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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2-11第6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论工农通讯员

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论工农通讯员
  加里宁
一、在《汽笛报》第一次全苏工人通讯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接近工人的生活习惯
我想谈一谈目前工人通讯员和报纸领导者应当担负那些任务。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一种时尚。在我们这里的时尚——就是描写新经济政策的坏的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时期投机商人的坏处等。
我觉得现在已到了报纸应该也把充分服务于工人的生活和要求的任务担负起来的时候了。如果这是一个运输报纸,那么它不仅应当报道运输工人对技术的要求,而且也应报道他们在家庭中的生活,他们对学校、大商店、某种店铺、合作社和一切有工人的公共机关的要求。恰恰是对工人的要求和需要的报道比较差一些。
比如说,如果我走进了某一个店铺或大商店里,那么我就应当好好地受到招待,替我包好我们买的东西,要注意地对待我,不要使我等得太久。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对工人的要求不加注意,那么很明显的,工人的利益就被损害了,因此报刊应当报道这些事情。
不应当这样写
不久以前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拉林关于提高房租问题的一篇文章,当时正打算要增加房租。
拉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新经济政策时期对投机商人应当提高房租,不过对工人应当减轻。
我读了拉林的文章,没有发现一点新的东西。这种文章,大概在战前,在我们的地下传单上,我还能够把它读下去;大概在那里还能找到可以代替拉林这篇文章的许多段落。
现在,在一切语言上——法文、英文,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文章,因为其中一点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因为其中只有工人应当少付房租的赤裸裸的原则。但是拉林如果真正地研究了关于住宅的问题,那么他应当提出:如何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保证工人的住宅,国家为此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
因此,我觉得许多年轻的工人通讯员很容易落入这个窠臼。任何通讯员都是如此。他能够在运输工作人员的工作中找出许多缺点,从铁路首长起到普通工人为止。但是这是不是说可以这样写,如同拉林同志所写的一样呢?我以为不然,因为这只是捡便宜。
工人通讯员应当是怎样的?
你们也感到一般生活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努力于寻找真理,并且以后也为这一真理而斗争。当然,有时他不是为真理而是为错误而斗争,但是事实上他是在找寻真理,并且为了不顾困难走向真理而常常遭到打击。
另一种人是顺着潮流走的,只是把为大家所不满的事情及早地喊叫了出来。这里你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喊叫这一件事。我愿工人通讯员都成为第一类人,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并且还要保卫它。可能这个真理有时候是与总潮流相反对的。工人通讯员越能独立地研究他在报刊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照我看来,他作为工人通讯员也越有价值,作为一个人也越有价值。但是,无疑地,这也是与生活不愉快相关联着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与工人通讯员独立地仔细地研究每一个问题相关联的。我觉得,这条道路,不论它如何的困难,它仍然是一条最好的道路。这种通讯员想写拉林同志所论述的题目的时候,应当向自己提出这样问题:国家要保证工人的住宅需要具有怎样的物质条件呢?通讯员应当首先知道,我们的住宅基金大规模地缩减,住宅面积日益减小。通讯员应当研究什么是缩减住宅基金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用什么资金来作这个住宅基金。当这样来看这一问题的时候,那么发现,目前保护工人不在于说一些一般的空话,而在于好好地衡量一下用什么来帮助这一要求………
(原载苏联《汽笛报》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论写什么和怎样写
在前几期的《农民报》上,我回答了许多有着共同意义的农民的来信。我的回答又引来了大批的来信。
从一方面来说,这一点应当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它标志着:农村过着积极的政治生活,农民注意《农民报》,而且不只注意它的论文,还自己通过报纸充分地参加了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努力对地方政权的缺点方面起作用。对这种趋势无条件地应当帮助,应当帮助加强联系,加强报纸及其同人与农民读者群众的关系,因为它不只对农民是有益处的,而且对通过《农民报》直接了解农民需要的报纸同人是有益的。农村对他们将更接近些、亲近些,农村中所发生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过程也将清楚一些。
另一方面,信件的来源是这样大,而个别人的力量又是这样弱,以至于不要说回答,就连读都失掉了可能性。当然,可以让会选择值得读的信的有经验的人先读这些来信。我在这方面曾尝试过,但其结果还不能估计出这个经验。但是不论如何——来信的分类是服务机关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读书;但是,如同我所说的,在这方面对我发生的结果如同对春初的水磨所发生的结果一样:水流把整个的水磨都淹了,水比堤还高,这样大量的水不只滑过磨盘,而且完全停止了水磨的工作。这些原因使我注意来信的通讯员所谓通讯工作的严肃性,报纸上报道农村中在作什么,来信者所在地在作什么。
写给报纸的信件,虽然写上了我的名字,但已经不是私人的来信,私人的控诉,而是一种文件:它的作者想用自己的来信作为政治行动,使社会注意他所知道的坏事,暴露出坏事的根源,并时常提供医治坏事的适当方法。
没有问题,不能只写生活的坏现象。只写坏现象——就是指出生活的一个方面,甚至是立体三角的一面,然而一个方面不能得出物整体的概念。只有在了解全面以后才能得到完整的概念。
但是写给我的来信使我感觉多么难以处理,同样通讯员也是难于充分和全面地报道地方生活,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各种事件的内行。
每个通讯员大半都给自己划定他所能报道的问题的一定范围。应当直接地说,凡熟悉本身事务的人所写来的信,很少不用,如果它们不直接被发表的话,那么它们的思想,而且有时连形式都会被文学家引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和被演说家引用到自己的讲词里。
因此,如果来信作者要想(而什么样的作者能不这样想)他的来信不会不被采用、不被抛到以能够容纳大量纸头为特点的编辑部的字纸篓里的话,就必须很好地知道他所要写的对象。要知道编辑部与自己的读者的联系不足,例如,教授与自己的听众的联系那样,——报纸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议会或是一个经常开会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们,自己学习着,自己还教别人学习。来信的通讯员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像学生向自己的教员所提出的一样,而有时来信的作者是用他的问题来使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加以考虑。
我之所以说这些,即应当写有推动写作的严肃原因的东西,在写以前必须自己先好好地想过,最好是与别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值得与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去讨论。当决定或已经决定了必须写,就应当好好地写,起码要努力写得好一些。最好抄写它几遍,把多余的话删掉,把不清楚的写清楚,努力修改信中的一切文法错误,使得它成为清楚的,并且尽可能是漂亮的。
关于这一点,我听到过成千次的反对:我们不值得把信件抄写几遍!写得不好也不怪我们——这里要什么漂亮,即使能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出自己的思想也是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好好地写,就是因为写得不好:如果都写得好好地,那么我也就不必说要好好地写了。如果某人承认他的信具有很大的意义,他要用这封信做一件大的社会工作,那么他就不会吝惜时间去抄写,也不会吝惜时间去与别人进行初步的讨论。
那么,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说,这封信将不会被抛弃,退一步说,这封信在通讯员的头脑中会留下印象的。
(原载苏联《农民报》第四十期,一九二四年。)

中苏友好保证世界和平

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中苏友好保证世界和平
  林之樵
《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北京中苏友好协会编,时代社出版二五开本,二一九页,基价一三元
《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是纪念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而出版的,取材的时间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年十月。
本书收有文章四十余篇,其中有十四篇是苏联朋友所写的有关中苏友好关系的文字。有六篇“征文选刊”其中四篇是记述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形的。(这是一次什么“征文”,从原书中竟无法知道,这是编辑上的一种疏忽。)
从本书所收集的苏联朋友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苏联朋友是如何估价中国人民的胜利。例如真理报写道:“中国人民的胜利,无可限量地巩固了国际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线,给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鼓舞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去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去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变,其意义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的还更为重要。”苏联农业部副部长斯托列托夫说:“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这是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其意义上讲来,这个胜利是我们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世界上一切自由思想的人民都感谢这些胜利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中国人民的胜利打开了巩固并发展中苏友谊的道路。而这个友谊则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而强有力的保障全世界和平的力量。”苏联历史科学博士阿瓦林说:“在民主力量阵营里,苏联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的一个伟大盟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强大而无敌的力量。”政治评论家米洛夫引述了莫洛托夫同志去年说的一句话:“在二月中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友谊在巩固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变成为伟大而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可以和它相比拟的。”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历史的胜利,是充满着同志的愉快的感情的。西蒙诺夫说:“我们苏联人民感受到一种兄弟的感情。”“我要为他们一年来的成就而感到兄弟般的喜悦。”
在现阶段,我们中国人民所受苏联的同志的援助,真是非常巨大,这本书可喜地搜集了极多的和丰富生动的材料,向读者雄辩地作了证明。
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曾经参加访问中国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到人民的中国,她说:“我和代表团所有团员同志们一样,深信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活力潜藏着无限的力量,他们是胜利者,也是建设者。我深切信服伟大中国人民的天才、纪律性、革命性、勤劳、诚实、英雄主义和勇敢。”
苏联给与了中国重大的国际政治的支援,精神道义的鼓励,以及物质上的输血,但更重要的,是它无私地向中国人民和盘托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人们不能不为此而兴奋鼓舞:苏联人民经过三十年长久的历史的曲折,用血和汗摸索出来的伟大经验,中国人民在一开步走时,就把这些获得了。中国人民因此得以缩短历史的行程,减少许多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要看在一年来的建设事业中,是如何广泛地采用着苏联建设的经验,因而在一切战线上都打了大胜仗就可以知道了。
苏联派出了多量的专家来帮助富有战斗毅力的中国人民,使我们不但有勇,而且更有智慧。从本书中关于苏联专家们的记述中,我们只要引述下面的故事就可以见一斑。
桥梁专家沙格洛夫被派来中国帮助修复铁道桥梁。有一篇文章这样描写着他忘我的国际主义精神:“每当一件事情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时候,他总是要尽最后一点力量挣扎的。在工作时,由于操劳过度和饮食的低劣,终于把他的一张红光焕发的面孔,变得像一个久困牢狱似的消瘦和灰暗了,两只眼睛也陷进了眼窝。当我们的负责同志劝他休息时,他却严肃地说:‘在我还能支持的时候,是决不愿意在困难中的中国人民面前休息的——因为这个工程,关系着中国人民最大的需要,它一天不修复,就等于南中国人民多受一天灾难。’”
沙格洛夫又曾经在政治上教育了我们一些比较麻痹的同志,他说:“是否需要很快地修好它?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就应该尽所能的马上修成。……困难,不能决定我们修不修……而是决定修了之后,我们怎样设法从技术上去克服它,所以,技术只是我们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这就是说:技术必须服从政治任务。
沙格洛夫是用什么态度来工作的呢?是摆着“专家”的架子、一脸孔“得天独厚”的“恩人”面貌、顿着脚咒骂着和鞭打着中国工人——象美帝国主义殖民者曾经在中国表演过的那副丑恶的气派么?不是的。他是“不辞疲劳地和我们一起进行了修复工作。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情绪,他不顾疲劳地用着生硬的中国话,用劲地喊着:‘同志们!好不好?对不对?行不行?’那种亲切的声音和样子,使得我们感动万分”。
使我们更加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苏联专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单纯地帮助我们做好工作,而是要使我们学会做好工作。沙格洛夫说:“我必须使中国同志们从心里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我的任务不仅是要按期修好这个工程,而且还要使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中国同志都领会这些道理,好在再遇到和这相同的情形时,就能很快的、正确的紧握人力和物力来处理它。”
“对于器材,他是像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的。每当现场稍有浪费现象的时候,他总惋惜地说:‘这是国家的损失!对于人民,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同样的,他也决不愿意让可能节省的人力有丝毫浪费。他常常这样说:‘人力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必须极尽所能的从技术上设法节省人力。’特别是同志们的安全,更是他所关切的,他曾不厌其烦地屡次建议我们负责同志,要每个直接领导施工的干部,熟悉现场施工规程。要绝对防止事故和伤亡。他说:‘工作同志在家有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在工作中,干部就要有互助的精神,不爱护同志们的健康和关心同志们生活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
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明显地看出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政策,是要使中国永远是乞求者、依赖者和最大地糟蹋人的力量和人的生命的落后国家,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则是希望中国长成为一个独立的、善于支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的、以及珍贵人民的劳动能力和幸福的前进的国家。
在这些诸如此类的动人事实中,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中苏人民的无私的、纯挚的感情而感动,从而深切了解到国际主义的真谛。因此,这本书是极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关于工农通讯员问题

第6版()
专栏:新闻信箱

  关于工农通讯员问题
一、新闻总署复华东新闻出版局电
华东新闻出版局恽逸群同志并全国各新闻出版局和报社:
函悉。发展工农通讯员的目的在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揭发并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经常报道群众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工农通讯员是工农群众中的一些热心的业余写稿人。报纸应当通过自己的记者在生产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村干部中,党和工会、农会工作者中发展这种业余写稿人。工农通讯员不是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他们与报纸之间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他们愿为什么报纸写稿,有选择的自由。但事实上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情形,即党工作者由于他们的自觉而首先为中央和地方的党的机关报写稿,工会工作人员首先为工会机关报写稿等。这是完全自然的,而非强制性的。决定的关键在于报纸本身的群众工作。凡是重视工农通讯员来稿,积极帮助和组织他们写稿并给他们的来稿以地位的报纸,便能争取到大量的工农通讯员。除此以外,报纸不应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来获得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工会农会或行政负责方面限制其成员为报纸写稿,各报自行划定发展工农通讯员的范围或限制工农通讯员为他报写稿,都是不对的。
有的地方发现工农通讯员有一稿两投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应由报纸编辑部负责。报纸不重视工农通讯员来稿,不帮助和组织他们写稿,不给他们来的稿件以地位,当然也就影响到一部分写稿人,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稿两投的办法来为自己的稿件寻找出路。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应当改变编辑部对待来稿的态度。在编辑部改变了对待来稿的态度以后,一稿两投的现象将会逐渐减少。对于最后残存的这种现象,是可以用适当的教育方法使之消灭的。
二、本报编辑部答河南日报总编室河南日报总编室:
一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
新闻总署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华东新闻出版局恽逸群同志关于工农通讯员问题的电文中,首先就说明:“工农通讯员是工农群众中的一些业余的写稿人”,在以下列举的发展对象中,又把“生产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摆在第一位,其涵义是很明确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属于工人阶级,并且是与工人一起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其中有政治觉悟的积极分子当然也应该发展为工人通讯员,其本人阶级成份和他的家庭出身一般地不宜混为一谈。在老解放区中,已开始产生出一代新的农村知识分子。在新解放区中也有许多为人民服务并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农村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农村小学教师),他们常是农民积极分子的代笔人。这种人当然也可以发展成为农村通讯员。至于在党和工会、农会工作者中发展工农通讯员,指的是工厂农村中的人员。如果因此就把省、地、县级机关中的通讯员都解释为工农通讯员,是不对的。
有些报纸把工农通讯员解释为狭义的工人和农民中的通讯员,而不注意狭义的工人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固然是工农通讯员中的主要部分,其他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脑力劳动者也是重要的发展对象。不吸收他们来参加报纸工作,将是报纸的一种损失。但是,如果只注意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村干部中,党和工会、农会工作者中发展通讯员,而不注意在工人和农村的生产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中发展通讯员,那便是错误的。

出版动态

第6版()
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土地改革的出版物
中南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为了宣传土地改革,已经从去年秋天起陆续出版了土地改革手册,土地改革手册续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邓子恢广播词),土地改革政策通俗宣传资料,土改问题参考资料,为完成今冬明春土地改革计划而斗争,中南各省农村情况调查,土地改革试点资料等小册子。把土地改革工作人员所必须有的知识广泛地传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地区的出版机关都应当作好这个工作。
期刊界继续阐发《实践论》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今天中国人民思想建设上的最重要的文件,对于新中国建设事业各方面都将起重大的影响。出版界,特别是期刊界,应该努力组织对这一文件的深入的学习,并联系各方面工作,根据刊物性质和读者对象,写出深入的或通俗的阐扬的文章。《新建设》杂志三卷五期除转载了《实践论》全文外,并发表了社论:“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和李达的论文:《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此稿二月一日同时在本报发表)。三卷九期《学习》杂志继续发表了君麟的《对〈实践论〉基本内容的一些理解》。希望有更多的杂志来发表同性质的文字。
表扬我国历史的文化和文明
正确表扬我们祖国悠久历史中的伟大文化和文明,在进一步树立健全的马列主义历史观和推动新中国的爱国主义建设热情上,都是极重要的。《中国青年》五十七期,在这方面做了一个表率。这一期里刊载了四篇这方面的文章,作者为金灿然、钱伟长、翦伯赞、宋云彬。金灿然的“爱祖国的历史”概括地批判了旧的历史著作中在这方面的偏差,说明应该如何重视和吸收长期历史发展中的文化遗产,叙述了我们历史中的重大业迹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先导地位。钱伟长教授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本报已于二月一日转载),向读者介绍我们历史中的先哲们在水利工程、数算、机械、纺织、造纸、火药、印刷、地下矿藏的发现等等方面的珍贵创造,证明我们祖国的历史曾经走在世界史的前面,对世界文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印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为了提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配合大学课程的改革,组织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准备编印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中国近代史分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东捻西捻、回变、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等十二个题目,每一个题目为一种,包含史料自一百万字至一百二十万字。编委会的分工是这样:太平天国、北洋军阀和五四运动三部分,由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向达教授负责组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两部分,由清华大学史学系编辑、邵循正教授负责组织;回变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编辑、白寿彝教授负责组织;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由辅仁大学史学系编辑、陈垣教授负责组织;鸦片战争和东捻西捻两部分,由燕京大学史学系编辑、翦伯赞教授负责组织;戊戍政变和义和团两部分则由翦伯赞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担任。这套丛书的编辑方针是:一、编到旧民主主义时代完结止;二、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与论断;三、搜集的资料必须是能反映近代史上某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或某一侧面的;四、所录材料,一律保存原型。这一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将表现它的一个新特点,就是《读编联系》——以后某丛书的编者要负责答复关于他所编的这一历史运动的资料的询问。
这一丛刊的编印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全部脱稿可能延至一九五二年。翦伯赞教授负责编辑的《义和团》已由神州国光社排竣,三月间可出版。
编制一九五○年翻译图书总目录
出版总署编译局近正编制一九五○年全国翻译图书总目录,以便了解全国翻译工作情况,使全国的翻译工作逐步走向计划化。他们希望全国翻译工作者予以协助,将已出版的翻译书籍,按原著外文书名、原著者姓名、原书译名、原著者译名、原书及译本出版者名称、原书及译本出版年月、原书版次、书籍种别(分哲学、史地、文艺等类)、全书页数字数等项,尽速函告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出版总署编译局。
关于新连环画
据上海连联书店(上海八十一家连环画出版家的统一发行机构)统计,解放后出版的新连环画已有七百八十种(见解放日报一月十六日报道),其中销数最高的如《百万雄师渡江南》、《解放大上海》等达七万份,《女英雄赵一曼》、《团的儿子》等达五万份,《美帝侵华史》、《怎样认识美国》等出版不到一月,销售了两万份。这证明这些通俗读物是受着广大读者欢迎的。但在连环画的制作、出版中,粗制滥造的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在思想上,还有若干残留着迷信、封建和色情的成份;在艺术上,因为制作者对新的事物体验不够,因而刻划形象、表现故事、传达感情,很多都是不够的。这类通俗读物将逐步成为新教育新艺术普及运动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制作、出版方面,提高思想及艺术水平是今后发展上的迫切要求,希望连环画的制作者和出版者切实认真搞好这个工作。
《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计划
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以介绍、普及历史知识来宣传爱国主义;它的阅读对象是中等文化程度的工作干部和知识青年。这一套丛书将包括历史人物(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的传记,重要的历史事业及文物古迹的介绍。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有着极丰富的内容,有系统的发掘与阐扬是迫切需要的。除了这套以青年为阅读对象的丛书外,我们希望更有以工农兵和儿童为对象的通俗历史丛书出版。
抗美援朝知识丛刊
开明书店最近编印了一套主要供中学程度青年阅读的《抗美援朝知识丛刊》,以介绍有关美帝侵略政策、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力量、世界人民击败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知识为主旨。现已出《原子弹真相》(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编)和《苏联打败帝国主义干涉简史》(陈驰著)二种。内容都相当精审。
《中苏友好》的革新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刊《中苏友好》由三卷二期(二月)起改为半月刊。在内容上也有改进,比以前活泼一些。
三卷二期中有《介绍柯瓦列夫总结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方法》一文,本期《苏联学术界动态》栏内发表了关于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危机理论与历史问题的讨论和苏联教育界关于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与改进语言教学的讨论的材料。克鲁辛斯基的四幕剧《在西方》从本期起连载。
《新观察》在进步中
《新观察》是一种有兴味的通俗综合刊物,在第二卷改革以后,每一期都有进步。最近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绝大部分的文字和图画照相都叫人愿意看。这一期登载的郭俊卿、田桂英、梁军三位女青年团员的作品是很有趣的苏联访问记。《坚守飞虎山的英雄们》和《抗日战争中的杨柳庄飞石大战》是两篇极其感动人的通讯和回忆。
关于出版物的几种小统计
据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统计:截至一月底止,该处征集到的一九五○年十二月份初版的新书计五三六册,其中通俗读物(包括少年儿童读物)三六四种,政治类六四种,文艺类五三种,经济类二一种,自然科学类一四种,教育类九种,地理类(包括地图)七种,历史类四种。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然科学读物的出版,在种类上还很小。
同一来源的资料,说明:一九五○年全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书籍(通俗读物不在内)计一二七种,其中农业类、工业类最多,前者有四十四种,后者亦有四十四种,工会和工运类一八种,商业类十一种,财政金融类五种,其他五种。这一初步统计资料说明:以经济类书籍论,它的出版情况还是落后于这一广大部门的现实需要的。
另据一月三十一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个别“冷门书”的印数:商务印书馆重版的《拓扑学》——讨论几何学的专门译著,仅印五百本,初版的《铁路行车学》一千五百本。不管印数怎样微小,但这类有价值的“冷门书”的出版是应该受到称颂的。

报纸动态

第6版()
专栏:报纸动态

  报纸动态
农民讨论会
长沙大众报(省农民协会主办的通俗的农民报)用在报纸上组织农民讨论会的方式加强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已收到了初步的成绩。
去年十二月,该报举行了题为“朝鲜打胜仗,时局怎么样?”的时事讨论会,在列举的五个小题目中,把时局和湖南的农民运动具体地联系了起来。
今年二月一日,大众报发表了农民土改讨论会的结果,这一次讨论收到了全湖南十个专区中九个专区的来稿一百三十三件,其中有十三件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许多农民用当地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实行土改必须斗争地主的道理,表示了农民对地主钻空子、反攻的警惕。
举行这样的讨论会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农民通讯工作缺乏基础的新区,这是联系农民群众、提高农民积极分子写作热情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讨论会和与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农民群众的进一步联系,就可以培养出大批积极的农民业余写稿人来。
沈阳日报的读者座谈会
沈阳日报为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在一九五○年一年中,曾召开各种座谈会十四次,其中包括全市劳模座谈会,工商业者座谈会、街道居民座谈会,基督教人士座谈会,街道宣传员座谈会,会计人员座谈会,参加军干校青年座谈会等。通过这些座谈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同时在搜集群众对党与政府及时事的反映,与推动党和政府的当前工作上,也都起了应有的作用。”
经常有准备地举行这样的座谈会,是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过去上海有几家报纸实行过这样的办法,其他地方的报纸也值得作一些这样的尝试。

评一本科学连环画《从猿到人》

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评一本科学连环画《从猿到人》
薛鸿达主编华东书局版 王奎克
最近我看到了七、八种以《从猿到人》为题的科学连环图画,用形象来代替长篇累牍的文章,说明了人类的演化过程,对于学习社会发展史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些书中都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我特地选择了一种有代表性的,即上海华东书店出版、薛鸿达著的《从猿到人》(大众科学图说第一册)作为例子,来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关于内容方面的:
讲自然科学的通俗书,选择材料必须特别慎重,一方面需要不失科学上的正确性,同时,应当适合读者的需要。在说明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里,人种的分别根本不需要讲系统,树图也可以省略。本书却选取了这种材料,增加了若干错误。如第三页的一幅人类发展系统树枝图,错误就不少:
(一)图上画了黄、白、红、黑四种人,把澳洲种漏掉了。所谓“红种人”普通是指美洲印地安人来说的,其实他们同属于黄种人。
(二)“北京人”(即中国猿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这是先进的学者们所承认的。图上却把他当作人类发展的旁支。
此外:(三)竟把皮尔当人当作了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四)把尼人和克鲁马浓人(图上写作“真人”)当作完全无关的两族,都是不妥当的;(五)图上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及大猩猩四种猿类的分枝也不妥。
这本书里,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年代也有错误:(一)第三十九页上说“过了二三十万年”出现了尼人。但是在第五十八页的总结里面,又把尼人放在十五万年到五万年的一栏里。(二)第五十八页的总结表所用的时代名称都有问题,所记年代也不正确。有巢氏、燧人氏等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只能说明人类进化过程中某些阶段,不能作为信史。表内“人的身体的发展”一栏,也没有科学根据。其实把这个表格列入书后面大可不必。
还有第二页上画了几种迷信图,虽然旁边细字印的话是辟迷信的,但如果只看了图画(例如不识字的人看了),作用却正相反。其他的问题不再列举。
第二,关于绘图方面的:
图画方面也颇有可商讨的地方。在十六页上猿人画的太臃肿;十七页上却画了骨骼?二十三页上画原人搬运大树,这样粗大的树,如没有钢铁工具恐怕很难砍断。第四十页上所画“大象”(即猛犸)与原始人的比例不相称,实际上“大象”要比人大得多。
第三,关于文字说明方面的:
(一)说明的文字和图画同样重要。但本书中有些说明不能令人满意。例如:第二十四页和第二十五页所讲的是语言的发生,但标题是“北美土人的手势”。第四十一页“真人”的说明:“又过了十万年,真人的面貌见,双手又活又灵,脑力已很聪明,身体大鼻子高,人类从此定形。”“真人”既指克鲁马浓人,他是白种人的祖先,所谓“从此定形”,仅是白种人定了“形”,不是全人类的“形”。这是一点。还有,人类的演进并未停止,“定形”的说法亦可商酌。第三十一页上说:“寒天没衣冷难煞,编我树叶挂在腰”,树叶并不能御寒,要御寒应该穿兽皮。此外,散见全书的许多人类学上的专门名词,如“北京人”、“尼人”和“皮尔当人”之类,于对一般读者是很生疏的,说明中没有加以解释。
(二)通俗的文字用韵文来写,本来是很适宜的,因为韵文读起来顺口,又可以帮助人记忆。但是用韵文有个条件,就是要能确实表达意思;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不如索性用散文来写。否则只为顾全韵文的形式,反而牺牲了内容,有什么好处呢?例如:“请看人类第一代,五十万年前他们在,双手万能打天下,人的世界从此开。”这里“第一代”应改作“第一阶段”;“五十万年前他们在”,“双手万能”等句,文法上或论理上都欠妥适,这样的韵文,不如老老实实写散文。
第四、关于编排方面的:
这本书的材料不少,但没有在编排上用些工夫。第三页突然画了一张人类发展系统的树枝图,没有人类学知识的人那里看得懂?第四页和第五页用动物骨骼表示动物的进化,而从第六页到第十一页,又画出动物进化图,令人感觉重复。在讲人类进化的一段里面,加入手、脚、石器和人脑等图,没有显明的标题,不免觉得凌乱。从第四十二页以后把尼人时代的事和尧舜禹时代的事不分前后的放在一起,看不出人类进化的次序。这样的编排,不能帮助读者了解和记忆。还有一种重大的缺点,是缺乏故事性和连贯性。要使连环图画对读者具有吸引力,必须有紧密的连贯性,才能使人觉得非看到底不可。这本连环图画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把《从猿到人》的材料故事化与紧密连贯起来固然比较困难,但要做到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本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错误和缺点,可是目前科学的连环图画还在尝试的阶段,出版者与编绘者的努力,是应当鼓励的。我把错误和缺点指出来是想引起大家对这类书刊的注意,逐步提高通俗科学读物的水平。我们希望出版家一面修改已出各书的错误和缺点,一面鼓起勇气,多出一些内容正确,编排优美的科学连环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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