十日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副主席曾山领导下进行。出席、列席会议的区内外有关方面代表共七百多人。华东区土产、特产、手工业品的产量折值全区粮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四。经过今年二月以来的大力推销,全区土产目前一般地正处在从滞销到行销、行销到畅销的发展过程中。这次会议具体地确定了各种土产的产、销和价格指导原则:(一)一般已感供不应求的畅销土产,须在降低贩运利润的前提下,参照产地价格调整销地价格,以加速发展生产,并加强市场管理。(二)对于行销和可能多产多销的土产,产销双方都应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三)比较滞销的土产,需要打开销路或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还须调整产、销关系,继续改进品质规格。一般地并应暂时使产地价格服从销地。(四)个别因外销停滞而滞销的土产,可酌情考虑停产或减产。(五)有关工业原料供应的土产,要大力发展。根据各地代表的汇报推算,目前全区土产生产水平一般地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恢复程度;全区一九五零年土产总产量百分之十五左右还未销出。为了打开滞销土产的销路,恢复与发展生产,会议决定必须克服目前城乡物资交流、土产交流中还存在着的许多障碍,如运销中的陋规,封建性把持,不合理的佣费、搬运力资,以及土产品质、规格的低劣。人民政府应该重视这一改革,并且加以具体领导。华东土产会议闭幕时,全体代表通过十条执行会议总结和决议的公约,并且一致保证把公约贯彻到各地各行业中去。
华东区土产会议配合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一面开会一面交易,到六月二十九日止,订定的土产交易合同、协议和现货买卖总值已达四千多亿元。
(新华社)
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自六月十日开幕以来,连日前往参观者极为踊跃。大会闭幕第一日,观众即达十一万四千人。其后因气候不好,观众略减,但平均每日仍达五万人以上。十七日为大会展出的第八天,适逢星期,天气又好,参观人数达十三万五千人。截至六月二十日止,全部观众人数已超过七十万人。自朝至晚,整个会场都很拥挤。盛况为上海任何展览会所未有。
由于各馆布置的政策性较强,展出的效果一般很好。一位朱启明先生说:“祖国宝藏,既深且巨,努力发展,国富民强。”闸北区工商讲习班第十一组集体参观了大会后,写道:“政府这次举办的土产展览交流大会,使我们增强了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新中国的光辉光芒万丈。”一个机关干部看了手工业品馆后,写道:“等于学了社会发展史中劳动创造世界的一课。”鲁夫生写道:“参观后才知我国出产丰富,胜过舶来品。以后大家提倡应用,一定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一般观众参观之后,对祖国的伟大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激发起对祖国更深的热爱。
在业务交流方面,六月十四日以前开早晚两场。十五日起为配合华东土产会议,改开下午一场。现四个交易所合计已开三十六场。成交有现交七十一笔,合同三十五笔,协议一百零六笔,合计二百一十二笔。属于协议性质者,恰占百分之五十。因协议多属大笔买卖,故协议的金额占总成交额达百分之九四·二六。合同占百分之三·○九,现交只占百分之二·六五。就售出而论,苏北占先,占售出总金额百分之二六·七二。华北区土产丰富,推销有计划,出售成交的数量也不少,占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四·五五。居第二位。中南、西南、西北、山东等地区,比重亦大。据悉,各地代表团业务准备目下更臻充分,交易数额今后将不断增加。
(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宣传处新闻科)

山西曲耀离互助组 实现售棉挑战计划 苏南棉农十三天售棉万余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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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曲耀离互助组
实现售棉挑战计划
苏南棉农十三天售棉万余担
全国棉花丰产模范山西省解县曲耀离互助组已经全部实现他们向全国棉农发出的爱国售棉挑战计划。
曲耀离互助组向全国挑战后,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至六月十五日,已带动全村农民将全部存棉售给国家。全部棉花质量干,白净,没有掺杂使水的情形。
曲耀离互助组组员及全村共产党员和干部在这次售棉、储棉运动中,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村读报组、黑板报、广播筒及民校等,对棉农进行了爱国售棉的宣传,讲解售棉的好处。上官宝治不急于用钱,存棉不愿出售,经曲耀离和互助组组员耐心地启发教育后,他感动地说:“现在棉花销路好,正是因为咱们政府办好了工厂,从前咱种棉花,那一年不赔钱。”他将所存皮棉二百八十斤全部卖给了国家。还有一些农民,认为存棉无几,卖给国家也不顶大事。听到宣传后,也懂得集少可以成多,提出“有一斤卖一斤”的口号,使全村棉农卷入了售棉竞赛的热潮。
曲庄头村的妇女向来有纺织习惯,妇女存棉也归自己所有,如果出卖后归了家庭,妇女就要吃亏。曲耀离以身作则,首先开了家庭会议,向全家保证:妇女自己卖棉,自己得钱;妇女售棉所得,愿存到银行的可以由家庭代存,愿买细布的可以由家庭代买,不愿卖棉的,可暂借给家庭出售,秋后如数归还。曲耀离家的妇女们将存棉售出后,曲耀离就给全家妇女买回了细布。村妇联会主席李淑珍也特地召集全村女干部开会,向她们介绍曲耀离家庭会议的经验,然后女干部们又分工到各户帮助召开家庭会议。这个工作方法对于该村农民爱国售棉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华社)
苏南产棉地区的棉农踊跃出售或储存存棉。六月一日到十三日,南汇、川沙、上海、奉贤、松江等县棉农,向国家售出皮棉一万一千多担,并将五亿多元棉款存入人民银行。嘉定、太仓、宝山等县农民在四、五两月中,就已售出皮棉一万四千多担,存入银行的棉款达十三亿多元。
这次因为对棉农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棉农售棉、储棉更为踊跃。南汇县坦直乡棉农敲锣打鼓,集体地把存棉卖给合作社。上海县临浦乡青年团员丁文希不但自己卖出五百多斤棉花,还动员别人卖出一百五十多担。嘉定县陆公乡周里村六十多岁的寡妇钱王氏,听说售棉也是爱国行动,把存了二、三年的棉花也全部售给国家。
(新华社)

扶植农业生产 农业合作银行成立

第2版()
专栏:

  扶植农业生产 农业合作银行成立
为适应农业生产及合作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农业合作银行于七月二日正式成立。该行系人民银行所属专业银行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与推动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并负责办理全国农林、渔牧、农田水利、国营农场及合作社的国家投资拨款与长期贷款工作。该行在二月间就着手筹备,至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后已筹备就绪,现在为了贯彻会议所决定的农村金融工作方针与任务,并逐渐开展各种投资拨款与长期贷款工作,经呈请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并报政务院备案,已于七月二日正式开业。该行经理为何松亭。
(通海)

从成安北鱼口村售棉情形看购棉中要实地调查深入宣传

第2版()
专栏:

  从成安北鱼口村售棉情形看
购棉中要实地调查深入宣传
河北成安北鱼口是一个一百七十七户人家的村庄。去年全村种了二百四十三亩棉花,约产二十九万斤。今年六月以前,大部都卖了。但也还存着一部分。
购棉储棉工作最初布置到村时,村干部不积极去发动群众,而是消极地、主观地估计群众存棉情况:去年植棉多少,产棉多少,出售了多少,秋征多少,自用多少……算来算去,村里存棉最多也不过二千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河里无鱼白下钩。”工作很不起劲,丧失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上级派赴该村工作的干部获悉此种情况后,认为村干部的估计是主观的,不一定合乎实际。于是帮助村干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同时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启发棉农的政治自觉。这样做的结果,很快就发现村中实际存棉量比村干部估计的大得多。仅七户中农调查,就有存棉三千斤。中共村支部书记调查的一片,也有存棉三千多斤。经过爱国教育与进一步解除棉农售棉储棉的思想顾虑(如怕露富、怕买不到所需要的实物等),发动群众制定了卖棉爱国公约,又开展了群众性的控诉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罪行的运动,以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和现在的生活对比,群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起来,纷纷表示愿意出售存棉给国家。农民杨满路开始只报一百斤;经过诉苦,觉悟提高,把另外八百斤全部卖了出来。家里零碎剩下二十斤,他媳妇又清出来自报了。老中农耿廷栋也将三百五十二斤存棉全报了。农民耿本善在卖棉时说:“要不是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多种棉,又用各种办法帮助咱们增产,咱怎能有这些棉?”在村中党员、团员带动之下仅仅一天,全村就卖出籽棉一万一千余斤,超过村干部估计数量的五、六倍。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 购棉储棉工作经验

第2版()
专栏: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
购棉储棉工作经验
刘海石
自六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号召后,华北产棉中心石家庄区成立了各级购棉委员会,组织联购,拉平了牌价与市价,发动干部带头存、售棉花,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至六月中旬之末,全专区已购存籽棉三百余万斤,折皮棉八十余万斤。藁城东里村棉农王老端存棉四、五年,这次报出一万多斤。张大远自报五千多斤。正定三区韩家楼村,四十三户在中共支部书记、村长带动下,售出棉花一万多斤。石家庄市郊区棉农曾成群结队集体售棉,棉包上插着“抗美援朝爱国售棉”的旗子,形成轰轰烈烈的售棉运动。专区各市场上,棉花上市量,中旬较上旬有显著增加。正定各市场及晋县南泊摊村,中旬比上旬增加十倍。晋县小樵村增加七、八倍。大部地区六月上半月收购数字已接近五月全月收购数字。乐城小组则超过五月收购量百分之三十。
在开展购棉储棉工作过程中,已取得初步经验:
一、各级领导干部多方组织力量,统一配备,是胜利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该专区在购储棉工作中,各县县委、县长、区委、区长、村支部书记、村长等干部,皆亲自担任购棉委员会主任,领导这一工作。各级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经济、文化部门,都通过各自组织系统,号召干部起带头作用,深入宣传,把购、储棉政策具体贯彻到群众中去。因而造成了群众性的爱国售、存棉运动。
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强调提出售、存棉花是爱国行为,打通群众思想,提高爱国热忱,是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关键。束鹿县和石家庄市郊区,都是这样造成了售、存棉花的群众运动。运动中的具体情况显示:只要把售、储棉花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许多基层干部和棉农群众的思想很快就打通了,问题就爽利地得到了解决。但是,针对群众“怕露富”,看涨惜售的思想情况,也还需要做一些具体的解释教育工作,阐明国家的政策,说明售、存棉花对国家有功,对自己有利的道理。
三、严格有效地管理市场,组织联购,也是重要环节。各地实行管理市场,成立了联购组织,拉平了牌价和市价,使公司收购量普遍作到棉花上市量的百分之八十多,这就说明必须管制市场,才能保障完成收购任务。但市场管理要紧紧结合对私商小贩的教育,否则会有部分的副作用。晋县开始时只严格管制市场,未对小贩进行教育,小贩即挑动群众说:“我出的价大,政府不让我买。”激起群众对政府不满。后来该县抓紧教育小贩,向小贩说明应该帮助国家进行收购、参加联购,随国家牌价收买的道理,说明抗美援朝卫国保家是人人有责,私商小贩开始服从管理,参加联购,不再讲怪话,群众情绪也安定了,市场很快走向了稳定。另外还须很好注意分析流转情况,避免发生倒流、乱流的现象。
四、动员时要有调查,才能收到实际效果。没有调查的动员,是盲目的动员。先做好侧面调查,掌握了情况,再作有目标的深入动员,收效就会很大。但不应机械强调先调查得“分毫不差,点滴无错”再进行动员。而是要动员结合调查。做到“有的放矢”。
五、另外,在干部中开展写信运动,动员家属、亲友售、存棉花,以及有计划地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带头售、存棉花,或在会议上发动自报,都是较好的办法。但须注意一点:要使带头自报者所报数字确实。先报者报得不实,即会起副作用。

批判我利用武训为反动 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行为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批判我利用武训为反动
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行为
何思源

我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穷学生。得到了他人经济上的帮助,才升入大学。以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一帆风顺地向上爬,一直爬进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阵营里。一九二八年做了山东省伪教育厅长,在山东一口气干了十九年(十七年厅长,二年省主席)。
在山东本来早知道武训其人,但未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有人给我一本有关武训事迹的书看,我略略阅读了一遍,始知有机可乘,对于武训之为人,虽仍不知底细,但已体会到武训是可以利用的了。
于是我以视察为名,出发到了堂邑县柳林镇,首先看武训小学(即原来的“崇贤义学”),再拜扫武训坟墓,又接见武训的外甥(或者是侄子),加以慰问鼓励。以后又到馆陶县看武训创立的第二个小学(即原来的“馆陶杨二庄义学”)。最后到了临清县御史巷看规模最大的武训小学(即原来的“临清御史巷义学”)。我找出了这些学校历来的捐款名册查看,捐款册子是很厚很古老的一大本,内中除了年代较久的捐款人姓名是抄写的外,近代捐款人多是亲笔签名。现在我虽然忘记了捐款数目,但当时确曾惊讶其数字之大!捐款人的姓名我记不清,却记得有巡抚、侍郎、督军、省长、富绅、名宦、学者、名流等,总之,不是官僚、军阀,就是封建地主。看完了全册,我即刻提笔签名捐了五百元,又慷慨答应将武训小学改为武训中学,由省政府大量津贴帮助;并提出要尽力提倡“武训精神”,印发《武训传》及画像。

我得到这些初步印象后,在回济南的路上,总是盘算着武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时我的思想情况大概如下:一、武训的办学与我气味相投,即是帮助我们训练人材,所以值得推崇表扬。二、当时在山东的政治舞台上,办教育的人处处被歧视,省教育厅,县教育科等皆被视为无关轻重的机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皆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宣扬武训可以抬高教育界的身价,并可安慰和鼓励同仁。三、以宣扬“武训精神”为名,可向省政府多要教育经费,以扩大我个人的教育成绩。四、借“武训精神”可以鼓励学生用功读书,使他们安份守己,不闹风潮。五、借“武训精神”可以督促教育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不斤斤计较待遇与钟点,使学校安定,我的工作可以顺利。六、借宣扬“武训精神”的运动,可以抬高自己身价,巩固自己地位。
回忆我在儿童时代,就常常听到祖母说:“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怎能伴君王?”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时我就有“坐八抬轿”的幻想,羡慕统治阶级的豪华富贵。但以为自家很穷,那有实现的可能,现在居然如愿以偿,由于个人的刻苦努力而做了“大官”,这岂不是“武训精神”的具体实现吗?我觉得“武训精神”与我祖母所教导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努力发扬“武训精神”的原因之一。

我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的报告比较简单。但是对韩复矩(当时的山东省伪主席——土皇帝)却说得很详细。我说:“武训之为人,温顺驯良,谦恭有礼。武训办的是三纲五常的教育,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尊师尊孔重道的教育。发扬‘武训精神’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韩复渠比我更聪明了,更懂得多。他说:“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像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当时韩复矩正在专心“剿匪”,对于鲁西“土匪”最感棘手,于是决意用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的武训来转移鲁西风俗,以“知礼、不犯上、不作乱”的“武训精神”来改正地方人民的“剽悍之气”,使其“纳于正轨”。他的用意是利用“武训精神”来减少“土匪”来源。在韩复矩的思想中,以为“穷人”若都能像武训似的见了封建统治阶级就屈膝磕头,不反抗,不斗争,遵照武训所走的道路,以读书上进为目的,“则山东的天下稳如泰山矣”。韩复矩这种思想是确切地代表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无怪武训学校的捐款册中,几乎全是官僚、地主、士绅、名流的名字啊!韩复矩同我的发扬“武训精神”运动是有深远的、阴险的用心的。

从此以后,我更体会到其中的玄妙。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四年冬某月某日,是武训诞生纪念日。我知道宣传机会来了,可以抓紧时机,大干一下。我先将《武训传》及画像翻印出来,分发全省各地、各学校,通令全省学校,以武训生平事迹作中学教材,以武训故事列入小学课本。又令全省各民众教育机关加紧“武训精神”的宣传。预备于一九三四年在临清县替武训开一个扩大纪念大会。我又在河北房山县购到一大块汉白玉,请人为武训造像。一面用省政府名义电蒋介石、伪教育部及全国各“要人”,征求匾额赞词及其他表扬物品。并通知鲁西北二十余县的学校、教育机关,县、区、乡、镇主管及地方士绅、名流届时参加。我记得蒋介石送来的匾额是“为人师表”。开会前两日,我就带着蒋介石的匾额和汉白玉雕成的武训像,率领省会的许多学校校长、教育机关首长先到了临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当时到会的还有董渭川、李士钊、张元亨、张默生、韩多峰、沙明远等人。
当时我这样大肆宣传,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心中一面钦佩“武训的为人”,一面却怀疑武训是个疯子或是个精神病者。但难得这种膝盖软的人给了我们(反动统治阶级)不少的帮助,特别对于我个人帮忙更大,我们应当“谢谢这位先生!”

一九三五年,在济南有位李某来告诉我说:“外面有人传说你是武训转世,不知确否?你可计算计算生日。”我本不信什么转世托生之说,但我觉得这种传言对我有利,于是我屈指计算武训死于一八九六年,我生于一八九六年,便说:“很对”。可是不敢再详细算下去,恐月日时辰如果错了,反为不妙。这说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武训,个别吃“武训饭”的人也利用武训,于是武训之名大扬。
这个人给我打气果然有效,使我更加倍努力于这一宣传。我计算到一九三九年是武训生日一百周年,乘此机会可以作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在山东可使“武训精神”更深入民间。于是我在省政府提议改堂邑县为武训县,又发起在全国各地募捐,为武训建祠、修墓,并提议于是年在山东开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同时举行武训祠落成典礼。到“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时,武训祠仅造成一半就停工了。仅于是年得到伪国民政府之正式褒扬令。
宣扬“武训精神”的方法,一时代与一时代不同。在清朝及北洋军阀时期,是幼稚的、简单封建式的宣扬方法。在国民党时期,即是我在山东的时期,宣扬“武训精神”是采用西洋资产阶级的宣传方法:利用学校、课本、报章、杂志、社会民教及其他文化机构作工具。以学校及课本论,当时在山东可以同时使三万数千个中小学及一百四十余万学生于短期内受到“武训精神”的教育。如此就把一个死武训变成了许多活武训。虽然许多宣传者受了我们“官式”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之所以歌颂武训也是有他们的思想根源与阶级意识的,他们自己也应当负责。
如果说武训在山东是反动势力的第一个帮凶,我也算是帮凶第二了吧!

武训兴学的动机是羡慕封建地主的奢侈生活,羡慕“坐八抬大轿”的官僚。一句话,武训的动机是向上爬,效果是巩固了封建势力。他的影响经过封建统治阶级加以利用后,就更扩大起来了。以前我以为武训不是个疯子,便是个傻子,后来我领会到武训的“聪明”,他以“标新立异”“出奇制胜”的方法向上爬;他本人既然不能入学读书?中举人,点翰林,以至“坐八抬大轿”,就用他人所不能作,所不屑作的事来求取个人的“成功”。他果然如愿以偿,最后走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
我到过鲁西北各县多次,各处探询武训生前的状况:当时武训活动的范围是东昌府与临清州之各县,如堂邑、馆陶、聊城、寿张、清平等县。到了后期的武训,是有钱,有地,有势,甚至有名的人了。他的行为已超过“兴学”,凡婚、丧、喜、庆、作买、作卖的事,武训皆参加活动,并形成了一种势力。他在任何场合,都能应付裕如,见了任何阶层的人,都能出口成词。他有魄力,有面皮,能拦着侍郎裕德的轿捐了二百两银子,拦着临清州知州的轿捐了拾两银子。这样胆量为他人所不及。当时我听见此说,有点惊奇,以为武训在社会运动中能干有为。现在想起来,他一定是当时的地痞流氓,一方之霸。他的土地、房产跨堂邑、馆陶及临清三县,不少的地方有他的佃农、账户及机关。初时,武训求地方士绅帮助,后期则地方士绅奉迎武训,以赞助武训为荣幸;所以武训处处可去,处处有家住,处处有饭吃;以“兴学”为名,各处讨账、收租及“照料地方公事”。事实上,武训早已挤入统治阶级的营垒,而成为一方罕有的大财主了。
有人说武训兴学的动机是好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他,应由统治者负责任;我则以为武训自己应负责任。以韩复矩和我为例,韩复矩和我利用武训的动机(主观愿望)与武训兴学的动机(主观愿望)是一致的,异道同归,不谋而合的。动机相同,则不能说那一方面完全被利用。既然武训的动机和韩复矩与我的动机一致,武训所企求的效果和韩复矩与我所企求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武训生于鲁西北之堂邑县,是古赵国之地。自鲁西以至河北省的河间、大名,是历史产生英雄豪杰的地方,自黄巢、宋江、武松、王伦,以至近代小说中的窦尔敦,及“酸枣林”中人物等,皆出此地。那里“人人打拳,个个习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反抗斗争精神很盛;当地豪杰争以能“劫皇杠”(即抢皇帝的银子)为荣耀。在武训所经历的时代,鲁西北人民就武装暴动过好几次,反抗“政府”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强悍难治”,历代统治者都束手无策,虽杀了不少人民,但杀不胜杀。这里穷人中忽然出来一个例外的投降主义的武训,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奇货可居,故特别利用一番,想借此“移风易俗”,软化人民的斗争精神,才把武训作个样子,恣意宣扬起来。如无统治阶级的利用和宣扬,武训的名字是不会为这么多人所知的。今天反动统治阶级已被推翻,那些利用武训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人也多已老死,只有我的年龄较轻,尚留人间,所以我坦白出来,把当年蒙蔽人民、愚弄教育界及知识分子的内幕揭开,让大家明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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